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視野 科學探索“最早中國”_風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易建平

原帖：http://chis.cssn.cn/zgs/zgs_pl/201907/t20190731_4948772.shtml

　　從理論上講,學術研究是事實判斷領域的工作。然而現實情況卻是,受種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任何一位研究者在開展工作的過程中都可能自覺不自覺地將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混淆起來。這種情況造成的結果是,面對同樣的材料,不同研究者往往得出並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正所謂“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在“夏代是否為信史”等涉及中國國家與文明起源相關問題的討論中,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也概莫能外。這極好地註釋了克羅齊“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名言。

　　在網絡時代,類似情況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民間輿論也會時而以一種非理性的方式介入學者的爭論中。近來圍繞許宏、孫慶偉教授等人的二里頭及夏史、夏文化研究而引發的討論,便是一個典型案例。有自稱“民科”的網民居然稱,“必須把許宏調離二里頭,否則,夏朝得不到實證”。這並不正常但由於前面提到的原因也是可以解釋的。

　　將價值判斷簡單地混淆於事實判斷,這種做法不僅僅影響到夏代傳説可信與否的結論。事實上,這一研究本身的核心就在於研究者的價值觀,正如孫慶偉直白地告訴大家的:“(夏文化問題)爭論的核心實際已經演變成為一個認識論的哲學問題,關涉的是考古學者的立場與方法。”所謂“方法”,在孫慶偉那裏其實只是“立場”的附庸甚至點綴而已:“材料的真偽、證據的充足與否,仍屬於方法論的表層,更重要的是通過考古材料與文獻史料的視域融合和語境釋讀,與追問考古研究的終極目的關聯起來,才能避免考古學淪落為冰冷的技術研究,才能避免失卻中國考古學從古史重建到文明闡釋的人文關懷底色。”(孫慶偉:《夏文化探索:態度、方法與證據》,《光明日報》2019年3月4日第14版)所謂“終極目的”、所謂“人文關懷底色”,翻譯一下,其實就是指,夏代是否為信史的結論關涉研究者是否擁有中華民族感情的問題。或者説,其中一個方面的意思就是:凡不將夏代當作信史的學者,就缺乏這種感情;沒有了這種感情,就會讓“考古學淪落為冰冷的技術研究”。

　　我對這種説法是不以為然的。我認識許宏多年,以我對他的瞭解,一點都不懷疑許宏的這種感情並不遜於孫慶偉。我承認,就“考古研究的終極目的”以及方法而言,他們兩人或許有所不同。但是我更認為,正是在包括考古學的廣義歷史學研究方法與終極目的問題上,持有一種“冰冷”的態度,恰恰能夠更為長久地將中國學者的“人文關懷底色”保持下來。換句話説,只有保持科學方法與目的的“冰冷”,才能夠將中國人的自信與自豪保持下去。雖然還不得不經常強調一下,但這其實是一個常識問題。一個民族的自信與驕傲,如果不是建立在冰冷的科學研究的堅實結論之上,而是建築在充滿感情的“人文關懷底色”之上,也就是説,建築在以價值偏好引導的事實判斷工作得出的結論之上,這種自信與驕傲早晚會被擊得粉碎。

　　當然,在事實判斷的工作當中,要求研究者完全避免價值偏好的介入,確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是,一位好的研究者又的確應該以此嚴格要求自己。遺憾的是,我們的許多歷史學家從未意識到這點。因此,歷史學要被當作科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篇小文章先不談這個問題。我們先退一步,討論一下:是否只有夏史如殷墟以及其後的歷史一樣成為信史,“迫使”國際學術界敍述中國的歷史必須從夏代論起,中華文明才可以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一論短長?的確,許多中國學人心中都有一個情結,那就是論證並坐實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在他們看來,如果夏代都不是信史,中國的歷史就只能從商代甚至晚商開始,這五千年的文明史不就一下子缺了一千多年嗎?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因為我們在作以上推理的時候,往往忘記了一點:即便夏代被證明為信史,如果從二里頭算起的話,中國的歷史也只有三千七八百年。如果以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取得的結論,即夏代建立於公元前2070年算起,這個時間段也不到4300年。

　　我這麼説的意思是,恰恰只有將眼光從以二里頭為代表的中原文化挪開,才有可能發現真正的中國五千年甚至更長的文明史。簡單來説,只有跳出從秦漢、戰國、春秋、西周(最早不過西周中期)文字材料中逐漸確立並影響至今的中國歷史早期傳統之外,我們才會發現,中國文明“信史”探索的區域還有可能上溯到陶寺、石峁、蘆山峁、兩城鎮、寶墩、石家河與良渚,甚至上溯到最早距今六千年的城頭山古城。早期中國人生存的這些地方,其中包括規模巨大的古城,都是司馬遷所不知道的,也是西周、春秋、戰國及秦漢時期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以現有學術研究尤其是考古學研究的進展看,我們甚至可以斷言,還會有更多更早的可以當作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對象的中原以外的遺址將被發現。

