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報業：誰在為自由支付“贖金”？_風聞

現實是個遊戲，你在扮演自己

島上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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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螃蟹 X 喬治王

百年前又哪有人能料到：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新聞自由不過是鏡花水月，背後香港其實為它支付了高昂的“贖金”。

1959年6月22日（星期一）下午，做石油生意的香港富商黃錫彬拆開了一封來自澳門的勒索信：

“黃錫彬先生大鑒：茲因鄙人急需50萬元，特商先生支持，以先生之資財，實屬九牛而拔一毛，但恐先生拒絕，因此不得已以令公子為人質……”

信末署名：野狼。

隨着勒索信一起的還有一把車鑰匙、一本記事本、和一支打火機…… 除了這些屬於黃錫彬兒子的私人物品外，信封裏還有一截耳朵。這節耳朵正是從黃錫彬兒子腦袋上生切下來的。

收信的當天，黃錫彬按信中要求前往指定地點同綁匪接頭，警方提前於該地點埋伏卻未見到綁匪的身影。

一晃19個月過去了，兒子生死未卜，黃錫彬自己竟又遭綁架。在被綁期間，黃錫彬看到了三個戴面具的劫匪，為首的戴着狼頭。他們告訴黃錫彬：你的兒子已經死了，因為我沒有收到你的贖金。

15天后，黃錫彬被匪徒悄然釋放。

獲釋後的黃錫彬一再強調他沒有為自己的性命付給綁匪一分錢贖金，也不知道為何綁匪會放了自己。但這種説法很快就被《星島日報》打臉，在它的報道中，贖金的數額、支付流程、經手人員等都有着極其詳盡的描敍。此外，三名匪徒的老底也第一時間被《星島日報》查清登報，證實其中一人為黃錫彬一家的遠親。

藉由《星島日報》的報道，這樁香港十大奇案之一的‘三狼案’正式進入港人視野，外界對起疑點重重的案件真相眾説紛紜。

從1959年到1961年，整整兩年，伴隨着 《星島日報》的曝光，這起‘三狼案’才緩緩落下了帷幕，而這兩年，正是香港報業邁入下一個歷史進程的關鍵節點。

自18世紀中葉創刊第一份報紙《香港政府公報》至今，香港報業共經歷過三段特殊的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商人以商養報，以財力支付自由的“贖金”，不計較報紙的銷量

第二階段：跌宕的時代承擔了自由的“贖金”，新聞迎來了黃金年代

第三階段：資本拒絕為自由支付“贖金”，香港再無新聞

01

以財力支付自由的“贖金” ：商人辦報

鴉片戰爭後，外國人享有了諸多的特權，香港成為中國轉口貿易中心，一批又一批的外國人進駐香港開設洋行。商人辦報正是誕生於這一時期：兩位外國商人在香江創辦了第一份中文商業報紙，目的主要是用來推銷自己的商品。

二戰爆發後商人辦報才迎來了自己的繁榮期。

彼時，香港當局取消了新聞檢查制度，人人關心戰爭局勢，新聞報道倍受重視，報業無不利市三倍。民間富商紛紛進軍報業，商人辦報成為主流，《星島日報》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1938年，正面戰場戰事正酣，7月30日，廬山保衞戰爆發，兩天後，《星島日報》在港正式出版，它是整個星系報中辦的最成功的報紙，而星系報的創始人則是南洋傳奇鉅子“萬金油大王”胡文虎。

胡文虎出生於緬甸仰光，是南宋名臣胡銓的二十三代孫。26歲時，胡文虎父親病故，他和弟弟共同繼承了父親遺留下來的中藥鋪子——永安堂。

信奉佛教的父親為人樂善好施，平日行醫習慣了施藥濟貧，因此，永安堂在仰光經營了幾十年始終未能做大，還給兄弟兩留下了一筆不小的債務。為了辦理父親的身後事，胡文虎典當了妻子陪嫁時的一對金腳鐲。之後，他接手了永安堂，決定重振家業不再另尋他路。

承擔了家族振興大計，胡文虎的第一步是前往日本學習製藥。學成歸來後，他蒐集了全緬甸能採集到的草藥，經過無數次實驗，研製出了後來聞名遐邇的“虎標萬金油”。

“我辦報館是為虎標藥作廣告，省得求別人登廣告被敲竹槓。”

