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為何能成功打響第一槍？（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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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時期的南昌工農運動高漲，有着非常堅實的革命基礎。

1927 年，中國政治風雷激盪，波譎雲詭。在這一年，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順利推進，工農運動蓬勃發展，極大地動搖了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勢力在中國的統治。隨後， 中國政治風雲突變。

蔣介石下令查封、解散革命組織和進步團體，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士

蔣介石、汪精衞集團相繼背叛革命， 向共產黨人和工農羣眾舉起了屠刀， 開始血腥大屠殺， 革命聯合戰線內部劇烈變動和分化， 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破裂。為挽救革命，1927 年8 月1 日凌晨，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的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共產黨掌握和影響的軍隊2 萬餘人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率先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開始了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歷史征程。

起義爆發的背景

南昌起義能成功打響絕非易事。這一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在驟然而至的急風暴雨中，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和共產黨可能被消滅的緊急關頭爆發的。

1927 年4 月初，蔣介石在上海約集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李濟深、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10 餘人舉行秘密會議，決定用暴力手段實行“清黨”，對中國共產黨員發動突然襲擊。4 月12 日，蔣介石突然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瘋狂地搜捕和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到4 月15 日，上海工人300 多人被殺，500 多人被捕，5000 多人失蹤。但國民黨反動派的根本目的是要消滅共產黨。蔣介石説道:“共產黨是非打不走的，非我們去消滅他，他就要來消滅我們。”胡漢民也曾直言不諱地説：“這次的清黨，就是要消滅中國共產黨！” 與此同時，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命令軍警在北京逮捕大批共產黨員及其他革命者。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李大釗於4 月6 日不幸被捕。4 月28 日，李大釗等20 名革命者被送上絞刑台，壯烈犧牲。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被奉系軍閥殺害的新聞

面對蔣介石集團的叛變，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沒有堅決反擊，而是把希望寄託在國民黨左派和一些軍事將領身上，特別是對汪精衞寄予了過高的期望，主張把共產黨的黨權、政權交給他們，幻想以退讓求團結。當然，這與國共兩黨軍事實力對比懸殊有關。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在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大力幫助下，建立黃埔軍校，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北伐開始，國民革命軍編成八個軍，兵力約10 萬人，而中國共產黨對建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武裝沒有給予足夠重視，反而要求在國民軍中從事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只是注意政治宣傳的事，而不可干涉到軍事行政上的事”，放棄對軍隊的掌握權。

在國共分裂已成定局、大革命失敗的情況下，究竟是武裝反抗還是妥協退讓，黨內爭論十分激烈。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等人紛紛譴責反動派的暴行，主張要奮起抗爭，以武力反擊敵人的進攻。1927 年4 月16 日，周恩來、趙世炎、李立三等人聯名上書中共中央，指出應乘蔣介石在滬寧地區立足未穩之機，“迅速出師，直指南京”。蔡和森多次建議中共中央準備武裝暴動，在夏鬥寅及許克祥叛變後，他提議葉挺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全部武力立即佔領粵漢路，積極準備，以暴動對付暴動。在得知唐生智日益反動的消息後，蔡和森指出：“中央及軍部應即檢察自己的勢力，做一軍事計劃，以備萬一。”毛澤東也提出武力挽救革命的主張。在7 月4 日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指出:“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他還主張“上山”，並預料“‘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行軍途中的北伐軍隊

1927 年5 月13 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發來電報，要求中國共產黨“現在就應開始組建八個或十個由革命的農民和工人組成的、擁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師團。這些師團將是武漢在前線和後方用來解除不可靠部隊武裝的近衞軍。此事不得拖延。”隨後，共產國際又給在武漢的鮑羅廷、羅易、柳克斯（蘇聯駐武漢領事）發來電報，即“五月緊急指示”，明確“動員2 萬名左右的共產黨員和5 萬革命工農，組織一支可靠的軍隊”。

作為共產國際下屬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自願聽從和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幫助。中國共產黨最初的黨綱、政綱，包括聯合國民黨的政策方針，都是按照聯共（布）、共產國際的指示或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制定的。雖然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犯了一些錯誤，但這個指示把當時挽救時局的關鍵問題提了出來。然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卻認為共產國際指示建立軍隊的問題，言過其實，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1927 年6 月7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陳獨秀表示: 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譚平山、張國燾等人也表示不能接受緊急指示。鮑羅廷抱怨莫斯科不瞭解中國的形勢。羅易雖然認為應該執行這個指示，但提不出切實可行的辦法。這樣，“五月緊急指示”沒有得到貫徹執行。不料幾天後，羅易竟然將此電報內容泄露給了汪精衞，為武漢汪精衞集團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提供了口實，加速了鎮壓共產黨的進程。五六月間，汪精衞集團發佈一系列反動訓令，壓制工農運動。夏鬥寅在宜昌叛變，進攻武漢；許克祥在長沙製造“馬日事變”；江西軍閥朱培德以“禮送”為名，驅逐、殺害共產黨員。“山雨欲來風滿樓”，汪精衞集團背叛革命迫在眉睫。

陳獨秀

1927 年6 月26 日，陳獨秀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仍束手無策。他説道:“我們面前有兩條路，右的道路與左的道路。右的道路意味着放棄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採取激進行動。在這兩條道路上等待我們的都是滅亡。此外還有一條中間道路，即繼續目前的局面，這也是不可能的。怎麼辦？也許應該尋找第四條道路？”在中國共產黨面臨存亡危機的關鍵時刻，陳獨秀未能力挽狂瀾，反而猶豫不決。革命失敗已經無法挽回，陳獨秀在黨內的威信也降到最低點。據瞿秋白在中共六大的報告《中國革命與共產黨》中所記述，原來的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散夥”。