　　當然,跳出以司馬遷為代表的中原中心論傳統,首先需要明確一個問題:我們所言中國文明的“中國”,到底是“誰的中國”?在司馬遷那裏,中國當然是華夏族的中國,也就是説中心在中原,主人是主要生活在中原的華夏一族。由於歷史眼光所限,即便傑出如司馬遷者,我們也不能苛求。不過,如果今天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依舊抱持着司馬遷的觀點來看中國的文明傳統就未必妥當了。

　　現在的中國,是擁有960萬平方公里陸地領土、470萬平方公里領海面積的中國。這個中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光輝燦爛的文化包括中國的文明,是現在與曾經生活在當今這塊中國版圖內的偉大的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明確了這一點,中國學者的價值觀,中國學者的“人文關懷”精神與感情,才會有可以落足的堅實基礎。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薄今厚古,忘記自己所要探究的中華文明,到底發生發展在哪一個空間。

　　對這一點大家或許不會有太大爭議。不過,説起來容易,但要將這種價值觀、這種“人文關懷”的精神與感情落到實處,落到研究工作當中,恐怕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現在的研究者,經常使用“民族國家”這一個概念。“民族國家”的核心到底是什麼?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有着重大誤解。他們認為,所謂“民族國家”就是單一民族建造的國家。這完全是錯誤的,世界上其實並無真正意義上的所謂“單一民族國家”。所謂“民族國家”,是與前現代的“君權神授國家”相對立的一個現代國家的概念,其核心在於:與前現代國家的合法權力建立在“神授”基礎上不同,“民族國家”合法權力的基礎在於,居住在這個國家的人民,無論其出身民族為何,都能夠認同這個國家。中國,中華民族的國家,同樣需要得到居住在這塊土地上出身於各個不同民族但同屬於中華民族的人民的一致認同。理論上大家可能都同意這一點。但在現實中,要更好地實現這一點,除了必須強調各個民族的人民都認同中華民族的中國之外,也需要中華民族的中國一視同仁地認同自己各個組成民族的人民。有一位藏族學者説得好,中國的國家認同,必須是一種雙向的認同,這樣,最終的國家認同才有可能更好地實現。其實,所謂的族羣或者民族,不就是在早期生產力尤其交通方面的限制條件下,在某一個特殊的地理環境中長期生活的人羣嗎?代表他們的符號,不就是他們在這種環境中逐漸形成的具有某個地方環境適應特色的文化嗎?説到底,不同的民族或者族羣,他們的祖先最終都有可能追溯到同一個偉大的非洲母親。隨着生產力的發展,交通、交往必然越來越方便,文化的交流必然隨之越來越密切,實在沒有必要過分強調限制條件下由歷史原因所形成的地方文化特色。所謂漢族,所謂華夏族,不都是在漫長曆史過程中由各個不同民族慢慢融合而成的一個大的族羣嗎?強調國家認同,強調中國認同,強調中華民族認同,而不是過分強調各個族羣或者地方民族認同,這是當前中國、當前中華民族最為根本的利益。每一箇中國人,尤其中國學者,無論他族裔為何,都應該將此作為自己最最基本的價值觀。中國學者的“人文關懷底色”,包括中國考古學者的“終極目的”,基礎都應該建築於此。

　　故而,探究文明源頭的學者尤其需要明確:中華文明的源頭不僅僅是華夏族文明的源頭,而且是包括過去與現在生活在中國這塊版圖上的各個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的源頭,它們匯聚起來,最終才形成我們共同的中華文明這一條大河。以中原為中心的夏代是否為信史?二里頭是夏人還是商人都城?這些問題關涉的重心只是華夏族的歷史。我們只有跳出“中原中心論”,不僅僅看到中原,而且放眼全國,放眼東北的紅山文化、西北的齊家文化、北方的石峁遺址、東方的兩城鎮遺址、西南的寶墩遺址、中南的石家河遺址、東南的良渚遺址,等等,才能夠找到完整的中華文明源頭。中華文明的源頭,不僅僅在中原,而且是“滿天星斗”式地散佈在早期中國的許多地方。近來良渚古城遺址正式入選《世界遺產名錄》,越來越多的中外學者都認為良渚文化時期的中國已進入文明時代。這一下子將中華文明推到了五千年之前。如果大家繼續堅持中原中心論,又怎麼可能接受良渚文明?怎麼可能打破困境來證明中國的五千年文明呢?

　　最後,筆者再次強調,在研究過程當中,如果不可避免地需要價值觀的介入,學者的價值觀(即“人文關懷”精神與感情等)就應該立足於現實,應該幫助明確自己的“終極目的”,有助於現實的中國。既然現實的中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而中國光輝燦爛的文化,是全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那麼,建築在中原中心論基礎之上的夏商周三代中國早期單線歷史傳統,在當代學人的價值觀裏,就應該更改為,曾經生活在960萬平方公里陸地領土、470萬平方公里領海上的中國各個不同族羣人民的早期多線歷史傳統。因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探究的不僅僅是華夏族文明的源頭,而且還要探究與華夏族文明最終一道匯聚成為偉大中華文明的其他各個民族文明的源頭。在現有考古發掘材料基礎之上,我們甚至可以大膽認為,中華文明可以追尋到底的最早源頭,很可能不在中原,而在中原以外。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