這裏面的別人指的是胡文虎的老對頭，南洋“橡膠大王”陳嘉庚。陳嘉庚的商業王國包括橡膠、菠蘿、肥皂等生活用品，在1920年代走向巔峯，僅馬來半島就有40多處分公司。

還在仰光的時候，胡文虎同陳嘉庚以及潘雲林進行了一次“椰林三結義”。但所謂的結義對商業關係並無正面幫助。

萬金油研製出來後，永安堂的生意蒸蒸日上，不久即在仰光聲名鵲起。之後，胡文虎準備在東南亞大幅復刻自己的商業模式。他首先先開拓了與緬甸為鄰的泰國市場，在暹羅設立了永安堂分行並取得了成功。接着，他瞄準了當時被視為貿易要津的新加坡，打算以新加坡為大本營，開設永安堂總部，統管東南亞業務。

1926年，胡文虎進軍新加坡，此時新加坡的華僑首領正是自己的‘結義兄弟’陳嘉庚。不同於緬甸，這裏的華人關係網更加複雜。比起在新加坡紮根多年的‘福建幫’老大陳嘉庚，客家人出生的胡文虎在強調族羣關係的新加坡毫無人脈優勢，偏偏二者也分屬不同的華僑商會，商會之間多有競爭關係。而最要命的是，二人之間有着直接的商業矛盾。

矛盾來自商標。當時二者的商標均為“虎標”，區別只在於陳嘉庚的老虎是從左跳到右，胡文虎的老虎是從右跳到左。為了爭奪‘虎標’使用權，陳嘉庚通過律師在新加坡公告：

‘虎標乃屬於陳嘉庚財產，任何人如果用或模仿這商標侵犯陳氏權利，將會受到法律行動對付。’

面對陳嘉庚的先發制人，胡文虎並未採取行動。因為陳嘉庚的《南洋商報》壟斷了新加坡的傳媒市場，也壟斷了當地的話語權。報紙既是宣傳商品的工具，也是爭奪輿論話語權的武器。

一年後，胡文虎的第一份“星”字系列報——《星洲日報》創刊，他終於有了反擊的底氣。胡文虎通過律師發表了一份相似的聲明，同時，他還拿出了旗下商品使用商標時間的證明，這讓陳嘉庚再無辯駁。

據説胡文虎之所以辦報就是被陳嘉庚刺激的，辦報之前，在新加坡除了陳嘉庚的報紙外，就沒有能宣傳虎標藥的渠道了。

報紙創立初期一直在虧本，但胡文虎仍願意堅持，因為報紙可以幫助宣傳永安堂的產品。同時，辦報有了印刷廠，藥品的商標、包裝紙、説明書等都可以自己印刷，節省了印刷費。

在新加坡站穩腳跟後，他又以新加坡為跳板，向東南亞各地擴張自己的商業版圖。為了謀求虎標藥的第二次發展機遇，他決定進軍中華大地搶佔商機，當時國內各大沿海城市均有永安堂的分行，而香港則被他設為了中華大地業務總部。

胡文虎説過：“哪裏設有永安堂分行, 就把報紙辦到哪裏。”

凡到國內哪個城市開設永安堂分號, 他就有意要在哪個城市辦一家報紙。1931年7月，胡文虎在汕頭獨資創辦的‘星’字報紙正式發刊, 這是胡文虎的星系報在國內創辦的首家報紙。

從創刊開始,  汕頭這份報紙就致力於推動潮汕地區抗日救亡運動，並與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作過激烈的鬥爭。至此，胡文虎的星系報形成了自己的辦刊理念：以商養報，以報救國。

隨後馬不停蹄的胡文虎又斥資40萬在廣州辦報，但打擊卻突然而至。1938年戰火蔓延至廣東，廣州淪陷，日軍強佔該報館址, 印報機器被拆卸, 其他設備也被搬毀一空。很快，東南沿海遭日軍封鎖, 香港順勢成為海內外交通樞紐,好在胡文虎有在香港設立永安堂分行, 為救亡圖存, 他決定在香港創辦《星島日報》。《星島日報》創刊之時，胡邀請了周恩來和葉劍英為報紙題詞。

