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集（第一卷）_風聞

井岡山的鬥爭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失敗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國有這種事。我們分析它發生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國有買辦豪紳階級間的不斷的分裂和戰爭。只要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的，則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也將是能夠繼續的。此外，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還需要具備下列的條件：（1）有很好的羣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 　　在統治階級政權的暫時穩定的時期和破裂的時期，割據地區對四圍統治階級必須採取不同的戰略。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例如兩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戰爭時期。 　　湘贛邊界的工作，從去年十月做起。開頭，各縣完全沒有了黨的組織，地方武裝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壞槍在井岡山附近，永新、蓮花、茶陵、酃縣四縣農民自衞軍槍枝全數繳給了豪紳階級，羣眾革命情緒已經被壓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寧岡、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黨的縣委，酃縣有了特別區委，蓮花亦開始建立了黨的組織，和萬安縣委發生了關係。地方武裝，除酃縣外，各縣都有了少數。在寧岡、茶陵、遂川、永新，特別是遂川、永新二縣，進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紳、發動羣眾的遊擊暴動，成績都還好。這個時期，土地革命還沒有深入。政權機關稱為工農兵政府。軍中組織了士兵委員會。 　　四月以後，湘贛邊界的割據，正值南方統治勢力暫時穩定的時候，湘贛兩省派來“進剿”的反動軍隊，至少有八九個團，多的時候到過十八個團。然而我們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和敵人鬥爭了四個月之久，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眾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衞隊一天一天擴大，原因就在於邊界黨（地方的黨和軍隊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邊界特委（毛澤東為書記）和軍委（陳毅為書記）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羣眾的割據，佈置長期鬥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因為這些策略的適當，加以邊界地形的利於鬥爭，湘贛兩省進攻軍隊的不盡一致，於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個月的各次軍事勝利。 　　原來七月中旬，湖南敵人第八軍吳尚侵入寧岡，再進永新，求戰不得（我軍從間道出擊不值），畏我羣眾，倉卒經蓮花退回茶陵。這時紅軍大隊正由寧岡進攻酃縣、茶陵，並在酃縣變計折赴湘南，而江西敵人第三軍王均、金漢鼎部五個團，第六軍胡文鬥部六個團，又協力進攻永新。此時我軍只有一個團在永新，在廣大羣眾的掩護之下，用四面遊擊的方式，將此十一團敵軍困在永新縣城附近三十里內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後因敵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隨後又失去蓮花、寧岡。這時江西敵人忽然發生內訌，胡文斗的第六軍倉皇退去，隨即和王均的第三軍戰於樟樹。留下的贛軍五個團，亦倉皇退至永新城內。設我大隊不往湘南，擊潰此敵，使割據地區推廣至吉安、安福、萍鄉，和平江、瀏陽銜接起來，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隊已不在，我一團兵復疲憊不堪，乃決留一部分會同袁、王兩部守井岡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東方向迎還大隊。此時大隊已由湘南退向桂東，八月二十三日我們在桂東得到會　　合。 　　紅軍大隊七月中剛到酃縣時，第二十九團官兵即因政治動搖，欲回湘南家鄉，不受約束；第二十八團反對往湘南，欲往贛南，但也不願回永新。杜修經導揚第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軍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隊遂於七月十七日由酃縣出發，向郴州前進。七月二十四日與敵範石生戰於郴州，先勝後敗，撤出戰鬥。第二十九團隨即自由行動，跑向宜章家鄉，結果一部在樂昌被土匪胡鳳章消滅，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終，當日收集的不過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團損失不大，於八月十八日佔領桂東。二十三日，會合從井岡山來的部隊，議決經崇義、上猶重回井岡山。當到崇義時，營長袁崇全率一步兵連一炮兵連叛變，雖然追回了這兩個連，但犧牲了團長王爾琢。八月三十日敵湘贛兩軍各一部乘我軍欲歸未歸之際，攻擊井岡山。我守軍不足一營，憑險抵抗，將敵擊潰，保存了這個根據地。 　　此次失敗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動搖思家，失掉戰鬥力；一部官兵不願往湘南，缺乏積極性。（2）盛暑遠征，兵力疲憊。（3）從酃縣冒進數百里，和邊界失去聯繫，成了孤軍。（4）湘南羣眾未起來，成了單純的軍事冒險。（5）敵情不明。（6）準備不好，官兵不瞭解作戰的意義。 　　割據地區的現勢 　　今年四月以來，紅色區域逐漸推廣。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永新寧岡交界）一戰，第四次擊破江西敵人之後，我區有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縣東南部，是為邊界全盛時期。在紅色區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區鄉政權普遍建立。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都有縣政府，併成立了邊界政府。鄉村普遍組織了工農暴動隊，區縣兩級則有赤衞隊。七月贛敵進攻，八月湘贛兩敵會攻井岡山，邊界各縣的縣城及平原地區盡為敵據。為虎作倀的保安隊、挨户團橫行無忌，白色恐怖佈滿城鄉。黨的組織和政權的組織大部塌台。富農和黨內的投機分子紛紛反水。 　　