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教書匠到女王：實驗物理世界的吳健雄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19-08-03 10:20

2019-08-03

**撰文 |**丁玖（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數學教授）

她用實驗證明了β-衰變中的宇稱不守恆，一生全然投身於弱作用的研究。她的博士導師、諾貝爾獎得主塞格瑞（Emilio Segre）説：“她的意志力和對工作的投身，使人聯想到居里夫人，但她更加入世、優雅和智慧。” 而陪伴在她身旁的丈夫袁家騮也是成就卓然的實驗物理學家，他理解並支持妻子的事業，是一位富有奉獻精神的丈夫和富有愛心的父親。他們熱情地在科學領域探索，卻也心繫祖國，既是卓越的世界公民，也是永遠的中國人。

吳健雄被譽為物理學第一夫人，在國立中央大學學習時，她多方面的才智即深受老師們讚賞。袁家騮有叱吒風雲的祖父，卻從小自力更生，在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對他青睞有加，引導他走上了物理的道路。之後，這兩位才華橫溢的青年才俊來到美國伯克利，在這裏，吳健雄精確細緻的實驗風格深受導師們讚賞，她執着頑強的毅力也已經展現出來。（參看《物理蒼穹中的“雙子星：吳健雄袁家騮的早年生活》）然而畢業之後，吳健雄只能在一所女子學院教書，並不能如願開展科學研究。那麼，她是如何跨越重重艱難，成為物理學第一夫人的呢？

盛名之前

吳健雄和袁家騮在婚後搬到了美國東部，一個在美國無線電公司從事戰時的雷達研究，這和袁家騮很早培養的對無線電的愛好很匹配；另一個則先當起了教書匠，這並不完全與吳健雄的雄心大志吻合。

那時的美國，前二十名的物理系完全是男人的天下，一個女教授也沒有，這連中國都不如。吳健雄還是因為史密斯學院的一位女原子核物理學家兼理學院院長前一年訪問過伯克利物理系，對吳健雄非常欣賞，邀她加盟這所貴族女校，這才隨夫東行接受這個教職的。但是這所以教學為主的私立人文學院沒有足夠的經費支持她的研究。連續做了幾年激動人心、碩果累累的實驗，一下子失去了伯克利式的研究氛圍，讓野心勃勃的她頗感失落。那個時候，美國前總統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 1911-2004）的太太南希（Nancy Davis，1921-2016）在這所學校讀英文和戲劇，而謝希德也在那裏唸書，並獲得碩士學位。

但是另一方面，新婚的甜美依然如故，因為她嫁給了一位事業上優秀、生活上體貼的好丈夫。在那兩年比較輕鬆悠閒的日子裏，她經常給加州的老朋友們寫信，讓她們共享她的幸福。在1942年9月19日寫給阿蒂娜的信中，她這樣形容她的家庭快樂：

“在三個月共同生活中，我對他了解得更為透徹。他在沉重工作中顯現的奉獻和愛，贏得我的尊敬和仰慕。我們狂熱地相愛着。”

儘管無研究實驗可做，吳健雄未丟掉看物理文獻和參加學術會議的習慣，始終跟着科學的步伐。第二年她在波士頓的會議期間見到勞倫斯時坦言無法做研究的苦惱。她昔日的老師馬上給她寫了極強的推薦信，一下子所有常春藤名校都接受了她的申請。儘管史密斯學院給她漲了不少薪水，並將職稱提為助理教授，但是吳健雄還是去了普林斯頓大學，成為該校有史以來第一位女講師。然而，她的聘書姍姍來遲，因為系主任自己也沒有想到，在普林斯頓僱傭一位女教員會是如此艱難。這個小插曲是恰恰四十年後，吳健雄在哈佛大學授予她終身成就獎的演講中透露的。

然而，即便在大名鼎鼎的學術重鎮普林斯頓，吳健雄還是有懷才不遇之感，因為她的主要工作是教海軍軍官，而不是研究實驗物理。

不過，在1943年他們一家搬到普林斯頓小鎮後，一羣暫時待在那裏的年輕有為的中國知識分子成了他們家的常客。他們包括建築學家貝聿銘（1917-2019）、數學家華羅庚（1910-1985）和陳省身（1911-2004）、物理學家張文裕和胡寧（1916-1997）。不時串門的還有被稱為“偉大的”物理學家泡利（Wolfgang E.Pauli，1900～1958）和錢學森的老師馮 · 卡門，前者直到因病早逝都和吳健雄很談得來，後者因長期在加州理工，對袁家騮照顧有加。一生未婚的他每年去歐洲前都把車子和加州的房子留給袁家騮用。

