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雜誌：來自大城市的貧富差距調查報告_風聞

　　2009年第22期《半月談》刊載《來自大城市的貧富差距調查報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來了。但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在我國各個社會羣體利益格局被重新調整的過程中，分配不公現象日益突出，社會財富分配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社區圍牆區分貧富的“楚河漢界”

　　同為上海市的中心城區，靜安、盧灣、徐匯、黃浦是繁華商業區和高檔住宅區，而閘北、普陀、楊浦則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記者在當地調查時，連月均收入只有2000來元的司機都説:“閘北、楊浦，那是窮鬼住的地方!”

　　閘北區是上海市的“邊緣區”，這裏有大批磚木結構的老房子。在連片的“棚户區”裏聚集了各種低收入者，如從邊疆回來的知青、外來打工者等，他們的經濟條件相對較差。據民政局工作人員介紹，閘北區申領低保的人口占全區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業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這裏的“低保邊緣户”是現有低保人口總數的三倍之多。

　　“工人新村”無奈的歷史輪迴

　　位於上海閘北區天目中路749號的蕃瓜弄社區在新中國成立前是上海的貧民窟，矮小的“滾地籠”擠滿了大批無家可歸的窮苦人。新中國成立後經過改造，成為產業工人的聚居區，面貌煥然一新。蕃瓜弄的變遷當時還作為典型寫進了上海的小學教科書。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變成了低收入人羣聚居區。蕃瓜弄社區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佔比超過10%。蕃瓜弄社區幹部告訴記者，社區1964年建成，上世紀80年代能住到這裏的產業工人，大都是敲鑼打鼓來的。因為當時能在這個小區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廠子裏的“五好工人”。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工人下崗越來越多，大批產業工人成為低收入人羣。

　　社區居民李存榮今年53歲，是上海市鐵路局的一名機車維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記者看到，包括李存榮在內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裏，共用廚房和衞生間。李存榮説，這個小區所有的樓房都是這個樣子，雜亂、擁擠、骯髒，而且水費、煤氣費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儘管現在居住條件艱苦，但是回憶起當初分房時，李存榮還是很驕傲的。他説，這個房子是因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廠裏表現好，於1996年時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紀芬原來工作的企業2001年關門，幾百個工人全部下崗，她也只能回家。現在，在上海電機學院上大二的女兒一年僅學費就要1萬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榮一個月約2000元的工資緊緊巴巴地過日子。“像我這樣的家庭在這片社區裏還屬於中等。”李存榮説，“幸好我們夫妻倆現在身體還好，沒有什麼病，鄰居家裏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難了。”

　　李存榮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龍，患有高血壓、心臟病、腎臟積水等多種疾病，沒有勞動能力，2000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兒子在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上學，學費全靠貸款。為了維持生活，孩子平時在學校圖書館打工，後來到一家“不夜城”接電話，一小時工資10元，一天要幹4個小時。

　　“原國有企業產業工人多的地方，貧困羣體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幹部告訴記者。如上海楊浦區，當年產業工人50萬，占上海全市18個區縣的1/10。目前，該區拿低保的人口有3.4萬人，也佔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09年初，上海市將低保標準從400元調整到425元后，雖然只提高25元錢，但僅僅一個楊浦區“低保户”就驟增2000多人!

　　高房價下的居無定所者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萬元的樓盤，開盤就搶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東新區開盤的星河灣小區，周邊樓價每平方米2萬元，它賣到5萬元，總共322套房，一天之內賣260套，總銷售額超過40億元，業內人士稱這種情況在世界房地產市場都罕見。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區和老舊社區的人們，卻是連棚屋和老舊房的產權都沒有的無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區，記者發現幾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個廚房和衞生間，居住條件非常簡陋。這些房子屬於承租公房，居民們只有使用權沒有產權，一個月交四五十塊錢的房租。

