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5年前關於香港的訪談，實為“佔中”詭辯——駁“一個5年前關於香港的訪談”_風聞

**一個5年前關於香港的訪談，**實為“佔中”詭辯

——駁“一個5年前關於香港的訪談，哪些説對了？”

楊瑞華

此文關於香港非法“佔中”的原因有8條，前4條歸納起來就一條：****“既然他們想要香港成為獨立政治實體，就一定要將中央政府置於特區門外，以免干預香港事務，那香港的管治權就必須由他們來執掌。

他們視中央政府為對手，集中力量向其施壓，同時與建制派爭奪權力，形成尖鋭對立。”

這就不是要什麼西方的民主自由了。

這就是赤裸裸的推翻“一國兩制”的港獨暴行。

後****4條：

5. 中國崛起太快，對香港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一些港人害怕自己原有的“好東西”保不住，會逐步消失。

6. 香港人開始憂慮，覺得自己的制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可能不保。與內地往來越來越密切，內地不好的東西會不會傳到香港來？

7. 近幾年香港人與內地遊客多次發生摩擦，與這種既優越又失落的心態有關係

8. 中國國力越來越強，在國際上影響力越來越大，有些港人，特別是年輕一輩就覺得，既然中國國力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就更不能容忍內地出現違反法治、人權的事。內地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貪污腐化、貧富懸殊、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引起一些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中央和內地的負面情緒，在相當程度上抵消了中國崛起帶來的對國家的向心力。

完全是“沒須有”的藉口——實為佔中詭辯。

這個藉口陰險毒辣。

1. 把大陸從政府到民眾都扯進造成“佔中”原因——佔中是由中國政府和民眾造成的。

2. 抹黑中國政府和民眾的反華宣傳。

3. 挑起大陸民眾與香港人矛盾。

4. 如果這4條“沒須有”藉口成立，則“港獨”成了中國的“督”。

[附原文]

一個5年前關於香港的訪談，哪些説對了？

查令十字街84號

（原載於《經濟導刊》，2014年11月）

內容提要: 只有中國共產黨的一國兩制方針，才能為香港帶來清晰的未來和廣闊的發展前景。目前圍繞香港政改問題的紛爭和由此引發的非法“佔中”行動，實質是管治權之爭。中國政府對來自香港的威脅不會置之不理。任何試圖以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所享有的自由、權利和特殊條件來改變內地體制的行為，只會貽害香港，是置廣大香港人的利益和命運於不顧。

迴歸17年只是很短的時間。我們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建立一種適當的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香港人與內地同胞的關係，以及香港內部不同力量之間的關係。香港大多數人是理性的，主流意見是要和內地繼續發展經濟合作。香港未來的發展離不開中央的對港政策，離不開香港和內地的良好關係。要在這個基礎上，去思考香港未來的民主道路。

香港“佔中”行動全景觀察與深層剖析

——專訪香港特區政府前中央政策顧問劉兆佳

瑪 雅

政改紛爭的本質是管治權之爭

瑪雅：

香港政改紛爭發展為非法“佔中”行動，嚴重損害了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民生，引起國內外密切關注。在內地民眾看來，香港人放着好日子不過，瞎折騰什麼？但是不難想見，“佔中”背後的原因頗為複雜。你在新著《香港的獨特民主路》中分析，過去30多年香港走了一條獨特的民主化道路。從香港民主發展的角度來看，怎樣認識這場政治風波？

劉兆佳：

我一向主張從香港的獨特性思考香港的政治現象，包括香港的民主發展。認識香港的民主發展不但要着眼現實，還要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分析香港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和英國的關係、香港的歷史背景和香港內部政治勢力的對比。這樣才能比較清楚地辨析香港的民主化道路，認識它的獨特性；也才能瞭解，為什麼西方民主政治理論不能解釋香港的民主化現象，其他社會的民主發展經驗也不能生搬硬套於香港。