吳健雄專門教書的日子隨着戰時與原子彈有關的研究需要她而結束了。1944年3月，她去了哥倫比亞大學，帶着用這種方式幫助中國對日戰爭的信念，帶着戰後返回中國的計劃，來到杜威曾經教過書、胡適曾經念過書的這所名校。誰知，她在哥倫比亞一待就待到退休。

那幾年，袁家騮在超高頻無線電測向和自導裝置的最佳航線諸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1946年，他來到普林斯頓大學擔任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宇宙線中的中子來源。他們唯一的孩子袁緯承於翌年2月出生。兒子繼承了父母的衣缽，也成了一名物理學家。當嬰兒出生時，適逢愛因斯坦去醫院看望胞妹，也順便探望了剖腹產後留在醫院的吳健雄。當時正巧袁家騮不在，英文不佳的這位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把剖腹產形象地説成“肚子切開了（cut open）”。

袁家騮在普林斯頓的工作卓有成就。按照百科上面的記載，他和合作者對人們普遍認為的宇宙線中的中子來源於宇宙空間提出了質疑。他們詳細審查了作為普遍看法依據的探空實驗結果，正確地指出了高空出現中子信號假象的原因。為此他們將中子探測器等裝置全部充氣密封，同時用一些性能優異的遙測和接受系統進行探空研究，測量大氣中慢中子的分佈，測量各個高度的中子的絕對強度，研究宇宙輻射中的中子生成率和絕對中子強度隨高度的分佈。他們經過三年的艱苦努力得出結論：宇宙線中的中子是在大氣層中產生的，地球上空的中子是初級宇宙線在大氣中產生的次級粒子。這徹底推翻了中子來自宇宙空間的錯誤論斷。

作為一名外國籍資深科學家（Senior Scientist；這個短語的中文翻譯容易誤導，就像Tenure翻譯成終身教授一樣），吳健雄獲得特殊的保密許可，在哥倫比亞大學為原子彈研製的“曼哈頓工程”工作得越來越忙。她的主要貢獻之一是其博士論文的精確數據幫助解決了核反應堆的停機問題。二戰結束後，本計劃回國的袁家騮吳健雄夫婦又因為國內的國共戰爭繼續滯留美國。1949年，為了家庭生活的方便，袁家騮離開普林斯頓大學，去了紐約長島的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擔任研究員。

戰後數年，吳健雄還未能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的正規教授，她的資深科學家的頭銜一直戴到1952年，這與她已經成為β-衰變實驗物理世界權威的名望極不相稱。1951年，吳健雄的同學、已是哥大教授的蘭姆在系裏的會上提出給她教席，但遭到龍頭老大拉比（Isidor Isaac Rabi，1898-1988）的反對。這位1944年的諾貝爾獎得主並非認為吳健雄的學術水準不夠格，而是因為她是女的。如果大數學家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當時在場，他會拍案而起，大叫一聲“這裏不是澡堂！”這是他在聽説偉大的抽象代數學家諾特（Amalie Emmy Noether，1882-1935）得不到哥廷根大學正規教職時的憤怒之語。其實，1933年逃離納粹德國的諾特，最後在美國也只能在和吳健雄教過的史密斯學院一個等級的布林莫爾女子學院教書。

第二年，由於更多的教授支持，吳健雄終於成為一名正式的副教授，並得終身聘用資格。但是，她在這一位置上還要坐上好幾年，等到她最偉大的1957年實驗完成，等到她1958年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的榮譽博士和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哥倫比亞大學才給了她正教授的職稱。後起之秀李政道1953年由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搬到哥大任助理教授，兩年後被提為副教授，再過一年二十九歲的他成為這個大學二百多年曆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有人曾經説過，提職加薪的快樂與否只是與辦公室隔壁鄰居相比而與外界無關。吳健雄的薪水也一直偏低，到了1975年新上任的系主任太看不下去了，特別給她做了大幅提高。

正在做實驗的吳健雄

宇稱革命

吳健雄真正出大名，開始於1956年李政道與楊振寧兩人的革命性工作。理論物理中關於宇稱守恆觀念的首次公開質疑出現在1956年4月初美國羅切斯特大學內召開的粒子物理國際會議最後一天的“新粒子理論解釋”的討論會上，目的是為了瞭解所謂的“θ－τ之謎”。在奧本海默的主持下，一些極端活躍的才俊，如楊振寧、蓋爾曼（Murray Gell-Mann，1929-2019）和費恩曼分別發言、提出見解和質疑。會議的記錄有這樣的話：

