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網紅的衰落:這屆韭菜不好割了_風聞
乌鸦校尉-乌鸦校尉官方账号-2019-07-29 15:24
最近,有一位“科技圈網紅”被輿論推上了風口,他就是吳軍博士。
吳軍,2002年加入谷歌,2010-2012年擔任騰訊副總裁,現在是硅谷投資人、計算機科學家,寫過《浪潮之巔》《文明之光》《硅谷之謎》等多部暢銷書。
就是這樣一個牛人,最近卻因為説了一句話,被很多人口誅筆伐。
他批評老東家騰訊,説**“騰訊從來沒有過To B的基因”**,也就是騰訊這麼大的公司,只能賺老百姓的錢,賺不了企業的錢。
當年他在騰訊,主導騰訊的搜索業務——搜搜,手底下1300多號人,**公司投入在10億人民幣的數量級,**從谷歌微軟高薪挖來很多高級人才,有錢有人有流量。
有原來搜搜的員工爆料:
吳軍在騰訊掛着較高的title,很少去公司,幹活和成績都非常少,相當一部分精力都花在旅遊、寫書、思考如何包裝自己身上。
還有人説他在騰訊燒了很多錢,買了很多服務器,但啥成績都沒有,技術框架也亂來,把騰訊搜搜原有團隊給破壞了,導致團隊士氣一落千丈。
搜狗網頁搜索效果前負責人郭昂説:“吳軍做的搜搜的新架構在新版新聞搜索中進行試水,但之後遲遲未能應用於大搜索,直到吳軍離開,仍然沒有成功上線。”
他的老領導劉熾平不點名批評他**“不專注,投入度不夠,沒有把時間砸在工作上”。**
離職以後,人們問他搜搜失敗的原因,他搪塞的理由就是**“騰訊沒有搜索的基因”。**人們問他為什麼離職,他給出的理由是“多陪陪孩子”。
一位騰訊前員工説:
基因論本身就有問題,自己做得狗屎一樣,留下一堆爛攤子跑了,不找自己的原因,**最後一個“沒有做搜索的基因”,為自己開罪。**現在又出來説沒有做to B的基因,(騰訊)開始做遊戲的時候也進展得不怎麼樣,怎麼不説沒有做遊戲的基因?
不光是噴騰訊,吳軍在採訪裏還説:
**“谷歌是一家頗為平庸的公司……**谷歌之所以發展不行,跟CEO的平庸有很大的關係。”
然而他背過身去,就在知識付費平台上開一門課,名字叫**《吳軍的谷歌方法論》**,賣了2226萬元。
課程介紹裏赫然寫着:“在過去的十多年裏,谷歌能夠長期穩健地發展,就是受益於比別人更好的方法論。”
你是把我們老百姓當猴耍嗎?
無論走到哪裏,他都樂此不疲地兜售**“公司基因論”**:
百度和微軟沒能從PC成功轉型智能手機業務,因為他們沒有移動互聯網基因;
蘋果能渡過早年的危機,推出iPod、iPhone,因為蘋果從來都具備創新的基因;
而摩托羅拉是做模擬信號的,做不出數字移動通訊也是命中註定的。
吳軍在《浪潮之巔》裏,把所有企業的成敗歸結為基因問題,但卻沒法解釋:為什麼騰訊有社交、遊戲基因,搞銷售的阿里有技術基因?
今日頭條的張一鳴是個理工男,顯然沒有新聞基因;
騰訊有社交基因,為啥搞不好短視頻?
美團的王興團隊一開始做的都是社交,比如校內(人人網)、飯否,為什麼做團購外賣卻成了?
