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鋭｜重思“工業革命”：是經濟學，還是意識形態？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19-07-29 08:10
編者按：
在1951年“朝聖山學社”會議上，一些旨在為古典自由主義辯護的史學家將工業革命敍述為一段生產力提高而工人階級從中受益的歷史。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派對於工業革命的論述，則傾向於將其視作某種制度設計的結果。種種對於工業革命的解釋，都基於某些先行的結論有意地拼貼事實，是某種意識形態的“顛倒”，實際上服務於某種現實的階級鬥爭。本文為王鋭老師對《工業革命：歷史、理論與詮釋》一書的評論，該書為我們展示了眾多對於工業革命的解釋，並試圖提醒我們這些理論所指向的現實政治。
保馬此前推送了多篇關於“工業黨”的討論文章，關注的是如何認識新中國以來的工業建設。或許，本文回顧對工業革命的敍述，能夠為我們解一解“現代化”等諸多意識形態的毒。
本文轉載自“觀察者網”。感謝王鋭老師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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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歷史敍事背後的理論基礎
王鋭
現代社會離不開工業化，實現工業化更是鴉片戰爭以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之事。從曾國藩、左宗棠等人修建兵工廠，到張謇以狀元身份棄官從商，再到辛亥革命之後民族資本家努力在中國發展民族工業，在國家主權闕失、帝國主義壓迫、國內政局動盪、農村經濟破產的狀況下，近代中國的工業化道路顯得坎坷而崎嶇。新中國成立之後，向工業化進軍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奮鬥目標。周恩來總理在1954年指出：“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脱落後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我國原來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現在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這是一個很偉大而艱鉅的任務”。[1]今天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離不開新中國前三十年建立起來的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
因此，較為全面的理解工業化，特別是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視為改變世界面貌的工業革命的歷史過程與基本內涵，對於關心中國工業發展的人們來説至為重要。進一步而言，這種理解很大程度上是根植於人們對於近代以來工業發展歷史流變的認識。不同的歷史敍事會形塑不同的工業觀；不同的工業觀，包括與之相關的發展觀，更是會形成差異極大的審視近代中國工業變遷的視角、立場與觀點。就此而言，回到問題的起點，辨析各種關於工業革命的理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歷史敍事，就顯得極有意義。扯遠了説，在今天中國與世界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許多在這二十餘年頗為流行的歷史敍事其實都值得拿來重新予以審視，特別是辨析清楚它們背後的理論根基、意識形態特徵及其現實指向。只有做到這一點，竊以為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創新”，而非只是在舊有的敍事及其意識形態想象之上疊牀架屋。
在《工業革命：歷史、理論與詮釋》一書裏，作者詳盡梳理了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加州學派的關於工業革命的論述。不但扼要的介紹了各家各派的基本觀點，而且辨析其背後的學術旨趣與理論基礎，特別是將各種不同觀點置於其形成的歷史背景中，分析這些對於工業革命的闡釋背後具有怎樣的現實指向。讀罷全書，基本可以對近代以降不同的工業革命觀有一個較為全面的掌握，不但知曉各種觀點説了什麼，還能大體明晰它們為什麼會這麼説。正如作者所言：“本書將介紹工業革命研究的基本文獻，揭示這些文獻背後的敍事傳統，分析這些文獻所依據的理論以及它們自身創造的理論，呈現不同立場的學者如何從不同的角度詮釋工業革命”。[2]
一、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