瑪雅：

香港迴歸前在英國統治下一個半世紀，與西方世界緊密接軌，成為一個高度自由化、法治化、商業化的社會，可以説是一個“西方的”華人社會。為什麼香港沒有走上西式民主道路，而走了一條獨特的路？

劉兆佳：

縱觀香港數十年的民主化道路，其民主發展來源於一些獨特的因素和動力，是在一個特殊的國際環境中發生，擁有它獨一無二的變化規律，所以呈現具有本身特色的民主形態與運作模式。

**香港的民主進程始於上世紀80年代初，起因是香港前途問題的出現。當時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在1997年後的政治安排展開談判，香港將面對從英國殖民地到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政治身份鉅變，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治、社會和心理變遷。**在此之前，英國人在香港一方面實施開明的懷柔管治，包括尊重法治、人權和自由，保護私有產權，有限職能政府，自由市場和公平競爭等，另一方面將政治權力牢牢掌握在殖民政府手中。

在迴歸問題出現前，英國人因為沒有“撤退”的需要，從未在香港啓動民主化計劃，反而儘可能隱瞞真相。在這樣的環境中，不論是出於反對殖民主義或是為了爭取政治權力，香港都沒有出現過強大的民主運動。在香港，政治學關於經濟發展促進民主發展的理論完全不適用，民主化沒有伴隨自由化而發生。

上世紀80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乍現，香港的民主化進程也隨之啓動。但由於缺乏強大的政治組織和公民團體來推動民主，香港人雖然民主訴求上升，香港的民主進程卻只能由中英兩國來主導。

英國人為了穩定香港人對殖民政府的支持，從而實現“光榮撤退”，在迴歸前十幾年加大了懷柔管治的開明度，包括開啓所謂民主改革。中國政府認為，香港在結束殖民統治、迴歸祖國後，能有一個民主程度更高的政治體制，將是香港人和內地同胞樂見的事，同時也彰顯香港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新的政治權利和當家作主的地位。

**但另一方面，民主化只能配合和促進一國兩制下香港政治、社會、民生等各方面的發展，有利於香港與內地的融洽相處，特別是要建構良好的中央與特區的關係。**顯然，中國政府的這個目標是英國人不能認同和接受的，中英雙方對香港民主化的內涵、目標、規模和速度有着嚴重且不可彌合的分歧。

在香港人中，基於對中國共產黨和“九七”迴歸的恐懼和憂慮，無論是反對派還是建制派，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從兩國政府手中奪取政治權力上。在聲稱為香港爭取最大的“高度自治權”的同時，兩派勢力之間展開了權力爭奪。

瑪雅：

爭奪對香港的執政權？

劉兆佳：

是。他們的權力爭奪以及與中英政府複雜的政治互動，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香港的民主化過程。這個過程迄今尚未完結，還在跌宕起伏中持續，不斷造成社會的分化和內耗，損害香港的穩定與發展。

瑪雅：

由此觀之，眼前發生的“佔中”行動是一次權力角逐，是管治權之爭？

劉兆佳：

直觀的看，這場政治風波，是各方政治勢力就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展開的激烈政治較量。背後的問題，關涉香港未來民主發展的路向選擇、香港的長治久安和長遠發展，以及一國兩制下國家和香港的政治、經濟利益。

瑪雅：

用內地的話説，是方向道路問題。

劉兆佳：

**香港學界很多人，尤其年輕一輩，早已服膺西方民主政治。他們想在香港建立西方民主政體，實行一人一票選舉、政黨輪替執政。**他們甚至希望，香港的西式民主實踐能夠拉動中國的民主發展，使香港成為中國走向和平演變的橋頭堡。即便西方民主最終只能在香港植根，也至少可以讓香港發展為獨立政治實體，達到完全自治，在一國兩制下發揮“民主抗共”的作用。

