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者揭露新自由主義反民主實質_風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悠然

原帖：http://www.cssn.cn/hqxx/201907/t20190731_4948698.shtml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新書《在新自由主義的廢墟之中：西方反民主政治的崛起》，探討了21世紀以來，新自由主義是如何為反民主力量的動員和合理化鋪路的。該書作者、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講席教授温迪·布朗（Wendy Brown）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並非新自由主義直接引起今日極右翼勢力在歐美崛起，或者説不是從難民危機到政治極化的所有問題都適宜被歸因於新自由主義，而是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和價值觀會扭曲一切。若想了解目前問題的根源及其流變，需要理解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主體性，而不是僅聚焦於經濟因素和種族主義思想。

　　拆解社會

　　布朗表示，民主意味着將社會的所有人聯繫在一起、超越個體差異，社會也是歷史造就的不平等顯現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除的地方，社會公正是階層固化、社會排斥、歧視和仇恨的主要“解藥”。

　　然而，新自由主義恰恰意圖從觀念上、制度上、實踐上摧毀社會的存在和社會公正的理想。一些推崇新自由主義的政客，將國家調控和再分配視作對市場的不當干預、對自由的侵襲，就會採用社會私有化、大規模削減社會福利、解構行政國家等方式來治理國家。布朗如此表示。

　　奧地利裔英國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對“社會”批評最激烈、最持久的新自由主義者。在他眼中，“社會”一詞是一個“權宜性的説法”，社會公正是“海市蜃樓”，對社會公正的嚮往是“對自由文明的其他大部分價值的最嚴重威脅”。哈耶克認為，“社會”這一概念，錯誤地將自發進程的結果視作有目的的人類創造的成果。這種錯誤意味着社會是設計的產物，可通過更合理的設計得到改善，由此開啓了通向國家對市場和道德準則無限制干預的大門，並構成極權主義的基礎。

　　哈耶克認為，國家干預和社會公正的替代品是市場和道德，因為後者“自發地”產生、“有機地”進化和適應，不受意圖影響地將人類聯繫在一起，不依賴國家強迫和懲罰措施而建立了行為準則。哈耶克認為，市場和道德反映了公正的本質——僅關注行為而非效應和結果，僅關乎正確的普適原則而非事件的情況和狀態，且與對努力的獎勵或“值得”無關。他曾多次宣稱市場僅獎勵貢獻，而貢獻（財富或創新）未必是巨大努力的結果，長時間高強度的勞動也許收效甚微。

　　在哈耶克的思維裏，追求社會公正是一種以為“一切自我命令的進程”背後都存在指揮者的原始主義想法，將市場和道德與結果而非規則“掛鈎”是幼稚且不妥的，會帶來傷害創新、發展、自發秩序的市場干預。因此，必須拆解社會。在認識上，拆解社會表現為否定社會的存在或將減少不平等的呼籲視為嫉妒心作怪。在政治上，拆解社會表現為將公共服務私有化、削減社會福利。在法律上，拆解社會表現為以捍衞自由之名打壓公民在環境、醫療、勞動者和消費者權益等方面對公平的訴求。在文化上，拆解社會表現為分眾化，即強調個人和家庭的責任，主張將社會和國家提供的幾乎一切交由個人和家庭承擔。

　　政治去中心化

　　哈耶克在著作《法律、立法與自由》的第18章“權力的遏制與政治的去中心化”中寫道，現今唯一擁有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權力，並受到一台按自身意志發展的機器造成的政治必然性驅使的人，就是所謂的立法者，但這種盛行的民主形式最終將自我毀滅，因為它把未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大多數人認可的任務強加給政府；因此，為了保護民主免受自身危害，必須限制這種權力。布朗表示，新自由主義者對政治抱以警惕態度。此處所説的“政治”主要不是指明確的機構或制度，不等同於國家，不限於具體的政治權力或政治秩序；它代表着商議、權力、行動、價值觀的“劇場”，在這裏人類的共同存在被思考、塑造、管理。新自由主義的目標是限制和約束政治、將政治與主權分離、消除政治的民主形式、斷絕政治的民主能量。為此，他們擁護去政治化的國家和超國家機構，能夠“覆蓋和保護世界經濟空間”的法律、商業化的治理模式、利益導向並遵從市場和道德原則的個體。

　　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是當前歐美反民主熱潮的一個明顯促成因素。新自由主義政策旨在放寬對經濟主體和市場的政治管控，以市場自由和強硬的所有權取代監管和再分配。美國前總統里根和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都遵循“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就是問題所在”的思路處理經濟和社會問題，並以此為藉口降低税收、減少社會福利、解除對資本的嚴格管制。美國總統特朗普將商業原則和“交易藝術”帶入白宮，並組建了含有多位缺乏政治經驗的成功商業人士的內閣。新自由主義對國家主義（statism）的惡魔化，為原本難以結盟的經濟自由意志主義、金權政治、極右翼無政府主義提供了共同目標。“拋棄政府”的信條演化為對政治的普遍敵意，激發了一場在某些領域內倡導威權自由主義，在另一些領域內倡導威權道德主義的運動。

　　另一方面，雖然新自由主義與反民主威權主義並不完全“兼容”，前者將政治權力視為對市場和自由的最高威脅，後者要求強大的中央集權，但前者仍間接成為了後者的温牀。新自由主義者對政治的敵視，特別是其重置國家與經濟之間關係的設想不盡相同。例如，哈耶克和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認為，政治是危險的、自我擴張的，必須加以強力約束。而秩序自由主義者尋求建立強權國家以保證經濟秩序，同時以技治主義制度使其隔絕於民主呼聲。但他們都認為，強制性的、不受約束的政治利益和權力對個人自由、市場、傳統道德構成威脅，都反對“經政治設計的”社會及大部分公共政策和公共物品，都尋求將政治權力置於經濟計量標準之下並配合市場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新自由主義者都相信民主與生俱來地會“吞食”政治、威脅自由和自發秩序乃至導致暴政或極權主義。

　　布朗對本報記者表示，新自由主義不能通往真正的經濟繁榮和社會公正，在世界範圍內普遍實現民主仍有困難，在不可逆轉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因地制宜提升政治、經濟和社會公正，很難從歷史中尋找答案。另一個緊迫挑戰是氣候變化，如果生態環境持續惡化，其他一切都無從談起，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需要持續的、可執行的全球性承諾。此外，國際金融領域如今具有壓倒性的力量，它難以被民主化，甚至超出全球治理機制的控制。必須針對這些問題拿出切實的解決方法，而不是僅提出標準和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