我軍經崇義、上猶向井岡山回軍之際，贛南敵軍獨立第七師劉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軍擊敗劉士毅，繳槍數百，佔領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岡山。十月一日，與敵熊式輝部周渾元旅戰於寧岡獲勝，收復寧岡全縣。此時湘敵駐桂東的閻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軍，編為特務營，畢佔云為營長。十一月九日，我軍又擊破周旅一個團於寧岡城和龍源口。翌日進佔永新，隨即退回寧岡。目前我區南自遂川井岡山南麓，北至蓮花邊界，包括寧岡全縣，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狹長的整塊。蓮花的上西區，永新的天龍區、萬年山區，則和整塊不甚連屬。敵人企圖以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消滅我們的根據地，我們正在準備打破敵人的進攻。 　　軍事問題 　　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黨和羣眾不得不一齊軍事化。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哪一處沒有武裝，或者武裝不夠，或者對付敵人的策略錯了，地方就立即被敵人佔去了。這種鬥爭，一天比一天激烈，問題也就非常地繁複和嚴重。 　　邊界紅軍的來源：（一）潮汕葉賀舊部 　　紅軍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在此種情形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 　　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僱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僱傭制，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麼正規的薪餉制，只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紅軍官兵中的邊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遠籍人分配土地頗為困難。 　　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因此，他們能在艱苦的鬥爭中不出怨言。連、營、團都有了士兵會，代表士兵利益，並做政治工作和民眾工作。 　　黨代表制度 　　普通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們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簡直無所謂訓練。軍事技術太差，作戰只靠勇敢。長時間的休息訓練是不可能的，只有設法避開一些戰鬥，爭取時間訓練，看可能否。為着訓練下級軍官，現在辦了一個百五十人的教導隊，準備經常辦下去。希望中央和兩省委多派連排長以上的軍官來。 　　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僅僅髮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 　　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於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醫生藥品均缺。現在醫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應辦藥，至今不見送到。仍祈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西醫和一些碘片來。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説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僱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黨的組織，現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兩年前，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 　　地方武裝有赤衞隊和工農暴動隊。暴動隊以梭鏢、鳥槍為武器，鄉為單位，每鄉一隊，人數以鄉的大小為比例。職務是鎮壓反革命，保衞鄉政權，敵人來了幫助紅軍或赤衞隊作戰。暴動隊始於永新，原是秘密的，奪取全縣以後，公開了。這個制度現已推行於邊界各縣，名稱未改。赤衞隊的武器主要是五響槍，也有九響和單響槍。各縣槍數：寧岡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蓮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縣九十，遂川百三十，萬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紅軍發給的，小部是自己從敵人奪取的。各縣赤衞隊大都經常地和豪紳的保安隊、挨户團作戰，戰鬥力日益增強。馬日事變。 　　紅軍以集中為原則，赤衞隊以分散為原則。當此反動政權暫時穩定時期，敵人能集中大量軍力來打紅軍，紅軍分散是不利的。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於我或等於我或稍大於我之敵，則往往勝利。中央指示我們發展的游擊區域，縱橫數千裏，失之太廣，這大概是對我們力量估計過大的緣故。赤衞隊則以分散為有利，現在各縣赤衞隊都採取分散作戰辦法。 　　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方法是釋放俘虜和醫治傷兵。敵軍的士兵和營、連、排長被我們俘虜過來，即對他們進行宣傳工作，分為願留願去兩種，願去的即發路費釋放。這樣就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楊池生的《九師旬刊》，對於我們的這種辦法有“毒矣哉”的驚歎。紅軍士兵們對於所捉俘虜的撫慰和歡送，十分熱烈，在每次“歡送新弟兄大會”上，俘虜兵演説也回報我們以熱烈的感激。醫治敵方傷兵，效力也很大。聰明的敵人例如李文彬，近來也仿效我們的辦法，不殺俘虜，醫治被俘傷兵。不過，在再作戰時，我們的人還是有拖槍回來的，這樣的事已有過兩回。此外，文字宣傳，如寫標語等，也盡力在做。每到一處，壁上寫滿了口號。惟缺繪圖的技術人材，請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來。 　　軍事根據地：第一個根據地是井岡山，介在寧岡、酃縣、遂川、永新四縣之交。北麓是寧岡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黃坳，兩地相距九十里。