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疾病：縫臉手術後，我變成一個不能説話不能吃飯的人_風聞
真实故事计划-每天一个打动人心的原创真实故事2019-07-30 11:18
一
凌晨1點，我在值班室被一通電話叫到急診室。診椅上躺着一個女人，她用手捂着臉，乍一看，面部全是血，血珠不斷從她的指縫中滴落。旁邊的人試圖幫她擦拭，可血還在不斷往外滲，根本擦不幹。
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在急診室值夜班。當時我研究生讀到第二年，剛開始給老師當助手，在北京一所知名醫院為病人縫臉，因為終於能在手術安排表裏露出完整的名字，我還一度為此興奮不已。
凌晨見到這一幕，我忍不住一激靈，把睏意都抖沒了。“這個人還醒着麼？”我心想。女人閉合的眼瞼似乎驗證了我的擔憂，我下意識想拍拍病人的臉，確認她是否還有意識，但她將臉捂得嚴實，我一時竟沒找到地方下手。
猶豫間，女人猛地睜開了眼睛。詢問病史的過程中，我得知她叫劉麗，臉上的傷出自她丈夫之手。
前一天晚上，劉麗和孩子吃過晚飯，丈夫才醉醺醺地歸家。像往常一樣，夫妻倆開始暴怒、爭吵。只是這次，男人摔完東西后抄起了菜刀，當着兒子的面砍向妻子。
我問劉麗丈夫砍中她的過程，她宣稱記不得了。“只覺得臉上一熱，”她神色漠然，講述斷斷續續，“然後就是疼，再然後就是血。”
街坊循聲趕到劉麗家，進門便見男人舉刀指着劉麗。眾人趕緊奪下菜刀，慌亂中有人從刀面上摘下劉麗的那塊麪皮，又幫忙打電話叫來她孃家的兄弟。
在趕往醫院的4個小時車程裏，劉麗一手捂着血珠嘀嗒的臉，一手攥着這塊皮。見到我時，她憤懣地低語：“早知這樣，我還不如不躲，斷手斷腳好過毀容。”
竟然有人因為容貌被毀，而後悔保全了性命？我覺得這個想法不太對勁，應該義正詞嚴地勸説一下，很快又覺得無法置評，只能語塞沉默。
充當縫臉人的3、4年時間裏，我不止一次遇見像劉麗這樣被丈夫執刀相向的妻子。她們大都含着淚，説着意思相似的話：“不能留疤，臉縫不好寧願去跳樓。”可是，摺紙尚且留痕，何況破碎的皮肉，想不留疤，除非別傷。
我勸説劉麗先去做全面的檢查，但她毫不在意，只關注能否保全她的容顏，反覆説：“要先縫臉，臉縫不好我寧可跳樓。”兩寸見方的臉皮被削下來後，一直被劉麗包裹在手紙裏，4小時過去，已經乾燥皺縮捲成了一條，護士將其泡在裏半個小時才能平展。
約10分鐘後，主治醫生何叔也趕到了急診。我用眼神提示他看向我那壓着劉麗面動脈挪不開的手。何叔看清情況後，臉色稍霽，也開始勸説她先做檢查，依舊無果，於是讓劉麗簽了手術同意書，我們開始準備手術。
手術室裏沒有窗户，不開燈就暗無天日，但一打開手術用的無影燈，置身其間就分不清屋外是白晝還是黑夜。我腳尖一勾，往屁股下塞進一隻凳子，便拿起針線，開始收攏患者面部的傷口。
有臉才有人的樣子。皮面逐漸蓋住千瘡百孔的傷口，把臉拼攏回去的過程中，我彷彿看到劉麗一點點攥回了剩餘的尊嚴。
低頭認真開工時，我聽見門板外面兒童哽咽高尖的哭嚎，那是劉麗的兒子。而治療室裏，劉麗似乎終於用盡了力氣，她闔上眼睛，對兒子的號啕置若罔聞，雪白的無菌孔巾隨着她的呼吸起伏。麪皮縫到一半，她無聲地流了幾滴眼淚，我怕驚擾她，假裝沒有看到。
天亮後，劉麗就轉院去了北京一家整形醫院，怎麼都勸都留不住。“即便現在不能做整容手術，我也要當面問清楚以後能不能治！”她眼神堅決，甚至帶着幾分狠戾。
二
我是一名牙醫，會縫臉的那種。
高考填報志願時，工科出身的父親苦口婆心地勸我學醫，他舉了個理由，説我小時候娃娃縫得好，有一雙適合做醫生的巧手。實際上，那是我把娃娃的脖子撅斷了，怕母親罵我，心驚膽戰做的活計。我一直覺得父親這一理由給得敷衍，沒想到後來，我真做了醫生這行中，跟“縫”有關的活計。
在手術枱上，主治醫生負責保命的手術，我面對的都是殘缺不全的臉。除處理外傷，我也會配合完成一些面部腫瘤切除手術。臉的主人往往在手術中割去了面部生的腫瘤，意識尚未清醒，躺在手術枱上等待我幫他們合攏麪皮。上手術枱前，他們中的一些人攢着一腔最後的勇氣，激昂地表示要戰勝病魔，下了手術枱後，垂頭喪氣，不知道怎麼面對新的一天的病人也大有人在。
大部分人不理解“切臉”這件事，這像一門隱學，普通人很難想象我們具體怎麼工作。所以，面對病人時，我必須花一些時間，藉助一個頭骨模型，來回比劃以幫助患者理解專家為他們制定的治療方案，直到對方理解、簽字。
