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高曉松聲稱鄭成功是倭寇？_風聞

鄭成功起兵之後，是作為一個奉明旗號的割據勢力活動的，手下軍隊採用源自明朝營兵制的編制，攻佔州縣、衞所後多設置地方政權。和以流竄殺掠為主、並無政權可言的倭寇是截然不同的。鄭成功喜用的鐵人、紅夷大炮、斬馬刀等裝備，也和戚繼光記錄的倭寇戰法大不相同。這個完全用不着對比。其父鄭芝龍的海盜生涯，倒是可以拿來説一下。

“倭寇”這個詞首先是一個出現在東亞漢文史料裏的歷史名詞。把歷史名詞作為現代學術概念來使用時，是要尊重古人本身對這個詞的用法的。

“嘉靖大倭寇”時期登陸殺掠的海盜們，之所以被稱為“倭寇”，其直接原因是他們本就自稱為“倭寇”，而明朝當局也接受了這個稱呼。

按海上之事，初起於內地奸商王直、徐海等常闌出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主於餘姚謝氏。久之，謝氏頗抑勒其值。諸奸索之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恐之曰：“吾將首汝於官！”諸奸既恨且懼，乃糾合徒黨、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

縣官倉惶，申聞上司雲：“倭賊入寇！”廵撫紈下令捕賊甚急，又令並海居民有素與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相告言。於是人心洶洶，轉相告引，或誣良善。**而諸奸畏官兵搜捕，亦遂勾引島夷及海中巨盜，所在劫掠，乘汛登岸，動以倭寇為名，**其實真倭無幾。（《明世宗實錄》卷350）今海寇之深入吾境也，殺掠焚蕩之慘，自昔所未有者也。

彼固以倭為名，而我亦以倭名之。（薛應旂《禦寇論·正名》，載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卷288）

可以確定的是，明朝統治集團整體上將這些海盜稱為倭寇。即使認為“倭寇”之名值得商榷的人，也承認王直、徐海等海商頭目確實有“勾引島夷”之舉。無論現代人怎麼理解“倭寇”這個名詞，它都是確實地在當時被反覆提及、討論，影響着嘉靖後期明代朝野上下的思維與行動的。

至於“倭寇”一名包含的族羣性質到底該如何看待，是該看重中國人在數量上佔的多數，還是重視日本武人在軍事上的主導地位，學者們已多有討論，我也寫過答案，這裏就不展開了。

那麼在嘉靖大倭寇之後的六七十年，於1620年代作為海盜而活躍的鄭芝龍，其部眾是否也被稱為倭寇呢？且來看他被朝廷招安之前，明代官方文獻中對他的稱呼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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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啓七年八月癸丑，巡撫福建朱一馮言：年來海上嘯聚，如薩子馬鍾六老眈伺境外者無論，在福屬則有朱屎老所在流突，以至蔡三老向為中路所逐，未幾二年復歸順。鎮東大小址、草嶼之間，以賊船報警，今所在擒斬累累計，蕩馘匪朝伊夕。所慮者，劇賊鄭芝龍與酉二老也。（《明熹宗實錄》卷87）

劇賊。

先是春間海寇毒惠、潮一帶地方，賴前督臣多方調度堅拒，移諮閩撫訂期協剿，寇乃遁入於閩；閩撫聲罪致討，奉有會同浙、粵併力協剿之旨，寇後入於粵。羽書狎至，恨不得命將枕戈，滅此朝食，以紓皇上南顧之憂。而臣所云着數有不得不審彼己而先後布之者，臣請備言之。 鄭賊固甚麼麼，而狡黠異常，習於海戰；其徒黨皆內地惡少，雜以番倭驃悍，三萬餘人矣。

其船器則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堅緻，入水不沒，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銃炮一發，數十里當之立碎；此皆賊之所長者。（《兵部題行「兵科抄出兩廣總督李題」稿》，崇禎元年二月二十九日，載《鄭氏史料初編》）

海寇。這裏指出鄭芝龍的部屬裏有倭人，但只是“雜以”，主體是“內地惡少”。

時閩寇鄭芝龍猖獗海上，閩人多言閩帥俞諮皋實致之。（《崇禎長編》卷5，此書由清代明史館館臣據明代檔案、邸報編成）

閩寇。這裏明確了鄭芝龍集團的地域性——福建海盜！

總而言之，鄭芝龍在當局眼中是劇賊、海寇、閩寇，部下有倭人，但並沒有被稱為“倭寇”，也沒有提到他“勾引”相對獨立的日本勢力。同樣，也沒有證據能説明鄭芝龍曾經自稱“倭寇”。明代當局在後來處理招撫鄭芝龍一事中，也沒有特別去考慮日本方面的因素。這和招撫王直時，明朝官員先派使者去日本調查、談判的做法，完全是兩種情況。

實際上，如果説要討論鄭芝龍得到外部勢力的支持，那也是要先提他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曾經的合作才對。在名與實的兩個層面，鄭芝龍都與嘉靖時期那些引導日本武人前來中國劫掠的海商首領相去甚遠。就算稱鄭芝龍為“倭寇”，都是站不住腳的，更不要説其子鄭成功了。

根據《明代倭寇史略》的統計，大約萬曆十二年之後，明代史料中除了對豐臣侵朝軍的蔑稱，就很少提到新的倭寇事件了。倭寇現象的衰微，和明代的抵禦、追剿與日本中央政權的統一進程都有關係。倘若無視史料，濫用“倭寇”一詞，並不利於認識明代海洋歷史的真相。

《曉説》固無足論，但這個觀點大概不是高曉松首先發明的，我在網絡其他地方也見過，因此感到有討論的必要，還請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