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的崛起與大清帝國的衰落 ——成也蕭何敗蕭何?_風聞
无忧小书匠-微信公众号:惊鸿一瞥c2019-08-03 13:52

日本帝國的崛起,源於明治維新。
日本帝國的覆滅,亦源於明治維新。
成於斯,亦敗於斯!
巖倉使團給日本帶來崛起的希望,同時也種下“覆滅”的種子
如果要追根溯源,那必是巖倉使團的出訪。巖倉使團走遍的歐美強國,探尋日本富國強兵之路,綜合分析,認為從“小國”走向“大國”的普魯士道路,才是最適合日本的國家發展模式。從普魯士到德意志,這種君主立憲政體和軍事強權政策,建立起以天皇為核心的立憲政體,極符合還沒有從封建體制徹底解脱出來的日本。
雖然同時期歐美列國,多選擇共和制和君主立憲制,但是歐美的君主立憲制與日本的君主立憲制是有本質區別的。二戰後,日本建立的君主立憲制,才更符合19世紀70年代,西方的君主立憲制。而日本想要建立的君主立憲制,更像是封建制度和君主立憲制的結合體。
日本為何會選擇這樣一種制度?
主要是此時的日本,還未徹底從封建體制解脱出來,人們的思想還未完全解放。自由主義思想雖然已經進入日本,但是終將徹底死在強權政策之下。
1883年夏天,巖倉使團從歐洲考察回國。伊藤博文在綜合各國政治制度後,他得出的結論是:德國是追趕型國家學習的樣板,日本應該學習德國的憲法政治。
伊藤博文按照德國樣式,改造政府部門。明治政府僱用外國人士中英法等國的人數明顯減少,德國人增多。日本起草憲法時,主要有6人蔘與,其中2個外國人都是德國人。
1889年日本頒佈《大日本帝國憲法》,是1850年普魯士王國憲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國憲法的東亞翻版。如同德意志憲法強調皇帝的權威,日本憲法也突出天皇的特殊地位。《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強調日本“臣民”,而非“公民”的權利必須服從德國式的“法律限制。”同時也效仿德國軍事強權政策,把軍隊直接置於天皇指揮之下。
德國的榜樣作用,促進了日本成為新興的軍事強國,但是也影響到日本最終走上軍事擴張、武裝侵略的軍國主義道路,給亞洲鄰國造成嚴重災難,也最終導致了日本帝國的覆滅。
根據明治憲法,天皇被置於國家元首和統治權的總攬者地位,內閣、國會和軍隊互不隸屬。內閣和一會除了有國防預算制定和審議的權利之外,對軍隊沒有干涉的權利,軍部在國家體制中具有獨立地位,從而形成日本政體中“內閣與議會”、“軍隊”的二元結構。
從日本憲法角度來説,在日本只有天皇能夠指揮管轄軍部,但是天皇不親政。所以名義上直轄於天皇,實際上無所約束,自成中心。不過明治元老都是這些軍隊的締造者,亦或有密切聯繫,尚有能力制約軍隊,所以在元老在世的時候,都未曾顧忌軍隊干政問題。但是在元老相繼過世,軍隊就失去了控制,難以駕馭。由於軍部不受文職政府管轄,因此陸海軍大臣可以直接覲見天皇,以天皇名義強行通過有利於軍隊的政策。
1900年,山縣有朋修改了陸軍省、海軍省官制,規定軍隊大臣只能由現役大將或中將擔任。這樣一來,軍部就可以拒絕派出軍官進入他們不信任的內閣。沒有現役高級軍官任軍部大臣,就不能組閣。而且,軍部有權隨時召回在內閣中的代表,導致內閣解散。
這樣的日本,完全就是軍隊主導下的日本。自此狂熱的日本軍人,把日本推上了“死亡戰車”。
自由民權運動的發展與覆滅
在知識界,被推崇的仍然是英、美、法的自由民權學説,這一學説,影響到了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
然而,保守主義者是不可能接受自由民權運動的,以“日本陸軍之父”山縣有朋為代表的保守派,堅決不能容忍民眾對抗、批評政府,對英國政體十分反感。他把自由民權運動家視為仇敵,指責自由民權運動“盯着民權、誹謗政事、中傷官吏、暴論非議,無所不為”,認為如任其蔓延必將禍害天下。他對伊藤博文説:“我們耽擱一天,邪惡的污染就會擴散到更多的地方,滲入年輕人的心靈,必然產生無法估量的罪惡。”
福澤諭吉(日本第一所大學,慶應大學的創立者),認為東方諸國明顯落後於西方國家,原因就在於教育。尤其是福澤諭吉在出訪歐美后,這一認識更加深刻。1871年他將慶應義塾搬到了現在的港區三田。他的教育思想重在自然原則,將人定位為萬物之靈,提倡培養獨立完整的人格。1872年福澤諭吉在《論人與人平等》中寫道“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他強調“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
