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州城人為什麼説柳州話？_風聞

文：扈智超

在明代，有這樣一支軍隊：他們雖然世代駐守在地方，但所操的方言卻遠在千里之外，被後人統稱為軍話。軍話是由歷史上的駐軍或軍屯而形成的特殊的漢語方言，主要散佈於閩、浙、粵、瓊、桂等省。明朝政府把大量官兵派往國家邊陲、海防前線或重要地點駐防，因而在駐紮地成家立業，繁衍生息，久而久之成為駐守移民。由於衞所軍人具有特殊的社會身份，很容易在當地形成孤島型的小社會，方言島也隨之產生。

明代衞所軍籍制——方言島的源頭 

明代的衞所兵制，乃是吸取中國曆代屯田經驗，參照北朝府兵制創建，一種“寓兵於農”，守屯結合的建軍制度。明太祖誇口説：“吾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衞所制的這一特點，是與明初特定的歷史條件相適應的。多年戰亂，使明初出現了大量荒閒土地，政府得以進行土地的再分配，把大量土地直接劃歸衞所管轄，軍屯有充分的保證。都司衞所制度還擁有所有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作為一種與駐紮地域緊密結合的軍事組織形式，是軍事制度與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結合的產物，從而出現了特殊的户籍——軍籍。

明朝衞所軍士別立户籍，稱軍籍。軍籍和民籍的區分是極為嚴格的。軍籍屬於都督府，民籍屬於户部。衞所軍士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轄，在身份、法律和經濟地位上都與民不同，軍和民截然分開。民户有一丁被垛為軍，他的一家便永遠充軍，住在被指定的衞所。在衞軍士除本身為正軍外，其子弟稱為餘丁或軍餘，將校的子弟稱為舍人。壯丁死亡或老病，便由次丁或餘丁替代。如果衞所軍士一家已全部死亡，那就必須到原籍勾取族人頂丁。而軍籍不單單指男丁，也有家屬。世守一地、家屬同守與寓兵於農是衞所制與駐地聯繫緊密的三大主要因素。絕大多數衞所的駐地從設置伊始便固定了下來。都司衞所不僅統轄軍士和軍餘，還要管理數目更為巨大的家屬羣。從最初設立衞所，軍士便是攜帶家屬同赴守地的。以雲南都司廣南衞為例，該衞初設於洪武二十八年，發展到正統七年時已達“男婦六萬餘口”，成為一個龐大的社會羣體。

軍籍制度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黃冊編造之後更加以確立。為了使衞所軍有穩定的數額，朝廷開始編造軍籍黃冊，並規定同賦役黃冊一樣，每十年編訂一次，以防軍民户籍的紊亂。軍籍世襲，民户一經籤派為兵，幾乎不能脱籍。這樣，衞所城內往往形成了與周圍居民迥異的軍户羣體，其特殊性決定了民户不敢與軍户往來，軍户亦少與民户接觸，軍、民既不雜處，亦少通婚。他們分屬於不同的軍政系統管理，衞所城分割地域空間，這兩種羣體被安置在同一地域的不同空間內，保證了軍户帶來的方言只在軍户後代中流傳，形成了方言島。

這種特殊的户籍制度帶來了極大的弊端，由於軍人生活困苦，社會地位低落，逃兵甚多，嘉靖八年，桂萼公佈天下兵籍，僅有兵士九十七萬。此外，世兵制還造成軍户與地方不通婚姻、與地方不通方言，使他們與地方產生心理隔閡，沒有保家衞國的動力。彼時，邊患日趨嚴重，朝庭急需兵力，不得不改採募兵制。龍山之戰是戚繼光來浙後的第一場戰鬥，它暴露出原衞所守軍軍心渙散、戰鬥力低下的弊端，使戚繼光下決心重整軍備，也為後來招募義烏人組建戚家軍埋下了伏筆。

明初形成的方言島——慈溪觀海衞“燕話”