討論進一步地繼續。……楊振寧認為，由於我們到目前為止，對於θ和τ衰變的瞭解如此之少，因此對這一問題最好是保持一個開放的想法。遵循這種開放的思維方式，費恩曼替布洛克提出了一個問題：會不會θ和τ是同一種粒子的不同宇稱狀態？而它們沒有特定的宇稱，也就是説宇稱是不守恆的。這就是説，自然界是不是有一種單一確定右手和左手的方式呢？楊振寧説他和李政道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但是並沒有得到確定的結論。……因此，或許存在一種粒子具有兩種宇稱。……或許可以説宇稱守恆……是可以被破壞的。可能弱相互作用都是來自這同一來源，即空間-時間對稱的破壞。

羅切斯特會議後，一直合作並親如弟兄的李和楊繼續討論θ－τ之謎，他們一人在哥大，一人在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訪問，每週兩次會晤。他們創造歷史的革命性觀點是4月底或5月初楊振寧由長島到李政道處的討論中產生的。突破點是把宇稱是否守恆的疑問固定在弱相互作用上。他們設想，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是不守恆的。β-衰變就是一種重要的弱相互作用，他們經過計算發現β-衰變的結果和宇稱守不守恆沒有關係。而宇稱守恆這個被科學家早已接受的“金科玉律”在弱相互作用下竟然還沒有實驗的證據。於是他們更相信他們的質疑有道理，便準備撰寫一篇文章。最終在他們祖國的國慶節那天刊登的論文信息是：Lee, T. D. and C. N. Yang, Question of Parity 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 The Physical Review, 104, Oct 1, 1956。這篇為他們贏來歷史上最快的諾貝爾獎的論文也提出了幾個可以考慮的實驗驗證方案。

在科學中把設想變為現實的唯一途徑是實驗檢驗。費恩曼説過，任何理論只要與實驗不符就是錯的。與李政道共事的吳健雄就是舉世聞名的β-衰變實驗家。於是李政道從他普平實驗大樓八樓的辦公室上了十三樓吳健雄的辦公室去看她。

那年夏天吳健雄已經計劃與夫君同去日內瓦開會，然後去二十年未回的東亞演講旅行，包括台灣。但她一聽李政道解釋説這個實驗對粒子物理的重要性，馬上覺得不可錯過這個機會。儘管李-楊那時並沒有把寶押在“宇稱不守恆”上，吳健雄覺得不管實驗結果是肯定還是否定，都提供了實驗基礎來證實或證否一個物理定律。作為一位實驗大師，她馬上提議用鈷-60作為β-衰變的放射源。那一年夏天，袁家騮帶着兒子完成了他們分別缺了太太和母親的旅行，而吳健雄則一頭扎進實驗的準備之中。

這個同時改變了吳健雄自己命運的世紀實驗需要最新的原子核極化低温技術，需要攝氏零下二百七十度左右的超低温，而她不是低温物理學家。當時哥大物理系這方面的設備遠不及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家標準局，最終這個實驗的團隊是以吳健雄掛帥而以標準局的四人協助。他們是安伯勒（Ernest Ambler，1923-2017）、哈德森（Ralph P. Hudson，1924-2016）、黑渥（Raymond W. Hayward，1921-）以及他的研究生哈珀斯（Dale D. Hoppes，1928-）。前兩位來自牛津大學的英國人是低温物理學家，而後一對核物理學師生則是中西部的美國人。

這前後歷時差不多半年的科學合作也反映了東西方文化的對比和差異。吳健雄的前期準備一絲不苟、細緻入微，與她行事的一貫風格一致。7月24日，正當她這一邊的預備工作一切就緒，而寫信給安伯勒安排去那裏做實驗的具體事宜時，後者的回信在介紹所需低温技術細節的同時，告訴她8月4日起他要休假兩週。這讓吳健雄幾乎火冒三丈，因為她為了這個實驗甚至放棄了和全家同去台灣的機會，而且在六、七兩個月她馬不停蹄地為實驗的前期操勞。但是吳健雄的不滿是中國式的含蓄。當她終於在9月中旬與休假後的安伯勒見面後，留給人的印象卻像過去無數次的電話交流一樣的好。這位後來當了國家標準局局長的英國紳士，會玩，更會工作，他實踐着列寧的告誡：“不會休息的人不會工作”。他給吳健雄留下的印象是“説話温和、做事能幹，有效率、有自信。”