明治維新初期,將“文明開化”作為國策,讓福澤諭吉非常高興。1873年,日本歷史上第一個研究傳播民主思想的學術團體“明六社”誕生,福澤諭吉是其中的重要成員。
隨着“明六社”對西方先進思想的傳播,一時間,日本社會興起了“自由民權運動”,一系列政治事件發生,要求改革政治、“還政於民”的呼聲越來越強。
其中最為著名的自由民權運動事件“福島事件”,便是由“威權體制”下的能吏三島通庸一手導演的。他認為一切阻擾政府推行強國政策的民權運動,都是“惡棍的暴行”。他擔任福島縣縣令期間,大肆逮捕自由黨,動用司法體系的力量對付反對派。
“福島事件”後,自由黨被強制解散。1886年12月,日本頒佈《保安條例》,逼迫民權運動家離開東京。這一政策實施,給日本民權運動帶來致命打擊。
明治政府一方面壓制自由民權運動,一方面也在試圖制定適合日本國情的憲法。直到1889年,明治政府才頒佈第一部《大日本帝國憲法》,這是一部具有強力專制色彩的憲法,雖然它在其中對自由民權有一定的規定,但是也改變不了明治政府專制統治的本質。
從此日本自由民權運動陷入了低谷。
教育改革,把日本推向軍國主義“死亡戰車”的“助推劑”
在國門開放之初,日本學習的主要對象是荷蘭。所謂的“蘭學”是當時思想解放的知識分子熱衷的學問,福澤諭吉等啓蒙思想家都曾學過“蘭學”。
伴隨着日本開國,日本人發現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才是真正的西方強國後,便丟棄了荷蘭語,開始學習英語、法語和德語,一批批留學生也被派往歐美學習。
1868年以天皇名義頒佈的《五條誓文》宣稱:“破舊有之陋習,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識千世界,大振皇基。”雖然這兩條敕文有明顯的皇權色彩,但是同樣表明,日本已經意識到自己還不具備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條件,渴望學習西方文明。
福澤諭吉認為東方諸國明顯落後於西方國家,原因就在於教育。尤其是福澤諭吉在出訪歐美后,這一認識更加深刻。因此,他大力推行西式教育。
大隈重信在自由民權運動中,由於堅持民主立憲理念,主張制定英國式的憲法。由於和掌握實權的伊藤博文政見相悖,1881年被罷免。
1882年,大隈重信便創辦了東京專門學校(1912年更名為早稻田大學)。大隈重信堅持以“學術的獨立,學術的活用,造就模範國民”為遵旨。1905年,開設中國留學生部,成為日本最早接受中國留學生的學府,宋教仁、廖仲愷、陳獨秀、李大釗等曾在這裏學習。
山縣有朋主張,為了社會穩定,必須從教育改革入手,設立專門的政治學校,學校名稱就是“德國學校”。他擬定的“德國學校大則”規定,“變則德國學,以教授政治學”。
1883年,“獨逸學協會”創辦“獨逸協會學校(姬路獨協和大學前身)”,目的主要是學習德國的法律政治。同年,東京大學法學部規定教學內容一律學習德國。
1885年,日本政治制度進行一次大改革,成立了第一個內閣。內閣總理伊藤博文邀請森有禮(原“明六社”骨幹)出任第一人文部大臣。
森有禮認為,日本發展需要大批人才,培養人才的關鍵是創辦近代國民教育體系,否則日本不可能走向近代化,與萬國對峙。
在森有禮擔任文部大臣後,其思想逐漸向“新保守主義者”轉變,這與其朋友西村茂樹一致。他們都曾是創辦“明六社”的骨幹,鼓吹啓蒙思想,都是近代文明的倡導者。但是他們都在政府任職以後,迅速轉變成為保守主義。
在森有禮的主導下,日本政府先後頒佈了《學校令》《帝國大學令》《小學令》《師範學校令》及其他學校通例,創建了一套完整教育體系。一切以他所倡導的順良、信愛、威嚴等封建道德,宣揚國家主義,要求學生忠君愛國。從師範學校到大、中、小學,都要進行軍事體操訓練,還用日本傳統武士道精神培養學生尚武精神。就這樣,原本頗多自由主義色彩的教育遭到徹底否決,轉向為國家、政權服務。
1890年,明治政府發佈《教育敕語》。其核心思想就是培養有忠君愛國頭腦的、懂得近代知識技能的工具。
《五條誓文》標誌着文明開化時代的開端,《教育敕語》則標誌着文明開化時代的結束。