這樣的立場是中央和香港的建制勢力堅決反對的。中央和建制派基本上從落實一國兩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角度來看香港的民主改革，強調要服從大局，民主政治只是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達致其目標的手段。即便作為目標，民主化發展也不能凌駕於其他重要目標之上，不能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破壞中央和特區的關係。尤其重要的是，香港不能蜕變為“反共基地”或“顛覆基地”，讓境外反華勢力有機可乘。以此為故，香港特區政權絕不能落入與中央對抗的人手中。

瑪雅：

**這對反對派來説是不可接受的。**既然他們想要香港成為獨立政治實體，就一定要將中央政府置於特區門外，以免干預香港事務，那香港的管治權就必須由他們來執掌。

劉兆佳：

反對派中有些人相信，香港迴歸並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香港推行民主政治一個難得的機會。在這種急迫感的驅使下，這些人在接受香港迴歸的同時，要求中國政府承諾在香港實行全面民主。在他們“民主迴歸”大旗背後，當然是想成為迴歸後香港管治者的“雄心”，希望“九七”能為他們帶來執掌政權的機會。

**反對派民主改革的立場甚為具體，爭取的決心也很大。但是在推動民主化和香港的經濟社會改革上，他們的主張卻頗為空泛和模糊。畢竟，對他們來説，沒有什麼事比奪取管治權更重要；唯有權力在手，其他政治、社會和經濟目標才可能實現。為此，**他們視中央政府為對手，集中力量向其施壓，同時與建制派爭奪權力，形成尖鋭對立。

基本立場南轅北轍，使香港不同的政治勢力難以在共同接受的政治框架中共存，香港社會各界在迴歸後沒有形成一個“政治命運共同體”，以致政治衝突連續不斷。各方爭鬥不休的一個後果，是一套頗為複雜和臃腫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在這種惡劣、緊張的政治環境中，不但特區的管治效能被削弱，穩定和發展受損，香港的民主化道路也崎嶇不平、前景不明。

瑪雅：

“佔中”行動失控，使得香港的民主之路雪上加霜，這對香港長遠的民主發展意味着什麼？

劉兆佳：

不論“佔中”最終結果如何，香港的民主化進程遠未完結，與其相關的政治衝突會延續不斷。這意味着，香港在其獨特的歷史和現實條件下，探求民主的道路註定是艱辛和曲折的，而其“終點”也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對於追求民主政治的人來説，維持理性、耐心和包容共濟的精神十分重要。事實上，香港政治的未來，必須通過中央與香港人的共同探討，來找尋在一國兩制下對國家和香港都有利的民主發展路向，找到一種切合香港實際的民主改革方案。這種探索過程將是漫長的，甚至是相當痛苦的，最後結局未必對所有人都是最理想的，但卻對減少分歧和摩擦，以至香港的長治久安和長遠發展有正面意義。

一國兩制在香港基本成功

瑪雅：

有觀點認為，香港在迴歸17年後出現政治動盪，表明一國兩制的實施不成功。你有何評價？

劉兆佳：

我認為，一國兩制基本成功。一國兩制方針是中國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原本是用來處理台灣問題。由於香港迴歸問題出現，就把這個構思稍加改變，用於香港。當時中國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這與中華民族的榮辱息息相關。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到1997年6月30日，英國對新界為期99年的租約到期，就要把新界交還中國。而交還新界，就意味着交還整個香港，因為離開了新界，香港和九龍也難以為繼。中國政府認為，1997年是合適的時機。那個時候不收回香港，往後恐怕更困難。如果不能收回香港，照鄧小平的説法，他就成了“李鴻章第二”，無法向中國人民交代。所以，中國決定收回香港。

但是怎麼處理香港問題？中國提出了一國兩制方針，以期和平地與英國解決這個歷史遺留的重大問題。當時來看，要達到幾個目的：

首先，要讓中國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後能夠保持香港人的信心，尤其是投資者對香港前途的信心。中國政府深知香港的資本家和專業精英對共產黨和“九七”迴歸的恐懼，為此，作出“保持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的承諾至為重要。