吳健雄與Ernest Ambler在交談

在實驗過程中，他們五人的合作相當成功。吳健雄有課要教，所以她兩頭奔。到了12月中旬，他們觀察到了可以説明宇稱不守恆的效應。吳健雄知道可能有其他人也想實驗求證宇稱是否守恆。瞥如説，哈佛的物理教授阮姆西（Norman Foster Ramsey，1915-2011）一聽到楊振寧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演講中建議在弱相互作用中檢驗宇稱守恆，就想到類似的實驗，但由於他申請做該實驗的有低温設備的橡樹嶺國家實驗室正做一個重要實驗，加上他碰到的費恩曼認為這個實驗絕不會推翻宇稱守恆，並打賭50:1的賠率，就沒有做成。其實，許多大牌對此實驗都不看好，泡利就是一例，差點也要打賭。後來吳健雄的實驗成功後，在1957年4月的羅切斯特物理會上，當費恩曼一見到阮姆西，就給他開了一張五十美金的支票認輸。而泡利則開玩笑地回信給差點打賭的那個物理學家説：“我很高興我們沒有真的打賭。因為我也許還輸得起一些名聲，但是卻輸不起我金錢的損失。”

儘管有“時間決定命運”的緊迫感，吳健雄依然謹慎萬分、鎮定如常。她指導她的研究生們進行計算，看這些數據是否真的證明了β-衰變的宇稱不守恆效應。到了聖誕節期間，她基本上認為實驗成功了，便告訴李政道和楊振寧最新的結果，但還是説再次查證，並要他們暫不向外界走漏風聲。但是，1月4日，在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例行的“禮拜五午餐”上，李政道告訴大家這一喜訊。這立刻給了本系畢業留校的實驗物理學家李德曼（Leon M. Lederman，1922-2018）一個觸動。他正在進行的一個實驗只要改動一下就可以另一方式驗證宇稱不守恆。當晚十時他就和哥大同事、被費米稱為“真正的天才”且二十一歲就在他手下拿到博士學位的加文（Richard Lawrence Garwin，1928-）想出了實驗方案。四天後實驗完成，李德曼打電話給李政道説“宇稱定律死了。”

1月7日，李德曼和加文利用π-介子衰變成μ粒子再衰變成電子和中微子的實驗成功的消息已廣為流傳。吳健雄他們在此巨大壓力下，繼續着從元旦第二天就開始的查證。終於在1月9日凌晨二時大功告成。哈德森拿出一瓶上等法國紅葡萄酒，然後大家一起幹杯。幾小時後來上班的其他科學家們看到實驗室靜謐無聲，再看到垃圾箱裏的東西，一下子恍然大悟。

在勝利的喜悦中，煩惱接踵而至。在實驗進入尾聲之時，吳健雄已經獨自準備好了報告論文。在她的心目中，自己是實驗的提議者，理應是主角，其他人則是幫忙而已。故當那個星期天他們坐下來談論報告，男配角們發現女主角拿出已寫好的東西時都有點驚訝。在他們的眼裏，這是一個合作的實驗，但報告中只提李-楊的論文而未提國家標準局的科學家。關鍵的署名排序，有人建議按字母順序，這樣安伯勒就要放在首位而吳健雄就落在最末。對此，按照江才健的寫法，吳健雄“用她慣常表示反對的深長嘆氣，表示了意見。”安伯勒後來説於是他像“一個有教養的英國紳士”提出讓吳健雄名字及其單位排第一，其他同一單位的四人按字母排序。大家都接受了這個折中方案。

吳健雄是當之無愧的。她是實驗的發起者，並且從頭到尾十分勤勉地為之效力。她不喜歡其他幾人對實驗的輕鬆態度，對超過十五分鐘的中飯時間並且有時還打橋牌的行為更不以為然。而這四位男人則認為實驗期間他們都感受到了吳健雄的緊迫心情和不安全感。他們的觀察或許是客觀的。那時的吳健雄，因為長期職稱與貢獻不相匹配的現實，一心一意地想做成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對這一次千載難逢的實驗機會全身心投入。這和他們的心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加上吳健雄無法要求他們像自己的研究生那樣聽話。合作完畢論文投稿後，他們的關係也冷卻了。幾十年後當江才健採訪他們時，基本上聽到的是有點遺憾之語，當然他們對吳健雄的科學貢獻和敬業精神一如既往地表示了敬意之情，也知道如果沒有吳健雄的發起，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做這個開天闢地的大實驗。

