撩開“工業化”的面紗,中國摸到的,是一張什麼樣的底牌?_風聞
胡不花-微信公众号:胡思新语2019-07-29 11:23
一,工業化的前提。
“工業化”,是所有中國人心心念念百餘年的“強國之路”,而這樣的“強國”,在叢林化的世界舞台上,又其實就是拳頭大比賽。
然而,除了那些西方老牌強國,一戰,二戰之後,真正實現,完成了“工業化”的國家,又實在是屈指可數,為什麼呢?
我們先來把這些老牌強國作個排列:
1,英國,引爆第一次“工業革命”,成就“日不落”帝國。
2,法國,英國的鄰居,通過各種手段獲得技術,緊隨英國之後,完成“工業化”。
3,德國,有英國的支持,有自身的努力,完成工業化後,發現全球市場沒自己的份額了,高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然並卵。
4,意大利,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才立國,技術多來自引進,工業化啓動也相對較晚。
5,俄羅斯,他的工業化進程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沙皇彼得大帝開啓的進度遲緩的工業化,再一個就是蘇聯模式的三個五年計劃,十幾年完成工業化。
6,日本,早期的亞洲“工業化”獨苗,不顧自身條件限制,連續狂賭國運,造成如今的尷尬處境。
7,加拿大,原英屬殖民地,各種支持,加上資源條件,也完成了工業化。
8,美國,擺脱英國控制後,也是各種手段獲得技術,結合自身的龐大體量,連續引爆兩次“工業革命”,後來居上。
這八個國家,就是所謂的“G8”集團了,他們才是世界原有體系遊戲規則的參與和制定者,簡單説,就是話語權擁有者。
那麼,這些“工業化”國家,有什麼共同點麼?
或者説,能夠實現“工業化”,所需要的前提是什麼?
其實稍微對比一下,就不難發現,所有這些國家,都是在完成“制度革命”和“民族化改造”之後,才完成了“工業化”。
所謂“制度革命”,就是實現全社會管理,就是調動一切資源,包括每一個人的能力,這個能力的大小,決定工業化完成的速度和進度,實際上,就是完成“組織力”的升級進化。
而“民族化改造”,則是“制度革命”的必要條件之一,沒有普遍的國家心理認同,沒有強烈的對於國家與個人命運相關聯的認知,所謂“制度革命”,又從何談起呢?
這之後,才能談得上“全民教育”,“全民醫療”等等這些推進工業化深入發展的條件。
這其中,加拿大的條件得天獨厚,沒有可比性,暫且不提,美國呢,又為何能後來居上?
我們再深入瞭解一下,就發現上述國家,除了加拿大,美國,全部都是自封建制度轉型升級而來,現行制度中,又無一例外都有舊制度的殘留,只是程度不同罷了。
而美國不同,自“南北戰爭”後,舊的封建制度的包袱被他一掃而空,優越的制度結合他自身的巨大體量,加上相對安全的外部環境,才是他後來居上的緣由。
那麼,中國呢?
很多人一説就是大清滅亡,中國結束封建制度,其實呢,中國早在兩千年前,秦始皇完成大一統,推行郡縣制時,就已經結束了封建制好不好。
中國傳統的灌溉農耕的生產生活方式,註定在同等體量下,就比別人對制度的要求高出一個等級,加上中國的超大體量,讓這個要求更進一層,這也正是中國幾千年輝煌文明的原因所在。
然而又正是由於體量的超大,造成中國在實現“全社會管理”的路上舉步維艱。
單論生產力的進步,累積,我們早在明末就進入了制度升級的節點,然而太過龐大的體量,和這體量帶來的制度慣性,又使得我們難以掉頭轉身,完成制度躍遷。
直到新中國的出現,奇蹟般的一夜之間完成。
同樣是完成“全社會管理”,由於體量的巨大差距,量變引發質變,中國當下的制度和組織力,無疑是最優越的。
很簡單嘛,我們都知道管理十人,百人,與管理千人,萬人之間的難度差,人羣越大,差異越大,實現統一管理,形成共有規則的難度就越大。
人羣規模的數量的等級差,大到了一定程度,就會引發制度上的等級差。
我説中國的制度,組織力在當今世界傲視羣雄,可能很多朋友不信,那麼我們從最簡單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關係上來看,各位又如何解釋,當下的中國對於技術,對於生產力的需求如飢似渴,似乎永無止境的態度,反觀歐美老牌強國,這態度上對比的差距,有點大,對吧。
與百多年前相比,這樣的態度上的對比,是不是像掉了一個個兒?
二,“去工業化”是個偽概念。
接下來,回應一下朋友們對歐美的“去工業化”的疑問,咱們就來作個解釋。
我覺得吧,歐美的“去工業化”,完全就是個偽命題,所有聽了他們忽悠的非老牌強國,無一例外地掉入陷阱。
那為什麼歐美強國能玩的風生水起,如巴西,南非,烏克蘭,乃至俄羅斯就玩成個當褲衩露腚呢?
拿美國為例,我們看到的美國,只是佔了北美一半大陸土地的那個國家麼?
實際上,當今的美國是通過政治,軍事,金融等手段,控制範圍遍及全世界,從資源掌控,到工業研發,製造,再到市場準入的一張由各種規則,體系編制而成的,彌天蓋地的一張大網。
他們能玩的起“去工業化”,是因為他們有修改遊戲規則的能力,在通過各種手段充分控制的前提下,他們在體系內完成“產業優化配置”,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這種“轉嫁成本”的方式,如果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類比於人與人之間,跟“奴役”,“掠奪”有什麼不同?
