12名狀元裏10個學醫：香港熱衷的醫學，大陸學生卻選擇逃離_風聞

· 世界華人週刊出品 ·

作者：張老六

醫科，竟然是香港最吃香的專業。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開始大幅擴展中學和高等教育。

從那時起，香港人和內地人一樣，都十分推崇“新科狀元”。

據香港文匯網消息，2019年香港高考——中學文憑試（DSE）結果於7月10日揭曉：12名考獲7科5**狀元（5**是最高評分, 7科5**狀元即是指一次考試中有7科全取得最高分的高材生）。

據悉，12名狀元竟有10人想讀醫科！

其實，香港人熱衷當醫生早已不是什麼新聞。

從往年的數據看，我們可以看出醫科一直“狀元”們熱愛的專業：

2014年，12名狀元有5人升入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就讀；

2015年，11名狀元有超過2/3表示有意報讀醫科；

2016年，4名狀元有3名錶示立志行醫；

2017年，6名高考狀元一致表示希望學醫；

2018年，9名狀元4個想學醫生。

有人就拿香港的“學醫潮”和內地的學生選擇專業相比較，發現內地的學生首選專業不是金融就是IT，醫科卻成了大冷門，排名進不了前十。

要知道，在香港想讀醫學院可不容易，考生最少須考獲五科32分的成績（即大約四科5**，一科4級），才有機會被錄取。

所以在2012/13學年，內地推行“部分高等院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後，很多成績不太理想但又立志當醫生的港生，就轉向報讀內地醫學院校。

以暨南大學醫科為例，2016年就招收了86名港生。

但港生讀內地的醫學院，後面的路比西天取經還難，比如他們大學要讀的化學，對內地生來説只是中學程度，對而港生來説卻是新的課題。

明明是來學醫，卻好像讀了化學系。

畢業後想回港當醫生，又被當成“海外醫科畢業生”對待，需要通過香港醫委會的執業考試（及格率極低，不足20%），才能在香港執業。

可既便這麼苛刻的條件下，港生還是對“學醫”保持着瘋狂的執念。

那麼問題來了，同為莘莘學子，面對的也是同一個世界的競爭，兩地的學生對未來的人生規劃、價值傾向以及市場判斷怎麼會如此之大？

我們不如來了解一下各地的醫療體系，或許可以探究一二。

1

大部分人會把影響內地學生報考醫科的積極性，歸咎到兩個方面。

一是學醫週期長成本高，工作高負荷投入和創收不成正比，二是醫患關係差，醫生得不到社會尊重。

眾所周知，在中國培養一名醫生的成本非常高昂，一名醫科學生成為執業醫師，通常需要七至八年。

然後從醫學院畢業，到成為主任醫師又需要約20年，一個醫生到了40歲上下，職稱基本就到頭了。

然而在這中間，物質回報卻不一定盡如人意。

中國醫師協會2018年1月發佈的《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顯示，中國醫師收入與其社會貢獻是不相符合的，正高級職稱年人均收入剛剛超過10萬。

這與西方國家醫師動輒數十萬美元的年收入根本不在一個級別。

就目前的社會發展現狀而言，一個人擇業的方向標，多少還是看它所能帶來的經濟基礎和物質保障。

所以，78%的醫生不希望子女從醫，網絡上還有這樣數據：

“10 年來，中國有 470 萬醫學生畢業，而醫生總數只增加 75 萬。其中，25—34 歲的醫生比例從 31.3% 降至 22.6%。”

