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鄉村開始——民國社會精英們的“向下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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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最核心的問題始終沒辦法解決。

20世紀初，中國的國門進一步打開，傳統農業大國舊有的經濟結構無法經受西方資本主義和工業化浪潮的衝擊。鴉片戰爭以來，農業和農村加速衰敗的命運仍未改變。在政治混亂、人心不定的大背景中，當時的社會精英們對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鄉村危機深有反思，他們以農村為試驗田，開展了種種救濟農村的嘗試。這也提供了另一種視角，讓我們去看待百年前的社會現實與思潮湧動。

鴉片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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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端

早在洋務運動、戊戌維新運動和清末新政這三次早期現代化嘗試中，一些洋務派官吏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曾嘗試對傳統農業文明進行現代化變革。他們主張把引進和推廣西學放在首位，強調革除陳規陋習，發展近代新型農業。此外，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一批革命家也非常重視農民和農業現代化的作用，提出了“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

辛亥革命以後，很多滿心期待着嶄新局面即將到來的知識分子卻失望地發現，政治依然混亂，國家依舊貧弱。政客議員“搗亂行私，不成事體”，他們“賤視道德，私慾迷心”“除黨爭和縱慾外，一無所知”。十年前很多革命黨人對清廷腐敗義正詞嚴的指控，現在卻反過來落在了民國政客們的頭上。

現實讓一些滿腦子憲政藍圖、熱衷組建政黨的知識分子清醒過來。他們開始懷疑上層政治改革的有效性，並意識到僅僅更換統治階層似乎並不足以改變全局，如果不從基層組織的改變做起，不管多少次革命，中國的現狀也難以改變。

辛亥革命浮雕

類似的反思不在少數。實際上，這些批評的聲音不僅針對民國政府本身，而且也關乎擺脱清朝統治後，中國建立現代國家的道路選擇是否正確的關鍵問題。

就在人們還心懷不安和疑懼時，一戰爆發了，歐洲打得血流成河，進而引發了嚴重的階級矛盾和社會動盪。目睹了這一切的中國思想家們感到心中的理想幻滅了。一批早期的社會活動家開始把眼光投向底層社會，尋求建立基層組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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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的現狀

中國自古是農業大國，農業向來被視為國之命脈，農業為“本”，工商為“末”，“重本抑末”是貫穿中國古代經濟的不變主線，因重農而生的“鄉村情結”也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思潮激盪的“五四”時期，社會精英們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基層的普通勞動者，社會改造這個詞語在當時相當時髦。

五四運動

當時很多人對農村有種田園牧歌式的想象，他們舉例説：中國人遇到水、旱、兵、匪之類的災患時會在短時間內召開村民會議，討論應對方法，共同抵制。農民在農忙時會互相幫助，互用勞力、農具與牲畜，有時候還會出現數村聯合扶助、防禦與集會的情況。這些都説明中國人自古就有“自治”傳統，脱離官府也能過得很好。

這種中國傳統社會中一盤散沙式的基層結構，説好聽些是自由放任，實際上是古代中央權力無法觸及底層所導致的，即所謂“皇權不下縣”。

而鄉村建設派進行鄉村教育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培養有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團結力的現代公民。他們把培養農民的現代化素質作為建設現代國家的重要前提，從而構築社會改造的基礎。

而2O世紀前半葉的中國農村是什麼樣的呢？農業生產手段落後，生產水平低下，農民生活不能温飽，無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醫療保障，身體病弱，文化落後。尤為嚴重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農村，遭遇了一連串的天災人禍。國家政治動盪，軍閥戰亂頻繁，匪患遍地，廣大農村不斷成為內戰的戰場和土匪侵擾的對象。同時，水旱災害頻發，受災面積廣闊，受災人口眾多。雪上加霜的是，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經濟危機沉重打擊了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處於弱者地位的中國，由於我國的進出口貿易以出口農產品和工業原料、進口工業成品為特點，這讓本來就不堪一擊的小農經濟面臨深淵。