吳健雄等人的論文和李德曼等人的論文登在同一期的《物理評論》上，時間是1957年2月15日。另一個天才的匈牙利裔物理學家泰勒格蒂（Valentin Telegdi，1922-2006）差不多與吳健雄同時檢驗宇稱守恆問題，但因赴歐洲奔喪而耽誤，回美后得知其他實驗的結果才匆匆做出實驗寄出論文，結果比別人的遲了兩週發表在同一期刊上。

吳健雄在實驗室

不管怎麼説，吳健雄對實驗證實弱相互作用宇稱不守恆擁有無可置疑的優先權。這導致諾貝爾獎委員會當年就授予李政道楊振寧物理獎。成了中國籍獲諾獎的前兩人。令許多科學家驚訝甚至憤怒的是吳健雄與諾獎失之交臂。有人説諾獎只授予思想的最早創立者，有人又歸結於對東方女性的歧視，猶如以前對猶太女性麥特勒的忽略，也有人疑心評獎委員會考慮到合作者的貢獻而獲獎者不能超過三人。吳健雄從未公開對此評論，僅在1989年回一封新科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的信中説道：

“我的一生全然投身於弱作用方面的研究，也樂在其中。儘管我從來沒有為了得獎而去做研究工作，但是當我的工作因為某種原因而被人忽視，依然是深深地傷害了我。”

瑞典的委員們忽視了吳健雄，但美國的科學界和其他國際組織給予她的獎項紛至沓來。尤其是全世界的華夏兒女們沸騰了。在美國，近百年的華人移民史是一部心酸恥辱史，一部排華的政府法案像大山一樣地壓得華人抬不起頭來。1957年2月4日，距離李政道和楊振寧獲諾獎還有大半年，紐約的華美協會為改變華人形象的這三位英雄舉行了慶祝實驗證明宇稱不守恆成功的歡迎會。正旅居紐約的胡適應邀講話。他非常自豪地提起吳健雄是他在中國公學的學生，並以她為榮，又説李政道楊振寧出身西南聯大，而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是清華大學的數學教授，也是他的老朋友，他也提到北大物理教授吳大猷提拔李政道，當他在西南聯大大二時就帶他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胡適説這是中國教育史上最美的一個故事。

模範丈夫

人們常説“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是站着一個女人”。對於袁家騮吳健雄夫婦，這句話應該以與之對偶的形式出現：“一個成功的女人背後總是站着一個男人。”

袁家騮本身就是一位出身高貴、名校學位、名師指導、成就卓然的實驗物理學家。在受僱時間最長的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工作期間，他參與了當時世界上能量最高的3GeV高能質子加速器的籌建工作，並負責設計和建造它的高頻系統。同時，他先後進行了粒子探測器、高能加速器和高能物理等方面的研究。他一生最重要的學術貢獻就是在高能物理領域。他是最早用π-p散射證明π介子和質子有共振現象的科學家。六十年代，他又用X射線穿越輻射來探測超高能粒子，成功地研究了帶電粒子產生的穿越輻射X射線總能量與粒子能量的關係，並得出成正比的結論。

儘管袁家騮研究過的領域寬廣而又深入，儘管他獲得過像美國著名的古根海姆獎這樣的獎勵，比起他太太與大眾所熟知的諾貝爾獎工作掛鈎的傑出實驗，他的學術成就和知名度自然要低一些。中國的許多老百姓知道他，大概只因為他是吳健雄的先生罷了，而對他的科學行為一無所知。世俗看人，習慣於名聲而不管內涵。比如説，居里夫人的名氣大得簡直不得了，令出國前的吳健雄無限地崇拜。但當她在科學研究中越來越懂得生活的真諦後，對居里夫人的名氣和貢獻的看法也有改變，對她被稱為中國的居里夫人並不認為是抬舉了她。正如電影界人士都知道的，好萊塢拿到奧斯卡獎的演員應該都不錯，但是許多偉大的演員從未獲獎，例如加里·格蘭特（Cary Grant，1904-1986）和德博拉·克爾（Deborah Kerr，1921-2007）。