看人家公司做成了就説有某基因,做不成就説沒有,講這種馬後炮動動嘴皮子豈不太容易了?**沒有操作性的評論,**對於任何一個新企業來説,沒有任何實質意義。
自從2012年離職搜搜之後,**吳軍再沒有什麼成績可以拿出來説。**出書倒是很高產,幾乎1年1本,還到處去做演講。演講的時候,頭銜依然是騰訊原副總裁。
其實不只是吳軍,當我們反觀這二十年,中國“網紅知識分子”的墜落與衰頹,我們就能看出來,一明一暗的兩條主線,貫穿了始終。
1
第一代:“樣板”餘秋雨
1991年7月,餘秋雨遞交了第23次辭呈,辭去了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的職務,孤身一人從西北高原開始,考察中國文化的重要遺址。
5年前,他風光地成為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整個80年代,他先後出版了《世界戲劇學》《中國戲劇史》等一系列學術著作,迎來了學術地位上的騰飛。
就在仕途一片光明的時候,他的生活卻在谷底掙扎。他住在上海龍華一個簡陋的兩居室,一下雨家裏就漏雨。
1992年,他考察歸來寫成的幾篇散文登在《收穫》雜誌上,後來想結集成書,卻幾乎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拒稿理由是“散文不是這麼寫的”。
有出版社想把《文化苦旅》做成旅遊景點賣的小冊子,餘秋雨非常生氣,拒絕了。
直到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慧眼識珠”,把它做成精裝本,還在上海最大的新華書店舉辦新書首發式,才有了後來的《文化苦旅》。
市場反應非常熱烈,首印1萬冊在3個月內售完。
余光中説:“中國散文,在朱自清和錢鍾書之後,出了餘秋雨。”
很快,這書成了中小學閲讀推薦書目,不少篇目還選入語文教材,一代又一代學生變成了穩定的購買羣體。
《文化苦旅》最暢銷的時候,圖書零售商都得搭配着買進其他書,才能搶到《文化苦旅》的配額。
當時上海文化圈流行一個段子,説上海有一次“掃黃打非”行動中,警方從妓女的手袋裏搜出來三樣東西:**口紅、避孕套和《文化苦旅》。**段子的真假已不可考,但餘秋雨圖書之火爆可見一斑。
贊他的人説他“舉重若輕”“將整個當代散文的創作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準”,罵他的人把他的散文喻為**“文化口紅”**“文化避孕套”。
當很多人罵你的時候,你就成了角兒。
但怎麼對待罵你的人,決定了你能走多遠。
1999年前後,他積極擁抱電視媒體,參加了鳳凰衞視牽頭的千禧之旅,前往了埃及、以色列等國家,堅持每天寫一篇專欄,後來擔任《秋雨時分》主持人、青歌賽評委,進一步擴大了他文化學者的知名度。
然而好日子也到頭了。
千禧之旅結束沒多久,北大中文系學生餘傑發表了一篇**《餘秋雨,你為什麼不懺悔》**,引爆媒體,稱餘秋雨在文革中參加過“石一歌”寫作組,寫過極左文章,説他是“文革餘孽”“文化流氓”。餘秋雨遲遲不願回應此事。
上海《咬文嚼字》的一位編輯,**找出他書裏一百多處文史差錯,**而餘秋雨認為自己沒錯,只是雙方理解不同罷了,再次引發輿論聲討。
新書有錯出個勘誤,加印時修改,這是常規做法,但餘秋雨給人一種**“我拒絕批評”**的態度。
有人開始調查他在文革裏做了什麼,有人起底他跟兩任妻子的私生活……一次他和妻子馬蘭上街買菜,經過報攤的時候,馬蘭拽着他趕緊往前走。
他覺得不對勁,在報亭掃了一眼,看到無數驚悚的標題:
《餘秋雨是文化殺手》
《藝術的敵人餘秋雨》