地形複雜、交通不便、經濟文化落後、區內方言懸殊的地區是適於方言島生存的土壤。浙江西部和南部山區也因此形成了大量的方言島。而慈溪市觀海衞處於交通便捷的寧紹平原，鎮區西北角卻產生了不同於周圍的方言“燕話”。這個奇特現象便是明代建立的觀海衞所造成的。

明洪武十九年，因“寧波三面際海，北面尤孤懸海濱”之故，奏請在慈溪縣北部建衞，隸屬於浙江都司。次年，信國公湯和親自督率，在此築城鑿池，並因“海之大觀在衞”為由，命名為觀海衞。衞下轄龍山一所。龍山之戰便是觀海衞防區內。《明朝那些事兒》有一錯誤，龍山在民政上不屬於慈溪縣，而是屬當時的定海縣（今鎮海）。明朝軍事建制和政區不重合是常有的現象。

置衞之初，駐軍來自鄰縣餘姚。餘姚同慈溪太近，很多士兵常私自逃回家。朝廷便不得不採取措施解決此為難題。嘉靖《寧波府志》記載“洪武二十年，信國公湯和度兩寨間建城池，置觀海衞，兑調福寧衞旗軍戍守。”又按《觀海衞志》“初以餘姚居民戍守其地，縣去衞不遠，戍者多私歸。廷命江夏侯（周德興）更調福建福寧衞（在今福建霞浦）旗軍戍之。”明代寧波府境內有3個衞，分別是寧波衞（位於府城，即今海曙城區）、定海衞（位於定海縣城，即今鎮海城區）和觀海衞。前兩者由於建城久遠，軍户來之前城裏就有大量原住民，因而無法形成方言島；而觀海衞則不同，完全是新建的城池，城內居民都是移民，便導致了方言島的產生。“燕話”就是來源於觀海衞建衞時，來自福寧衞的軍人移民；當地人傳言由戚繼光帶來，並非史實。龍山之戰中，戚繼光所帶領的觀海衞及其下屬的龍山所守軍，應該便是操此方言。

“燕話”之名的確切來源及含義至今未明。有語言學學者專門對“燕話”進行了調查和研究，在觀城吳語裏，“燕”與“暗”是同音的，因而這個閩語方言島的方言便有了“燕話”這一名稱。移民後代中，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會説燕話的較多，主要居住在衞城西北。南門多已不用燕話。中青年會不會講主要與家長會不會講相關。不過，會講“燕話”的中青年有的也講得不很純正了。而他們的孫輩大多隻會説幾個常用的詞彙。有的家庭兒子、女兒會講，但媳婦如果是從十里以外娶來的，就不會講。雙語現象在城裏是很普遍的，除了不出門的老太太以外，當時的情況是街面上使用吳語，除了老年人相遇寒暄外，燕話只是在家庭內部使用。總而言之，觀城話是在全鎮及附近地區通用的方言，燕話的使用範圍則限於部分家庭或部分居民。顯然，在觀海衞鎮，觀城話是優勢方言，而燕話是劣勢方言。如今，觀海衞一帶會講燕話的只有寥寥幾百人，更是加深了它的神秘感，民間還發明瞭各類傳言。如虞洽卿在舊上海證券交易市場把燕話作為交易時使用的暗語；抗戰時期，三五支隊用燕話傳遞情報等等。

明中葉形成的方言島——贛州西南官話

與大部分明初形成的“燕話”等方言島相比，贛州西南官話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很可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江西南部的贛州市，是客家民系的發祥地和主要聚居地，在這裏的700多萬客家人使用的是中國八大方言之一的客家話。令人詫異的是，贛州城內卻是通行千里之外的西南官話桂柳片，成為贛南客家大本營中的一塊方言島。