同時，要維護香港長遠的繁榮穩定，保持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使香港在迴歸後能夠繼續發揮對國家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以及通過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施，發揮推動台灣與大陸統一的戰略效用。

瑪雅：

也就是説，一國兩制是從現實出發，理性做出的符合國家和香港利益的戰略選擇。

劉兆佳：

一國兩制方針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同時照顧並促進國家和香港的利益。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正處於國家發展戰略重大轉變之時，從階級鬥爭轉向改革開放，推動現代化發展。在這個歷史時刻，香港迴歸問題出現，國家和香港之間產生重大的利益重疊。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國策下，香港對國家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冷戰時期，在西方圍堵封鎖的情況下，中國利用香港獨特的地位，還能保持一定的外交和經濟的主動性。中蘇交惡之後，香港成為中國和西方接觸的一個橋樑。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政府認為，香港能夠在新時期為國家的發展繼續發揮價值。特別是經濟價值，利用它獨有的各種優勢——自由市場經濟體系，高度現代化和與國際接軌的各行各業，作為世界貿易、服務、金融、資訊中心的地位，等等，為國家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本質上，一國兩制方針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的延續，是為在香港迴歸後使國家發展與香港發展能夠有機融合。所以，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和香港人在這一關鍵歷史時刻“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基於彼此的實際需要而制定的，因此是“互利共贏”的安排。一國兩制讓香港得以保持繁榮穩定，而一個繁榮穩定的香港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也會讓共產黨得以通過國家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來提升管治權威，鞏固執政地位。既然一國兩制方針是建築在重大實際利益和長期利益的堅固基礎之上，則其生命力和持續力無可置疑。

瑪雅：

從實施情況來看，一國兩制是否達到了預期目標？

劉兆佳：

整體來説，一國兩制是一個對各方——中國政府和內地同胞、大部分香港人、西方國家以及國際社會，都比較合適的安排。中國恢復了對香港行使主權，同時保留了一個對國家發展有價值的特區。香港得以保持繁榮穩定，在新時期繼續為國家現代化事業發揮作用。一國兩制也保持了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心。滿足了西方人，特別是英國人的需要，使他們能夠體面地從香港撤退。同時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香港的利益也得到了照顧。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這表明，美國接受香港迴歸中國這一現實，願意繼續支持香港。最後一條涉及台灣問題，我反而覺得不是那麼重要。

瑪雅：

為什麼？一國兩制最初是為解決台灣問題設計的，如果在香港成功，不是可以起到示範作用？

劉兆佳：

**台灣在上世紀90年代建立了西方民主體制，在政治發展方面比香港走得快得多。無論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如何成功，都不會對台灣有太大的示範作用，不會增強台灣人對實現統一的願望。**反而它的重要性在哪呢？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可以讓西方以及國際社會看到，中國政府有誠意、有能力履行國際協議。香港迴歸後能保持繁榮穩定，西方對台灣的將來就會增加一份信心，減少支持台灣獨立的動機。西方原來就不想因為台灣獨立跟中國過不去，既然中國提出一國兩制來實現兩岸統一，既然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西方對台灣不論是政治責任還是道義責任都會有所下降。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減少了西方介入中國統一進程的可能性。

瑪雅：

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實施情況評價如何？

劉兆佳：

香港人大體上持正面評價，當然不是所有人。到目前為止，雖然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和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時高時低、起伏不定，總體來説，還沒有哪一股力量想要放棄一國兩制，或者説認為還有更好的對香港前途的安排。有極少數人提出所謂本土主義或“港獨”意識，但只是一種情緒宣泄，而不是針對現實的政治綱領，在社會上也沒有得到共鳴。

