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同校，百年抗爭 | 女科學家去哪了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19-08-02 11:22
**編譯 |**徐穎
女性尚未踏足擁有決策權的金字塔頂端，所以她們無法討論那些她們所關注的事情，更別説找到解決辦法了。
—— Kevin Miller，美國大學女性協會高級研究員
199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引入了全新的英語教科書，第一課便是李雷與韓梅梅在學校裏的初識對話。對第一代以及此後所有使用者來説，這是再尋常不過的一幕。然而，時間前移幾十年，回到20世紀上半葉，與李雷對話的只可能是嘎子和二蛋，而韓梅梅，如果有幸能上學的話，與她打招呼的可能只有翠花了。那時，女性只能在女子學校入讀，鼎鼎大名的普林斯頓大學更是嚴格遵守這一慣例——在其兩百多年的悠久歷史（1746年至今）中，普林斯頓大部分時間都被稱為“Old boy’s School”，直至1969年秋季，才開始實行男女同校（混合性別教育，co-education）制度。
實際上，早在1887年伊芙林學院（Evelyn College）建立之時，普林斯頓可以説就邁出了男女混合教育的第一步。伊芙林學院的初始設定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女子學院，類似於拉德克里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1879年創建）之於哈佛大學。不幸的是，伊夫林學院由於經濟問題以及缺少普林斯頓的支持等原因，於1897年被關閉。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裏，普林斯頓大學教職工的女眷們逐漸在一些非正式職位上嶄露頭角，為學生和助理研究人員爭取權益，對校園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第11任校長James McCosh（1868-1888在任）的妻子Isabella Guthrie McCosh（1817-1909）致力於學生的健康和福利保障工作，為了紀念她堅持不懈、勇於奉獻的精神，普林斯頓大學用她的名字命名了學校設立的第一個校園醫務室。
電影《愛情故事》（Love Story）中，男主奧利弗（哈佛大學預科生）到女主角珍妮弗所在的拉德克里夫學院圖書館借書，兩校共享圖書資源。
女性在學術上的力量也不可小覷。英國教授Willard Thorp的妻子Margaret Farrand Thorp（1891-1970）經常協助丈夫進行研究工作，同時也獨立進行文學創作。1949年，她出版了一本名為《女性的説服力：六個意志堅定的女人》（Female Persuasion: Six Strong-Minded Women）的書，書中談到她作為一名女性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與生活的點點滴滴時，她打趣説：“我們在從事教師妻子這一愉快職業時，普林斯頓大學對女性的明顯敵意（ hostility ）常常讓我們覺得十分搞笑。敵意這個詞用在這裏可能太過強烈。實際上，對這所大學來説，女性壓根兒不存在。”
今天看來，這些敵意確實非常“搞笑”：
1932級的一名學生説：“如果普林斯頓開始男女同校，普林斯頓將不再是普林斯頓，它將死去，我也將失去我的母校。”
1936年，一名學生説：“女生們穿着擾亂人心的迷你裙在運動場上嬉戲將會沖淡普林斯頓堅固的男子氣概。”
1940年，一位心懷不滿的學生無疑講出了許多校友的心聲，稱普林斯頓的管理部門為“該死的母權制”（Damned Matriarchy）。
1955級的一名學生説：“普林斯頓如此成功，要歸功於男性之間的珍貴友情，破壞這種特殊的精神已經夠糟了。女學生將會削弱普林斯頓對整個國家的貢獻，女性的天然屬性註定了她們在公共服務方面的教育和才能絕不可能與全職工作的男性相媲美。”
……
在反對混合性別教育的制度上，普林斯頓大學絕不是獨一無二的。耶魯大學也面臨着同樣的問題。耶魯大學校長Kingman Brewster Jr.（1963-1977在任）在實行本科男女共同教育的第一年引起了巨大的轟動，他向校友承諾學校將培養“1000名男性領導者”，明確表示本科女性僅僅是耶魯大學的附屬組織，絕對不會成為學校的中堅力量。
總之，人們堅信，女性不屬於學術的殿堂。
然而，到40年代初，女性還是不可阻擋地踏上了普林斯頓的正式研究崗位。1942年，物理學家Elda Emma Anderson（1899-1961）到普林斯頓大學擔任物理系的訪問研究助理；1943年，五名女性來到普林斯頓，教授土耳其語、各種歐洲語言和斯拉夫語言；五年後，產業關係學科組副組長Helen Baker成為第一位被校董會授予副教授職位的女性。