在中國，具有大男子主義思想的人比比皆是，甚至找對象都如錢鍾書（1910-1998）《圍城》裏方鴻漸的父親所發的一通議論：“所以大學畢業生才娶中學女生，留學生娶大學女生。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有洋人才敢娶他，否則男人至少是雙料博士。”但是，娶了吳健雄博士的袁家騮博士不光不是雙料博士，而且還是模範丈夫。

成名後的吳健雄經常被邀請就女性問題發表演講。對這個困惱人類幾千年的老問題，吳健雄有着切身的經歷和體驗，有甜蜜的，也有心酸的。前者因為她有理想的丈夫，後者與美國曆史相關。在中國，儘管孔聖人的斷言“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影響了兩千年，但中華民國之後對女性的社會觀大為改觀，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毛主席的名言“婦女能頂半邊天”讓婦女徹底解放。吳健雄對當時美國科學教育界對女性科學家頗為歧視的現實極為不滿，她1974年在哈佛獲獎演講中直言：“西方世界在科技上是走在我們前面，但是在利用人的才智方面卻並未領先我們。”她這裏的“我們”指的是“中國”，而“利用人的才智”則借代“利用女子的才智”。

在更早十年麻省理工的“婦女與科學專業”研討會上，她以這樣一句幽默之語開始講話：

“我十分懷疑，微小的原子和核子，數學的表徵或者生物的基因分子，難道也會對男性或者女性有着不同的偏好嗎？”

吳健雄能理直氣壯地對婦女問題發表高見，底氣十足，正因為她有一位自始至終全力支持她事業的好伴侶。他們的朋友都知道，袁家騮作為一個丈夫，幾十年如一日對她的工作可以説是無微不至的。這對一位出生於封建家庭的中國丈夫，尤其是妻妾成羣的袁世凱的孫子是難能可貴的。

袁家騮個性謙和，絕非咄咄逼人之輩。他理解事業心極強的妻子並處處輔助她。他包攬了許多家務事，對兒子的照顧可能也多於吳健雄。但是，吳健雄畢竟是傳統的中國女人，她的温柔內心和對丈夫的愛只在繁忙的工作中臨時被擠壓一下。一旦有暇，她就拿出江南女子的烹調手藝招待勞苦功高的丈夫。在中國北方長大的袁家騮對吳健雄燒的獅子頭、雞湯、青菜和餛飩讚不絕口。老倆口的彼此恩愛後來在祖國的訪問觀光之旅中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

有許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推動着一個人的成功。如果沒有袁家騮這麼好的丈夫，吳健雄作為一個科學的女強人，很難説會感到很幸福，更難説會取得如此的成功。就像楊振寧當年有杜致禮（1927-2003）、李政道有秦惠君（1996年病故）的全身心照顧家庭，輔助了他們的輝煌事業。陳省身逝世後，《美國數學會會刊》刊登的一組紀念文章中有一篇來自他的侄女。她大書特書了這位華人傑出數學家的太太鄭士寧（1915-2000）怎樣照顧好沒有她飯都吃不上口的丈夫，認為她是一位偉大的無名英雄。這三位傑出華人的配偶一輩子的職業都是全職太太，而袁家騮事業家庭兩肩挑更應該值得大書特書了。

優雅而智慧的吳健雄

情滿祖國

1973年，袁家騮吳健雄夫婦終於踏上了暌違已久的祖國大陸的土地，這距離出國留學的年代已經三十七年。從此，他們一生中的新時代開始了，這是他們情滿祖國的時代。

他們與祖國的心是一直相連的。有幾次他們都做了回國服務的準備。吳健雄在中國做學生時就發現她的老師輩沒有一個不是念完書就回中國的，比如施士元。晚年時她聽説有些人不回國是因為太太不肯回去，就評論道，這種説法如果她父親聽見了恐怕要笑壞了。且不説袁家騮在抗戰開始就差點“殺回老家去”，二戰勝利後他們開始認真考慮回國問題。當時中國實力最雄厚的中央大學已經提供他們兩人的教授位置，但建議他們在美國多留一年覓妥實驗設備以便回國開展工作。沒想到國共內戰開始，一切計劃泡湯。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刻，吳健雄的父親也建議他們等等再説。後來，兒子出生，他們更難下決心回國，加上那時對打下天下的共產黨政府認識不足，以及五十年代初美國政府對中國留美科學家回國的刁難，使得他們暫時打消回國之念。1954年，為了工作和出國開會簽證的方便，他們加入了美國籍。