迴歸之前，很多香港人惶惶不可終日，擔心香港原有的“好東西”——自由、人權、法治等會失去，幾十萬人移民走了。迴歸後，香港人驚喜地發現，不但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保留了下來，而且繁榮穩定超乎想象。很多外國人來香港，也覺得迴歸後發展不錯，與他們國家相比並不遜色。但是慢慢的，香港社會出現了一些新問題，令很多香港人產生不滿。這種局面的出現恰恰説明，香港人已大體上認可一國兩制，迴歸前最大的擔憂已不存在，所以開始有新的期許。現在人們關注的是新問題，比如國際競爭力、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貧富懸殊等。這些問題在迴歸前根本顧不上多想，也不是重點。

總體來説，雖然碰到不少問題，一國兩制基本是成功的。它是適合香港的一種安排，也是適合國家的一種安排。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其他更好的安排，能夠取代一國兩制。

瑪雅：

**有分析認為，香港政治風波表明，“愛國愛港”理念沒有被香港人接受，國家認同沒有樹立。香港迴歸，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一個協議，就在1997年實現了。但由於長期在英國統治下，香港與內地社會制度不同，香港人與內地人社會文化交往甚少，沒有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的感情基礎。在這種形同路人的情況下履行一個兩國間的政治協議，香港雖然迴歸了，人心卻沒有迴歸。**現在出現問題，意味着需要回過頭去構建思想基礎。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身份認同和觀念的轉變遠比一個政治安排的落實困難得多。

劉兆佳：

假如是這樣的話，它所帶來的問題，應該在迴歸後馬上出現，而不是十六、七年後才出現。根據香港的民意調查，迴歸以後，即使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很多人，特別是中等階層，承受了資產大幅貶值的痛苦，又遭遇了非典衝擊，香港人對一國兩制都沒有動搖。2003年發生《基本法》23條立法風波，幾十萬人上街，但事件平息後，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優惠香港政策——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內地旅客赴港“自由行”、內地企業來香港投資或上市，以及人民幣業務的開拓等，幫助香港渡過經濟難關。這反而讓香港人更加感到一國兩制對香港的重要，對中央的信任度有所提升。假如還是在英國統治下，中國政府會不會這麼積極幫助香港恐怕也有疑問。

香港現在的問題是最近兩年出現的，需要具體分析，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央政府和部分港人——不是全部港人，多了一些矛盾。你説的情況的確存在，中國改革開放前，大部分香港人跟內地同胞處於一種隔絕狀態，彼此在社會、文化、制度、價值觀上形成了分歧。這個分歧現在還在困擾着香港人跟內地同胞之間的關係。再加上發展水平不同，物質條件不同，生活方式不同，這種隔膜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化解的。但話説回來，一國兩制正是針對這種差異的情況提出的，就是要讓香港保留原有的制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讓香港人可以放心迴歸。所以，儘管在迴歸之後經歷了不少挫折，也有對中央不滿的情況出現，但總體來説，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沒有動搖。

中國崛起改變了香港人的心理預期

瑪雅：

那麼你認為，是什麼原因造成一部分香港人的不滿情緒，讓反對派可以呼風喚雨，有這麼大的煽動力？

劉兆佳：

**首先我要説，第一，還沒有太多香港人説一國兩制對香港不好，多數人還認為這是一個最好的安排。第二，現在出現問題，不是因為一國兩制本身，而是發生了一些變化，使部分香港人對香港的未來多了一份憂慮。這方面的大前提是，**因為中國崛起太快，對香港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一些港人害怕自己原有的“好東西”保不住，會逐步消失。

一路以來香港人有一種看法，就是在一國兩制下，內地長期依靠香港，香港源源不斷向內地輸出各種各樣的影響力，經濟上的、金融上的、價值觀和制度上的。的確這種看法也不完全錯誤，香港有不少法律、制度可以讓內地一些城市參考，來改善它們的法律和制度環境。

