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魚”與“熊掌”的選擇困境_風聞

發佈/2019年7月30日 3:30 AM

文/鄭永年

來自/聯合早報

近數十年來，對很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説，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全方位發達的西方。西方所有的一切，包括經濟自由、政治民主、社會福利等等，一切都令人嚮往，希望自己的國家也可以在儘可能短的時間裏得到所有這一切。於是，在很多人的概念裏，似乎所有好的東西都可以同時出現和同時得到。

如果考察一下這數十年發生在西方和非西方國家的社會抗議運動，人們不難發現，有一個巨大的差別，那就是，在西方國家，社會抗議運動的目的往往是具體的利益，更多的權利；而在非西方國家，社會抗議目的更多的是抽象的價值，尤其是民主、自由和人權。

在經濟改革方面，很長時間裏，人們對“大爆炸”（big bang）理論和方法持續爭論。這一方法強調所有經濟改革同時進行，畢其功於一役。這一理論符合很多人“急於求成”的心理，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在不同地方進行了實驗，但人們對這一方法實際所產生的結果具有很大的爭議。這一方法首先被1980年代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引用於英國的金融改革，主要是全方位放鬆金融管制。

這一改革促成了英國倫敦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但人們也認為這一改革也促成了2007年以後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這一方法後來應用於俄羅斯和東歐的改革，即全盤私有化。不過，效果同樣令人質疑。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儘管走上了西方所認為的自由市場道路，但這些國家的經濟表現並不理想，並且經常出現危機。尤其和走漸近改革道路的中國相比較，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表現相形見絀。

如果人們把“大爆炸”理論應用到一個國家的發展上，可以提出類似的問題，即一個國家是否可以同時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全方位的發展，一步到位變成西方那樣的國家？儘管在理論層面，人們對此可以爭論，但從現實經驗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這樣做。現實主義地看，就國家發展來説，世界上並不存在一個“畢其功於一役”的發展模式，人們不得不面臨“魚”與“熊掌”的選擇問題。

即使在西方也是如此。今天西方所擁有的，是其在漫長的歷史階段中逐漸實現的。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T. H. Marshall）提出了西方權利實現的“三階段論”，認為西方國家實現權利的次序是18世紀實現了個人自由（自由資本主義），19世紀實現了政治權利（選舉權），20世紀實現了社會權利（福利社會）。

馬歇爾的理論更多的是對英格蘭發展的一種經驗描述，説明權利實現的階段性。但這一理論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評，尤其是女權主義者，她們認為，馬歇爾所描述的只適用於英格蘭的白人男性工人，而不適用於其他社會羣體，尤其是包括婦女在內的“第二等公民”。

即使在理論層面，馬歇爾的理論也存在着邏輯問題。例如，如果一個國家首先實現的是“個人權利”，那麼“個人權利”如何發展成為體現集體權利的社會福利呢？如果個人權利首先得到實現，理性（自私）的個人就不會放棄自己的權利，讓渡自己的權利給“集體”。

從經驗上説，的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保障計劃發生在保守的德國，而非自由的英國。歐洲國家從馬克思所説的“原始資本主義”，轉型到20世紀的福利資本主義，並不是説資本主義的自然轉型，而是在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推動下，歐洲諸國政治社會改革的產物。

西方有“資本主義的變種”理論，區分了強調自由的英美資本主義和強調集體的歐洲大陸（法國、德國等）資本主義。英國因為一戰、二戰和凱恩斯主義等因素，在二戰之後實現了福利社會，但作為自由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到現在為止，在社會福利方面，仍然遠遠落後於歐洲國家。

福利社會面臨巨大的挑戰

即使對福利社會，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也一直面臨巨大的挑戰。在理論上，在英國福利政策出現不久，就遭到嚴厲的批評。海耶克（F. A.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和《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為批評派的經典。前者是海耶克在二戰期間的英國倫敦寫成，被視為反對福利社會的“聖經”。

1970年代，西方因為石油危機等因素，經濟滯漲，批評者就把矛頭對準了福利社會，認為福利社會的擴張已經破壞了“民主的可治理性”，造成了西方的“民主危機”。到了1980年代，就出現了英國撒切爾和美國里根新自由主義革命。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經濟自由（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管控社會（工會）和消減福利。

美國奧巴馬政府針對窮人（尤其是黑人羣體）出台了一個醫改法案，但特朗普一上台，就首先廢除了這個法案。也就是説，即使在西方，各方面的權利的實現也並不是“自然”的，而是各種社會力量互動的產物。人們並不存在“魚”與“熊掌”兼得的局面。

不過，較之後來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情況，西方國家在不同權利逐步實現的過程的確表現為“自然”，即在沒有高強度的壓力（尤其是外部壓力）的情況下實現的。這裏可以舉今天發展中國家最為關心的普選權（政治權利）為例。

法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通過憲法，賦予人民普選權的國家。1793年憲法就規定了這項權利，但之後並無選舉。1848年法國進行了第一次普選，不過之後法國的普選權就停滯不前，直到將近100年之後的1944年才賦予婦女選舉權。瑞士被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視為是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典範，但這個國家婦女選舉權直到1971年才實現。

在其他很多歐洲國家，儘管男性普選權獲得要比法國晚，但婦女選舉權的獲得就比法國早。這種男女性不同權利的情況，除了其他很多原因，更受觀念的影響。

在歐洲啓蒙運動中，儘管也有少數哲學家呼籲普選權，但更多的哲學家包括最為激進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認為政治是“公共領域”，而“公共領域”是專門屬於男性的，只有男性才成為公民，而女性則屬於私人、家庭或者“自然”的領域。在很長的時間裏，類似的概念不僅男性接受，女性也接受。直到後來出現了新的思想，人們才意識到原來權利分配的不公平，女性在開始爭取權利，或者被賦予權利。