**農村“破產”是朝野上下、社會各界的共同結論。**這種破產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大量農業人口因戰亂和災荒而損失或流離失所；二是農產品滯銷、土地價格猛跌；三是農村金融枯竭，農民購買力下降，其負債比例和幅度大幅上升；三是農民離村率上升，土地拋荒現象嚴重。與經濟落後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學落後、衞生不良、陋習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現象。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救濟農村、改造農村逐漸彙集成一股強大的時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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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激盪的實驗時期

1927年的國民革命中農會的動員能力讓人們認識到，農民這個階層一旦被髮動和團結起來，有了真正代表自己的組織，其凝聚力的強大。事實證明，農民完全有能力也有可能承擔起改造自身社會環境的歷史重任。3O年代鄉村建設運動在各地逐漸匯聚成波瀾壯闊的時代潮流，形形色色的鄉建團體不斷湧現。

他們的出發點各不相同：有的從掃盲出發，如晏陽初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有人有感於中國傳統文化存在於鄉村的道德自近代以來遭受重創，因此欲以鄉村為出發點創造新文化，如梁漱溟領導的鄒平鄉村建設運動；有人從推廣工商職業教育起始，如黃炎培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有的以政府的力量推動鄉村自治，以完成國民黨訓政時期的政治目標，如江寧自治實驗縣；有人身感土匪禍亂的切膚之痛，因此以農民自衞為出發點，如彭禹廷領導的鎮平自治等。

晏陽初

雖然他們各自的側重點不同，實踐路徑也顯然有別，然其重建鄉村社會的基本訴求卻大體相同，基本上都包含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廣、衞生保健、組織合作社、移風易俗、自衞保安等內容。當時常概括為“政、教、富、衞”四個方面，即眾多的鄉建流派最終匯合成有相同內涵的鄉建運動。

以晏陽初的平民教育為例，在身體力行的同時，他也很注重經驗和理論的探索，形成中國式平民教育理論體系。他認為中國農村社會的病症是愚、窮、弱、私四大問題，並據此提出了文字、生計、公民、健康“四大教育”和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結合的“三大方式”等一系列理論。在民國鄉村建設運動中，以晏陽初平民教育理論為指導的定縣鄉村建設實驗，成績卓著，成為全國鄉建工作的榜樣。

陶行知將改造社會的視線由城市轉到了農村，在南京郊區設立了曉莊師範學校，以十餘年從事平教、鄉建工作的經驗為依據，創立了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為中心的生活教育論。

陶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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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稱為“中國最後一個儒家”的梁漱溟，則從中國傳統文化着手。他認為中國問題的癥結是文化的衰弱，西化道路不可能解決中國的農村和農民問題。所以要振興儒家文化，達到改良社會的目的，其主要的方案是建立鄉農學校作為政教合一的機關，對農民進行倫理道德教育，同時組織鄉村自衞團體維護治安，並在經濟上組織農村合作社，謀求鄉村的發達。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構想是一個政治原則、倫理原則的混合體，充滿了儒家的理想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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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與現實

雖然民國時期的社會精英們提出了種種設想，做出了種種嘗試，但最終他們遺憾地發現，沒有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最核心的問題始終沒辦法解決。即便在當時，對鄉村建設運動的評價也是截然不同的：贊同者認為它找到了改革農村的方案，代表了中國發展的希望和方向；批評者卻認為鄉村建設運動以温和的手段從事枝節的社會改造，不可能解決根本問題。

歷史已經證明了孰是孰非，七八十年後的今天，中國農村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精準扶貧”的一系列措施悄無聲息地改造着這個國家的基層社會。回首往昔，鄉村建設運動在當時看似不切實際，但它也有積極意義。這些社會精英們看到了現代國家在進行基層制度建設時出現的各種弊端和問題，並構想了一系列的舉措加以彌補，他們把眼光投向農村社會，試圖構造新的基層組織，實現社會革命，這恰恰與那些紙醉金迷、不關心民生疾苦的上層人士們截然相反。雖然結果並未如其所願，但也為今日扶貧工作的開展提供了良多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