瑪雅：

尤其是廣東地區。近水樓台先得月，深圳魔幻般崛起，無疑得益於它特殊的地理優勢。

劉兆佳：

香港一些城市管理經驗或民間團體參與公共服務的經驗，都可供內地參考。香港現在仍然是重要的內地吸收外資的地方。香港金融機構對內地的金融改革，特別是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個基地，還在繼續發揮影響力。

**但問題是，迴歸以後，**中國崛起太快了，中國作為經濟體相對於香港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內地企業到香港投資，現在香港股票市場超過一半的市值來自內地企業。內地人才來香港工作越來越多，內地學生來香港唸書越來越多，內地遊客來香港旅遊購物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香港人原來的心理預期改變了，一部分人開始感到憂慮。

以前香港人的心理預期是，香港單向對內地的影響和內地單向對香港的依賴，以及這種想象連帶出來的優越感。現在隨着中國崛起，香港對內地經濟依賴越來越多，內地同胞來香港就業、唸書、旅遊購物越來越多，香港人跟內地同胞接觸也越來越多。本來大家的社會背景和價值觀不同，產生碰撞是難免的，香港人對這種情況並不擔憂，覺得香港比內地優越，不怕跟內地接觸，更不怕競爭。

**但是經過一段時間，****香港人開始憂慮，覺得自己的制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可能不保。與內地往來越來越密切，內地不好的東西會不會傳到香港來？**比如貪污腐化、不按程序辦事、經濟壟斷，以及一些不文明的行為。還有，內地人才濟濟來香港發展，不可避免擠壓了一些香港人的發展空間。比如我們中文大學，本地學生面對內地優秀生的競爭，越來越多的獎學金或者是出去交流、進修的機會讓內地學生拿走了。

對於國家崛起，香港人喜憂參半。一方面產生了民族自豪感，一些過去有成見的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不斷提高。但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憂慮，越來越怕來自內地的競爭，怕失去自己原有的優勢，所以對自己的信心有所下降，同時對中央政府和內地同胞產生了一種牴觸情緒。

瑪雅：

香港人出現這種失落感，是因為覺得自己作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受到了影響？

劉兆佳：

**這是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怕失去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這關係到什麼是香港人的問題。**一路以來，香港人都認為自己是一種獨特的中國人。獨特在哪呢？根據我的研究，就是對內地同胞有一種很簡單、同一、典型化的看法，覺得內地同胞差不多都一樣。見到一個內地同胞的典型，一個心態就是把這個典型跟香港人的典型進行比較，來建立香港人獨特的身份認同。在這個過程中就誇大了香港人優越的方面，也誇大了內地同胞落後的方面。比如説，內地同胞沒有拼搏精神，我們有拼搏精神；內地同胞過分依靠政府，我們講個人奮鬥；內地同胞沒有法治，我們有法治；內地同胞沒有自由，我們有自由；內地同胞沒有公德心，我們有公德心……

這種對比的問題在哪呢？就是認為香港人之所以是香港人，是因為我們具備了一系列現代社會的特徵，而這些很多來源於西方。所以，香港人一方面跟內地同胞比，把自己當成另類的特別優秀的中國人。同時跟西方人比，用西方標準來建構自己的社會認同。香港人沒有辦法把自己跟西方人分開，因為相比西方人他沒有獨特性。沒有獨特性他無所謂，覺得被當成西方人更好，這突出了他相對於內地同胞的所謂自豪感。

瑪雅：

香港人在英國統治下一個半世紀，難免被“同化”。

劉兆佳：

香港人的西方身份認同跟殖民統治是聯在一起的。英國人對香港的管治一路以來都是懷柔政策，這使得香港和其他殖民地非常不同。英國人想在這個荒島上建立一個商埠，需要各方面的人來這裏開發。所以使用比較文明的懷柔管治，通過法律手段建構一個穩定的投資發展環境，吸引人來香港做生意、做勞工，特別是內地中國人。

