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全額獎學金留學歐美的打工子弟_風聞

作者|  祁十一

來源| 公眾號“穀雨實驗室”

星晴喜歡音樂繪畫，時常用手繪來記錄生活

這是一羣隨父母流動的打工子弟，在置身的大城市求學時面臨各種限制。他們一度擔心出路，最終卻拿到全額獎學金，到海外留學，有人一家三姐弟均如此，有人則進入哈佛。他們在英國、德國、加拿大、美國、波黑、亞美尼亞等地，用自己的雙眼去看更廣闊的世界。誰也不知道他們的未來會怎樣，但和父輩相比，他們已經走得很遠很遠。

26歲的安徽女孩星月，已經在加拿大温哥華生活了八年，高中兩年，大學四年，工作兩年。

從一個生於鄉村、無法在上海考學的流動兒童，到今天享有的海外工作和生活，她想想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她的弟弟恩四、妹妹星睛，也跟姐姐一樣，都拿到全額獎學金，如今在美國念大學。

過去幾年，像他們三姐弟一樣，在上海東北角一帶成長起來的外地打工子弟，有10個人拿獎學金出國留學。

在越來越多的家庭被捲入學區房、補習班之類的比拼之中，越來越多的人難以承受教育之重時，這些一度擔心出路的孩子，人生變得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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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華這座城市的氣質，星月非常喜愛：繁華與寧靜並存，白天去喧囂與熱鬧的市中心上班，晚上下班後回到平靜安寧的住宅區。

八年前的夏天，汽車在温哥華海邊的田園小道上行駛，穿越一片森林，最後停在一處靠海的房子前面。一位老爺爺倚在門前，面露微笑，等待三位學生的到來。星月和兩位同學，下飛機後便被送到老人家裏寄宿三天。

路邊幾隻小鹿，見人到來也不受驚嚇，兀自安祥地啃噬着草地。夜已深，抬頭可見漫天的繁星，連銀河都看得清清楚楚。這些情景，至今還記得“很清晰”。

温哥華夜景

畢竟，半年前民辦職業高中學生星月，還茫然不知未來。因為沒有户口，她不能在居住的城市參加中考、高考，前途一片渺茫。她常常回家晃盪，不去上學，她甚至纏着媽媽要錢，想去做生意，像好友一樣去擺攤賣水果。

實際上，星月初中成績很好，經常考第一，每學期能拿2800元的獎學金。她的夢想是考上好大學，但初二時，她知道自己不能在上海吳凇參加中考，夢想彷彿一下子被擊碎了。

媽媽的頭髮也是那時候開始白的。“家裏三個小孩，老家回不去了，上海又不能考試，可怎麼辦呀？”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覺，成天往區教育局跑，哭訴，求告。

她曾把女兒星月送回安徽老家讀過一年書，知道這意味着什麼。那一年，這個五年級小學生成了遠離父母的留守兒童。在聽不懂的方言環境裏，她學習成績直線下降，還變成了大人眼中的“壞孩子”，帶着班裏同學逃課玩耍。

安徽農村

媽媽不得不把女兒接回上海，也意識到：孩子一定要帶在身邊，陪伴他們成長，錯過了那些年，孩子長歪了，就再也無法挽回了。她再沒想過把三個兒女送回老家。

可到底又能怎麼辦呢？

妹妹星晴記得，當時學校裏那些打工子弟，人人都有危機感，想着初中畢業後的出路。星晴在網上搜索發現上海音樂學院附中招收特長生，只要才藝出眾，可以不受户籍限制，她覺得自己“文藝才能突出”，想去試一試。

但是，整個家庭很快便泄了氣。當時爸爸的物流生意出了事，媽媽給外國人家當保姆帶小孩，他們付不起一年十幾萬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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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媽媽想起了張軼超，找他商量三個孩子的未來。

多年來，這位復旦大學畢業的張老師幫忙解決了很多小孩的上學問題。他為了幫助打工子弟而成立的志願者服務社，也成了上海國權北路一帶打工子弟們的另一個家。

2001年，復旦哲學系研究生張軼超第一次去打工子弟學校，被那裏的環境“驚呆了”。離復旦校園不到五公里，在一片到處是簡易房的棚户區裏，一羣渾身灰撲撲的小孩，擠在幾間簡陋的房子裏上課。老師大多沒有專業背景，有的甚至只是中學畢業。

張軼超組織志願者去給這些孩子上課。五年後，他把短暫零散的支教，變成了有固定場所和內容的公益教育機構，為那些打工子弟提供課外的音樂、藝術、英語等課程。

星月便是最早進入服務社的學生之一。這裏給了她充滿明亮和快樂的童年記憶：踏青、抓蝴蝶、制標本、釣魚蝦、彈吉他、唱歌，小年夜在國權北路的棚户區裏放煙花，夏日的夜晚用天文望遠鏡看星星……