在我接觸過的病患中，因一下接受不了自己的病情，哭泣的、失神自言自語的大有人在。
老張因面部癌症入院。根據治療方案，醫生會切除老張部分牙齦、頜骨和臉皮，手術過後，老張臉上會留下明顯疤痕。我藉助頭骨向他解釋了治療方案，陳明風險後，老張自顧自開始低語：如果臉被切掉了，豈不像個怪物？又説，一手帶大的小孫女肯定會被嚇壞，“還會再黏着爺爺像個小棉襖嗎？”他喃喃道。
我分不清老張是在自言自語，抑或是在尋求我的建議。實際上，我可以向患者解釋文件上每一個醫學字眼，卻解答不了一個問題：如果是你，你會怎麼選？
換作以往，我會拋出一套萬金油的説辭：“這是看診的專家為你選擇的最佳方案”。這個回答不違心，也圓滑地避開問題不回答。
面對擔心被孫女嫌棄的老張，我多做了一步，儘量平和地告訴他放棄手術的結果：“如果不這麼做，那麼可能您很快就不能繼續帶大您的孫女了。” 我依舊把砝碼推回給老張，讓他自行決定加在天平哪端。
我明白，讓人猶疑不決的，其實是以一場手術為分界點、前後截然不同的兩段人生。不止是一張麪皮這麼簡單。實際上，很多病人要等手術結束後，才能真正懂得那場手術的負面影響。
一次幫術後病人拆線換藥時，我遇見一個懨懨不語的病人。幫他換藥時，他遞給我一張紙。我接過展開，不知這張紙在他手中攥了多久，皺巴巴的，上頭歪歪扭扭寫了一行字：“我不會説話，也不會吃飯了。”我知道康復狀況讓他擔憂，只能低頭繼續幹活，輕聲安慰他：“彆着急，慢慢來。”
術後的煩惱不便，在術前我都細細地講給他和家人。當時，我反覆斟酌措辭，想明白妥帖地告訴他們：最難的不是那一刀，而是面對那一刀之後，再也回不去的生活。
三
遇見王華時，他未滿60歲。入院數月前，王華感覺舌頭疼痛，照鏡子發現一個紅紅的小坑，他自覺是工作繁忙壓力太大長了一處潰瘍，沒當回事。不想幾天過去，小潰瘍也未痊癒，微微生疼。他這才到藥店買了些藥粉，每日噴灑。轉眼就是幾個月過去，那處潰瘍絲毫沒有好轉的趨勢，頑固地生長在他的舌頭上，而且到越來越大，他發覺不妙，這才去了醫院。
回憶起在當地醫院確診患癌時，王華的妻子在走廊裏拉住我悄悄地抹眼淚。幾經輾轉，王華被我的老師收治了。
經過檢查，我們確定王華舌頭上長的是一處癌症的病灶。在醫院充當“縫臉人”的3、4年時間裏，我管牀的病人便有4、5百名。印象中，許多人發現口腔裏的癌症，都是從久不癒合的口腔潰瘍開始。
我們需要把王華的下嘴唇、頜骨切開做入路，切掉大部分舌頭。因為癌症有沿淋巴擴散的風險，我們還需要切開他的脖子，做頸部淋巴清掃。
生病前，王華是一所初中的老師，過去的20多年，他大部分時間在講台上度過。我不得不告訴他，根據我們的術後預期，他康復之後語言功能會受影響，恐怕無法支撐他正常授課。
一張嘴便吃得下飯、説得出來話，作為一個人，這是理所應當的事情。而像王華這樣的病人，一場手術將把他們這些功能徹底打碎。
三個月后王華回醫院做複查，他告訴我，他已經告別了講台，學校很照顧他，把他調到後勤工作。“其實就是給我個地方養老，我明白……”術後的王華艱難緩慢地告訴我，“跟別人我也不説話，別人也不樂意聽我説。我這次來複查完，回去就要辦退休了，幹不了什麼活，別給人添那個麻煩。”
離開前，王華把口罩帽子戴上，“別人看見我也難受，不招那個嫌了。”他擺擺手謝過我，走出診室。我已經習慣於面對這些破碎後重生的面容，可當病人們回到茫茫人海，臉面是容，是貌，是人的第一張名片、第一聲招呼，有些人卻再也遞不出去這張名片，只能默默戴上面具，掩蓋傷疤。
四
然而，並非所有病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願，決定是否接受治療。有一個我至今想起都會輾轉反側的病人，在她的生死關頭，我和她都沒辦法做出延續她生命的決定。
急診門口來了外地牌照救護車時，都能激起我的恐懼——那意味着車上的病人傷情嚴重，或者傷患認為傷情嚴重。當我看見阿芳的時候，覺得“嚴重”被恰如其分地使用了。
第一眼，我甚至沒看出來她嘴裏是什麼，一閃而過的念頭是：“這是含個球拿不出來了？”
向救護車上的醫生問過病情之後，我才發先她嘴裏那個碩大的、撐得閉不上口的球形物體，真是她變了形的舌頭。