《餘秋雨為什麼不懺悔》
《剝餘秋雨的皮》
……
他看得脊背發涼。
曾經採訪過他的《南方週末》記者張英説:餘秋雨是個完美主義者,他不願意低頭,**他覺得低頭他就是被判了罪名一樣,**成為人生的污點。
然而餘秋雨真正的“墜落”,不來自外人的中傷(明線),而是自身的氣量狹小暴露得越來越徹底(暗線)。
進入21世紀,他繼續寫書,文章的格局卻越來越小。
從2004年的《借我一生》開始,到《吾家小史》《我等不到了》,乃至他2017年所謂的“封筆之作”《泥步修行》,他用大量回憶錄篇幅“痛説革命家史”,講述“我家如何如何”“當年我被誣陷之事其實如何如何”。
讀者買書是來看文化和知識的,不是來看“你覺得自己有多麼重要的”。
及至他2019年的新書《雨夜短文》,他和出版商似乎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贏回市場、取悦讀者了,於是在宣傳上想出了各種奇葩招式:
但讀者並不買賬:
就像一位從小讀餘秋雨的讀者説的:
“秋雨老了,止步不前,但秋雨的讀者在成熟,一直在進步。”
“如果他還在意別人對他的批評、去反擊別人的時候,他是永遠不可能往上走的。”
當他看到圖書已經不能為他贏得可觀的影響力和話語權的時候,他沒有死守着圖書,而是積極地擁抱新媒體——知識付費。
在喜馬拉雅上開設的**《餘秋雨·中國文化必修課》**,獲得了將近5000萬的播放量,但大部分收聽都集中在開頭的免費試聽,開篇詞都是大幾百萬的收聽量,而完更的最後幾十集,**播放量只有2-3萬,**比過去讀完他一本書的人不知要少了多少。
人們為20年前的情懷來湊湊熱鬧,卻很少有人願意陪一個“過時之人”走到最後。
即便如此,今天的他依然不允許編輯改他的稿子,敢改一個字,他就換出版社。
而在《文化苦旅》的編輯眼裏,曾經的餘秋雨不是這樣的:“那個時候我給他改稿子,有錯就改,跟他説什麼都肯的。”
一個73歲的老人,固執地坐在“文化學者”的鐵王座上,身邊的擁躉卻早已漸漸散去。
餘秋雨也奠定了中國文化網紅的樣板。
他的專業領域是戲劇,而為公眾所熟知的是文化散文,並因為泛文化的內容,被人貼上“大師”的稱號,他倒也樂意接着,成立**“餘秋雨大師工作室”。**
他每一次都聰明地站在時代傳媒的風口——圖書、電視、音頻,因為一兩部著作快速聲名鵲起,然後大張旗鼓地**撕掉讀書人“安貧樂道”的酸腐標籤:**出鏡、賺錢、籤售、演講……
然而他在盛名之下不懂得剋制,**面對批評和攻擊顯得獨斷而蠻橫,**不知道如何化解“捧殺”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為了“洗白”名聲,不惜佔用公共輿論資源,**在新書裏沒完沒了地替自己辯解。
在他之後,一代代網紅知識分子踏着他的足跡,開啓新的征程,卻不可避免地走入**“餘秋雨式”的螺旋式墜落。**
2
第二代:
于丹,你真的“無辜”嗎?
1997年,一個24歲、胖乎乎的小夥子從北京廣播學院畢業,來到北師大教書。
系主任剛一見到他,就給他佈置了一個任務:看你傻大黑粗的,反正暑假你也沒正式入職呢,**咱們繫有個女老師骨折了,**你就每天揹她上下班吧。
小夥子點點頭説:好嘞。
他的名字叫羅振宇,多年以後成為脱口秀《羅輯思維》的主講人,得到App創始人、知識付費行業開山者之一。
而他背上的那個女老師,名叫于丹。
2006年4月,百家講壇的製片人萬衞,跟北師大傳媒學院教授于丹在上海蔘加全國製片人研討會,兩人聊得很投機。
萬衞跟她抱怨,當時正在為解讀經典的題材匱乏而發愁,于丹脱口而出:“講《論語》啊!”
萬衞預感由她來講準能行,但于丹笑言:我不敢講,講了那些學者還不得罵死我!