顯而易見，醫生在大量流失。

要知道，內地的三甲醫院醫護人員收入高，年輕醫生和基層醫生收入低早已成為共識。

很多學生從醫學院畢業後，如果無法進入三甲醫院上班，他們寧願到醫藥公司上班或是賣醫療器械，也不願意從醫。

基層醫院一方面醫生大量流失，一方面根本招不到滿意的高職醫生。

相對的，基層醫院也招攬不到病患。

舉個例子，很多患者連闌尾炎這樣的小手術，都不敢在縣級醫院做，他們寧願多花一兩個小時的車程到大醫院動手術。

這於是又衍伸出另一個問題，醫患之間的不信任。

大醫院為了接納周邊患者，時常人滿為患，醫生一方面需要克服僧多粥少的局面，還要處理一些對醫院的期待過高和不信任的患者。

這使醫院環境越來越差，醫患關係也時常緊張。

2018年《白皮書》顯示，62%的醫師認為執業環境沒有改善，50%的醫護人員認為工作沒有得到社會認可，62%的醫師發生過不同程度的醫療糾紛。

不過，你不要以為這些現象只是內地存在，其實香港醫院的弊病更嚴重。

2

在香港，培養一個醫生成本可不比內地來得少。

有媒體曾報道，香港培養一個醫科生的成本每年近60萬港元。

而一個專科醫生從入學到畢業可以執業，動輒十年。

當然，香港醫生的薪資跟內地醫生的薪資比起來，多出了好幾個級別，但他們同樣面臨着醫生流失、人手短缺的問題。

“急症室醫護人手緊張，病牀不夠，公共醫療資源短缺，醫療成本上漲”，這些都是香港醫療體制弊病的側影。

在香港，醫生對人口比例，每千人僅有1.9名醫生。

香港人“看病難”也不是什麼新聞了，例如一名內科患者，在九龍中醫院聯網，要排隊等候100個星期，等於差不多兩年才能見到醫生。

所以，香港也會爆發靠特權插隊的醜聞。

香港的醫生也常被指冷漠和疏忽：“看病只有兩分鐘”、“只看計算機不看病人”、“沒有表情和同理心”……

而且，香港醫療失誤也頻繁發生：

3月25日，聖保祿醫院一名57歲女患者接受切除腎腫瘤手術時，被錯誤切除脾臟；

5月31日，將軍澳醫院，一名男童右手掌指關節脱位，醫生錯於右手拇指做手術；

廣華醫院一病患驗出腦瘤，一年半都無人通知他結果，也未提醒其回診，病患延誤病情導致半身無力。

香港醫生每週要工作60小時以上，比內地醫生的51.05 小時多出足足10小時。

更有14%工時達65小時以上的醫生説，曾在做手術時“瞌眼瞓（打瞌睡）”。

公立醫院的環境已經惡化到很多長者的“最後一程”都只能在“路邊牀”，毫無尊嚴。

香港公立醫院醫生工作繁重程度，已並非內地人所能想像，所以，部分有理想的醫生，為了能夠好好看病人，就會轉投私營醫院。

3

在這裏，我們不得不談一下香港的私營醫院。

香港醫療系統主要分公、私兩個系統。截至2015年，香港公立醫院共有42間，私家醫院有11間。

市民在公立醫院看病，可獲得95%的醫療補助，私立醫院則需自費，所以有九成的香港人都選擇到公立醫院看病。

然而，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只佔了45%，私立醫院則僱傭了餘下55%的醫護人員。

人手如此不平均，原因是什麼？

因為當地“政府和市民都不想多付錢，但又要醫療服務快速便宜”，只好讓醫生無上限的加班。

而市場的另一端，則是私營醫院“酬勞高、工作量少”的誘惑。

兩者相較，自然造成了公立醫院人手大量流失，人手分配嚴重失衡。

這種失衡持續了20年都沒有改善，所以香港的“醫生不足”，其實是個偽命題。

但當地政府卻有意無意地把“醫務人員短缺，醫護逃亡到私立醫院”的問題，歸咎到內地孕婦湧港生子上面。

來源：南都漫畫

從某種程度來説，香港醫療其實已經從服務演化成產業了。

因為，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就是，香港的醫療技術和服務，不但在亞洲具有優勢，甚至可説是世界一流。

尤其是香港的私立醫院，他們在1999年起就自願接受英國的評核機構Trent Accreditation Scheme （TAS）兩年一次的稽審評鑑，部分醫療標準甚至超過英國水平。