阿芳，是個不識字的女人。她神智不清，眼珠四處亂轉，口中規律地哼吟着。由於她無法敍述病史，我只能四處找陪同她來的家屬。最終，我在急診科各個角落找到阿芳的兒子、丈夫和大伯，他們七拼八湊地幫我拼湊了阿芳的病史，面色不耐——
阿芳50多歲，此前因尿毒症已經做了8年透析，到了腎性腦病的地步，整日神志不清。那天一家人午餐時，她因搶吃一塊排骨咬傷舌頭，舌頭逐漸腫起來，像個口嚼塞子般堵塞了口腔。檢查時，腫脹的舌頭擋住視線，我看不到傷口，血依舊不停流淌，一部分被她喝下去，一部分溢出來，持續兩天後，家屬沒有辦法，便帶她去了當地醫院。當地醫生診斷後判斷情況嚴重，告訴他們：“無能為力，去找縫舌頭最好的醫院吧！”於是，阿芳被家人送到了我們醫院。
當天值班主治醫師和我相視一眼，欲哭無淚：傷口隱藏在舌頭後方，手術的入路在哪，阿芳的身體能不能負擔，這些都是這場手術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隨後，我開始向家屬交代病情、溝通方案。然而無論怎麼解釋，阿芳的家屬都是一臉“聽不懂”的表情，不斷重申：“我們就是來縫個舌頭而已。”
他們不斷表示，家中由於長期為阿芳做透析，經濟情況困難。於是，醫院一降再降要求他們繳納的押金額。到了決定是否繼續治療的時刻，阿芳家的男人們互相推脱，兒子要聽父親的，丈夫要聽哥哥的，大伯要聽父子倆的，他們為此在診室裏吵吵嚷嚷，久不停息。
救護車司機叼着煙從診室門口探頭進來，不耐煩地詢問我們收治與否，他好早點收工走人。一時間，所有亂飄的視線都回到我們身上。
主治醫師一咬牙：“治可以，簽字！”
於是我們通知了總值班，開放了手術室，麻醉大夫、護士開始備戰，值班醫生各就各位，大家都訓練有素有條不紊地擼袖子。阿芳需要接受的應急手術，費用不到2000元，只等家屬簽署同意書，我們就可以開始搶救病人。可辦公室裏，阿芳家的男人們就簽署同意書，又開始了你推我讓，簽字筆彷彿定海神針一樣誰都舉不起來。
三個人都想置身事外。到最後，那位與我年齡相仿的兒子不知躲去了哪裏，我把筆塞給了丈夫，那個男人推諉着，唸叨着“住院費是大伯出的，他説了算……”那位“掏了住院費説了算”的大伯一副“與我無關”的表情，刻意假裝沒注意到這邊發生的事情。
看得出來，他們都在等醫院説出“不治了”，然後心安理得地離去，順理成章擺脱一個負擔。
阿芳的丈夫看了看憤怒的我，大嗓門低沉了下來，嘟囔着：“錢都花她身上了，也治不好，過兩天還要透析還要花錢……”他突然眼睛一亮，盯着我，“你剛才説你們醫院不能透析？”
我聽出他語氣中倏忽而過的欣喜，瞬間替阿芳感到心灰意冷。但我沒説話，看着男人，等着下文。
“不能透析我們不在你們這治！”阿芳的丈夫説。這句話給一旁靠着牆默不作聲的大伯也通了電，兩個男人開始抖擻起精神罵罵咧咧，同仇敵愾地向外走。
我無奈只能叫住他們，掏出抽屜裏備下的拒絕治療文件，請阿芳的丈夫簽字。一瞬間，他像是被掐住脖子一樣沒了氣焰。
拉鋸至此已經兩個小時，阿芳舌頭的腫脹明顯加劇，窒息隨時會先於失血、腎衰要了她的命。無論誰簽字拒絕治療，都相當於參與了對她的謀殺。
我面上不動聲色，心裏卻替阿芳着急，悄悄地詢問一起值班的師兄：“難道沒有家屬同意，我們就不能進行治療嗎？”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讓我自覺像個弱智。年輕的總值班體諒我不懂事，悄悄告訴我：“病人自己糊里糊塗，萬一出了事，誰跟你講這個道理？醫院以前為這種事賠過不少，你不知道的……”
同病房的患者家屬開始控訴阿芳一家的吵鬧，我無奈，給了三個家屬三支筆，讓他們不分先後順序地簽了字。
她兒子説，他們會把帶回家繼續治療。
我只能相信。
被推出醫院的時候，阿芳察覺方向不對，哼吟聲驟然尖鋭急促，發出一種牽動肺腑的悲鳴，像街邊被捆綁起來待宰的羔羊。人來人往的馬路邊上，阿芳哀聲連連，想引起注意，但阻擋不了什麼。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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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羅北方
編輯 | 温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