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A：被日本政府公開售賣的小姐姐_風聞

慰安婦問題一直是日本骨鯁在喉的歷史傷疤，每逢日韓針鋒相對之時，韓國人都要不失時機地戳一下日本的痛處，必要的時候還要在國際場合呼喚遲到的公平與正義。

對於韓國人而言，這是民族仇恨。但是對於日本人而言，除了不願啓齒的罪惡之外，還有國家機器的荒唐與恐怖。戰爭時代，日本這台戰爭機器把自己的國民當成燃料，塗炭亞洲鄰國，用最為野蠻的殖民方式發動對周圍國家的侵略和掠奪。而戰爭結束後，一敗塗地的日本為了求生，只得被迫用禍害其它民族的方式禍害普通國民。慰安婦制度的餘波在戰爭結束後，又持續迴盪了近十年，這一次，輪到日本人自己飽嘗苦果。

RAA，是英文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的縮寫，日文翻譯作特殊慰安設施協會，是戰後日本政府主導建立的服務美國為首的聯合國佔領軍的慰安所。為了維護日本婦女的純潔和日本人的種族純淨，日本政府策劃出了這個極端的方案，即犧牲掉一部分貧苦人家的女子，來保全皇族、財閥和其它人家的女性。

一、肇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接受《波茲坦公告》的全部條件。然而就在天皇玉音落下不久，日本國內便留言四起，稱一旦英美敵軍登錄，日本女性勢必要遭受凌辱。而三個月前剛剛結束的歐洲戰事中，有近一萬四千名女性遭到美軍強姦，以及沖繩戰役中有近萬女性遭到美軍強姦的消息為日本國民的恐慌火上澆油。為此，日本內務省警保局在次日即研討對策，8月17日新成立的日本內閣國務大臣近衞文磨對警保局總監坂信彌指示道：要保衞日本婦女。於是這位總監便遷移應用日本戰中的慰安婦制度，意圖為普通婦女構築一道防波堤，8月18日，便發出政令，要求各地，特別是花街柳巷，做好迎接美軍的準備。26日，在聯合國軍駐地附近，慰安設施正式建立。

為了設立特殊慰安設施協會，日本政府融資一億日元，為了籌集鉅款，大藏省可謂不遺餘力，其中半數資金來自日本勸業銀行的貸款。而警保廳則負責生活物資籌措，其中還包括1200萬隻避孕套。27日，第一家慰安所在神奈川縣小町園設立，28日RAA主要負責人在皇宮面前三呼萬歲。同日，聯合國軍先遣部隊到達厚木基地，美軍士兵旋即光顧，到了29號，這個慰安所已經人滿為患了。

隨後，RAA在東京周邊，大阪，箱根，熱海等地紛紛建起慰安所，為佔領軍提供服務。RAA一共動員了55000名慰安婦，這麼多慰安婦是從哪徵集來的呢？為此RAA連哄帶騙用盡各種手段。許多婦女是戰歿官民的遺孀，因為失去生活依靠，被迫賣身，僅東京一處，就集中了1600人，平均一人每天需要接待30到50名客人。

與戰爭期間的慰安婦徵集不同，RAA繞過介紹人，直接在報紙上登起招募廣告。RAA甚至在銀座豎起了一座廣告牌徵召女性。

二、暴行

雖然慰安所就是為佔領軍設立的，但是亢奮的美軍士兵可不會順水推舟，針對日本慰安婦的暴行屢屢發生。比如小町園慰安所計劃9月2日開業，8月28日，便有武裝美軍士兵蜂擁而入，強姦慰安婦。在橫濱的一所慰安所，超過100名美軍士兵在開業前闖入，輪姦了14名慰安婦，第二天更有奮起反抗的慰安婦勒死美軍士兵的惡性事件發生，開業兩日旋即關門。