東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縣的水口，兩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從拿山起經龍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隴（以上寧岡）、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縣）、營盤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黃坳、五斗江、車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計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莊、行洲、草坪、白銀湖、羅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莊，為自來土匪、散軍窟宅之所，現在作了我們的根據地。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山上要隘，都築了工事。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這裏。現在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敵人是打不進來的。第二個根據地是寧岡、永新、蓮花、茶陵四縣交界的九隴山，重要性不及井岡山，為四縣地方武裝的最後根據地，也築了工事。在四圍白色政權中間的紅色割據，利用山險是必要的。 　　土地問題 　　邊界土地狀況：大體説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裏，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裏。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自耕農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佔比較的多數，約百分之六十，農民只佔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縣兩縣均有約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間階級問題：在上述土地狀況之下，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 　　白色恐怖下中間階級的反水：中間階級在革命高漲時受到打擊，白色恐怖一來，馬上反水。引導反動軍隊大燒永新、寧岡革命農民的房子的，就是兩縣的小地主和富農。他們依照反動派的指示，燒屋、捉人，十分勇敢。紅軍再度到寧岡新城、古城、礱市一帶時，有數千農民聽信反動派的共產黨將要殺死他們的宣傳，跟了反動派跑到永新。經過我們“不殺反水農民”、“歡迎反水農民回來割禾”的宣傳之後，才有一些農民慢慢地跑回來。 　　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地區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中間階級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過重打擊是主因。然若全國在革命高漲中，貧農階級有所恃而增加勇氣，中間階級亦有所懼而不敢亂為。當李宗仁唐生智戰爭向湖南發展時，茶陵的小地主向農民求和，有送豬肉給農民過年的（這時紅軍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戰爭結束，就不見有這等事了。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於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 　　日常生活壓迫，影響中間階級反水：紅區白區對抗，成為兩個敵國。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和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處理失當這兩個原因，兩區幾乎完全斷絕貿易，食鹽、布匹、藥材等項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貴，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不能輸出，農民斷絕進款，影響及於一般人民。貧農階級比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階級到忍不住時，就投降豪紳階級。中國豪紳軍閥的分裂和戰爭若不是繼續進行的，全國革命形勢若不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地區的紅色割據，在經濟上將受到極大的壓迫，割據的長期存在將成問題。因為這種經濟壓迫，不但中等階級忍不住，工人、貧農和紅軍亦恐將有耐不住之時。永新、寧岡兩縣沒有鹽吃，布匹、藥材完全斷絕，其他更不必説。現在鹽已有賣，但極貴。布匹、藥材仍然沒有。寧岡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據地）出產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運不出去。 　　土地分配的標準：以鄉為分配土地的單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區，以三四鄉為一個單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極少。所有鄉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現依中央辦法，改以勞動力為標準，能勞動的比不能勞動的多分一倍向自耕農讓步問題：尚未詳細討論。自耕農中之富農，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產力為標準，即人工和資本（農具等）多的多分田。富農覺得平均分和按勞動力分兩種方法都於他們不利。他們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們願意多努力，加上資本的力量，他們可以多得收穫。若照普通人一樣分了，蔑視了（閒置了）他們的特別努力和多餘的資本，他們是不願意的。此間仍照中央辦法執行。但此問題，仍當討論，候得結論再作報告。 　　土地税：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辦法多收半成，已在徵收中，不好變更，明年再減。此外，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在割據區域內，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和赤衞隊用費，靠向白色區域打土豪。至於紅軍給養，米暫可從寧岡土地税取得，錢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遊擊，籌得萬餘元，可用一時，用完再講。 　　政權問題 　　縣、區、鄉各級民眾政權是普遍地組織了，但是名不副實。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會。鄉、區兩級乃至縣一級，政府的執行委員會，都是用一種羣眾會選舉的。