眾所周知，第一次運用“工業革命”這個概念來詳細分析近代工業發展過程的當屬革命導師恩格斯。他在發表於1844年的《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一書裏嘗試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詳盡敍述工業革命所引起的社會經濟變動，並分析這種變動對於不同社會階級的影響。對此作者進行了頗為詳細的介紹，並指出：“恩格斯的分析也形成了一種歷史敍事，即英國的工業革命是從棉紡織業出現的技術變革引發工業體系連鎖變化的進程，技術變化帶來了工廠制等制度變革，而工廠的出現又帶來社會連鎖反應，促成了工人的無產階級化”。[3]當然，恩格斯的工業革命論，重點在於揭露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之下工人階級的悲慘境遇，這在他的另一本代表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有着集中的論述。在由資本家操控的大工廠中，工人日復一日的進行單調而繁重的勞動，他們“越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越痛恨自己的工作，因為他感覺這種工作是被迫的，對他自己來説是沒有目的的，他為什麼工作呢？是由於喜歡幹活？是由於本能？決不是這樣，他是為了錢，為了和工作本身毫無關係的東西而工作”。順帶一提，胡適晚年曾飽含深情的説19世紀乃“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和平”，並稱“大英帝國在將近一百年的歲月裏，是這個世界一個偉大的穩定力量”。如果從無產階級的視角看，很可能不知那時的英國有何“偉大”之處。不過，由此卻可看到20世紀某些中國人對於工業革命後的世界歷史的獨特理解。
《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德文第一版）
作者指出：“恩格斯以罕見的天才創立了一套關於工業革命的歷史敍事，而這套敍事將在數十年後影響到工業革命故鄉對於自身歷史的認知”。[4]這一點在傾向於費邊主義的史家湯因比（與著有《歷史研究》的那位並非同一人）身上有十分明顯的體現。他在敍述工業革命過程時，着眼於決定財富分配的制度，揭露這場巨大變革所帶來的階級分化，並質疑近代早期鼓吹自由競爭的經濟學家。當然，與馬克思、恩格斯不同，他將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寄託於重振基督教福音派。與之相似，法國史家保爾·芒圖在《十八世紀產業革命》裏認為工業革命的結果是“大工業”的興起，大量工人在工廠裏造作複雜的機器，工業組織越發龐大反覆，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致使“整個世界不過是一個大市場而已，各國大工業互相爭奪的這個大市場猶如一個戰場”。但人們在驚歎工業革命的巨大成就時，不應忽視“在極富和極貧的對照下，那些今天仍然擺在我們面前的社會問題”。這一分析視角，在英國學者阿什利的《英國的經濟組織》一書裏也有呈現。
總之，即便這些學者與馬克思、恩格斯所堅持的革命道路有所不同，但都對工業革命所造成的社會後果持批判、反思的態度，而非一味的替資本主義與自由競爭唱讚歌。後來運用新文化史視角去研究工業革命中女工與童工命運的論著，在價值觀上也與這些前賢一脈相承。[5]今天中國似乎又興起了一股世界史熱，這固然有助於擴大全球視野，但國人在思考世界歷史的進程時，竊以為以上提到的這些早期工業革命研究者的觀點實應予以重視。
二、是經濟學，還是意識形態？
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描繪了一種“意識形態家”：“我們的意識形態家可以隨心所欲地耍花招，他從大門扔出去的歷史事實，又從窗户進來了，而當他以為自己制定了適用於一切世界和一切時代的倫理學説和法的學説的時候，他實際上是為他那個時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製作了一幅因脱離現實基礎而扭曲的、像在凹鏡面上反映出來的頭足倒置的畫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樣的人“不是從他周圍人們的現實社會關係，而是從‘社會’的概念或所謂最簡單的要素中構造出道德和法”。[6]這一點在冷戰時期所謂“自由主義”陣營的工業革命史論述裏有十分明顯的體現。
歷史學家T.S.阿什頓
在1951年9月舉行的“朝聖山學社”會議上，一些旨在為古典自由主義辯護的史學家着力於解構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工業革命敍事，希望賦予工業革命更多正面評價。在阿什頓眼裏，工業革命不但提高了生產力，而且工人階級也從中受益，生活水平水漲船高，因此早期工業革命史研究中的結論並不正確。他強調：“工人的生活水平起伏劇烈。工廠制度的一個好處就在於，它提供了、也必須提供穩定的就業崗位，因而提高了消費的穩定性。1790—1830年間，工廠生產活動迅速提高。更多的人既作為生產者、也作為消費者從工廠制度中得到了好處”。之所以如此認為，很大程度上與阿什頓堅持運用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分析歷史息息相關。正如作者指出的，他“處理數據的思維方式主要是通過設計構思精巧的推論來彌補直接歷史證據的不足”，因此“推論的成分過大”。更有甚者，“在阿什敦的心目中，經濟學指的僅僅是亞當·斯密一派的學説”。同樣的，“經濟學與自由主義是一體的”，因此他的研究，説到底就是為了“捍衞自由主義理念”。[7]