即使發展到今天，儘管比較而言，西方社會各方面都已經很發達，但大多數西方國家也在同樣經歷各方面發展的不協調，呈現出一個動態的過程。尤其是近30年的全球化，已經徹底改變了西方社會原來維持的均衡狀態，導致了政治、經濟和社會高度失衡。這也是西方社會今天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不管如何，西方大多數國家的國家建設，從領土邊界的固定到領土統治權的確立，再到大眾民主參與權的實現，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時間，具有足夠的時間來逐一解決不同時期所面臨的問題，往往是“一個時間做一件事情”（one thing at a time）。但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説，他們同時面對所有這一切。簡單地説，和西方比較，大多發展中國家都面臨“壓縮性”（compressed）發展，即同時面臨政治、經濟和社會全方位發展的需求。

一個現實是，和西方比較，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是社會經濟低度發展、發展不足甚至毫無發展的困境；但就社會需求來説，經濟發展、政治自由和社會福利都是需要的。如果發達國家經歷了三個世紀才實現了經濟發達、政治自由和社會福利，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等待這麼久，越來越多的人要求這些方面的權利同時實現，至少是可以平衡地發展。

這裏就涉及後發展中國家的“劣勢”問題，既表現在物質層面，也表現在觀念層面。就物質層面來説，誠如新馬克思主義所言，資本主義式經濟自西方（中心）向非西方（邊緣地帶）擴散和發展，邊緣地帶本來就處於一個不利的地位（例如處於產品和產業鏈的低端、缺少優質資本和技術等）。

從觀念上説，因為西方國家已經實現了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的權利，後發展中國家也自然就接受了所有這些權利概念，而且也認為所有這些權利不僅需要也可以同時實現。無疑，觀念和現實之間存在着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逾越的鴻溝。

“先經濟、再社會、後政治”的路徑

如馬歇爾所言，西方國家先是實現了經濟發展，再是政治權利，然後是社會福利。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二戰之後，新獨立的國家都是一步到位地把選舉權擴散到男性和女性。也即是説，大多數西方國家花費了一個多世紀才實現的政治權利，在新獨立國家體現為“即時的實現”。

從表面上説，這可以説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因為新獨立國家的人民無需等待那麼久，就隨手得到了政治權利。但從現實面來看，因為沒有任何社會經濟面的支撐，這種政治權利往往沒有實質性的意義。

在發達國家，政治權利的實現有助於“分蛋糕”，即社會福利，但新興國家的“蛋糕”很小，甚至不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權利不僅演變成為“為了選舉而選舉”，而且在更多的時候，成為了“把蛋糕做大”的一大阻力。不難觀察到，二戰之後的新興國家，從理論上説，都具有西方所有的一些，包括憲政、多黨制、全民選舉、媒體和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等，但現實地説，這些權利僅僅停留在紙面上，從來就沒有實現過。儘管這些國家的領導層的專制、獨裁、腐敗等等被視為權利沒有充分實現的根源，但人們必須看到產生這些行為的社會經濟根源。

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被視為入世哲學家（worldly philosopher）的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不滿古典經濟學均衡發展理論，而提出了一個“非均衡”發展模式，就是説，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得到各個方面的發展，而是要“突圍”，找到發展的“抓手”，逐一推動各方面的發展。

“非均衡發展”理論認為，現實地説，不會所有的好事情都可以一起發生的，人們也很難同時滿足所有的願望。例如，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可以同時發生，也可以不同時發生；經濟增長既可以和政治開放一起發生，也可以和政治專制同時發生；民主的鞏固可以推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也可以和經濟的衰退同時出現。　　

當然，這並不是説，後發展中國家就沒有優勢了；相反，後發展中國家具有很多方面的優勢，尤其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哈佛經濟學家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的“後發展優勢理論”並被廣泛應用於後發展中國家。簡單地説，後發展中國家可以向發展中國家學習，少走彎路，甚至可以（用今天的話來説）“彎道超車”。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的經驗更能説明“後發展優勢”。這些經濟體的發展並沒有按照馬歇爾前面提到的“先經濟、再政治、後社會”西方模式，而呈現出“先經濟、再社會、後政治”的路徑。也就是，先充分結合政府和市場的力量實現經濟的發展，再通過政府和市場的努力實現社會的發展，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開始政治民主化。

這種模式使得這些經濟體不僅逃避了人們所説的“中等收入陷阱”，歷史地看，較之早期西方民主化，這些經濟體的民主化也是相對和平的。今天，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儘管有其特殊性，但基本上也遵循這種模式。

直到今天，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然處於既無“魚”也無“熊掌”的發展階段，如何發展仍然是這些國家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但即使是發達經濟體（包括亞洲“四小龍”），也很難説可以永遠做到“好事情走到一起”的局面。在經濟好的時候，各方面權利的實現相對容易；但在經濟不好的時候，就會出現“魚”與“熊掌”很難同時得到的局面。

更為嚴峻的是，人們的選擇不一，一些羣體選擇“魚”，一些羣體選擇“熊掌”，不同收入羣體、不同政治傾向性、不同年齡段的羣體之間的選擇南轅北轍，這往往使社會失去均衡穩定狀態，而處於極其分裂的狀態。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