一哄而集的羣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羣眾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於知識分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為是對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於委員會，代表會再不談起。名副其實的工農兵代表會組織，不是沒有，只是少極了。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缺乏對於代表會這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宣傳和教育。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於羣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淨，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鬥爭中顯出了它的效力，使羣眾瞭解它是最能發動羣眾力量和最利於鬥爭的，方能普遍地真實地應用於羣眾組織。我們正在制訂詳細的各級代表會組織法（依據中央的大綱），把以前的錯誤逐漸糾正。紅軍中的各級士兵代表會議，現亦正在使之經常建立起來，糾正從前只有士兵委員會而無士兵代表會的錯誤。 　　現在民眾普遍知道的“工農兵政府”，是指委員會，因為他們尚不認識代表會的權力，以為委員會才是真正的權力機關。沒有代表大會作依靠的執行委員會，其處理事情，往往脱離羣眾的意見，對沒收及分配土地的猶豫妥協，對經費的濫用和貪污，對白色勢力的畏避或鬥爭不堅決，到處發現。委員會也很少開全體會，遇事由常委處決。區鄉兩級政府則常委會也少開，遇事由主席、秘書、財務或赤衞隊長（暴動隊長）各自處理決定，這四個人是經常駐會的。所以，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習慣。 　　初期的政府委員會中，特別是鄉政府一級，小地主富農爭着要幹。他們掛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鑽入了政府委員會，把持一切，使貧農委員只作配角。只有在鬥爭中揭破了他們的假面，貧農階級起來之後，方能去掉他們。這種現象雖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發現了。 　　黨在羣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於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裏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情形是很多的。政權機關裏的黨團組織有些地方沒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滿。以後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錯誤辦法，是要避免的。 　　黨的組織問題 　　與機會主義鬥爭的經過：馬日事變前後，邊界各縣的黨，可以説是被機會主義操縱的。當反革命到來時，很少堅決的鬥爭。去年十月，紅軍（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到達邊界各縣時，只剩下若干避難藏匿的黨員，黨的組織全部被敵人破壞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為重新建黨時期，五月以後為大發展時期。一年以來，黨內機會主義現象仍然到處發現：一部分黨員無鬥爭決心，敵來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黨員富有積極性，卻又流於盲目的暴動。這些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這種情形，經過長期的鬥爭鍛鍊和黨內教育，逐漸減少了。同時，在紅軍中，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敵人來了，主張拚一下，否則就要逃跑。這兩種思想，往往在討論作戰時由一個人説出來。經過了長時間黨內的鬥爭和客觀事實的教訓，例如拚一下遭了損傷，逃跑遭了失敗，才逐漸地改變過來。 　　地方主義：邊界的經濟，是農業經濟，有些地方還停留在杵臼時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許多石碓）。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係，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鬥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説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各縣之間地方主義很重，一縣內的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的改變，説道理，至多發生幾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勢力的非地方主義的壓迫。例如反革命的兩省“會剿”，使人民在鬥爭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漸地打破他們的地方主義。經過了許多這樣的教訓，地方主義是減少了。 　　土客籍問題：邊界各縣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移來的客籍人之間存在着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鬥爭。這種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幾百萬人。客籍佔領山地，為佔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籍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為最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寧岡，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鬥爭。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例如邊界八月失敗，土籍豪紳帶領反動軍隊回寧岡，宣傳客籍將要殺土籍，土籍農民大部分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白軍燒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紅軍打敗白軍，土籍農民跟着反動派逃走，客籍農民又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財物。這種情況，反映到黨內來，時常發生無謂的鬥爭。我們的辦法是一面宣傳“不殺反水農民”，“反水農民回來一樣得田地”，使他們脱離豪紳的影響，安心回家；一面由縣政府責令客籍農民將沒收的財物退還原主，並出佈告保護土籍農民。在黨內，加緊教育，務使兩部分黨員團結一致。 　　投機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漲時（六月），許多投機分子乘公開徵收黨員的機會混入黨內，邊界黨員數量一時增到一萬以上。