**英國人也不擔心香港獨立，因為跑來香港的人都是為了發家致富，不是來推翻殖民統治。有些人是來逃避內戰或政治動亂，或者逃避政治迫害。這些人不願意任何一箇中國政府來統治香港，無論是滿清政府、國民黨政府，還是共產黨政府。可以説，在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管治中，英國人其實得到了來自中國政府，特別是共產黨政府的“政治補貼”，很容易實行懷柔統治。所以，**雖然是殖民地，沒有民主政體，香港所擁有的自由、人權、法治和善治，相比西方國家絕不遜色。

瑪雅：

**1997年我在美國留學。香港迴歸那天，有位教授對我説，“香港迴歸中國，殖民統治結束了，你一定感到非常自豪。”**我當時不知道，對於香港人來説，結束殖民統治並不是一件自豪的事。

劉兆佳：

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殖民統治不是一件難受的事。他不是因為中國不行才被迫接受殖民統治，他是自願接受殖民統治。香港人知道，中國要收回香港很容易，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所以不收回，是因為保留香港為殖民地對中國有好處，所以他不覺得繼續成為殖民地是一件丟臉的事。加之在英國統治下，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商埠，吸收了很多來自西方的思想，香港人覺得殖民統治是西方向香港傳送價值觀的一個紐帶。所以殖民政府在香港的認受性很大，是香港人習以為常、安身立命的一種統治。這也是香港人抗拒迴歸的原因，覺得殖民統治是好事，換一種統治還有不確定性。之所以香港人感到比內地人優越，這也是一個原因。

**從內地人來看，特別是近十幾年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對香港人緬懷殖民統治的心態很不以為然。這也是兩地同胞，尤其年輕人，產生矛盾的一個原因。所以我認為，**香港現在出現問題，主要是部分港人多了一些擔憂，怕原來的“好東西”保不住，而原來的“好東西”又跟殖民統治有關。為什麼有些人迴歸後很多年沒有提港英政府，最近兩三年卻突然緬懷殖民統治，有些年輕人還把港英時期的旗子拿出來飄揚一番？為什麼有些人產生了所謂本土主義，甚至“港獨”意識？我想，一定程度上也是害怕失去原有的東西，失去他賴以感到自豪的身份認同。

瑪雅：

近幾年香港人與內地遊客多次發生摩擦，是不是與這種既優越又失落的心態有關係？

劉兆佳：

**有關係。**在這種心態下，一部分香港人對內地同胞產生了牴觸情緒。在大家面對面接觸時，這種牴觸情緒演化為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一些小事情都可能爆發言語間的傷害。甚至容許西方人做的事情，比如一些不文明的行為，他不容許內地同胞做，採取一種比較嚴苛的態度。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就很容易把對內地同胞的牴觸情緒轉向中央政府。

**實際上，中國國力越來越強，在國際上影響力越來越大，使香港人產生了一種自豪感。但同時，**有些港人，特別是年輕一輩就覺得，既然中國國力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就更不能容忍內地出現違反法治、人權的事。內地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貪污腐化、貧富懸殊、區域發展不平衡等，香港人看到也不高興。這些問題經過媒體廣泛報道，引起一些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中央和內地的負面情緒，在相當程度上抵消了中國崛起帶來的對國家的向心力。

瑪雅：

香港人對內地不滿的一個原因是，迴歸後，內地一些貪腐現象侵入香港，破壞了法治和廉政。十八大以來，中共加強廉政建設，反腐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這對香港人改變對中央的看法應該有積極作用。

劉兆佳：

**肯定的。**一些大老虎被抓，對香港人改變對中央的看法有正面作用。更重要的是，如果香港人到內地工作、跟內地做生意，越來越能按明文規定辦事，而不需要潛規則，這肯定對改善香港人跟中央的關係有好處，對改善香港人跟內地同胞的關係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