　　李存榮説:“對我來説，買房就別提了，我們即使賣血，也買不起兩萬塊錢一平米的房子!”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不少困難户情願住在十分簡陋的住房裏，也不願被拆遷。和病殘兒子一起住在“交通花園”(棚户區)的李繼梅聽説現在她所住的小區要拆遷，十分心焦。“這裏要是拆遷了，我和孩子就沒有地方住了。現在儘管房子差，可換個地方，房租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不僅如此，由於住房商品化過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應嚴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羣無房可住。在上海市楊浦區，很多街道已經出現流浪的人羣，每個街道少的四五個，多的十來個，居無定所的人羣已經給民政部門和公安部門造成很大的壓力。街道幹部表示，這些人平時經常來民政部門反映困難索要低保補貼。歲數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輕點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網吧、急診室、棋牌室、澡堂等，實在過不下去就偷盜犯罪，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楊浦區民政局社會科科長鄭軍説，如果政府能給居無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個牀位，情況可能會有所改善。　

專家：高“平均數”掩蓋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實狀況 

　　最近，來自國家發改委的《促進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機制》的調查揭示，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羣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羣間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城鄉整體基尼係數達到0.465。而本刊記者調查中也發現，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演進，普通民眾對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的不滿也日益強烈。　　

貧富分化被關注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長王二平告訴記者，過去6年他們在做社會問卷調查時，將“中國社會問題最嚴重的是什麼”這一問題列了19個備選項，在調查的5個省40個縣中，老百姓都認定排在頭兩位的社會問題是腐敗和貧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個省才有變化，如環保、住房等。

　　長期從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楊宜勇説：“收入差距擴大累積的結果是財產差距的不斷擴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僅佔有財產總額的一半。”

　　各行業收入苦樂不均的現狀也越來越突出了。楊宜勇説：“中國納税百強”幾乎年年是石油、煙草、鋼鐵、電信、電力、金融等具有國有壟斷性質企業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電力、鋼鐵、交通、汽車等企業總能出現在滬深兩市業績增長排行榜的前列，這都反映出壟斷行業的收入在持續快速增長。　

民眾不滿“被平均”

　　國家統計局此前發佈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同比增速超過經濟增長，這一數字一公佈，引起公眾譁然，很多網友質疑自己工資“被增長”。而專家的調查也顯示，高“平均數”背後掩蓋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實狀況。

　　具體到一個地方或一個企業，高平均數也極大地掩蓋了收入差距。國家統計局上海調查總隊劉稚南説，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於平均數。國家統計局青島調查隊副隊長紀中鋭告訴記者，青島市去年的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為20646元，低於平均數以下的城鎮居民佔到總數的65%。

　　擁有1.5萬名正式職工、9500名農民工的青島港集團是一個效益良好、職工收入高的優秀國有企業，去年該集團人均年收入7萬多元，是青島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但記者發現，這個企業一線工人的工資絕對額近10年多來是年年上漲，但在整個企業中的收入地位卻不斷下降。與管理層的平均工資相比，工人的相對工資水平從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10年內青島港管理層的工資增了五倍，而一線的工人僅僅翻了一番，儘管工人的絕對工資水平並不低，但是與管理層的差距在不斷拉大。在著名企業海爾公司，其普通員工工資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層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萬元～20萬元，甚至更高。　　

該對貧富分化説“不” 

　　記者調查中採訪到的多位社會問題專家均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羣眾生活水平雖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貧富差距日益加大，很多人有一種被剝奪感。

　　上海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顧駿説，如今出現的很多民生問題，從根本上來説並不是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正常現象。比如説，上海市的退休工資比在崗的最低工資標準960元還高。他指出，社會不怕貧富差距，就怕個人沒有改變社會地位的機會。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羣眾的不安全感進一步增加，因為生活中的壓力不斷增加。而這種不安全感又表現為多個等級:第一，生計困難;第二，就業壓力;第三，有收入，但是沒有穩定的安全預期;第四，對社會公平有看法。

　　中國社科院中國農村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研究員認為，“仇富心理”的提法實際上是不對的。所謂的仇富，只是對某些利用不合理手段進行權錢交易的羣體的不滿，而不是籠統地對所有富人的不滿。

　　著名學者薛湧在其多篇專欄文章中也指出，中國的老百姓，絕大多數擁護市場經濟，對正當渠道獲取的財富相當尊重。沒有人仇恨姚明，沒有人仇恨袁隆平。之所以有“仇富”的説法，是因為許多富人的財富來得不正當。他指出，均富是現代社會的基本特徵，美國作為一個貧富分化最嚴重的發達國家，對貧富分化的容忍度其實比中國還要低得多。而目前貧富分化的不斷加劇正在傷害中國社會的整體利益，中國必須對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説“不”了!

　　【本文原載《半月談》雜誌2009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