禁不住萬衞“三顧茅廬”式的邀請,于丹8月到《百家講壇》試錄了一期《論語》,大獲成功。
那年“十一”黃金假期,誰都沒有想到,這個女老師迅速紅遍大江南北,火爆程度甚至超過了《品三國》的易中天。
她熟練地引用各種典籍和名言警句,從儒釋道佛到尼采雪萊泰戈爾,出口成章,句句經典。
“《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麼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
同年,《于丹<論語>心得》的籤售會中關村圖書大廈舉辦,排隊的人從5樓頂層一直排到了1樓外的大街上,**當天籤售超過1萬冊,首印60萬冊,**刷新了出版社和北京所有書店的記錄。
據羅振宇的説法,**《于丹<論語>心得》的利潤,**是中華書局自新中國成立後,掙的所有錢的總和。
然而到了《于丹<莊子>心得》籤售的時候,不知怎的,風向開始發生了變化。
十幾個穿着白衫的男子,衣服上印着**“孔子很着急,莊子很生氣”**衝進會場,振臂高喊:“捍衞國學!于丹認錯!百家爭鳴!”
在場外,清華、北大、中山大學等高校的學子組成著名的**“十博士”,高調發文《我們為何要不遺餘力地將反對於丹之流進行到底》,要求于丹從《百家講壇》下課,向全國電視觀眾道歉。還聯合起來寫了一本《解“毒”于丹》**,指出于丹講述《論語》《莊子》當中的諸多硬傷,還有她對經典的嚴重誤讀。
有學者統計過,《論語》全書與“快樂的生活”有關的篇章,**只佔《論語》的十分之一左右,**但于丹全面放大了這一部分,讓沒讀過《論語》的人誤以為《論語》主要在講“怎樣過上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
而且,就在於丹所講的這1/10裏,也有很多的曲解之處。
子貢問政,問孔子如何治理國家。
孔子的回答是三點:足食、足兵、民信。
孔子補充説:“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對於“民無信不立”,于丹的解釋是:最可怕的是國民對這個國家失去信仰以後的崩潰和渙散。
事實上,“民信”不是指“百姓的信仰”,而是“國家取信於民”,主體是“國家”,不是“百姓”。
“民無信不立”的含義是:如果老百姓對統治者不信任,那麼國家就不能存在了。(中華書局版《論語》釋義)
取信於民是治國理政的基礎之一,而信仰顯然是更高的要求。
再比如孔子説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于丹説:“義”就是“宜”——君子走的始終是一條適宜的正路。
但這句話的正解是:“君子通曉道義,小人通曉私利。”于丹用其他典籍中的釋義,過度解讀了這裏“義”的含義。
類似的“曲解”和誤讀,被十博士和其他專業學者挑出來幾十上百處。
這成了于丹墜落的“第一板斧”。
對於“十博士”要求她下課的説法,于丹表示:“現在中國文化需要上課的人,比需要下課的人多。”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有人吃法式大餐,但麥當勞、肯德基裏的人也不少。”
但是于丹沒想到的是,吃麥當勞、肯德基,很快就有吃膩的那一天。
2008年,當她再次登上《百家講壇》開講**《<論語>感悟》**的時候,無論是圖書還是講座,激起的水花已大不如前。
2009年,于丹到倫敦進行儒家文化講學,一個自稱是于丹翻譯的人突然發了一篇**《于丹倫敦街頭撒潑記》**,説她大鬧酒店,三天換了三個房間,罵哭了女翻譯,不堪忍辱辭職離去後,她又罵走了第二個。
帖子一出,眾多網友紛紛討伐于丹:在國內講壇上儒雅的學者,走出國門竟是這幅“嘴臉”?