流動兒童在活動中學習相處與合作

帶着這些孩子快樂成長的同時，張軼超也暗自為孩子們的出路犯愁。直到2010年冬天，一個朋友知道他在做教育公益，告訴他國際學校UWC準備在中國開放招生。

UWC，中文名“世界聯合學院”，1962年由德國教育家庫爾特·哈恩創立，意在將不同國度、種族和宗教背景的年輕人集聚在一起，互相學習，緩和彼此的敵對和爭端，為各自的社區和世界帶來改變。它的14所學院，分佈在世界各地，運營資金源於各國政府及私人的捐助。它提供兩年的高中(大學預科)教育，之後可以申請海外大學。

中國在1973年送出第一批UWC學生，一直由政府選派，畢業生中後來不乏副部級幹部。2010年，畢業生志願組成的UWC中國理事會成立，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公開選拔學生。

張軼超立刻組織幾個符合UWC招生年齡的孩子，集訓英語，填寫申請書。星月最初對此並沒有抱什麼希望，“全國範圍內只招25個，得有多渺茫啊？”快到報名截止日了，她連申請書都沒填，張軼超逼着她填完寄了出去。這最終換來了一個面試機會。

春節時，在復旦大學學習人類學的挪威人吳郎，來幫星月練習英語口語，準備全英文的面試。在她家租住的地方，吳郎住了十幾天。他們一起去附近的河溝裏釣魚釣蝦，在家裏彈吉他唱歌。

媽媽被氣得不行——不是説練英語嗎，這丫頭怎麼一點兒也不用功？她説了好多氣話：“你要能考上啊，我就給全上海每條狗都縫件衣服，頭朝下走路。”

上海吳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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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北京面試參與競爭的，都是和星月差不多大的中學生，他們大多來自國內大城市的重點中學，説一口流利的英語。

但星月的策略是，相比口語流利程度，重要的，是把自己怎麼想的説清楚。

“如果你是政府官員，你要做什麼？”面試官趙賓問她。

“我要改變户口政策。”她説。他們就中國的户籍制度討論了一番。

“去了國外你想做什麼？”

“想做教育公平有關的事情，改變中國的教育現狀。”

“怎麼改？”

“我要拍紀錄片，讓大家去看，在看的過程中改變人們的想法。”

趙賓是UWC校友，時任愛生雅集團亞太區法務總監，也是UWC中國理事會學生選拔統籌人。他面試過很多人，很多人都很懂得面試技巧，答案早就設計好了。但星月的回答，他能感覺到是發自內心，“她的眼睛是會發光的，一看就知道是會盡全力去做一件事情、很有能量的人。”

命運的轉折就此出現。

媽媽是在4月1日接到電話得知結果的。

女兒告訴她，“我被錄取了，你猜我考到哪裏去了？加拿大，最好的UWC，還拿到了全額獎學金。”

“我簡直不相信，一看手機，愚人節，這死丫頭，愚弄我！電話一掛，我把手機裝包裏不理她了。”8年後，她還把當時的場景記得一清二楚。

過了一會兒，張老師打來電話，告訴她星月被錄了，最高分數錄取。“我高興得失控了，在公交車上哭了。”她回憶説。

星月的成功為服務社後來的學生打開了一扇門。她身後，每年均會有六七個孩子申請UWC，被錄取一兩個，其中包括了她的弟弟恩四和妹妹星晴。

恩四在美國讀大學時參加了海上學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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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老爺爺家去UWC加拿大分校參加開學典禮時，星月再次被驚呆了。這是一所童話般的學校，一邊是森林，另一邊是大海。校園連大門都沒有，幾座木頭房子零星地散落在樹木和草叢間，小鹿在地上吃草，小浣熊在樹枝上睡覺。在這裏，她要度過兩年高中生涯。

UWC並不是故事的終點，而是另一種喜憂參半人生的開始。

星月三姐弟和其他打工子弟，能有機會去UWC讀書，都跟張軼超的服務社有關。但幾乎所有這些學生，在UWC第一學期都想過退學。

第一個月，人們用英語聊天、上課、做作業，星月的英語水平還不足以應付全英文環境，上課像是在聽天書，很難熬。壓力一度大到無法承受，但她一個電話也沒打回家，“不想讓家人知道自己的艱難與脆弱”。

