撩開“工業化”的面紗，中國摸到的，是一張什麼樣的底牌？_風聞
胡不花-微信公众号：胡思新语2019-07-29 11:23
一，工業化的前提。
“工業化”，是所有中國人心心念念百餘年的“強國之路”，而這樣的“強國”，在叢林化的世界舞台上，又其實就是拳頭大比賽。
然而，除了那些西方老牌強國，一戰，二戰之後，真正實現，完成了“工業化”的國家，又實在是屈指可數，為什麼呢？
我們先來把這些老牌強國作個排列：
1，英國，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成就“日不落”帝國。
2，法國，英國的鄰居，通過各種手段獲得技術，緊隨英國之後，完成“工業化”。
3，德國，有英國的支持，有自身的努力，完成工業化後，發現全球市場沒自己的份額了，高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然並卵。
4，意大利，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才立國，技術多來自引進，工業化啓動也相對較晚。
5，俄羅斯，他的工業化進程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沙皇彼得大帝開啓的進度遲緩的工業化，再一個就是蘇聯模式的三個五年計劃，十幾年完成工業化。
6，日本，早期的亞洲“工業化”獨苗，不顧自身條件限制，連續狂賭國運，造成如今的尷尬處境。
7，加拿大，原英屬殖民地，各種支持，加上資源條件，也完成了工業化。
8，美國，擺脱英國控制後，也是各種手段獲得技術，結合自身的龐大體量，連續引爆兩次“工業革命”，後來居上。
這八個國家，就是所謂的“G8”集團了，他們才是世界原有體系遊戲規則的參與和制定者，簡單説，就是話語權擁有者。
那麼，這些“工業化”國家，有什麼共同點麼？
或者説，能夠實現“工業化”，所需要的前提是什麼？
所謂“制度革命”，就是實現全社會管理，就是調動一切資源，包括每一個人的能力，這個能力的大小，決定工業化完成的速度和進度，實際上，就是完成“組織力”的升級進化。
而“民族化改造”，則是“制度革命”的必要條件之一，沒有普遍的國家心理認同，沒有強烈的對於國家與個人命運相關聯的認知，所謂“制度革命”，又從何談起呢？
這之後，才能談得上“全民教育”，“全民醫療”等等這些推進工業化深入發展的條件。
這其中，加拿大的條件得天獨厚，沒有可比性，暫且不提，美國呢，又為何能後來居上？
我們再深入瞭解一下，就發現上述國家，除了加拿大，美國，全部都是自封建制度轉型升級而來，現行制度中，又無一例外都有舊制度的殘留，只是程度不同罷了。
而美國不同，自“南北戰爭”後，舊的封建制度的包袱被他一掃而空，優越的制度結合他自身的巨大體量，加上相對安全的外部環境，才是他後來居上的緣由。
那麼，中國呢？
很多人一説就是大清滅亡，中國結束封建制度，其實呢，中國早在兩千年前，秦始皇完成大一統，推行郡縣制時，就已經結束了封建制好不好。
中國傳統的灌溉農耕的生產生活方式，註定在同等體量下，就比別人對制度的要求高出一個等級，加上中國的超大體量，讓這個要求更進一層，這也正是中國幾千年輝煌文明的原因所在。
然而又正是由於體量的超大，造成中國在實現“全社會管理”的路上舉步維艱。
單論生產力的進步，累積，我們早在明末就進入了制度升級的節點，然而太過龐大的體量，和這體量帶來的制度慣性，又使得我們難以掉頭轉身，完成制度躍遷。
同樣是完成“全社會管理”，由於體量的巨大差距，量變引發質變，中國當下的制度和組織力，無疑是最優越的。
很簡單嘛，我們都知道管理十人，百人，與管理千人，萬人之間的難度差，人羣越大，差異越大，實現統一管理，形成共有規則的難度就越大。
人羣規模的數量的等級差，大到了一定程度，就會引發制度上的等級差。
我説中國的制度，組織力在當今世界傲視羣雄，可能很多朋友不信，那麼我們從最簡單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關係上來看，各位又如何解釋，當下的中國對於技術，對於生產力的需求如飢似渴，似乎永無止境的態度，反觀歐美老牌強國，這態度上對比的差距，有點大，對吧。
與百多年前相比，這樣的態度上的對比，是不是像掉了一個個兒？
二，“去工業化”是個偽概念。
接下來，回應一下朋友們對歐美的“去工業化”的疑問，咱們就來作個解釋。
我覺得吧，歐美的“去工業化”，完全就是個偽命題，所有聽了他們忽悠的非老牌強國，無一例外地掉入陷阱。
拿美國為例，我們看到的美國，只是佔了北美一半大陸土地的那個國家麼？
實際上，當今的美國是通過政治，軍事，金融等手段，控制範圍遍及全世界，從資源掌控，到工業研發，製造，再到市場準入的一張由各種規則，體系編制而成的，彌天蓋地的一張大網。
他們能玩的起“去工業化”，是因為他們有修改遊戲規則的能力，在通過各種手段充分控制的前提下，他們在體系內完成“產業優化配置”，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這種“轉嫁成本”的方式，如果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類比於人與人之間，跟“奴役”，“掠奪”有什麼不同？