後來于丹方面澄清,是女翻譯能力難以勝任,主動辭職;確實換了房間,但只換了一次,而且並未撒潑。
大多數人只記得“撒潑”,不記得“澄清”,這便成了于丹墜落的“第二板斧”。
2012年11月17日晚,北大崑曲專場,受主辦方邀請的于丹剛剛登台就遭到起鬨,她説了一句“我代表所有觀眾感謝老藝術家們……”,就被在場觀眾高聲嗆到:“不用你代表”“下去吧”“快滾,你根本沒資格跟台上的先生們站在一起”。
于丹只好尷尬地走向後台,臨走還不忘加上“很于丹”的一句:“一切盡在不言中。”
北大崑曲事件是于丹墜落的“第三板斧”。
對於當晚現場真正發生的事,活動主辦方解釋説:當時只是有人喊了一聲“下去”,沒有任何人説“滾”。而且,喊話的也並非北大學生,而是自行購票觀演的社會人士。
同樣,人們只記住了“于丹被嗆:滾下去!”
2018年,網上熱議**“于丹被北師大免職”的消息,無數媒體紛紛舉起大旗:“于丹跌落神壇!”然而記者從北師大官方瞭解到,于丹從2013年上任北師大藝術與傳媒學院黨委書記,任期5年,2018年純屬正常換屆。不想卻成了于丹墜落的最後一板斧,人們對於丹的“厭惡之情”達到頂點**,一代“國學名師”再也扶不起來了。
在知識付費時代,于丹像餘秋雨一樣,開起了音頻課程,然而她的課**170集,總播放量只有628萬,**還不到郭德綱“侃山”課程《郭論》的1/10。
平心而論,所謂“于丹墜落神壇”的“四板斧”事件,其中一些可能是媒體的曲解、放大和穿鑿附會,但它們強有力地迎合了人們已經徹底“膩煩”于丹的情緒,給老百姓造成的印象就是:這個讓我討厭的于丹,“果然”不行了。
但和餘秋雨一樣,于丹作為一個文化網紅的墜落,不是外界扔給她的“四板斧”(明線),而是她的精神內核(暗線),從一開始就出了問題。
很多知名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于丹解讀《論語》最大的弊病,比如北大的錢理羣教授就曾尖鋭地批評:
于丹説:我們之所以不快樂,就是因為“我們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靈太少”,她告誡人們:“幸福只是一種感覺,與貧富無關,同內心相連。”
于丹教人們面對生活中的不如意,一要“學會剋制”,“該放下時且放下”;二是切記不可抱怨,“其實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要苛責外在世界,而要苛責內心。”
一切煩惱都可以自動地在內心化解,化解不了的也要盡力剋制,于丹的《〈論語〉心得》看似不涉政治,恰恰是遮蔽了孔夫子作為“激進的社會批評家”的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評性傳統”。這恰如魯迅先生説的——無不平、無不滿、無抱怨、無反抗的四無“太平”世界。
面對社會矛盾,一味地誘惑老百姓“逃避社會,退回內心”,倡導人們安於現狀、支持現狀。
你不爽都是你的錯,跟社會半毛錢關係也沒有——這是孔子的原意嗎?這是一個掌握話語權的文化學者應有的擔當嗎?