開業後的慰安所更是慘不忍睹，每個房間都能聽見男人的笑聲和女人的哭聲。為此精神失常，羞憤自殺的慰安婦亦不在少數。9月1日，橫濱野毛山公園甚至發生了27名美軍輪姦日本女性的案件，為此，神奈川女子高中不得不選擇停課。日本輿論一片譁然，報紙紛紛批判佔領軍的暴行，不過9月19日，聯合國佔領軍最高司令部開始輿論管制，所有批判佔領軍的聲音都被禁止。當然，美軍士兵是不會收手的，東京武藏野市甚至發生了小學生被集體輪姦的案件，而大森的一家醫院，孕婦和護士也慘遭施暴。1947年至1949年，能夠確認的受害女性超過800人，不過這只是冰山一角，日本在戰爭中對受害國施加的暴行，在戰後降臨到自己頭上，着實是自食其果。

在1945年8月到10月期間，日本特務機關特高課還專門針對佔領軍暴行展開調查，調查結果經警保局整理成文書，但是特高課在10月被解散，文書被美軍沒收，直到1973年才還給日本。日本共產黨曾欲對此展開調查，但是收藏文書的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則告知，特高課之文書，一律不開放。

當然，美軍這麼胡作非為也不可能持續太長時間，隨着性病的蔓延和美國國內批判聲音的高漲，1946年，佔領軍最高司令部下令廢止RAA，RAA慰安設施陸續關閉。不過慰安所並未銷聲匿跡，而是公娼變私娼，紅燈區經營者聯合會掛牌成立，國家妓院變成私家妓院，慰安婦又成了之前投資RAA的財閥的賺錢工具，大量美元彌補了財閥們在美國主導的民主化中的損失，這些鼓吹戰爭大發戰爭財的財閥世家在戰後清算中艱難求生之餘，又順手把災難轉嫁給了貧民，而那些在RAA關停並轉中失業的慰安婦則淪落街頭成為站街女。

除了禍害慰安婦，美軍在日本的肆無忌憚還產生了20萬的美日混血。由於戰爭剛剛結束，日本人民對美軍的憎恨還非常強烈，這些慰安婦和混血兒如同今天的福島災民一般，被視為不潔之物而備受歧視。除了少數能夠得到正式名分跟隨美軍官兵移民美國的婦女之外（比如現在美國太平洋艦隊的日裔司令哈里斯的母親），大部分遺留下來的慰安婦和混血兒只好對自己的身份三緘其口，默默忍受社會的遺棄和冷眼。RAA當初以愛國奉獻和犧牲的口號把她們召集起來，而之後的結果則再一次證明，這又是財閥和右翼假公濟私的騙局。不過諷刺的是，隨着昭和時代的落幕，平成日本人早已忘了國仇家恨，美國人成了文明的標尺，日本的就行，日本少女都以崇洋媚外為榮，高鼻深目的混血更成了無數日本人羨慕的對象。不知曾經那些為國獻身的慰安婦和混血兒會怎麼想。

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社會心態？實際上在戰後，還真有學者仔細研究了這個問題，日本人那種跪爹的奇特優越感是怎麼來的？

三、心態

日本人這種扭曲的心態被稱為“被佔領心態”，這個詞最初出現於1950年，是《展望》雜誌舉辦的一場座談會提出的，與會者包括但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和學者丸山真男，竹內好，前田陽一，島崎敏樹等。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試圖從精神根源上反思日本戰爭悲劇的原因。而針對所謂“被佔領心態”，他們則從日本特殊的國民性和傳統文化中考察兩者相關與否。

其中島崎敏樹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一般概述。島崎敏樹認為“被佔領心態”大致有解放和壓抑兩種類型，壓抑心態則是一個扭曲的過程，即對佔領者從敵視到反抗再到支持的過程。之所以會有這個過程，是因為在佔領期間無力反抗佔領者，進而把反抗對象從佔領者置換為自己人，逃避現實，意圖通過藉助佔領者的世界性權威彌補自己的缺陷，讓自己處於征服者的精神和理念的範圍之中，相對於其他那些同胞，心中油然而生一種優越感，進而蔑視攻擊同胞。通過與征服者的接觸，而產生了自我否定和自我蔑視的心態，進而希望自己與征服者一體化，讓自己與劣等民族的身份切割開來，也就是説，這種自我否定帶來的自省讓自我接受了“日本人是四等國民”的認知。島崎敏樹的這段論述原封不動地拿來表述中國的公知都再合適不過，在他眼裏，解放心態者早就跟美國跑了，而壓抑心態者歷經心理扭曲最後還是跟美國跑了。