如果説阿什頓式的研究在意識形態意圖與歷史敍事之間還糅合得不夠“精妙”，那麼曾經在中國風行一時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派無疑處理得更為細緻巧妙。筆者至今記得，十餘年前讀本科時，不少對經濟學感興趣的同學將這一學派的著作奉為寶典。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裏，諾斯開宗明義的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對此作者強調：“簡單説來，《西方世界的興起》就是為了説明私人所有權保障了個人收益，從而使個人有動力去從事能夠帶來經濟增長的活動，因此，經濟增長有賴於從制度上保護私人所有權”。[8]基於此，諾斯建構了一個歷史模型，去分析近代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史，在此視野下，他認為英國經濟之所以騰飛是由於“國會至上和習慣法所包含的所有權將政治權力置於急於利用新經濟機會的那些人手裏”。可以想象，這樣的歷史敍事會在當代中國掀起怎樣的波瀾。只是誠如作者所論，諾斯的這些觀點“沒有直接從史料考據着手展開研究，沒有通過描述歷史事實來引申出結論，而是設計了一個基於經濟學基本理論的邏輯自洽的框架，再將前人研究中的歷史事實按照論證的需要組織進框架中”。[9]此誠然。不過讓筆者感到詭異的是，晚近卻有不少運用諾斯如此這般形成的觀點重新對大量近代中國的史料進行分析，進而形成更多看似史料豐贍、符合所謂史學規範的研究。這或許正像恩格斯所描繪的，“從大門扔出去的歷史事實，又從窗户進來了”。
風行一時的《西方世界的興起》
冷戰期間，西方陣營裏的學者急於建構一套旨在對抗馬克思主義的學説。所謂“現代化”理論就誕生於這樣的背景之下。而美國的冷戰推手羅斯托正是建構該理論的主要參與者。如果記得三十餘年前國內各種關於現代化的歷史研究常常援引羅斯托的觀點，就可想象其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力。在《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現代經濟的起源》一書裏，他自言欲理解工業革命，“就必須迫使我們設法把經濟同文化和社會、制度和政治的母體聯繫起來。它涉及人類文明的一個偉大轉折點；它能交給我們永久的知識，使我們懂得經濟發展的內部規律”。這些話在一般意義上其實早就被許多研究論著提到過了，本身並無過多新意。不過正如作者指出的，羅斯托將工業革命視為經濟“起飛”，其根本目的是“運用工業革命的歷史構建了以起飛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模型後，羅斯托期望的是當代世界的發展中國家與地區創造歷史所昭示的種種條件去實現起飛，進而實現經濟現代化”。如此這般就可以更好的“抑制社會主義革命”。[10]只是不知羅斯托的著作曾經在中國頗為流行，是不是也是因為類似的原因呢？
三、國家的作用
在19世紀，以李斯特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歷史學派學者對亞當·斯密的自由競爭理論展開批判，認為他刻意忽視或淡化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強調對於後發國家而言，國家能力、國家政策與經濟建設之間具有密切的關係。所謂“看不見得手”，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意識形態建構。當然，李斯特的學説盡管可以拿來商榷，但聯想到蘇聯解體後的“休克療法”致使曾經傲視人間的前蘇聯工業體系瀕臨衰亡，就可以證明在現代世界裏，國家的作用千萬不能被低估。
1588年8月，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
因此，作者從分析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敍述開始，梳理了當代學者對於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論述。這些研究尤其着眼於被視為自由主義經濟典範的英國，其實在工業革命前後一直得到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包括制定有利於保護本國製造業的關税政策、降低本國工業所需的原材料進口税、在立法層面為本國經濟發展提供便利，以及為了爭奪海上霸權而發的戰爭。可以説，若沒有國家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大力扶持，那麼英國的工業成就將大打折扣。因此作者特別提醒讀者：“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大多是在重商主義經濟的母體內孕育各自的工業革命的，這就使得富國強兵的追求，不僅存在於19世紀以後的後發工業化國家中，也存在於工業革命前的英國，而這一追求在本質上不因時代和國別的不同而有所差異”。[11]這一點對於今人在思考歷史與現實問題時避免被“忽悠”，實有不小的意義。
