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的崛起與大清帝國的衰落 ——成也蕭何敗蕭何？_風聞

日本帝國的崛起，源於明治維新。

日本帝國的覆滅，亦源於明治維新。

成於斯，亦敗於斯！

巖倉使團給日本帶來崛起的希望，同時也種下“覆滅”的種子

如果要追根溯源，那必是巖倉使團的出訪。巖倉使團走遍的歐美強國，探尋日本富國強兵之路，綜合分析，認為從“小國”走向“大國”的普魯士道路，才是最適合日本的國家發展模式。從普魯士到德意志，這種君主立憲政體和軍事強權政策，建立起以天皇為核心的立憲政體，極符合還沒有從封建體制徹底解脱出來的日本。

雖然同時期歐美列國，多選擇共和制和君主立憲制，但是歐美的君主立憲制與日本的君主立憲制是有本質區別的。二戰後，日本建立的君主立憲制，才更符合19世紀70年代，西方的君主立憲制。而日本想要建立的君主立憲制，更像是封建制度和君主立憲制的結合體。

日本為何會選擇這樣一種制度？

主要是此時的日本，還未徹底從封建體制解脱出來，人們的思想還未完全解放。自由主義思想雖然已經進入日本，但是終將徹底死在強權政策之下。

1883年夏天，巖倉使團從歐洲考察回國。伊藤博文在綜合各國政治制度後，他得出的結論是：德國是追趕型國家學習的樣板，日本應該學習德國的憲法政治。

伊藤博文按照德國樣式，改造政府部門。明治政府僱用外國人士中英法等國的人數明顯減少，德國人增多。日本起草憲法時，主要有6人蔘與，其中2個外國人都是德國人。

1889年日本頒佈《大日本帝國憲法》，是1850年普魯士王國憲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國憲法的東亞翻版。如同德意志憲法強調皇帝的權威，日本憲法也突出天皇的特殊地位。《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強調日本“臣民”，而非“公民”的權利必須服從德國式的“法律限制。”同時也效仿德國軍事強權政策，把軍隊直接置於天皇指揮之下。

德國的榜樣作用，促進了日本成為新興的軍事強國，但是也影響到日本最終走上軍事擴張、武裝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給亞洲鄰國造成嚴重災難，也最終導致了日本帝國的覆滅。

根據明治憲法，天皇被置於國家元首和統治權的總攬者地位，內閣、國會和軍隊互不隸屬。內閣和一會除了有國防預算制定和審議的權利之外，對軍隊沒有干涉的權利，軍部在國家體制中具有獨立地位，從而形成日本政體中“內閣與議會”、“軍隊”的二元結構。

從日本憲法角度來説，在日本只有天皇能夠指揮管轄軍部，但是天皇不親政。所以名義上直轄於天皇，實際上無所約束，自成中心。不過明治元老都是這些軍隊的締造者，亦或有密切聯繫，尚有能力制約軍隊，所以在元老在世的時候，都未曾顧忌軍隊干政問題。但是在元老相繼過世，軍隊就失去了控制，難以駕馭。由於軍部不受文職政府管轄，因此陸海軍大臣可以直接覲見天皇，以天皇名義強行通過有利於軍隊的政策。

1900年，山縣有朋修改了陸軍省、海軍省官制，規定軍隊大臣只能由現役大將或中將擔任。這樣一來，軍部就可以拒絕派出軍官進入他們不信任的內閣。沒有現役高級軍官任軍部大臣，就不能組閣。而且，軍部有權隨時召回在內閣中的代表，導致內閣解散。

這樣的日本，完全就是軍隊主導下的日本。自此狂熱的日本軍人，把日本推上了“死亡戰車”。

自由民權運動的發展與覆滅

在知識界，被推崇的仍然是英、美、法的自由民權學説，這一學説，影響到了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

然而，保守主義者是不可能接受自由民權運動的，以“日本陸軍之父”山縣有朋為代表的保守派，堅決不能容忍民眾對抗、批評政府，對英國政體十分反感。他把自由民權運動家視為仇敵，指責自由民權運動“盯着民權、誹謗政事、中傷官吏、暴論非議，無所不為”，認為如任其蔓延必將禍害天下。他對伊藤博文説：“我們耽擱一天，邪惡的污染就會擴散到更多的地方，滲入年輕人的心靈，必然產生無法估量的罪惡。”