這便吸引了世界各地特別是內地人選擇赴港就醫，婦產科就是最好的例子。

2010年期間，香港私立醫院迎合內地孕婦赴港生子的熱潮，創下的營業額估計超過50億港元。

僅婦產科這項收入，就佔了香港私立醫院一年營業總額的四成，與服務九成病人的公營醫院相當。

這是一個龐大的私營市場。

中國另一個生機勃勃的醫療私營市場則是台灣。

台灣與香港的醫療制度很相似，民眾就醫的90%費用來自政府預算。

但同樣也面臨着“低廉的收費招致醫療資源浪費，特別是急診醫療服務的濫用”等問題，台灣和香港的醫療體制，其實都瀕臨崩塌的危機。

所以當地政府不得不鼓勵私營市場的發展。

在“自由行”的政策下，同樣具備醫療優勢的台灣，選擇了“觀光醫療”作為主營目，特別以“醫美觀光”為主。

僅2016年，台灣醫療觀光的產值就有139億台幣。

順便提一下，“觀光醫療”存在已久，譬如印度、泰國、新加坡、西班牙等國家都在發展“觀光醫療”。

就連中國也以“中醫和便宜人力”來積極推動觀光醫療。

而客户呢，據研究大部分都來自美、英兩國。

美國人到海外就醫的主因，是因為美國醫療費太高，越來越多的中產階層無力購買醫保；英國則是就醫時間等候過長。

4

可見，私營醫療的崛起，才是造成香港“醫生不足”和“學醫潮”矛盾並存的原因。

有人就問了，既然香港醫院如此緊缺人手，內地醫生是不是可以赴港行醫？

答案是肯定的。香港為了彌補醫護人員空缺，也試圖引入外地人才 。

然而，香港執業資格考核極其嚴格。

除了“專業知識、醫學英語技能水平、臨牀考試”考試合格，還要擔任一年駐院實習醫生，接受培訓和指導，才能正式註冊香港醫生。

這中間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幾乎斬斷外地醫生入港的慾望。

但有意思的是，因為中國內地的私立醫院少，僅佔全國醫院千分之一。

所以從2000年開始，內地就對醫療市場陸續開放。

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香港和台灣的醫生都能到內地發展。

這也算是側面鼓勵了更多的港生和灣生保持學醫的積極性吧。

5

一個社會採用哪一個方法來提供醫療服務，是以“醫患關係特徵、當地政府政策、經濟環境、醫療供需”等因素決定。

兩岸三地的醫療市場走向，或多或少影響了當地學生擇業的方向。

但世界上沒有一個相同的模式，更沒有一個絕對完善妥當的醫療制度。

就比如説，美國着重發展自由市場，公共醫療服務在美國很受抵制。

所以，奧巴馬強行通過的醫保方案，在特朗普攻擊下，恐有被取消的危險。

而英國卻不一樣，英國在戰爭中發現士兵體能衰弱，於是二戰後就賦予國民“從搖籃到墳墓”式的福利。

德國和法國，則是用社會保險來經營醫療服務。

同樣的，中國兩岸三地的醫療制度，各有各的優勢和劣勢。

換句話説，香港醫生的高薪資和“免費”醫療，是否能長久還是一個未知數。

舉個例子，2009年，香港醫管局一度想節省開支而提出要醫生減薪；2015年，醫管局又拒絕讓醫生跟着公務員加薪，引發醫生不滿發起靜坐。

這些事件都對香港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造成不良影響。

反觀中國內地，2018年《白皮書》的顯示令人欣喜，“我的收入與付出不成正比”已不再是醫師對職業不滿的主要因素。

而且，近年隨着醫療紀錄片的播出，患者對醫生多了一分體諒，醫患之間的藩籬也漸漸消弭。

無論如何，未來的發展以及醫療制度的改革，都需要進一步的努力和改善。

但有一點需要肯定的是，“一個國家的偉大程度和道德進步標準”，應該包含民眾對“普世救人”的認知。

縱觀歷屆香港狀元對報考醫科的態度，都緣於：

“我覺得醫生是一個特別的行業，可以直接幫助最有需要的人。”

“希望成為醫生幫助更多病童。”

“對讀醫有興趣，認為醫生工作有意義”。

或許，他們對學醫的熱愛是建立物質得以保障的基礎上，但欲行醫者，應“治其身，正其心，誠其意”。

一個人的幸福感是來自對社會的貢獻，尤其是杏林中人，他的使命應當是能否為病患消除苦痛，這才是一名醫者的最大動力。

相信內地的學生，會對這樣的幸福感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最終迴歸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