關於國家的作用，筆者願意補充一點。今天日本的商品被不少人視為體現了所謂“匠人精神”。但在20世紀初，當日本在朝鮮與中國東北進行侵略與擴張活動時，據長期在東亞從事新聞報道的美國記者富勒觀察，日本經濟擴張的手段之一就是大量生產假冒偽劣產品，向這些地區進行傾銷。他以香煙為例，談到日本商人偽造許多標着歐美香煙品牌的產品，但是“日本推出這款仿製品的目的並不是和英美煙公司的知名品牌競爭，而是要損害它在消費者羣體中的品牌名譽，一旦這款香煙流向了市場，自然就會朝這個走向發展。從日本香煙生產和外國產品進入滿洲地區的相關情形來看，我們很難去相信日本政府沒有參與到這場騙局當中來”。[12]當然，這樣的“騙局”也絕不會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的最後一次表演。
這就引出另一個問題，既然國家的作用如此關鍵，那麼某一國家特有的文化會不會也影響到工業革命的進行呢？自從韋伯的經典研究強調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來，關於這一方面不少學者也有大量論述。作者不但梳理了桑巴特、熊彼特等人影響較為深遠的觀點，而且還詳盡論述了麥克洛斯基對於所謂“中產階級美德”的研究。雖然麥氏的寫作學術性與通俗性混淆，但她依然希望自己的觀點能説服更多的人。在她看來：“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主張：在歐洲西北部，特別是在荷蘭，然後在英國，正是不同尋常的企業家的尊嚴和個人自由，在社會重新評價企業家精神和生活的幫助下，帶來了不同尋常的國家財富”。自然，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金錢關係實為一切社會關係的總樞紐，成功發財的人總會被後人不斷稱頌，並賦予他們各種各樣的華美名詞。因此正如作者所説的，“她的全部著作只不過是要為資本主義辯護罷了”。[13]只是在今天，會不會有人卻將這種“辯護”視為“真理”呢？
四、全球視野如何可能？
在本書的末尾，作者分析了晚近頗為流行的全球史研究。這一研究範式旨在打破“西方中心論”，強調從世界其他地區的視角來看待工業革命，從全球經濟變動的角度來分析某一地區的具體狀況。此外，尤其着眼於論證近代西方的崛起實為偶然現象，並無先前許多論述中所説的充滿必然性。因此，這一研究範式特別聚焦於中國、印度等地在14至18世紀時的社會經濟狀況。但是作者指出，這樣的研究範式自然有其創新之處，但在研究方法上卻是依靠不少只能自證的理論假説，一旦其他研究者不將這種假説視為理所當然，那麼接下來的論證就很難説服人。猶有進者，這些研究大量依據已有的研究成果，導致在根本上並不能形成新的敍事，只是對之前的歷史敍事進行重新解讀而已。説到底，非A也是A的一部分而已。對此作者指出：“古典經濟學已經為今天的歷史研究植入了一種預設的意識形態結論，使研究者稍不留神就會在亞當·斯密已畫好的框架內從事用歷史資料‘論證’主流理論的工作”。[14]不過即便如此，隨着視野的擴大，人們至少有可能認識到“古典經濟學在當時的迅速傳播，與其説是因為斯密發現了經濟運轉的規律，不如説是因為斯密及其繼承者的學説能最有效地迎合英國工廠主們在新形勢下的利益。然後，學術演化雖嵌入社會演化中，但亦自成邏輯，通過19世紀逐漸形成的現代學術體制自我繁殖。故時過境遷，社會行動者的利益或又發生改變，學術界既有的範式卻可能形成穩定的意識形態霸權，反過來宰制社會行動者，使他們的選擇與行動未必符合他們真實的利益”。[15]這種類似於馬克思所説的意識形態的“顛倒”有無克服的可能？這不僅僅是工業革命史研究中的問題，更是關乎我們今天需要什麼樣的歷史觀的大問題。
註釋：
[1] 周恩來：《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載《周恩來選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144頁。
[2] 嚴鵬、陳文佳：《工業革命：歷史、理論與詮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9頁。
[3] 嚴鵬、陳文佳：《工業革命：歷史、理論與詮釋》，第18頁。
[4] 嚴鵬、陳文佳：《工業革命：歷史、理論與詮釋》，第22頁。
[5] 嚴鵬、陳文佳：《工業革命：歷史、理論與詮釋》，第190—207頁。
[6] 恩格斯：《反杜林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頁。
[7] 嚴鵬、陳文佳：《工業革命：歷史、理論與詮釋》，第60、61頁。
[8] 嚴鵬、陳文佳：《工業革命：歷史、理論與詮釋》，第65頁。
[9] 嚴鵬、陳文佳：《工業革命：歷史、理論與詮釋》，第66頁。
[10] 嚴鵬、陳文佳：《工業革命：歷史、理論與詮釋》，第71頁。
[11] 嚴鵬、陳文佳：《工業革命：歷史、理論與詮釋》，第158頁。
[12] 富勒著，郭彤等譯：《亞洲的決裂：1909年前遠東的興衰》，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08—209頁。
[13] 嚴鵬、陳文佳：《工業革命：歷史、理論與詮釋》，第184頁。
[14] 嚴鵬、陳文佳：《工業革命：歷史、理論與詮釋》，第226頁。
[15] 嚴鵬、陳文佳：《工業革命：歷史、理論與詮釋》，第228—2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