表面上看,于丹似乎把《論語》“去政治化”了,但她的演講恰恰在最深的層次上,是為政治服務的。
錢理羣教授認為,于丹是在公開“叫賣精神安慰劑”。
當你“服用”太久,發現屁用沒有的時候,你自然會對“賣藥”之人心生厭惡——這是于丹“失靈”的真正原因。
然而“文化網紅”的滾滾潮流,隨着技術的變革,讓于丹的“後人們”再一次聲名鵲起。
3
第三代:
陳果,一堂上了7000萬次的“思修大課”
2012年3月2號,佳能在上海舉行春季發佈會,發佈了一款全新的單反相機——佳能5D Mark III。
佳能永遠也想不到,它讓一個胖子下定決心,從電視台離職,靠脱口秀節目為生。
這個胖子就是羅振宇。
能長時間拍攝高清視頻的5D Mark III,讓原來500萬一套的專業攝錄系統,降低到5萬塊錢以下就能置辦齊全,一個人開講就能做一檔節目。
2012年12月21號,羅輯思維第1期節目開播。
2017年3月8號,羅輯思維視頻節目最後一期上線,此後的羅輯思維音頻節目,搬到了羅振宇自家的陣地——得到App。
而那時,吳軍在得到App的第一檔知識付費音頻欄目**《吳軍·硅谷來信》**已經更新了半年。
時至今日,吳軍在得到上開了5門課,總計購買人數37.5萬人,吳軍和得到平台的税前總收入是****5930萬人民幣。
很多人説知識付費是“收智商税”。
一方面很多音頻課,聽了都跟沒聽差不多;
二是音頻更完了,作者摘吧點兒內容拿去出書,又能掙一波錢。
吳軍的課就是這樣,但他的課裏還藏着一些“別的東西”。
在他把課印成的新書《見識》和《態度》裏,多處透露着**“個人命運決定論”**的思想,跟他的“公司基因決定論”一脈相承。
比如開篇題目就是:“命”和“運”決定人的一生。
“人最後的前途是由什麼決定的?實際上某種程度上是命中註定。”
他告訴大家:
找聰明女生的好處有很多,從優生學上考慮,母親的智力水平對孩子的智力影響比父親更大。如果大家希望孩子比較聰明,最好找個聰明的女生。
在中國,北大和清華的地位在接下來的50年都很難撼動。
無論是個人,還是公司、大學,“基因”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而讓他給你些職場建議,説的都是些正確的廢話。
聽完我也做不到,做到的人根本不用聽。
他還告訴大家,要提高自己的修養:
今天的人並不用太擔心物質的匱乏,如果我們能夠在每天出門時想到“責任”“榮譽”“從容”“優雅”“鎮定”這10個字,就能過得比18世紀的貴族更好。
你看看上面這段話,像不像那誰説的?
但吳軍畢竟不是今天知識付費時代影響力最大的V,有的大學教授每一節音頻課程的收聽人數,比買過吳軍課的總人數還多。
比如**復旦大學的思修課老師陳果。**早年她的課堂視頻、語錄被學生上傳到網上,後來就開始走紅網絡。
所有上過大學的人都清楚,思修課是一門怎樣的存在。
而陳果繞過了這一點,憑着哲學博士的身份,被捧成了**“哲學女神”。**
她的“幸福哲學課”有7326萬次播放,是于丹的10倍以上。
她的書在單一網店單本評價人數接近40萬,全國銷量超過百萬冊。
讀完了陳果老師的大作,有人摘錄“金句”如下:
無知源於知識的匱乏,即弱於“智”。
愛像一束光,照亮一切陰霾。
我們大可以活成我們自己,活得更本色一點、更真實一些,反正還是會有人喜歡你、有人不喜歡你。但至少你會更喜歡你自己。這才像“自愛”,不是嗎?
真正的正能量是什麼呢?那就是你活成了一個光源,你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
你不需要刻意跟別人説什麼,當你活成一束光的時候,他要是接近你,就是接近光。
有人説有兩個陳果,一個是大學課堂裏的陳果,一個是朋友圈裏的陳果,但其實這倆是一個水平。
連於丹式“引經據典”都免了,雞湯直接端上來。
陳果趁着名氣暴漲,開起了抖音(181萬粉絲),把自己的上課視頻“斷章取義”,做成幾十秒的金句短視頻,捎帶手賣書。
一賣書,就暴露了她講的內容是什麼層次的。
在陳果眼裏,什麼是成功?
如果我們看看當前社會大眾趨之若鶩的種種風尚:人們一擲千金、購買昂貴的健身卡來強健自己的體質,參加五花八門的舞蹈課、瑜伽班來塑造自己的形體,用護膚品、去美容院來保養自己的面容,報名各種各樣的情商課、國學班來提升自己的氣質、培養自己的儀表風度,就足以見得大家其實在不知不覺中,已然發自內心將“修身養性”作為了一種值得追求的“成功”。
在陳果眼裏,什麼是“成熟的幸福”?