支部和區委的負責人多屬新黨員，不能有好的黨內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白區黨的組織大半塌台。九月以後，厲行洗黨，對於黨員成分加以嚴格的限制。永新、寧岡兩縣的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黨員數量大為減少，戰鬥力反而增加。過去黨的組織全部公開，九月以後，建設秘密的組織，準備在反動派來了也能活動。同時多方伸入白區，在敵人營壘中去活動。但在附近各城市中還沒有黨的基礎。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敵人勢力較大，二因我軍在佔領這些城市時太損害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致使黨員在那裏難於立足。現在糾正錯誤，力求在城市中建設我們的組織，但成效尚不多見。 　　黨的領導機關：支部幹事會改稱委員會。支部上為區委，區委上為縣委。區委縣委之間因特別情況有組織特別區委的，如永新的北鄉特區及東南特區。邊區共有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酃縣五個縣委。茶陵原有縣委，因工作做不進去，去冬今春建設的許多組織大部被白色勢力打塌了，半年以來只能在靠近寧岡永新一帶的山地工作，因此將縣委改為特別區委。攸縣、安仁均須越過茶陵，派人去過，無功而返。萬安縣委一月間曾和我們在遂川開過一次聯席會議，大半年被白色勢力隔斷，九月紅軍遊擊到萬安，才又接一次頭。有八十個革命農民跟隨到井岡山，組織萬安赤衞隊。安福沒有黨的組織。吉安鄰接永新，吉安縣委僅和我們接過兩次頭，一點幫助不給，奇怪得很。桂東的沙田一帶，三月八月兩度分配土地，建設了黨的組織，屬於以龍溪十二洞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轄。各縣縣委之上為湘贛邊界特委。五月二十日，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茅坪開會，選舉第一屆特委會委員二十三人，毛澤東為書記。七月湖南省委派楊開明來，楊代理書記。九月楊病，譚震林代理書記。八月紅軍大隊往湘南，白色勢力高壓邊界，我們曾在永新開過一次緊急會議。十月紅軍返至寧岡，乃在茅坪召集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十月四日起開會三天，通過了《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等決議，選舉了譚震林、朱德、陳毅、龍超清、朱昌偕、劉天干、盤圓珠、譚思聰、譚兵、李卻非、朱亦嶽、袁文才、王佐農、陳正人、毛澤東、宛希先、王佐、楊開明、何挺穎等十九人為第二屆特委會的委員。五人為常委，譚震林（工人）為書記，陳正人（知識分子）為副書記。十一月十四日紅軍第六次全軍大會 　　革命性質問題 　　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係，推翻軍閥政府。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數小塊地方的紅色政權，一方面全國人民還沒有普通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的權利，加入共產黨是最大的犯罪。紅軍每到一地，羣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哪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的倒戈或暴動。馬日事變後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軍，也是這樣。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到沸熱的全國高漲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是必經的道路。 　　對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我們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較地執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寧岡，批評我們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於是改變原來前委的領導人，政策一變。四月全軍到邊界後，燒殺雖仍不多，但對城市中等商人的沒收和鄉村小地主富農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厲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廠歸工人”的口號，也宣傳得很普遍。這種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把小資產階級大部驅到豪紳一邊，使他們掛起白帶子反對我們。近來逐漸改變這種政策，情形漸漸好些。在遂川特別收到了好的效果，縣城和市鎮上的商人不畏避我們了，頗有説紅軍的好話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為市，三天一次），到圩兩萬人，為從來所未有。這件事，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了。豪紳對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衞團。 　　中央要我們發佈一個包括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我們則提議請中央制訂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徵。我們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 　　割據地區問題 　　廣東北部沿湖南江西兩省邊界至湖北南部，都屬羅霄山脈區域。整個的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北段地勢不如中段可進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會，如果沒有迅速奪取長沙或武漢的計劃，則以大部兵力放在瀏陽、醴陵、萍鄉、銅鼓一帶是很危險的。南段地勢較北段好，但羣眾基礎不如中段，政治上及於湘贛兩省的影響也小些，不如中段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兩省的下游。中段的長處：（1）有經營了一年多的羣眾基礎。（2）黨的組織有相當的基礎。（3）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創造了富有鬥爭經驗的地方武裝，這是十分難得的；這個地方武裝的力量，加上紅軍第四軍的力量，是任憑什麼敵人也不能消滅的。（4）有很好的軍事根據地——井岡山，地方武裝的根據地則各縣都有。（5）影響兩省，且能影響兩省的下游，比較湘南贛南等處隻影響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義大不相同。