隨着女性教師和女性研究人員的湧入，女學生也逐漸融入大學系統。普林斯頓大學教職工的妻女們已經非正式地參與了多年的課程學習，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學校才第一次允許女性正式報名參加大學課程：23名女性參加了政府資助的攝影測量課程。1947年，為了更好地準備圖書館中俄羅斯文學部分的拓展工作，圖書館的三名女性員工參加了一個俄語啓蒙課程，與男性本科生一起學習。至此，普林斯頓的性別混合教育算是真正踏出了第一步，然而，發展到第一屆共同參加畢業典禮的男女混合班級，還將需要漫長的二十多年時間。
1961年，Sabra Follett Meservey（1924-1994）被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學研究生課程錄取，成為普林斯頓大學歷史上第一位全日制女性學位候選人，儘管出了一個不那麼美妙的意外——她的錄取通知書理所當然地以“親愛的先生”（“Dear Sir”）開頭。Meservey後來成為第一位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碩士學位的女性。1962年，超過8名女性註冊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生課程。1964年，生化科學專業的Tssai-ying Cheng成為第一位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女性。
1989年，Sabra Meservey參加普林斯頓研究生院男女同校慶典。她説，直到畢業後第三年，普林斯頓才向她頒發了學位證，因為 “得把學位證翻譯成女性的”（“they are still translating it into the feminine.”）（點擊“閲讀原文”，查看Sabra Meservey參加普林斯頓研究生院男女同校慶典視頻）
1963年，普林斯頓大學引入關鍵語言項目（Critical Languages Program，CLP），第一批全日制本科女生被准許註冊入學。CLP項目允許其他學院的學生在普林斯頓學習一年阿拉伯語、漢語、日語、波斯語、俄語和土耳其語以及相關區域研究。五名女性作為CLP成員來到普林斯頓，被這裏的居民稱為“小傢伙們”。雖然她們是全日制學生，但卻並沒有資格獲得普林斯頓的學位，因為該課程僅涵蓋本科第三學年。
當然，常春藤盟校負責人在60年代末期決定接納女性學員，並非出於對男女平權的高度重視，而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迫不得已做出的妥協。一方面，大學管理人員的女眷影響着校園生活，加之女性教授不斷湧入，給學校文化帶來了衝擊；另一方面，優質男高中生生源申請量降低，所謂知慕少艾，很多優秀的男生想和女孩一起讀大學。接納女性學員，可以留住那些有才能的男性。
1967年，普林斯頓經過考慮後最終拒絕了與薩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早期是女子學院）並校的提案。Robert F. Goheen校長（1957-1972在任）委託其他學者研究是否可以將女性錄取為全日制本科學位候選人，經濟學教授Gardner Patterson受命負責該項研究委員會。委員會在1969年1月發佈的最終報告中指出，“有才華的年輕女性的加入將增強普林斯頓大學的整體教學經驗，有助於更好地平衡社會和學習生活”，以及“維持普林斯頓吸引優秀學生的能力”——普林斯頓的吸引力早已因為學校相對保守的形象而搖搖欲墜。同年，校董會成員以24：8投票贊成實行男女同校制度。
1969年9月，101名女大學生和70名轉學的女生加入普林斯頓的學生隊伍。1973年，《紐約時報》重點介紹了普林斯頓大學四年制男女混合班級中一些女性的成就。Marsha H. Levy是第一位獲得Pyne獎學金的女性，也是第一位當選為校友會董事的女性。網球隊隊長Marjorie Gengler在其校際生涯中從未輸過一局，被稱為“不敗神話”，後來她成為了學校年度捐贈組織（Annual Giving）的第一位女性代理人。此外，普林斯頓當年馬歇爾獎學金（Marshall scholarship）的唯一得主是一位女生，她同時也是當年成功申請到富布賴特項目（Fulbright Grant）的三人之一。此後三十餘年，女大學生人數增長極快，到21世紀初，女性本科生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達特茅斯大學中已經佔領了半壁江山。
20世紀70年代不僅見證了普林斯頓第一個男女混合班級的畢業典禮，也見證了女性在上層管理中的崛起。1971年，Mary St. John Douglas和Susan Savage Speers成為普林斯頓頭兩位女性董事。次年，Adele Simmons被任命為學生事務主任，成為普林斯頓歷史上第一位女院長。1977年，Nina G. Garsoian和Joan S. Girgus兩位女性分別出任研究生院院長和學院院長——這可是普林斯頓歷史第二和第三悠久的院長職位。