成熟的開心,接近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從容淡定。
對於成熟者,
有糖吃挺開心,吃不到糖也不難過;
贏了人家挺開心,輸了也不難過;
美味佳餚不拒絕,粗茶淡飯不計較;
得意之時不顯擺,失意之時不抱怨。
就像一位禪師所説:“幸福不在於得到多少,而在於計較多少,計較得越少越幸福。”
最高的成功,莫過於內心的幸福。
當世界不值得尊敬的時候,至少我們還可以尊敬自己。
不知道于丹看了陳果的書,是會“拈花一笑”,還是“恨得牙根直癢”?
當文化網紅腳踩“恨天高”,塗上鮮豔的“口紅”,她們甚至可以撕掉知識的偽裝,直接來一場**“思想道德修養”的“馬殺雞”。**
彷彿今天的百姓,不再需要知識,不再需要思考,不再需要真相,他們只需要甜蜜蜜的精神“潤喉糖”。
薩義德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是:具有能力向公眾、為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
很多時候,一代代文化網紅正在中國充當着這樣的角色。
而在中國,這樣的人還可以用一些“近義詞”來形容——比如KOL(關鍵意見領袖)、比如公知。
公共知識分子,原本是公眾的眼睛,公眾的喉舌,站在公眾身前,為更好的公共生活而勇敢地質疑、揭露、批判、反思;
而今天的文化網紅們,已經成了公共問題的遮蔽者,黏在公眾身旁,**做他們的“知心姐姐”,**給他們提供自我安慰的“奶頭樂”。
“幸福只是一種感覺,與貧富無關,同內心相連。”
“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
“人的前途就是命中註定。”
“用護膚品、去美容院就是新時代的‘修身養性’。人計較得越少越幸福。”
他們安的是什麼心一目瞭然。
試問這樣的“公知”,能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嗎?
康德認為,所謂知識分子, 是自覺地將人類進步的責任和道義扛在肩上的人。
可是今天,不是知識分子在塑造輿論, 而是市場化的輿論在塑造知識分子。
一部分文化人成了媒體集團的應召女郎,在聚光燈下忸怩作態,他們佔據着輿論的中心,做出煞有介事卻漏洞百出的判斷,“是倒賣觀念的二道販子”(經濟學家哈耶克語)。
在市場的誘惑下,他們趨附於金錢和權力,迎合媚俗的大眾需求,把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識變成兑換權力和資本的手段。
他們從書房走向社會、走向媒體以後, 便再也回不了書房。
“我們很多朋友一旦破門而出,就不再回到那門裏頭去了,好像學術生涯就到此為止了。”(歷史學家葛兆光語)
結果是最膚淺的學術, 滿足最急功近利的媒體, 引導惡俗化的大眾文化。
學者布爾迪厄諷刺他那個年代,有一羣“電視知識分子”。
而今天的中國,是否也正活躍着一幫“音頻知識分子”和“票圈知識分子”?
《反智時代》的作者蘇珊·雅各比説:“公共空間中的劣化語言,如同低劑量的毒素,悄無聲息地侵蝕着我們的是非觀念。”
這些掌握着話語權的男男女女,正享受着“公共”帶來的豐厚酬賞,卻泯滅了“知識”應有的尊嚴。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娛樂化、幼稚化、雞湯化、愚民化——難怪《公共知識分子》的作者理查德·波斯納説出這樣的話:
“公共越多,智識越少。”
它讓我想起多年以前,一句頗為諷刺的預言。
作家、主持人梁文道在電視上放話:“假以時日,韓寒會是當今的魯迅。”
中國人如今實在是不知道,我們還能不能活着看到第二個魯迅。
我們呼喚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我們呼喚真正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次在中華大地上回響。
就像2100年前,司馬遷在《史記》裏寫下的那樣: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