福澤諭吉（日本第一所大學，慶應大學的創立者），認為東方諸國明顯落後於西方國家，原因就在於教育。尤其是福澤諭吉在出訪歐美后，這一認識更加深刻。1871年他將慶應義塾搬到了現在的港區三田。他的教育思想重在自然原則，將人定位為萬物之靈，提倡培養獨立完整的人格。1872年福澤諭吉在《論人與人平等》中寫道“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他強調“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

明治維新初期，將“文明開化”作為國策，讓福澤諭吉非常高興。1873年，日本歷史上第一個研究傳播民主思想的學術團體“明六社”誕生，福澤諭吉是其中的重要成員。

隨着“明六社”對西方先進思想的傳播，一時間，日本社會興起了“自由民權運動”,一系列政治事件發生，要求改革政治、“還政於民”的呼聲越來越強。

其中最為著名的自由民權運動事件“福島事件”，便是由“威權體制”下的能吏三島通庸一手導演的。他認為一切阻擾政府推行強國政策的民權運動，都是“惡棍的暴行”。他擔任福島縣縣令期間，大肆逮捕自由黨，動用司法體系的力量對付反對派。

“福島事件”後，自由黨被強制解散。1886年12月，日本頒佈《保安條例》，逼迫民權運動家離開東京。這一政策實施，給日本民權運動帶來致命打擊。

明治政府一方面壓制自由民權運動，一方面也在試圖制定適合日本國情的憲法。直到1889年，明治政府才頒佈第一部《大日本帝國憲法》，這是一部具有強力專制色彩的憲法，雖然它在其中對自由民權有一定的規定，但是也改變不了明治政府專制統治的本質。

從此日本自由民權運動陷入了低谷。

教育改革，把日本推向軍國主義“死亡戰車”的“助推劑”

在國門開放之初，日本學習的主要對象是荷蘭。所謂的“蘭學”是當時思想解放的知識分子熱衷的學問，福澤諭吉等啓蒙思想家都曾學過“蘭學”。

伴隨着日本開國，日本人發現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才是真正的西方強國後，便丟棄了荷蘭語，開始學習英語、法語和德語，一批批留學生也被派往歐美學習。

1868年以天皇名義頒佈的《五條誓文》宣稱：“破舊有之陋習，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識千世界，大振皇基。”雖然這兩條敕文有明顯的皇權色彩，但是同樣表明，日本已經意識到自己還不具備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條件，渴望學習西方文明。

福澤諭吉認為東方諸國明顯落後於西方國家，原因就在於教育。尤其是福澤諭吉在出訪歐美后，這一認識更加深刻。因此，他大力推行西式教育。

大隈重信在自由民權運動中，由於堅持民主立憲理念，主張制定英國式的憲法。由於和掌握實權的伊藤博文政見相悖，1881年被罷免。

1882年，大隈重信便創辦了東京專門學校（1912年更名為早稻田大學）。大隈重信堅持以“學術的獨立，學術的活用，造就模範國民”為遵旨。1905年，開設中國留學生部，成為日本最早接受中國留學生的學府，宋教仁、廖仲愷、陳獨秀、李大釗等曾在這裏學習。

山縣有朋主張，為了社會穩定，必須從教育改革入手，設立專門的政治學校，學校名稱就是“德國學校”。他擬定的“德國學校大則”規定，“變則德國學，以教授政治學”。

1883年，“獨逸學協會”創辦“獨逸協會學校（姬路獨協和大學前身）”，目的主要是學習德國的法律政治。同年，東京大學法學部規定教學內容一律學習德國。

1885年，日本政治制度進行一次大改革，成立了第一個內閣。內閣總理伊藤博文邀請森有禮（原“明六社”骨幹）出任第一人文部大臣。

森有禮認為，日本發展需要大批人才，培養人才的關鍵是創辦近代國民教育體系，否則日本不可能走向近代化，與萬國對峙。

在森有禮擔任文部大臣後，其思想逐漸向“新保守主義者”轉變，這與其朋友西村茂樹一致。他們都曾是創辦“明六社”的骨幹，鼓吹啓蒙思想，都是近代文明的倡導者。但是他們都在政府任職以後，迅速轉變成為保守主義。