而中國的崛起,是威脅到了美國本土麼?顯然並沒有,美國對中國的打壓,不正是因為中國的個頭太大,威脅到了保證“美國優先”的這一整套規則,體系的正常運轉麼?
而那些被忽悠的國家,巴西,南非之類,本身缺乏對外的控制力,和參與遊戲規則制定的能力,盲目地跟風玩這種遊戲,只能用“自殘”來形容了。
有朋友舉例説,美國“去工業化”的後果如何如何嚴重,導致現在連“蘋果”手機配套的螺絲都造不出來。
我想説吧,你説的這都是商業需求,就是一個性價比的商業選擇,而工業能力對應的是國家安全,這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好不好。
正如同説中國造不出圓珠筆頭,説美國實行芯片禁運,中國就會如何如何一樣,商業的選擇固然對工業能力會有影響,但這種影響是緩慢而長期的,短期內的影響無限趨近於零,因為對於一個注重安全的工業大國來説,可以替代的產品總是會有的。
更何況,工業能力,也就是生產力的發展,是需要相應的制度配套的,生產力要與生產關係相適應嘛,對不對,我們都學過。
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適應。
那麼,我們如何判斷一個國家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適應水平呢?
看這個國家對於社會基礎建設的態度。
什麼是社會基礎建設?
社會基礎建設,包括一個國家的基礎建設水平,和基礎建設能力,它幾乎意味着一切,如果説在當下的“工業化”時代,科技研發水平代表着一個國家的國力上限,那麼社會基礎建設水平則代表着這個國家的國力下限。
簡單説就是,一個國家的社會基礎建設水平越高,則這個國家的國力下限越高。
生產力與制度,都是國力的重要構成因素。
當制度匹配,或領先於生產力時,體現出來的就是一派生機勃勃,到處“大幹快上”的建設場面。

當制度落後於生產力時,體現出來的就是各種公共設施的陳舊,老化和對社會基礎建設的力不從心。
有朋友説了,我怎麼看不出來這制度跟社會基礎建設有啥關係?
很簡單啊,社會基礎建設反映的不僅僅是生產力水平,還反映一個國家,乃至地方的規劃設計,組織調度,以及實際施行的執行力,對吧。
而規劃設計,組織調度,和實際執行力,不正是制度以及制度的執行力麼,把這二者結合起來,就是一個國家的“組織力”。
那麼,如何判斷生產力,生產關係的適應水平呢?
首先,生產關係的集中體現,就是一個國家的制度。
再者,在已有社會基礎建設普及的基礎上,當生產力快速向前,出現新生事物,比如“高鐵”,“5G”,並需要大量社會基礎建設的更新與之相配套時,一個國家,社會對這樣的需求的反應,是步履蹣跚,三心二意,還是求賢若渴,只爭朝夕,就正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否相適應,匹配的生動寫照。
不是嗎,看看曾經的美國,上個世紀初以及五六十年代的基礎建設大潮,再看現在,高鐵,“5G”的舉步維艱,不説這些了,就連原有的那些都因長期得不到更新,而出現大面積的嚴重老化。
客觀的講,美國當年的社會基礎建設達到的成就是令人驚歎的,然而自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至今,美國人口翻了一倍,社會基礎建設卻止步不前,滿足於現狀,短短几十年,制度上的停滯不前甚至是倒退,就讓這個國家面目全非,前後判若兩國。
原本,這些也算不得多大的問題,只要自身的力量還在,還有足夠的控制力,這些髒活苦活,在體系內找一個能做的來做就是。
問題就在於,原本構成美國這個控制體系內的重要一環,中國開始不聽從他的呼來喝去,開始逐漸要求參與遊戲規則的制定。
惱怒之下的美國,開始調動力量來試圖重新圍堵,絞殺中國。
然而在這樣的過程中,美國突然發現,中國已經發展到了他無法輕易控制的地步。
以中國的體量,能夠推進,完成工業化,就證明了中國的制度,必然優越於體量遠遠小於自己的各大老牌強國。
這一點,所有人都沒有意識到,包括中國自己,都對自己的狂飆突進感到詫異,都還沒能適應短短几十年就完成的實力對比的巨大變化。
這樣的變化,一方面來自於中國即便在面臨歐美強國的小心提防,和技術封鎖,仍然憑藉自身的超大體量和優越的制度,在國內連續跨越了幾次工業革命,實現了產業的進化,升級,並最終在全新的工業革命即將到來時,與老牌強國們站在了同一個起跑線上。
另一方面,也在於如中國這般體量的工業製造國,所擁有的工業能力,一旦脱離了原有的體系,給這體系本身所造成的幾乎無法彌補的巨大傷害和漏洞。
力量的對比,一方面來自自身的努力的絕對增長,另一方面也來自於對手的衰落造成的相對增長,如上所述,兩方因素疊加,此消彼長,正是所有人都驚詫不已的原因。
四,未來的變化。
未來,當新一輪的生產力進步,乃至“工業革命”到來,所有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將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這時決定生產力發展速度和進度的,將是國家的體量和制度,組織力。
更大的變化還有,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關係來看,歐美這些老牌強國的制度,還能不能繼續適應生產力發展,是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的,如果不能,那麼未來的世界,又會如何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