跨入新世紀後，一些女性開始被任命為常春藤盟校的校長。Shirley M. Tilghman於1986年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分子生物學教授，後進入校長遴選委員會，最終於2001年當選為普林斯頓大學歷史上第一位女校長。做校長後，Tilghman任命了一名女教務長。很快，整個大學出現了許多高級女性管理人員，包括學院院長、伍德羅威爾遜公共和國際事務學院院長、工程學院院長和招生院院長等。這不僅打破了255年的傳統，而且還預示着女性與普林斯頓大學真正融合時代的到來。Tilghman和哈佛女校長Drew Gilpin Faust、布朗大學女校長Ruth Simmons、賓夕法尼亞大學女校長Judih Rodin以及Judih Rodin的繼任者Amy Gutmann並稱為美國常春藤大學的“五朵金花”，鍾蕾、阮婕妤所著的《美國常春藤大學女校長》一書對她們五人做了全方位的介紹，以探索高等教育界女性領導力的管理優勢。2012年，Christina Paxson 穿過重重障礙成功接替Ruth Simmons，成為第19任布朗大學校長——她也是第一位非裔美國校長。
在此期間，不少保守主義者詆譭、貶損這些出任常春藤盟校校長的女性。然而，面對這種根本性變革，人們需要真正認同女性的領導職位，才能擺脱“對女人屈尊俯就”這一觀念造成的不適和憤怒。美國大學女性協會的高級研究員Kevin Miller説，“女校長與其男性同行相比，具有不同的視角，能夠提出不同的想法以及問題。這些特徵對做出正確的決策有重要意義。”“無論女性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哪些部門擔任最高領導者，她們都會傳達這樣的信息：校長這一職務並非男人專屬。但這是一個很難打破的偏見。”
在美國女性贏得投票權的一個世紀之後，當女性佔美國人口的一半以上，當女大學生佔美國大學生一半以上時，女性競選校長的權利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女性不僅看起來很重要，而且也必然能夠在工作中取得成功。女性擔任首席執行官、州長、參議員和最高法院大法官也都證明了很多職位並非男性專屬，男性可以做到的事情，女性也可以做到。她們的成就開闊了我們的眼界，併為我們創造了一個將女性視為領導者的環境。另外，在企業界，《財富》500強中出現女性身影也不再令人驚訝，如通用汽車的Mary Barra（CEO），惠普的Meg Whitman（總裁、CEO），IBM的Virginia Rometty（董事長、總裁、CEO），億滋國際的Irene Rosenfeld（CEO）和百事可樂的Indra Nooyi（CEO）等。
整體來看，今天這個時代的兩性平等程度相比幾十年前已有了極大的提升，包括家庭地位、社會地位及公眾認可度等方面。克服重重障礙，女性最終獲得了接受平等教育的權利，並在常春藤聯盟院校中佔據了一半的最高領導人職務，這是人類的重大進步。然而有研究表明，常春藤盟校在其最高領導層追求性別平衡只是學術界的一個特例。在全美所有高等院校中，女教師的比例很高，然而女校長的比例卻只有25%，且在過去十年中幾乎沒有變化。Miller曾説，“女性尚未踏足擁有決策權的金字塔頂端，所以她們無法討論那些她們所關注的事情，更別説找到解決辦法了。”
女性往往將自身的成就歸功於運氣或環境，而非自身的努力或天賦。她們通常缺乏自信，認為自己沒有經驗，或害怕失敗，因此更傾向於放棄領導職位。這種心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個人及學校的發展。平衡繁雜的工作與育兒需求也會影響女性角逐領導職位的意願。很多科研單位或企業在招人時更傾向於選擇男性，另外，女性畢業生的工資薪酬也普遍低於同等院校的男性畢業生，常青藤院校的男女畢業生工資懸殊最大，女性畢業生比男性畢業生的工資低30%（普通院校的差距約為16%）。這些表明我們離真正的男女平權還有漫長的道路。
參考資料
1. https://libguides.princeton.edu/c.php?g=84063&p=544519
2.https://www.latimes.com/opinion/op-ed/la-oe-malziel-when-women-claim-male-roles-20161021-snap-story.html
3.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Gender-Balance-at-the-Top-of/240346
4.http://theconversation.com/if-a-female-president-is-good-for-the-ivy-league-why-not-for-the-rest-of-us-45148
5.https://thesocietypages.org/clippings/2017/03/02/the-ivy-league-of-gender-inequality/
6.https://www.mic.com/articles/167455/the-gender-pay-gap-is-much-worse-among-ivy-league-grads-heres-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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