1927 年7 月12 日，根據共產國際改組中共中央領導的訓令，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代行中央政治局職權；陳獨秀被停職，“不再視事”，從此離開了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

1927 年7 月15 日，汪精衞等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開“分共”會議，正式決定同中國共產黨決裂。隨後，蔣汪合流，在“寧可錯殺一千，不使一人漏網”的反革命口號下，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成千上萬的革命者倒在了血泊之中。據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統計，從1927 年3 月至1928 年上半年, 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達31 萬多人, 其中共產黨員2.6 萬有餘。汪壽華、蕭楚女、熊雄、陳延年、趙世炎、夏明翰、郭亮、羅亦農、向警予、陳喬年、周文雍等黨的著名活動家英勇犧牲。據1927 年11 月的統計，中國共產黨黨員數量從大革命高潮時期的近6 萬人急劇減少到1 萬餘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報告中也反思道:“共產國際武裝中國軍閥而沒有幫助中國共產黨武裝工農。結果，我國無產階級創造的子彈射進了中國工農的頭顱。”

中共六大會址展覽館，位於莫斯科市郊五一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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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一改陳獨秀領導時代的軟弱狀態，強烈譴責國民黨的反革命行為，1927 年7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湖北省委駐地召開會議，研究部署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行動，決定以中國共產黨所掌握和影響的部分北伐軍為基本力量，聯合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重返廣東，恢復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舉行第二次北伐。重返廣東是當時中共中央照搬照抄蘇聯和北伐戰爭的經驗做出的一個戰略決策，雖然後來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但難能可貴的是，中國共產黨已深刻認識到，必須在武器的批判中尋找到自己繼續生存的空間。共產黨只有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才是繼續革命的唯一出路。

起義的醖釀與決策

1927 年7 月20 日，李立三、譚平山、鄧中夏、葉挺、聶榮臻等在九江舉行第一次談話會，首次提出“在南昌舉行暴動”的建議。據李立三回憶，“張發奎態度之猶豫與右傾，那麼依靠張為領袖之回粵運動，很少成功之可能”，於是決定“拋棄依張（發奎）之政策……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二十軍與我們一致，實行在南昌暴動，解決三、六、九軍在南昌之武裝”。會上，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張立即動手。聶榮臻同志説:“不行，必須等中央命令。周恩來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須有中央命令，不能自由行動。”經過一番爭論，會議最後決定，還是等中央的命令。

張發奎

1927 年7 月24 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武漢召開常委會，根據在九江同志的建議，同意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並將起義的決定迅速報告了共產國際。常委會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四人組成黨的前敵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赴贛領導這次起義。

當時中共中央選擇在南昌舉行起義，可以説是審時度勢，分析和綜合了南昌各方面的有利因素。

首先是就近起義的緊迫性。當時張發奎深受汪精衞的影響，中國共產黨爭取張發奎已經毫無希望。據張發奎晚年回憶:“一旦汪精衞決定‘分共’，我會支持他，因為在這個問題上他比我更高瞻遠矚。正如我常説的，服從命令是軍人的神聖職責。……既然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衞認為‘分共’是正確的，我當然聽他的。”可見，張發奎在政治上已經完全倒向汪精衞，並已經同意汪精衞在軍隊中進行“清共”的決定。在這種情況下，如不當機立斷，迅速就近起義，共產黨所掌握和影響的葉挺、賀龍等部隊就有被瓦解和消滅的危險。此時武漢政府打着“東征討蔣”的旗號，葉挺、賀龍部隊跟隨張發奎已開拔到九江一帶。在共產黨準備於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的同時，汪精衞、張發奎加緊了軍隊中的“清共”活動。他們感到賀龍、葉挺的部隊“不穩定”，企圖以開會的名義把葉挺、賀龍召集到廬山，解除他們的兵權。得知內幕消息的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冒着極大危險，秘密下廬山趕到九江，找到賀龍、葉挺、高語罕、廖乾五。他們在九江甘棠湖的一隻小船上商議對策，最後議定: 葉挺、賀龍不去廬山開會，不執行將所轄部隊集中到德安的命令，迅速率部隊開赴南昌準備起義。

張國燾

其次是中國共產黨在南昌兵力佔優勢。當時駐守南昌的國民黨部隊主要有第五方面軍警衞團，第三軍二十三團、二十四團，第六軍五十七團，第九軍七十九團、八十團等，共6000 餘人。起義軍兵力除了賀龍率領的第二十軍、葉挺率領的第十一軍二十四師，還有朱德率領的第三軍軍官教育團部分學員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隊，再加上準備動員參加起義的蔡廷鍇第十師和計劃在起義後趕到南昌的第四軍二十五師，共2 萬餘人。中國共產黨兵力上佔有優勢，勝利的把握比較大。對此，聶榮臻回憶道:“我們估計起義可以成功，行動的計劃就決定下來了。”

最後是南昌特殊的地理和交通條件。當時九江至南昌有100 多千米，又有南潯鐵路，起義軍乘火車從九江赴南昌，方便迅速。南昌又是江西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有利於部隊的集中駐紮，亦可籌集資金，解決部隊的補給問題。從防守角度看，當時的南潯鐵路不能跨越贛江，在南昌的終點是昌北的牛行車站，與南昌城有一江之隔。這樣即使國民黨反動軍隊乘火車來進攻，起義軍還可以借贛江的阻隔來防守。另外，大革命時期的南昌工農運動高漲，有着非常堅實的革命基礎。這也是當時選擇在南昌發動起義的重要因素。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