在這場德育論戰中保守派獲勝,日本大力推行臣民教育,培養忠君愛國的臣民。日本直所以走上侵略亞洲鄰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道路,教育充當了極端國家主義和法西斯軍國主義教鞭不光彩教鞭。
在這種教育下培養出來的無數盲目愚忠的臣民,比政治家更狂熱,是他們和戰爭罪犯一起把日本推向了戰爭的深淵,最終導致了日本的覆滅。
《教育敕語》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後,才被駐日盟軍司令部廢除,現代公民教育才再次成為日本德育教育的主題。
明治維新的“得”與“失”
單從經濟角度來看,明治維新確實給日本帶來了質的飛躍。一大批現在仍活躍在世界百強的百年企業,根據東京商工統計,82.8%都是創建於明治維新時期。如三菱、豐田、日本NTT、日本通運、資生堂、三井物產、等等都是在那個時期創立的。到現在來看,這些企業仍然是日本經濟的重要支撐。而且這些企業,一直以來,也成為中國及其他國家學習的榜樣。
從這個角度看,明治維新確實是在日本帝國崛起和日本復興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政治角度來看,至少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幕府統治向天皇統治過渡,算是日本原有分散政體的大合一。由幕府藩鎮的政權嚴重分散的封建統治,通過明治維新,建立了統一的政權體系,為明治政府各項維新政策的施行,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證。因此,日本也有效避免了再分裂的可能,日本從此走上了統一的道路。
第二階段,由天皇封建統治向君主專制統治轉變,明治政府也給自己埋下覆滅的隱患。只是這一隱患,最終讓裕仁天皇專制政府來埋單。這一時期的明治政府,皇權達到了巔峯。內閣成為擺設,天皇的命令得到無條件執行,尤其是在軍界,天皇的聲望達到了頂峯。一個日漸膨脹的天皇,指引着日漸膨脹的軍隊,帶領着愚忠的國民,一起走向覆滅。
從教育來看,則要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明治政府推行自由民主教育,廣泛近代知識進入日本,成為廣大青少年爭相學習的內容。尤其是通過全民普及近代教育,日本的全民教育水平陡升,一躍站在世界的前列。通過政府的大力推動全民教育,興辦學校,為日本培養出大量,具有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有志青年,積極投身日本崛起事業中。
第二階段,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就是上文提到的,以“臣民教育”為核心的忠君愛國教育體制。為日本培養出了幾代“愚民”。這些“愚民”以極端國家主義和法西斯軍國主義精神,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工具。對亞洲鄰國造成了不可忘卻的傷害,同時也為自己的“愚忠”,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些代價,最終只有讓這些“愚民”來埋單。
第二階段,教育改革為日本的復興產生了積極作用和負面影響。日本在二戰後戰敗,重組後的日本政府,積極尋求復興之路。這些明治政府時期培養出來的“愚民”,再次充當了日本復興的工具。有一部日本電影《望鄉》,就深刻反映了日本民眾在復興時期,所做的最大努力,但是影片同樣也反映出“忠君”思想,對日本國民的貽害。
進入到21世紀,明治政府“愚忠”教育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一大批日本人,仍然活躍在日本政壇及社會各個層面。不能正視歷史,時常搞出一些“軍國主義”色彩濃重的事件。雖然一再遭到亞洲鄰國的譴責,但是仍然樂此不疲,極大的損害了日本,作為一個發達國家的國家形象。
下篇,“愛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只有一牆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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