而丸山真男對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認為既不是解放感，也不是壓抑感，日本人不可能一夜之間全變成民主主義者，更多的是既不認可，也不反抗，介於肯定和否定之間的灰色地帶，等於是放棄思考。

丸山真男的看法非常有趣，在他眼裏，大部分日本國民可能已經放棄思考了，沒辦法去判斷政府，針對戰後承受的一切都是被動接受，而最可怕的是，因為官僚體制把戰敗責任推給全體國民，國民即便在日本舊體制被美國推翻的狀態下也不會質疑官僚體制的合理性，並把這種逆來順受的氣質直接帶入到了美國佔領下新建的官僚體制的管理下。換言之，戰死的是國民，遭罪的是國民，為戰爭歡呼的是國民，為戰敗埋單的是國民，沒有國民去反思政府以及操控政權的派閥都幹了什麼，是否合理，就算意識到其中的問題，也鮮有人去大聲疾呼。

另一方面，官僚體制本身也非常會自我欺騙，一面鼓吹自己有責任延續日本精神，捍衞種族純潔，一方面用一套自欺欺人的言論去掩蓋自相矛盾的政策。在RAA問題上，這一點體現得淋漓盡致。RAA在設立之初要求各地妓女配合服務美國人，這一命令讓妓女們都感到疑惑，在茨城縣土浦警察署，妓女們面對RAA的要求給出了一個相當打臉的回應：在戰敗前，警察要求妓女們手握美軍士兵的睾丸刺殺美軍士兵，堅決執行一人一殺主義，全殲登陸敵軍，現在卻截然相反。對此，警察的回應是，戰爭已經結束了，應該為和平盡力，雖然方法不同，但是為國效力的主義是不變的。這一點根本不能説服妓女，基本是日本官僚體制的自欺欺人，戰前同樣是這些人，拼命地鼓吹日本婦道，強調家族價值，戰後強調一變，逼良為娼，這不僅是方法不同，本質也毫不相干，唯一不變的是對本民族的殘暴和當事人自我意識的欠缺。

比警察前後矛盾更為荒唐的是右翼變臉之快，更令人匪夷所思。在RAA關停並轉移交民間之後，負責這些妓院運營的多是右翼組織，比如戰前的右翼組織國粹同盟在戰後改換名目，以日本勤勞者同盟的面孔再度示人，其主要領導人笹川良一稱，他們對這項事業投資了一百多萬。這些右翼繼續以愛國之名驅趕着慰安婦們為他們服務，在這些女性承受屈辱和痛苦之時，他們自己賺得個盆滿缽滿。他們不曾對此感到有何不妥，也不曾為此感到羞愧，反而滿懷自豪地進行着“愛國”事業，對自己人尚且如此，讓他們承認二戰中對別國的暴行，那真是比死還難受。

更有甚者，這些戰爭期間喊着英美鬼畜的右翼，在戰後成立的第一個右翼團體叫“親美博愛勤勞黨”，對美國的態度來了個180度轉向。甚至連戰後新成立的東九宮內閣的大臣兒玉譽志夫都在接見右翼領袖的時候都信誓旦旦的表示：今後要服從麥克阿瑟元帥的指揮，相互扶持好好幹。簡直是毫無節操可言。不過，在美軍進駐日本之後，大部分日本人並不像右翼這麼荒唐，相反，倒是很多日本人祭出了日本慣用之説辭，取美利堅之長處，補日本之短處，這一過程毫無疑問地成為了日本美國化的過程，而平民百姓的不思考，有識之士的作壁上觀，最後能讓日本學到什麼，真是個令人狐疑的問題。也許日本人更願意相信自己主動地把美國的舶來文化日本化，但是越來越多的資料反而指向了相反的結論，日本只是被迫接受了美國的改造，無論是文化還是精神結構，都有着濃厚的人為印記，真正讓日本人焦躁不安的是，“日本”這個主語的空洞內涵，並沒有誰能解釋得清，或者也沒人願意解釋，這個虛無的正統觀念背後，有多少是一己之私，又有多少是為人強迫，但是無論怎樣，“日本”必須成為一切行為的名義主語，如此一來，一切都有一個“合理”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