而中國的崛起，是威脅到了美國本土麼？顯然並沒有，美國對中國的打壓，不正是因為中國的個頭太大，威脅到了保證“美國優先”的這一整套規則，體系的正常運轉麼？
而那些被忽悠的國家，巴西，南非之類，本身缺乏對外的控制力，和參與遊戲規則制定的能力，盲目地跟風玩這種遊戲，只能用“自殘”來形容了。
有朋友舉例説，美國“去工業化”的後果如何如何嚴重，導致現在連“蘋果”手機配套的螺絲都造不出來。
我想説吧，你説的這都是商業需求，就是一個性價比的商業選擇，而工業能力對應的是國家安全，這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好不好。
正如同説中國造不出圓珠筆頭，説美國實行芯片禁運，中國就會如何如何一樣，商業的選擇固然對工業能力會有影響，但這種影響是緩慢而長期的，短期內的影響無限趨近於零，因為對於一個注重安全的工業大國來説，可以替代的產品總是會有的。
更何況，工業能力，也就是生產力的發展，是需要相應的制度配套的，生產力要與生產關係相適應嘛，對不對，我們都學過。
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適應。
那麼，我們如何判斷一個國家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適應水平呢？
看這個國家對於社會基礎建設的態度。
什麼是社會基礎建設？
社會基礎建設，包括一個國家的基礎建設水平，和基礎建設能力，它幾乎意味着一切，如果説在當下的“工業化”時代，科技研發水平代表着一個國家的國力上限，那麼社會基礎建設水平則代表着這個國家的國力下限。
簡單説就是，一個國家的社會基礎建設水平越高，則這個國家的國力下限越高。
生產力與制度，都是國力的重要構成因素。
當制度匹配，或領先於生產力時，體現出來的就是一派生機勃勃，到處“大幹快上”的建設場面。
當制度落後於生產力時，體現出來的就是各種公共設施的陳舊，老化和對社會基礎建設的力不從心。
有朋友説了，我怎麼看不出來這制度跟社會基礎建設有啥關係？
很簡單啊，社會基礎建設反映的不僅僅是生產力水平，還反映一個國家，乃至地方的規劃設計，組織調度，以及實際施行的執行力，對吧。
而規劃設計，組織調度，和實際執行力，不正是制度以及制度的執行力麼，把這二者結合起來，就是一個國家的“組織力”。
那麼，如何判斷生產力，生產關係的適應水平呢？
首先，生產關係的集中體現，就是一個國家的制度。
再者，在已有社會基礎建設普及的基礎上，當生產力快速向前，出現新生事物，比如“高鐵”，“5G”，並需要大量社會基礎建設的更新與之相配套時，一個國家，社會對這樣的需求的反應，是步履蹣跚，三心二意，還是求賢若渴，只爭朝夕，就正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否相適應，匹配的生動寫照。
不是嗎，看看曾經的美國，上個世紀初以及五六十年代的基礎建設大潮，再看現在，高鐵，“5G”的舉步維艱，不説這些了，就連原有的那些都因長期得不到更新，而出現大面積的嚴重老化。
原本，這些也算不得多大的問題，只要自身的力量還在，還有足夠的控制力，這些髒活苦活，在體系內找一個能做的來做就是。
問題就在於，原本構成美國這個控制體系內的重要一環，中國開始不聽從他的呼來喝去，開始逐漸要求參與遊戲規則的制定。
惱怒之下的美國，開始調動力量來試圖重新圍堵，絞殺中國。
然而在這樣的過程中，美國突然發現，中國已經發展到了他無法輕易控制的地步。
以中國的體量，能夠推進，完成工業化，就證明了中國的制度，必然優越於體量遠遠小於自己的各大老牌強國。
這一點，所有人都沒有意識到，包括中國自己，都對自己的狂飆突進感到詫異，都還沒能適應短短几十年就完成的實力對比的巨大變化。
這樣的變化，一方面來自於中國即便在面臨歐美強國的小心提防，和技術封鎖，仍然憑藉自身的超大體量和優越的制度，在國內連續跨越了幾次工業革命，實現了產業的進化，升級，並最終在全新的工業革命即將到來時，與老牌強國們站在了同一個起跑線上。
另一方面，也在於如中國這般體量的工業製造國，所擁有的工業能力，一旦脱離了原有的體系，給這體系本身所造成的幾乎無法彌補的巨大傷害和漏洞。
力量的對比，一方面來自自身的努力的絕對增長，另一方面也來自於對手的衰落造成的相對增長，如上所述，兩方因素疊加，此消彼長，正是所有人都驚詫不已的原因。
四，未來的變化。
更大的變化還有，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關係來看，歐美這些老牌強國的制度，還能不能繼續適應生產力發展，是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的，如果不能，那麼未來的世界，又會如何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