但是，他們依然情繫中國，與祖國科學家的聯繫一直存在。1956年，袁家騮燕京大學的老同學張文裕王承書夫婦作為新中國首批參加國際會議的物理學家，赴日內瓦出席第一次西歐核子研究中心高能加速器和π介子物理討論會。吳健雄那時正在忙於宇稱實驗的準備，而袁家騮在日內瓦訪問。老友的相聚再一次加深了中外科學家之間的瞭解和聯繫。袁家騮後來在給朋友的信中動情地表示：“這是我們三個人一次幸福的團聚。聽到中國發生的變化，瞭解到我們共同的朋友在祖國的一些消息，我感到非常地高興。我相信，這一機會可能標誌着西方科學家和新中國科學家之間的第一次直接接觸。”後來在1972年，中國科學家和工程師代表團到達瑞士參觀核設備及器械展覽會。正巧在那裏做學術訪問的袁家騮先生懷着強烈的愛國情操，陪同中國代表團參觀西歐核子研究中心。

吳健雄和袁家騮分別於1958年和1959年被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們1962年回到台灣參加中研院的第五次院士會議。袁家騮在之前的1956年由日內瓦途經西歐數國再去印度，7月19日第一次回到中國的土地——台北。蔣介石會見了他，徵詢有關發展原子彈的意見。袁家騮以一個科學家的坦率建議他不要搞原子彈，但應搞原子能的和平用途。他還向台灣清華大學的梅貽琦校長提出籌建原子反應堆的建議。

讓吳健雄極為悲痛的是，她第一次回中國的台灣之行竟是親眼目睹她最敬仰的胡適突然倒地而逝的傷心之旅。胡適因1957年當選為中研院院長而離美回台常住。他們持久而密切的師生關係讓吳健雄對重返祖國大地充滿興奮之情。2月22日一到達台北，對胡適一直執弟子之禮的吳健雄馬上去看他。24日，中研院選舉新的院士後，下午五時舉辦了一個酒會。胡適院長第二次講話後請大家吃點心。這時是六點半，他站在那裏和一些人打招呼。忽然他面色蒼白，向後倒下，後腦碰到桌邊摔在石頭地上。就這樣，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代名人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看到眼下發生在自己最崇敬的老師身上的悲劇，吳健雄泣不成聲。隔天在殯儀館見到胡適遺容時再度悲痛不已。袁家騮在弔唁中想起胡適當年的教誨，也是熱淚盈眶。接下來的幾天，吳健雄和袁家騮在悲傷的情緒中依然繼續他們的學術演講。本來計劃28日返美，但因極度難受，好友安排他們在日月潭休息了兩天才於3月1日結束了這次意想不到的回國之行。1965年當他們又一次回台時，中午到達用過午餐後，他們立即驅車前往胡適墓地默哀致敬，對吳健雄來説，這可能比她這次來領獎更為重要。這一次，他們先在香港會見了曾經資助吳健雄出國唸書的叔叔以及她碩果僅存的兄弟吳健豪。她的哥哥1958年病逝，父母親分別在1959年和1962年過世。見面時的悲喜交集是可以想象的。

1970年中國的乒乓球外交導致第二年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的秘密訪華和接踵而至第三年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的訪問中國。楊振寧聰明過人，判斷正確並當機立斷地於1971年7月訪問了中國大陸四個星期，成了第一個回祖國訪問探親的海外知名華人學者。他在回美后的幾次報告中盛讚大陸的變化和進步。第二年李政道也去了大陸。毛主席分別會見了這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並以哲學家的方式和他們討論起物質的無窮分割。他們的成功訪問立即帶動了其他著名華人教授回國訪問，如陳省身。

1973年9月，袁家騮和吳健雄終於回到了祖國大陸，歷時五十三天。但是，吳健雄在大陸所有的直系親屬都不在了。她八年前在香港見過一面的親叔叔和親弟弟在十年動亂中先後被迫害致死，父母的墓地也被破壞，無法祭奠，這是那個瘋狂年代的派生物。袁家騮的生母早在他出國前兩年就已去世。他和窮困潦倒的親妹妹袁家祉在天津見面時不敢多言，強忍辛酸，到了旅館卧室才敢抱頭痛哭。

但是，與周總理的見面讓他們印象極其深刻。他對袁家騮説，“袁家出了3個‘家’，你祖父是政治家，父親是文學家，你是科學家，現在，袁家後人中又有了共產黨員，你們袁家真是一代比一代進步了！”他還安排在人民大會堂的安徽廳宴請他們，説他們夫婦一是江蘇人，一是河南人，而安徽則居於它們之間。周總理的細心周到令他們大為感動。

