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王思聰大戰花千芳”:世間很多事,都需要有你自己的思考_風聞
栩先生-栩先生官方账号-微信公众号:栩先生(superMr_xu)2019-08-02 10:11
文 | 李栩然 何欣顏
首發 | 栩先生(ID:superMr_xu)
1要不要學英語引發熱議
前些日子,有一篇關於“花王大戰”的文章《王思聰怒懟花千芳:鼓勵底層放棄求知,才是最大的陷阱》引起熱議。
部分讀者認同社會階層不同、職業背景不同,學英語的重要性自然也不同。
在他們看來,王思聰話糙理不糙(“這年頭還有沒出過國的沙雕?”“翻譯器翻譯得出文化嗎?”):
“思聰只是態度傲慢,但傲慢總好過無知、總好過暗示底層不用學習吧?”
也很多人言辭激烈地站隊花千芳,批判現行教育體制僵化,特別是將英語這門語言類科目提到了過分的戰略高度完全沒有必要:
“大多數人不是對英語有意見,而是希望降低學英語的權重。孩子在英語上浪費的時間實在太多太多了,況且學校教的都是些死英語,在真實的交流場合中根本用不上。只會應付筆試的啞巴英語,學上個20年豈不浪費青春?”
“英語不是不要學,而是沒有必要這麼學、還學得這麼悲壯: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到高中畢業,12年從不間斷、大學4、6級考試要學、考研要考英語,試卷還挺難、晉級,評職稱竟然也需要考英語。關鍵我專業是甲骨文考古,你讓我整天用英語完形填空,有意義?”
2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一篇關於要不要學英語的文章,引來如此大的爭議,確實讓我始料未及。
靜下心來後,我決定借這個機會,和大家一起好好討論下這個問題。
在現行的教育體系中,英語這門語言類科目,到底應不應該提到和語文、數學同等的戰略高度?
這個問題不應該割裂開來看,而是應該從時代立場、產業角度宏觀的看。
從1978年開始確立改革開放基本國策到1980年確立了高校學位制度,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深入人心,英語學習也就逐年被推到了一個不可替代的位置。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不是教育決策者們崇洋媚外、本末倒置,而是與當時的生產力相吻合的。
彼時的中國,亟待完成現代化、工業化的轉型:從一個剛剛在歷史動盪中喘過氣來的虛弱體質,試圖轉變為用高科學、新技術、強人才武裝的社會主義強國。
而當時除了極個別重工業門類外,與現代工業相關的差不多一切前沿的科技、文獻、人才,都存在於英語系國家,比如美國、英國等。
這個時候不學英語怎麼辦?
搞科研不學英語,不懂英文,如何看懂最新、最前沿的期刊文獻?
學術人員出國學習、考察、交流,連教授説什麼都聽不懂,一臉懵逼,開什麼國際玩笑?
這道理和剛建國的時候,舉國上下學俄語,一個道理。
近20年來,我國加入世貿組織(WTO)、承辦北京奧運會、G20峯會、亞投行峯會等等一系列大動作頻頻,作為普通民眾,不會兩句英語怎麼行?
難道遇到外國人問路時只會手腳並用,宛若瞎子摸象,啞巴抽筋?
還記得2008年時,首都所有羣眾集體學英語的盛景嗎?
從這個角度來講,學英語的確是一段時期內的剛需。
除非你住在大山深處開豬場、採蘑菇,不然學幾句拿得出手的英語、能看懂不太複雜的英語文章,的確是會給你的生活、事業、甚至視野格局加分不少。
還有一些人學英語就為了不用字幕也能看懂自己喜歡美劇、英劇、紀錄片、原版小説,這和因為喜歡動漫就去學日語,也是一個道理。
那麼,真正的問題來了:
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需要深度學習英語、適合學習英語,還能那麼幸運,一直能獲得高質量的英語學習資源呢?
3因材施教才是教育真意
我高中時的一個同桌,對英語深惡痛絕。
寧可做10道幾何證明題、畫20張物理受力圖,也不願寫一篇英語小作文。
後來他考上了某大建築系,聽説還是在痛苦中掙扎着學英語,CET4(英語四級考試)考了5次,頭髮都薅光了,才勉強拿到了畢業證(很多學校畢業證、學位證是與四級證掛鈎的)。
可是他在擺脱英語考試後,迅速發揮出他理工科大神的長處,工作乾的風生水起,提拔得也比較快,成為了一位堅定有力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大有揚眉吐氣之勢。
從這個角度看,英語學習確實不應該太過強勢的跟專業、學位、職稱綁定。
因為説到底,英語再重要,它也只是一門語言、一個實用工具。
將太多不必要的權重強加給英語,確實顯得有一些功利和欠妥,甚至會讓受眾產生逆反心理。
雖然英語是讓我們擁抱外界世界、感受歐美文化的窗口;
但是我們要知道,在許多義務教育資源都很勉強的欠發達地區,學英語的師資、設備、場景都少得可憐。
他們好不容易拼盡全力考上大學,卻第一時間面臨着四六級考試這兩座大山。
很多人直到上大學才知道,自己從小到大跟着小地方老師學的,很可能就是“洋涇浜英語”。
我大學時都還有同學,每次英語考試聽力幾乎全部放棄。
而他們出生在大城市的室友,從幼兒園就開始接受雙語教育,看着《神探夏洛克》長大;
讓他們雙方一起去參加英語類考試,並據此決定前途與命運?