西南官話通行區域為章貢區老城區和信豐縣城，使用人口約有30萬。

為何在客家人的大本營，客家話佔統治地位的區域，在相隔不遠的贛州城區以及信豐縣城存在着兩個西南官話的方言島，這可能和軍户移民“填水成島”有關。元明更迭時期，戰亂波及到贛南地區，社會動盪之下，人口鋭減，四去其三。而在明代中期，明朝廷日益腐敗衰微，贛南地區匪患非常嚴重，社會、經濟蕭條，更是導致這一地區人口流失嚴重。而作為贛南地區中心的贛州城，以及信豐縣城嘉定鎮，同樣也是如此。人口大大減少帶來的後果，便是使用本土語言的人數的減少，這就為一種新的語言的入駐提供了可趁之機。

正德年間，贛州衞所也開始廢弛，戰鬥力低下。據《贛州府志》記載：“武宗正德三年二月，贛州大帽山賊何積欽等寇起，官軍屢年不能克。左都御史陳金以屬郡兵不足用，奏調廣西狼兵督副使王秩等擊之。”明朝在贛南設有一衞，下設信豐和會昌兩個千户所，其駐地分別在贛州府治贛州城以及信豐、會昌兩縣的縣城。據《府志》記載：“江西凡三衞，而贛州居其一。衞所之制，五千六百人為一衞，一千二百二十八人。”由此可見，贛州的衞所規模並不小，而如此大的規模所帶來的便是大量的狼兵。由於衞所軍士基本都是外地抽調，可以想見這些以當兵為職業的柳州狼兵們進入贛南之後，不斷地充入當地的衞所軍籍，或從家鄉遷來家屬，或在當地娶妻繁衍，就地屯墾，衞戍地方。即使妻子是當地人，因舊社會男子在家庭擁有絕對地位，他所持有的柳州官話自然同化了女方原持有的當地客家話。

方言島形成還可能與王陽明有關。正德年間，正是大儒王陽明巡撫南贛之際，贛州成了他推行心學的試驗場。王陽明心學的精髓是“致良知”，它講究心中有則有，心中無則無，所以當時的他提出“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破”之觀念。在軍事平亂的同時，在城內採取“十户聯保”保甲制，強行推西南官話等手段肅清奸細，讓百姓知道當盜賊、不服從朝廷沒好下場，以達到他的從心中不願做盜賊的目的。而信豐所也仿王陽明在贛州城的做法，強制推行西南官話，以致信豐縣城也出現了與贛州城類似的方言島現象。

會昌縣城沒有形成方言島，因清初毀城有關，“順治五年，金聲桓、王得仁逆命，城罹兵燹”。這種情況下，原先城裏的居民不是被殺了，便是逃散了，明代軍話也隨之消失。順治七年，新任知縣王公洵赴任後，重建縣城並召喚本地的鄉民入城。這就是會昌因軍事之所而有過的西南官話最終卻消失了的根本原因。

除了上述兩個知名度較大的衞所軍話方言島外，還有安徽祁門軍話、浙江象山爵溪“所裏話”、浙江蒼南金鄉話、福建武平中山鎮的“軍家話”、廣東深圳大鵬話、廣東電白“舊時正話”等方言島。由於衞所軍户，明代就已經開始逃亡；清朝又廢除衞所，方言保留至今已屬不易。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各地軍話基本已處於瀕危的狀態之中，使用人口大部分在2萬以下，許多地區的軍話已淪為家庭用語。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處於弱勢地位的小方言會逐漸磨損自身的特點，向強勢方言趨同，或者乾脆放棄自身的方言，轉而使用強勢方言。曹志耘認為：“在一般情況下，方言島都屬於弱勢方言，只要假以時日，它們的消沒於強勢方言之中，應該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幸的是，軍話作為典型的瀕危漢語方言，有關部門已經開始對其進行搶救性的調查和研究。

參考資料：

遊汝傑、徐波： 《浙江慈溪的一個閩語方言島——燕話》，《語言研究》1998年第2期

曹志耘：《論方言島的形成和消亡——以吳徽語區為例》，《語言研究》2005年第4期

黃曉東：《漢語軍話概述》，《語言教學與研究》2007年第3期

劉蕾：《城裏城外話不同——論贛州地區西南官話方言島的形成》，《時代文學(下半月)》2012年10月

鍾永超：《贛南官話語音及其系屬考察》，南昌大學，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