第二年，他們再次回國，並訪問了作為吳健雄的母校中央大學之延續的南京大學，同時拜見引導她走向科學之路的施士元教授。從那時起，吳健雄和袁家騮常回國講學訪問，尤其對她的母校一往情深。這一對物理世界華人翹楚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報刊上，在中國民眾的眼裏越來越熟悉。當時許多人甚至認為張揚描寫科學家的暢銷小説《第二次握手》中的女主人公原型就是吳健雄。但是，對於南京大學和中央大學派生出去的南京工學院（現已改稱東南大學）的學生們，吳健雄的母校訪問才是他們最激動人心的時刻。特別是從七十年代末期起，“十年動亂”後的大學又恢復了招生，整個校園裏學生們刻苦求學的氣氛，其濃度之高，教師們誨人不倦的態度，其心意之誠，都創下自西南聯大時期以來中國高等教育之最。吳健雄一出現在學子們面前，好像是科學的女神降臨而下。她就是科學的化身。尤其是那些求知慾旺盛的女學生，從她們的老學長的故事中看到了自己的未來。的確，幾年後與筆者同機赴美留學的南大化學系女才子就親口説過，當年她的人生楷模就是吳健雄，而最佩服的校長就是匡亞明。

南大師生最愛戴的校長匡亞明和物理世界第一夫人吳健雄生前有好幾次握手。其中最耐看的握手照片是1982年5月的那張。這個月是吳健雄的七十歲生日，而南京大學恰比她年長十歲。照片上，匡亞明校長授予吳健雄博士南京大學名譽教授稱號，筆者那時剛讀研究生，也和眾多仰慕者一起目睹了這一盛況。握手者都拍得風度翩翩並且瀟灑自如。之前一年，與科學院學術交往更多的袁家騮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授予名譽教授。1986年，南京大學的曲欽嶽校長再一次授予吳健雄名譽博士學位，而筆者剛剛出洋留學，未能再次一睹風采。當吳健雄在南大歡度八十週歲時，她和八十六高齡的匡亞明名譽校長再度握手，傳為佳談。

1982年，匡亞明與吳健雄、袁家騮會面

吳健雄更沒有忘記她的家鄉父老，尤其是新一代的成長大業。她的父親創辦的明德學校，已從當初的小學進化到今日的十二年制中小學一條龍。1988年她特地回瀏河主持父親一百週歲的冥誕紀念日，並捐贈她和袁家騮近一百萬美元的個人積蓄設立“紐約吳仲裔獎學金基金會”，基金每年的利息用以獎勵明德的優秀師生。後來，他們繼續為明德學校捐贈了價值幾百萬人民幣的樓房和電腦。作為教授和研究員，他們一輩子只靠薪水吃飯，不似投資家、工業家或商人那麼富有。他們自己幾十年來生活很簡單，從不追求個人的享樂。袁家騮2003年在北京逝世時，其生命的最後一段日子在醫院度過，他的儉樸風格令人感動。

他們不光在財力上幫助家鄉的教育，也傳授教育的真諦。1992年，吳健雄在與明德中學老師座談時説，學校太注意分數，一分之差就不得了了，這不行。要注重創造力、能力、恆力，要鼓勵學生髮問。中國的家長比較喜歡在學生回家的時候問孩子：你今天考了幾分？鮮有家長會問孩子：你今天向老師提了什麼好的問題沒有？

2012年在江蘇太倉舉辦的吳健雄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活動上，她的女學生、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講座教授胡玲又回憶起導師對中國教育的擔憂：“吳健雄先生認為中國學生的基礎不錯，但培養方法有問題，不讓學生質疑教授，學生不敢超越老師，不讓學生獨立思考，不培養學生動手能力。”胡玲認為，當下這個問題仍然存在。

如今，吳健雄和袁家騮的墓地坐落在明德學校的校園內。在圓形的墓碑上分別用中、英文，左邊寫着吳健雄的碑文：

這裏安葬着

世界最傑出的女性物理學家

——吳健雄（1912－1997）

她一生綿長深刻的科學工作

展現了深思力作和真知洞見

她的意志力和對工作的投入

使人聯想到居里夫人

她的入世、優雅和聰慧

輝映着誠摯愛心和堅毅睿智

她是卓越的世界公民****和一個永遠的中國人

右邊寫着袁家騮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