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亞洲國家”嗎？中日南轅北轍的“亞洲觀”_風聞

      在地理上，中日同屬亞洲國家。但是亞細亞一詞卻起源於古希臘。在哥倫布登陸美洲之前，歐洲人認為世界分為三部分：歐羅巴、阿非利加和亞細亞。而在遙遠的東方，彼時的中國人、朝鮮人、日本人、越南人，腦子裏是沒有亞洲、歐洲這種概念的。他們所熟悉的世界是現實與想象的混合體，即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天下觀念，中原王朝是這個世界的主宰和宗主。那麼，亞洲人是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是亞洲人呢？這個問題，要問一個活在400年前的意大利人

     這位大爺，哦，不對，這位長者就是利瑪竇。是彼時耶穌會傳教士，也是天主教在中國最早的開拓者之一。據稱利瑪竇是西方歷史上第一位研究中國典籍的學者。

     1580年，利瑪竇歷經波折登上了中國的土地，開啓了他的中國傳教之旅。自1580年登陸澳門，至1600年進駐北京，20年時間裏，利瑪竇輾轉中國各地，為各地的士大夫帶來關於歐洲的一切知識，而對外界頗為好奇的士大夫們也接連盛情款待這位遠方貴客。在利瑪竇帶給中國人的禮物中，有一樣東西對後世的影響不亞於他帶來的西方科學知識，那就是當時西方人繪製的世界地圖。這一地圖不僅讓中國人直觀地看到了中國以外的地方，還對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念造成了直接的衝擊。1601年利瑪竇覲見明神宗時，還親自獻上一副全新繪製的《萬國全圖》，而在此之前，利瑪竇已經在中國各地印刷刊行了不同時期繪製的世界地圖，從這些地圖上，中國人第一次得知了大洲的概念，以及中國身處亞洲之東。

      在中國人震驚之餘，利瑪竇版本的世界地圖還很快傳到了日本。同其在中國引起的震動一樣，日本彼時的諸多學者對這種地圖的地理區域劃分反應激烈。而中日對這個新引進的地理概念的微妙心理差異，竟慢慢發酵，引發了後世巨大的波瀾。

      利瑪竇是個博學而睿智的傳教士，在他遊歷中國期間，被中國這個完全不同的文明所吸引，並首開學貫中西的傳統。另一方面，他也沒有忘記遠涉中國的初衷。他要找到一種中國人樂於接受的方式傳播天主教。在領略了中國社會的寬厚和熱情之後，利瑪竇慢慢發現，接觸地方那些掌握着知識和道德話語權的人，也就是士大夫，是非常有利於他傳播天主教教義的。恰好這些飽學之士對於外界有着強烈的求知慾，地理知識就成了利瑪竇結交士大夫的敲門磚。而他不斷地繪製地圖，介紹西方的人文風俗，也為他贏得了極高的聲望。

      當然，利瑪竇也瞭解到了中國傳統的天下觀念。對於這些地理知識，利瑪竇沒有過度解讀，只是將大洲的概念簡明扼要地加在他繪製的地圖上，而且他還一改慣例，以180經線為軸心繪製世界地圖，這樣看來，中國如同位於世界的中心區域一般。而在利瑪竇之後，艾略儒、傅汎際、南懷仁等後繼者進一步推動利瑪竇開創的歐洲地理學傳播活動。而這些諳熟中國文化的傳教士更是繼續發揮利瑪竇“土洋結合”的專長，尊重並承認中國人的自我中心觀念，但卻試圖以亞洲的觀念取代天下觀，比如艾略儒在《職方外紀》中寫道：“亞細亞者，天下一大洲也…所容國土不啻百餘，其大者首推中國…中國則居其東南，自古帝王立極，聖哲遞興，聲名文物、禮樂衣冠之美，與夫山川土俗、物產人民之富庶，遠近所共宗。” 艾略儒非常夠意思地把中國放在了亞洲諸國之首的位置，並聲稱中國是亞洲一切文明的宗主和源頭。在滿足中國人的自豪感之後，傳教士一陣起承轉合，迎來了話題的重點。中國是亞洲的中心不假，但是，在亞洲之外還有一個歐洲，歐洲和中國一樣擁有高度的文明，在亞洲之外，歐洲也是一個文明中心。這個世界啊，它不是霸權的，它是兩極的，它有中歐兩個中心，而其餘地方的國家都應該附屬於中歐。