恩四和星晴也經歷了最初的文化衝擊和語言隔膜，以及課業的艱難。他們各自的學校裏，每學期末都會有人承受不住壓力而退學。

17歲的周怡辰2018年剛進入UWC。她在UWC常熟分校唸了一年預備班後，即將去亞美尼亞分校。過去一年，即便是在中國的分校唸書，她也感覺遭遇了“毀滅性打擊”。初中時，她英語成績很好，但到了這裏就不行了，用英語寫劇本、演話劇、做報告，她壓力巨大，一度很消極。

不過，這些出身流動家庭的孩子身上有種韌性，就像開在山野的薔薇，無人照看也會猛烈生長。

最艱難的時候，星月常坐在學校海邊的堤岸上，看着海岸上的一棵樹，覺得自己就像在爬樹一樣——不管怎麼艱難掙扎，總想着有一天能夠爬到樹頂，看上面的風景。她給自己做心理建設，“人要直面自己的弱點才能變得更強大”。

後來，她鼓起勇氣參加各種校園活動，不管行不行，都先報名。在例行會議上發言，在音樂節上表演節目，和同學徹夜聊世界、聊夢想。她還接受物理老師的徒步挑戰，為了練習跳海被淹個半死，跟校長理論為什麼要取消她最愛的人類學課程，和日本同學討論中日戰爭，爭到面紅耳赤最後以微笑和擁抱結束。

兩年後從UWC畢業時，她哭得像個淚人。學校的老師同學就像家人一樣親切，她也在一次次自我否定、肯定之間，不斷走出舒適區，變得更堅強。她拿到了加拿大一所大學的全獎，念人類學和經濟學。

周怡辰眼下熬過了第一年，有些“心累”。她的同學多是家境優越、以考國外名牌大學為目標的典型國際學校學生，每個人都有一項“很優秀”的特長，辯論、演講、組織策劃、文學創作等等。她有時會遭到挑釁，被質疑英語水平和能力。在極大的差距下，她仍然拼盡全力拿到了合格的分數，讓所有人都驚歎她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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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去UWC亞美尼亞分校讀完兩年正式課程，她對未來仍有忐忑，不知道前方是什麼，也不知道畢業後能否申請到心儀的大學。但她身上始終散發出掩不住的活力，“保持挑戰自我的初心，去探究更大的世界吧。”她説。

在金融機構工作一年後，星月決定跳槽去教育行業，並會在2019年9月進入温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念教育學研究生。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附近海灘

2017年暑假，面臨就業選擇時，UWC中國常熟分校共同創辦人、哈佛上海中心執行董事王頤對她説：“你的背景就是教育，所以你做教育是理所當然。”

星月後來常常想起UWC面試時自己説的那些話，反覆問自己的初心。因為政策限制，很多人沒法在居住的城市繼續學業，UWC這樣的窗口，畢竟只是極少數幸運者的偶然機會。她未來能不能像張軼超一樣，幫助到更多人呢？

2019年春天，同樣是打工子弟、從北京蒲公英中學進入UWC的段孟宇，拿到了哈佛大學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她所選的研究方向也是教育政策。

張軼超也是在和這些孩子的接觸中，發現了自己的熱愛，從而在這條路上走了快20年。

起初，有朋友對張軼超説，你做這事吧，改變不了他們的命運，他們還是會像他們父母一樣成為普通的打工者，但好處是他們成為壞人的概率變小了。

“現在看，這些孩子都不壞嘛，普普通通的勞動者，留點善意在他們心中也是挺好的事。”張軼超説，“不上UWC又怎樣呢？畢竟絕大多數孩子是上不了UWC的。”

他幫助過的大部分學生，成了這個社會的普通勞動者。有的做平面設計，有的在遊戲公司畫圖，或者再普通一點，在爸媽的水果攤上賣水果，在超市做收銀員，等等。去了UWC的學生，如今有兩個大學畢業，留在加拿大和美國工作，其餘的都還在唸書。

通過張軼超講解物品流通和變遷課程，孩子們瞭解人類文明史

他們在英國、德國、加拿大、美國、波黑、亞美尼亞等地，用自己的雙眼去看更廣闊的世界。和父輩相比，他們已經走得很遠很遠。誰也不知道他們的未來會怎樣，或許還是做着白領工作的普通人。

但，那又怎樣？張軼超看到另一位從事公益教育、幫助打工子弟的同仁歐陽豔琴最近寫的文章，説希望這些孩子今後能“做珍貴的普通人”。

他很贊同，補充説教育還有一點很重要：必須得給人力量。“我可以做珍貴的普通人，但當選擇來臨的時候，我必須有力量去捍衞珍視的東西。不然，做普通人又有什麼意義呢？”

* 本文星月、星晴、恩四、周怡辰為化名。

穀雨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