中段的缺點，是因割據已久，“圍剿”軍多，經濟問題，特別是現金問題，十分困難。 　　湖南省委對於此間的行動計劃，六七月間數星期內，曾三變其主張。第一次袁德生來，贊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計劃。第二次杜修經、楊開明來，主張紅軍毫不猶豫地向湘南發展，只留二百枝槍會同赤衞隊保衞邊界，並説這是“絕對正確”的方針。第三次袁德生又來，相隔不過十天，這次信上除罵了我們一大篇外，卻主張紅軍向湘東去，又説是“絕對正確”的方針，而且又要我們“毫不猶豫”。我們接受了這樣硬性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當第二次信到時，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舉行聯席會議，認為往湘南危險，決定不執行省委的意見。數天之後，卻由杜修經楊開明堅持省委意見，利用第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把紅軍拉去攻郴州，致邊界和紅軍一齊失敗。紅軍數量上約損失一半；邊界則被焚之屋、被殺之人不可勝數，各縣相繼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復。至於往湘東，在湘鄂贛三省豪紳政權尚未分裂之前，亦決不宜用紅軍的主力去。設七月無去湘南一舉，則不但可免邊界的八月失敗，且可乘國民黨第六軍和王均戰於江西樟樹之際，擊破永新敵軍，席捲吉安、安福，前鋒可達萍鄉，而與北段之紅第五軍取得聯絡。即在這種時候，也應以寧岡為大本營，去湘東的只能是遊擊部隊。因豪紳間戰爭未起，湘邊酃縣、茶陵、攸縣尚有大敵，主力北向，必為所乘。中央要我們考慮往湘東或往湘南，實行起來都很危險，湘東之議雖未實現，湘南則已有證驗。這種痛苦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時時記着的。 　　現在是豪紳階級統治還沒有破裂的時期，環邊界而“進剿”的敵軍，尚有十餘團之多。但若我們於現金問題能繼續找得出路（糧食衣服已不成大問題），則憑藉邊界的基礎，對付此數敵人，甚至更多的敵人，均有辦法。為邊界計，紅軍若走，則像八月那樣的蹂躪，立可重來。赤衞隊雖不至完全消滅，黨和羣眾的基礎將受到　　一年，雖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贛三省乃至全國豪紳階級的痛恨，另一方面卻漸漸引起了附近省份工農士兵羣眾的希望。以士兵論，因軍閥們把向邊界“剿匪”當做一件大事，“剿匪經年，耗費百萬”（魯滌平），“人稱二萬，槍號五千”（王均），如此等類的話，逐漸引起敵軍士兵和無出路的下級官長對我們注意，自拔來歸的將日益增多，紅軍擴充，又是一條來路。並且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所以我們始終認為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創造和擴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確的。極大的摧殘，除山頭割據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將轉入秘密狀態，如八九月間一樣。紅軍不走，以現在的基礎可以逐漸向四周發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為紅軍計，欲求擴大，只有在有羣眾基礎的井岡山四周即寧岡、永新、酃縣、遂川四縣，利用湘贛兩敵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無法集中的情況，和敵人作長期的鬥爭。利用正確的戰術，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必有俘獲，如此可以逐漸擴大紅軍。以四月至七月那時邊界羣眾的準備，紅軍大隊若無湘南之行，則八月間紅軍的擴大是沒有疑義的。雖然犯了一次錯誤，紅軍已捲土重來此地利人和之邊界，前途希望還是不惡。紅軍必須在邊界這等地方，下鬥爭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才能增加武器，練出好兵。邊界的紅旗子，業已打了一年，雖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贛三省乃至全國豪紳階級的痛恨，另一方面卻漸漸引起了附近省份工農士兵羣眾的希望。以士兵論，因軍閥們把向邊界“剿匪”當做一件大事，“剿匪經年，耗費百萬”（魯滌平），“人稱二萬，槍號五千”（王均），如此等類的話，逐漸引起敵軍士兵和無出路的下級官長對我們注意，自拔來歸的將日益增多，紅軍擴充，又是一條來路。並且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所以我們始終認為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創造和擴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確的。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着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於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鬥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對於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鬥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指出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號召同志們起來徹底地加以肅清。 　　關於單純軍事觀點 　　單純軍事觀點在紅軍一部分同志中非常發展。其表現如： 　　（一）認為軍事政治二者是對立的，不承認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甚至還有説“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的，則更進一步認為軍事領導政治了。 　　（二）以為紅軍的任務也和白軍相彷彿，只是單純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羣眾、組織羣眾、武裝羣眾、幫助羣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羣眾、組織羣眾、武裝羣眾，並幫助羣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羣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 　　（三）因此，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於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這種思想如果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脱離羣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像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的道路一樣。 　　