這豈止是不公平,簡直是降維打擊。
客觀來講,英語是一門很實用的語言,應用場景也很廣泛。
學好英語,確實是可以讓自己多一種思維方式、多些工作與交友的機會。
但正如孔夫子在兩千多年前就指出來的:
“因材施教“,才是教育的真意。
讓喜歡學英語、有深度學習英語需求的人去好好學習,併為他們創造良好的機會和條件;
讓不適合、非剛需的被動英語學習人羣,從繁重的考試任務中解脱出來,從而得以從容的進行專業科目的研究與學習,而不是簡單的一刀切,才有可能釋放學習的生產力,獲得更好的智慧成果。
每一個人都需要學點英語,但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學成專家。
4教育要選對好平台,公平分配資源
近年來在資本的助長、利益的牽引下,許多民營教育培訓機構如雨後春筍般生長。
在這樣的情況下,教育培訓機構、尤其是英語培訓機構的教員水平、教學質量,其實是泥沙俱下、令人堪憂的。
比如我就親眼見過到在廣州找不到工作、輾轉到了長江以北的埃塞俄比亞籍的黑外教,不費吹灰之力,就成了某知名民營雙語幼兒園的“知名外教”。
當時我陪同好友去接她3歲的孩子,在漫長的等待期間,剛好碰到這位熱情的外國朋友下課,簡單聊了幾句。
聽到他用濃重的、聽起來很費勁的非洲口音,介紹了大學都沒上過的他,來中國的工作經歷後,我簡直震驚了。
説真的我甚至有一絲狹隘的驚恐,這種驚恐來自何處,我相信你們也猜得到,就不展開講了。
這種現象,甚至引起過中央媒體的關注。但最終可能怕引起“政治不正確”,沒有再深入下去。
教育是一個門檻很高的行業,它全面考驗教育者的資質和水平以及道德底線。
如果學習的平台選錯了,不僅花費了大量的金錢和精力,很可能還會得不償失。
對於市面上良莠不齊的教育培訓機構,作為消費者要謹防被收割智商税,做好甄選工作,(比如不要臉地説一句,選擇我推薦的學習平台);
而教育資源也應當兼顧公平,照顧欠發達地區,讓更多貧困地區的孩子、也能體面而有尊嚴的接受語言教育。
5文化自信才是持久的輸出力
説了這麼多沉重的,説點輕鬆的、正能量的。
剛結束的兩會中,有不少的境外媒體記者都參加了各大記者發佈會。
令我驚訝的是,今年參加記者招待會的外國記者,90%竟然都能説得一口流利的漢語,如果不看電視屏幕,你簡直感覺不到他(她)是外國人,更好玩的是,歐美記者比日韓記者的漢語,還要更加標準。
這個就很有意思了。
是我方大媽買買買的實力,震懾到了對方?是我們和諧號、復興號高鐵太美太快?還是我們的移動支付吊打他們10年20年?
其實都是,也都不是,説到底還是那句話: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
馬克思誠不欺我。
40年改革開放、篳路藍縷,迎來經濟高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也迎來了文化的繁榮與復興。
而語言作為文化的重要載體,是價值觀輸出的重要途徑。
我還記得初中時,學校去過一個近200斤的外教,3年下來,唯一學會的一句中文就是:“服務員,點菜。”
然而如今來中國的外國人越來越多,他們開始主動學習中文,甚至開始琢磨唐詩宋詞,諸子百家,甚至還有跟我吵吵,到底是王羲之還是歐陽詢的書法更好看、李清照到底hot不hot?
這是為什麼呢?我相信你們的心中自然有答案。
説了這麼多,我不是在鼓吹中文即將取代英文成為世界通用語言,畢竟中文學起來比英語要難的不是一點半點。
但是我相信按照如今的步伐發展下去,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學習中文、接受中文。
這就是物質文明帶來的精神文明話語權,“文化自信”這個概念提得真是恰到好處。
我相信有一天,我們學英語不再是為了考試,而是為了純粹的學習與交流;而面對外國人時,再無卑微、諂媚的心態,而是坦然自若的相談甚歡。
6讓語言迴歸語言,讓工具迴歸工具
在我看來,花千芳的話容易讓人產生誤導,王思聰的話很傲慢。
永遠不要動不動就去站XX,除了認知和知識本身,任何人都不值得你去站。
關於要不要學英語同樣如此。
你需要有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既不要偏執去黑,也不要刻意神話。
對於我們個體而言,讓語言迴歸語言,讓工具迴歸工具,有條件就學、要學就要學好。
得益於互聯網+教育的大發展,我們想學什麼東西都很容易,這是時代賜予我們的禮物。
多學習總是沒有壞處吧?就像游泳一樣,説不定啥時候就用上了呢?
至於王思聰説的“這年頭還有沒出過國的沙雕”?則完全無須介懷,現在境外遊的收費水準,普通人咬咬牙都負擔的起,出國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優越感來源。
作為中國人而言,也要對自己的國家、自身的漢語體系,更加有信心,懷抱包容而開放的姿態,通過英語去了解世界、擁抱世界;
同時也盡力創造機會,讓世界瞭解中文,瞭解如此自信而可愛的中國。
最後,用毛主席的一句話來結束本文吧。
英語將來是世界語言,要學一點,會有好處的——毛澤東(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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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栩然,知乎個人成長、職場乾貨領域60萬贊答主,微信上最會寫毛澤東的人。特別擅長將個人成長乾貨與歷史人物故事相結合,觀點獨特、內容有趣,每一篇閲讀都是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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