      應該説，傳教士們搞得這一套對後世的影響之深遠，可能都出乎他們自己的意料。而當時，圍繞這些新地理觀念，中國的士大夫也站成兩排，互相扔磚。反對者説，老子們又沒去過歐洲，誰知道他們説的是不是真的。而支持一方，以利瑪竇的好基友徐光啓為首，包括王泮、王應麟、吳中明、郭子章、馮應京等則力挺傳教士，謂反對者迂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中國人應該走（改）向（革）世（開）界（放）。從後來的歷史來看，明顯支持派佔據上風，因為歷史的浪潮把中國推向了維新圖強的救亡道路。以徐光啓為首的西學東漸運動則被視為正確的歷史道路。雖然閉關鎖國，明清鼎革，這條道路充滿波折，但是這些人的努力並未全部白費。其造福後世的影響之一，即漢語中的諸多現代詞彙，皆承自傳教士與開明士大夫之手翻譯引入，後來日本人順來自用，又貪天之功，佔為己有，也是令人髮指。

      不過，無論是士大夫還是傳教士，在一個問題上好像都一筆帶過，無論是接受還是反對，好像都沒有人糾結於中國應不應該歸於亞洲國家行列。好像傳教士們搞的“土洋結合”發揮了根本性的作用，管他對不對，中國都是文明中心。這種觀念在近代被削弱，但並沒有消失，反而隨着中國國力的恢復而復興，遠東大國、亞洲領袖的自我認知就活在每一箇中國人的潛意識裏，就算是那些排斥這種觀念的人，也在不斷地扎自己豎起來的稻草人。而無論是誰，都沒有懷疑大洲這種地理區域劃分的合理性。

      這不是常識嗎？在利瑪竇那個年代，這種地理區分觀念還真不是全球性常識。那麼有人質疑這種歸類的合理性嗎？當然有，那就是我們的鄰國日本。

     在利瑪竇繪出地圖之後，這些圖稿傳入日本。日本的學者大儒第一次理解了蝙蝠的心態。

     我們常説日本是我們一衣帶水的鄰邦。這句話有兩句潛台詞，第一，在文化心理上，日本更理解中國。第二，在地緣關係上，中日應該趨於合作。然而，儘管中日享有諸多文化共同性，但從16世紀以來，這種不分彼此的文化認同就在中日之間產生了分裂性變化。

     16世紀發生了什麼？日本大規模引進中國的新儒學觀念，還開啓了歷史上首次的國家意識形態構建工作。儘管日本學者接觸到了大量的中國典籍，但是與其説這些中國經典引起了他們的共鳴，倒不如説這些典籍引起他們對中日差異的注意。其結果之一，就是日本的儒生和國學家更多地注意到中日的差異，並抗拒中國的天下秩序，儒者認為日本也是中華和神州，不應屈居次等。而國學家更進一步，直言日本是神國，是宇宙的中心。

      對中華天下秩序的排斥，和試圖構建自我中心意識的嘗試，構成了16世紀日本國家意識形態實踐的遺產之一。但是恰巧這個時候，來了一羣不速之客，那就是歐洲人。

      利瑪竇的那張地圖給日本帶來的最大震動，不是日本人發現世界原來是這樣的，而是他們發現，在他們眼中，日本竟然是亞洲國家。這些已經開始意淫日本為神州的學者大儒做夢都沒想到在歐洲人眼裏，日本居然是個亞洲國家，而且還和其他亞洲國家排列在一起，而且還排在中國後面。這種抗拒心理讓日本知識分子非常得排斥西方的地理觀念。但是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很骨感。擺在日本面前的只有兩條路，第一，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秩序，利瑪竇、艾略儒那幫三孫子居然還承認了，這把日本置於何處。第二，是歐洲國家構建出的主權國家體系。從後來的歷史來看，日本走上了後一條道路。但實際上，彼時日本人的心態是兩條路都不想走，明治維新，文明開化，更多是現實主義的考量。他們勉為其難地接受西方人帶來的亞洲觀念，不過想借此為工具砸碎天下秩序的影響，遠離中華文明的輻射。這些從後來福澤諭吉的《脱亞論》中就能窺得一斑，而《脱亞論》的主要觀念，也並非福澤諭吉一人原創，其原型就出自16世紀以來的國學思想和西學思想。