（四）同時，在宣傳工作上，忽視宣傳隊的重要性。在羣眾組織上，忽視軍隊士兵會。 　　（五）打勝仗就驕傲，打敗仗就消極。 　　（六）本位主義，一切只知道為四軍打算，不知道武裝地方羣眾是紅軍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一種放大了的小團體主義。 　　（七）有少數同志囿於四軍的局部環境，以為除此就沒有別的革命勢力了。因此，保存實力、避免鬥爭的思想非常濃厚。這是機會主義的殘餘。 　　（八）不顧主客觀條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願意艱苦地做細小嚴密的羣眾工作，只想大幹，充滿着幻想。這是盲動主義的殘餘 　　單純軍事觀點的來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認識軍隊中政治領導的作用，不認識紅軍和白軍是根本不同的。 　　（二）僱傭軍隊的思想。因為歷次作戰俘虜兵甚多，此種分子加入紅軍，帶來了濃厚的僱傭軍隊的思想，使單純軍事觀點有了下層基礎。 　　（三）因有以上兩個原因，便發生第三個原因，就是過分相信軍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羣眾的力量。 　　（四）黨對於軍事工作沒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單純軍事觀點的原因。 　　糾正的方法： 　　（一）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肅清單純軍事觀點的理論根源，認清紅軍和白軍的根本區別。同時，還要肅清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殘餘，打破四軍本位主義。　　 （二）加緊官兵的政治訓練，特別是對俘虜成分的教育要加緊。同時，儘可能由地方政權機關選派有鬥爭經驗的工農分子，加入紅軍，從組織上削弱以至去掉單純軍事觀點的根源。 　　（三）發動地方黨對紅軍黨的批評和羣眾政權機關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的黨和紅軍的官兵。 　　（四）黨對於軍事工作要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後，再經過羣眾去執行。 　　（五）編制紅軍法規，明白地規定紅軍的任務，軍事工作系統和政治工作系統的關係，紅軍和人民羣眾的關係，士兵會的權能及其和軍事政治機關的關係。 　　關於極端民主化 　　紅軍第四軍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後，極端民主化的現象，減少了許多。例如黨的決議比較地能夠執行了；要求在紅軍中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權制”、“先交下級討論，再由上級決議”等項錯誤主張，也沒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實際上，這種減少，只是一時的和表面的現象，還不是極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肅清。這就是説，極端民主化的根苗還深種在許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對於決議案的執行，表示種種勉強的態度，就是證據。 　　糾正的方法： 　　（一）從理論上剷除極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於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擔負不起鬥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其次，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性。這種自由散漫性帶到黨內，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極端民主化的思想。這種思想是和無產階級的鬥爭任務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線是： 　　1 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 　　2 上級機關要明瞭下級機關的情況和羣眾生活的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 　　3 黨的各級機關解決問題，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 　　4 上級機關的決議，凡屬重要一點的，必須迅速地傳達到下級機關和黨員羣眾中去。其辦法是開活動分子會，或開支部以至縱隊的黨員大會（須看環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報告。 　　5 黨的下級機關和黨員羣眾對於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徹底地瞭解指示的意義，並決定對它的執行方法。 　　關於非組織觀點 　　四軍黨內存在着的非組織的觀點，其表現如下： 　　甲 少數不服從多數。例如少數人的提議被否決，他們就不誠意地執行黨的決議。 　　糾正的方法： 　　（一）開會時要使到會的人儘量發表意見。有爭論的問題，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調和敷衍。一次不能解決的，二次再議（以不妨礙工作為條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結論。 　　（二）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 　　乙 非組織的批評： 　　（一）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鬥力的武器。但是紅軍黨內的批評有些不是這樣，變成了攻擊個人。其結果，不但毀壞了個人，也毀壞了黨的組織。這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表現。糾正的方法，在於使黨員明白批評的目的是增加黨的戰鬥力以達到階級鬥爭的勝利，不應當利用批評去做攻擊個人的工具。 　　（二）許多黨員不在黨內批評而在黨外去批評。這是因為一般黨員還不懂得黨的組織（會議等）的重要，以為批評在組織內或在組織外沒有什麼分別。糾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黨員懂得黨的組織的重要性，對黨委或同志有所批評應當在黨的會議上提出。 　　關於絕對平均主義 　　紅軍中的絕對平均主義，有一個時期發展得很厲害。例如：發給傷兵用費，反對分傷輕傷重，要求平均發給。官長騎馬，不認為是工作需要，而認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極端平均，不願意有特別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點。背米不問大人小孩體強體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樣平，司令部住了一間大點的房子也要罵起來。