在森有禮的主導下，日本政府先後頒佈了《學校令》《帝國大學令》《小學令》《師範學校令》及其他學校通例，創建了一套完整教育體系。一切以他所倡導的順良、信愛、威嚴等封建道德，宣揚國家主義，要求學生忠君愛國。從師範學校到大、中、小學，都要進行軍事體操訓練，還用日本傳統武士道精神培養學生尚武精神。就這樣，原本頗多自由主義色彩的教育遭到徹底否決，轉向為國家、政權服務。

1890年，明治政府發佈《教育敕語》。其核心思想就是培養有忠君愛國頭腦的、懂得近代知識技能的工具。

《五條誓文》標誌着文明開化時代的開端，《教育敕語》則標誌着文明開化時代的結束。

在這場德育論戰中保守派獲勝，日本大力推行臣民教育，培養忠君愛國的臣民。日本直所以走上侵略亞洲鄰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道路，教育充當了極端國家主義和法西斯軍國主義教鞭不光彩教鞭。

在這種教育下培養出來的無數盲目愚忠的臣民，比政治家更狂熱，是他們和戰爭罪犯一起把日本推向了戰爭的深淵，最終導致了日本的覆滅。

《教育敕語》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後，才被駐日盟軍司令部廢除，現代公民教育才再次成為日本德育教育的主題。

明治維新的“得”與“失”

單從經濟角度來看，明治維新確實給日本帶來了質的飛躍。一大批現在仍活躍在世界百強的百年企業，根據東京商工統計，82.8%都是創建於明治維新時期。如三菱、豐田、日本NTT、日本通運、資生堂、三井物產、等等都是在那個時期創立的。到現在來看，這些企業仍然是日本經濟的重要支撐。而且這些企業，一直以來，也成為中國及其他國家學習的榜樣。

從這個角度看，明治維新確實是在日本帝國崛起和日本復興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政治角度來看，至少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幕府統治向天皇統治過渡，算是日本原有分散政體的大合一。由幕府藩鎮的政權嚴重分散的封建統治，通過明治維新，建立了統一的政權體系，為明治政府各項維新政策的施行，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證。因此，日本也有效避免了再分裂的可能，日本從此走上了統一的道路。

第二階段，由天皇封建統治向君主專制統治轉變，明治政府也給自己埋下覆滅的隱患。只是這一隱患，最終讓裕仁天皇專制政府來埋單。這一時期的明治政府，皇權達到了巔峯。內閣成為擺設，天皇的命令得到無條件執行，尤其是在軍界，天皇的聲望達到了頂峯。一個日漸膨脹的天皇，指引着日漸膨脹的軍隊，帶領着愚忠的國民，一起走向覆滅。

從教育來看，則要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明治政府推行自由民主教育，廣泛近代知識進入日本，成為廣大青少年爭相學習的內容。尤其是通過全民普及近代教育，日本的全民教育水平陡升，一躍站在世界的前列。通過政府的大力推動全民教育，興辦學校，為日本培養出大量，具有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有志青年，積極投身日本崛起事業中。

第二階段，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就是上文提到的，以“臣民教育”為核心的忠君愛國教育體制。為日本培養出了幾代“愚民”。這些“愚民”以極端國家主義和法西斯軍國主義精神，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工具。對亞洲鄰國造成了不可忘卻的傷害，同時也為自己的“愚忠”，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些代價，最終只有讓這些“愚民”來埋單。

第二階段，教育改革為日本的復興產生了積極作用和負面影響。日本在二戰後戰敗，重組後的日本政府，積極尋求復興之路。這些明治政府時期培養出來的“愚民”，再次充當了日本復興的工具。有一部日本電影《望鄉》，就深刻反映了日本民眾在復興時期，所做的最大努力，但是影片同樣也反映出“忠君”思想，對日本國民的貽害。

進入到21世紀，明治政府“愚忠”教育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一大批日本人，仍然活躍在日本政壇及社會各個層面。不能正視歷史，時常搞出一些“軍國主義”色彩濃重的事件。雖然一再遭到亞洲鄰國的譴責，但是仍然樂此不疲，極大的損害了日本，作為一個發達國家的國家形象。

下篇,“愛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只有一牆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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