     日本人對亞洲觀念的接受有多勉強？在19世紀初，依然有水户派學者在批判歐洲的地理觀念。比如會澤正志齋，就抱着故紙堆反覆唸叨，把世界劃分成一塊一塊的，這是洋人的傲慢，可惜啊，日本神州的子民，如今已經卻無力和西方競爭了。而幾十年後，會澤的這些碎碎念，儼然牗下殘簡，唯朽爛積灰耳。走上維新道路的日本，以西方為師，卻並不想臣服於西方。但日本國小而民寡，一國之力對抗整個西方無異於是痴人説夢，這個時候，日本人想起了那個曾經被自己罵的一無是處的地理概念“亞洲”。同屬亞洲的國家有很多，其中就包括曾經的天下中心中國，那麼藉着這個概念把亞洲國家籠絡過來對抗西方如何？這是一種純現實主義的考量，日本從政客到庶民都並未真正覺得自己的獨特性應該被亞洲的文化共性所取代。而中日結盟思想在19世紀中葉以後的代表人物則是勝海舟，他認為對抗西方，為的是日本自保，此時日本不僅面臨海上威脅，還面臨北方的俄國威脅。

      然而很快，中日結盟主張就隨着甲午戰爭的炮響化為灰燼。勝海舟無比憂憤，似乎他已經預示到了日本必然要走上一條自取滅亡的道路。不過亞洲觀念卻被後人繼承下來，並防效門羅主義，被改造成了亞細亞主義，或曰泛亞主義。在清末革命運動中，泛亞主義在革命黨人中非常流行，聯日反清，孫中山帶頭推動。然而殊不知，泛亞主義的日本鼓動家們，圖謀的竟是日本霸權，一方面頻頻向清朝發出挑釁，一方面用亞洲獨立和解放拉攏中國精英。與理想主義熱忱相反，大清的駐日參贊，如何如璋，黃遵憲，這些近距離接觸過日本那些泛亞主義的人都態度冷淡，甚至大加鞭笞。

      後面的歷史也作證，泛亞主義成了日本帝國主義霸權籠絡人心和搶佔道德制高點的手段。後世學者對比日本與西方的帝國主義，力圖辨明，日本在何種程度上是帝國主義。有人得出結論，這些日本的泛亞主義者，他們深入中國朝鮮各地，實際上充當了傳教士之於西方帝國主義的角色。

      而泛亞主義更是凸顯了日本人意識中的“亞洲觀”：只有日本成為主導時，“亞洲”才能成立，融入“亞洲”就不能對抗日本，更不能質疑日本所代表的亞洲文化先進性。隨着二戰的結束，泛亞主義也隨着日本帝國而歸於覆滅。但是日式亞洲觀的復興卻再度出現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隨着李光耀提出亞洲價值論和日本興起日本文化論，一股強調日本獨特文化價值和亞洲共同價值的風潮再度甚囂塵上。但是，不用多説，在日本人面前，日本之外的亞洲其他國家都是和自己不一樣的地方，日本再度利用亞洲觀念的最終目的，還是讓日本引領亞洲經濟，建立亞洲主導權。但是不幸的是，隨着中國的逆勢崛起，這股風潮日益湮滅。亞洲共同體的概念是日本首次提出，但是在中國支持建立中日韓自貿區時，日本又是第一個跳出來反對。很顯然，在地理上，這個世界只有一個亞洲。但是在觀念中，這個世界上至少有兩個亞洲，一個是中國的亞洲，建立在對昔日古老帝國繁榮昌盛的緬懷，對絲綢之路生機盎然的追憶，對奮發圖強問鼎世界的嚮往之上的亞洲；一個是日本的亞洲，建立在殖民擴張的血與火，戰爭罪行的暴虐和殘忍，以及對世界霸權的妄想和意淫中的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