派勤務要派得一樣平，稍微多做一點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擔架兩個傷兵的情況，寧願大家抬不成，不願把一個人抬了去。這些都證明紅軍官兵中的絕對平均主義還很嚴重。 　　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不過一則見之於政治生活方面，一則見之於物質生活方面罷了。 　　糾正的方法：應指出絕對平均主義不但在資本主義沒有消滅的時期，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的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紅軍人員的物質分配，應該做到大體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餉平等，因為這是現時鬥爭環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須反對不問一切理由的絕對平均主義，因為這不是鬥爭的需要，適得其反，是於鬥爭有妨礙的。 　　關於主觀主義 　　主觀主義，在某些黨員中濃厚地存在，這對分析政治形勢和指導工作，都非常不利。因為對於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於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至於黨內的主觀主義的批評，不要證據的亂説，或互相猜忌，往往釀成黨內的無原則糾紛，破壞黨的組織。 　　關於黨內批評問題，還有一點要説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評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們不明白批評的主要任務，是指出政治上的錯誤和組織上的錯誤。至於個人缺點，如果不是與政治的和組織的錯誤有聯繫，則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們無所措手足。而且這種批評一發展，黨內精神完全集註到小的缺點方面，人人變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就會忘記黨的政治任務，這是很大的危險。 　　糾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三）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説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 　　關於個人主義 　　紅軍黨內的個人主義的傾向有如下各種表現： 　　（一）報復主義。在黨內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評，到黨外找機會報復他，打罵就是報復的一種手段。在黨內也尋報復；你在這次會議上説了我，我就在下次會議上找岔子報復你。這種報復主義，完全從個人觀點出發，不知有階級的利益和整個黨的利益。它的目標不在敵對階級，而在自己隊伍裏的別的個人。這是一種削弱組織、削弱戰鬥力的銷蝕劑。 　　（二）小團體主義。只注意自己小團體的利益，不注意整體的利益，表面上不是為個人，實際上包含了極狹隘的個人主義，同樣地具有很大的銷蝕作用和離心作用。紅軍中歷來小團體風氣很盛，經過批評現在是好些了，但其殘餘依然存在，還須努力克服。 　　（三）僱傭思想。不認識黨和紅軍都是執行革命任務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員。不認識自己是革命的主體，以為自己僅僅對長官個人負責任，不是對革命負責任。這種消極的僱傭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表現。這種僱傭革命的思想，是無條件努力的積極活動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僱傭思想不肅清，積極活動分子便無由增加，革命的重擔便始終放在少數人的肩上，於鬥爭極為不利。 　　（四）享樂主義。個人主義見於享樂方面的，在紅軍中也有不少的人。他們總是希望隊伍開到大城市去。他們要到大城市不是為了去工作，而是為了去享樂。他們最不樂意的是在生活艱難的紅色區域裏工作。 　　（五）消極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極起來，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領導者處理問題、分配工作或執行紀律不適當。 　　（六）離隊思想。在紅軍工作的人要求脱離隊伍調地方工作的與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個人的，尚有一，紅軍物質生活過差；二，長期鬥爭，感覺疲勞；三，領導者處理問題、分配工作或執行紀律不適當等項原因。 　　糾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強教育，從思想上糾正個人主義。再則處理問題、分配工作、執行紀律要得當。並要設法改善紅軍的物質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時機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質條件。個人主義的社會來源是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在黨內的反映，當進行教育的時候必須説明這一點。 　　關於流寇思想 　　由於紅軍中游民成分佔了很大的數量和全國特別是南方各省有廣大遊民羣眾的存在，就在紅軍中產生了流寇主義的政治思想。這種思想表現在：一，不願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建立人民羣眾的政權，並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只想用流動遊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二，擴大紅軍，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衞隊 　　糾正的方法： 　　（一）加緊教育，批評不正確思想，肅清流寇主義。 　　（二）對現有紅軍基本隊伍和新來的俘虜兵，加緊反流氓意識的教育。 　　（三）爭取有鬥爭經驗的工農積極分子加入紅軍隊伍，改變紅軍的成分。 　　（四）從鬥爭的工農羣眾中創造出新的紅軍部隊。 　　關於盲動主義殘餘 　　紅軍黨內對盲動主義已經做了鬥爭，但尚不充分。因此，紅軍中還有盲動主義思想的殘餘存在着。其表現如：一，不顧主觀和客觀條件的盲幹。二，城市政策執行得不充分，不堅決。三，軍紀鬆懈，特別是打敗仗時。四，還有某些部隊有燒屋行為。五，槍斃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帶着盲動主義性質的。盲動主義的社會來源是流氓無產者的思想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的綜合。 　　糾正的方法： 　　（一）從思想上肅清盲動主義。 　　（二）從制度上和政策上糾正盲動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