 在胡文虎創辦的十多家華文報紙中, 規模及影響最大、設備最完善的, 就是《星島日報》。在那個特殊年代，他把自己報人身份的全部心血都給了香港。

內地、海外訂閲的《星島日報》直接由香港郵寄，不考慮郵件成本；抗日形勢激烈複雜, 為滿足民眾對瞬息萬變的抗戰局勢的關心, 他又不計成本地創辦了另外幾家星系報紙，為民眾報道戰事。香港淪陷後, 《星島日報》改名出版。直至1945年秋, 日本投降,《星島日報》才恢復原名出版 。

當時的報刊種數繁多，市面上充斥着上百家報紙，但佔據主流地位的，仍是以《星島日報》為代表的商人辦報模式，或者説，愛國實業家辦報模式。

這種模式並不直接通過銷量賺錢，而是以商養報，以報助商。報紙只需提供一個宣傳平台的作用。若只從報業本身來看，當時的主流報紙其實都是虧的。這種完全不符合市場規律的辦報模式在特定時期適用，雖然報紙本身卻不具備造血功能，根基脆弱，但它卻享有了商人所需的自由。正因為商人為自由支付了“贖金”。

1954年胡文虎去世，胡家無人再有能力斡旋於各方勢力，其在內地的永安堂資產和各類帶‘星’字的報紙相繼關門，緊接着，胡家在東南亞的事業也大為衰落, 股權大部分轉入他人之手，失去了財力供養的星系報迅速衰落，胡氏家族的商業王國大廈搖搖欲墜。此時，盛極一時的星系報只剩下位於香港的《星島日報》還在勉強維持。

時間轉眼進入到60年代，香港報業維持了百年的商人辦報模式，遭遇了電視普及的衝擊；戰爭結束後商界重新洗牌又讓報紙背後的老一代商人們無力再以商養報。內憂外患下，整個香港報業集體陷入困境。跨時代的“三狼案”成為這一階段的最後一波流量。

要想在頹勢下破局談何容易，香港報業需要一次打破百年傳統的變革，而帶領這次變革的領頭人只能是真正懂得‘報紙為何物’的知識分子。

歷史把接力棒傳到了文人手上。

02

跌宕的時代承擔了自由的贖金：文人辦報

文人辦報最早始於張季鸞。

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時，張季鸞公然在自己的《大公報》上説蔣的人生觀有問題。在一次秘密會議上，國民黨的宣傳部長説：

“《大公報》言論太大膽，常常使政府難堪。”

會議當即決定，要用重金收買張季鸞。於是開出15萬元的匯票，送到《大公報》總編室。張季鸞看了一眼匯票，把《大公報》人員全部請進總編室，一邊搖晃着手中的匯票，一邊義正詞嚴地説：

“文人就是不能發財，發了財，文章就寫不出，寫不好。”

當着眾人的面，他把匯票退了回去，並立下了“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針”。這種客觀中立的新聞態度，讓《大公報》在當時的市場中脱穎而出，並一路開到了香港，文人辦報的‘四不方針’也就此進入香港。

在新中國成立的頭三十年，香港一直是中國與外界溝通的最重要的窗口，各方陣營都十分重視這塊土地上的輿論風向。上世紀 50 年代的香港，更是被總督葛量洪認為是“動亂的十年” ，在背後政派的支持下，各大主流報紙紛紛用筆替背後勢力在島內互相攻訐。

然而剛剛經歷完戰爭的普通市民只想好好過日子，無人關心這些政治話題。這給了小報崛起之機。他們用社會新聞、狗馬經、娛樂新聞，甚至是色情小説來吸引讀者。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銷量第一的報紙不是《星島日報》和《大公報》，而是悶聲發大財的市井小報。

此時的香港缺少一份真正具有新聞精神的報紙。

民國三十五年 (1946 年) 歲末, 金庸進入報界,擔任某東南小報的外勤記者。沒多久，金庸就加入瞭如日中天的《大公報》。他被派往香港, 為《大公報》香港版效力, 從此留港。

1957 年冬天，金庸離開《大公報》, 開始了獨立報人生涯。兩年後金庸出資8萬，又找了老同學出資2萬，共同創辦了《明報》。《明報》一創辦就故意區別於市面上的其他報紙，向世人申明:

“我們不是要宣傳什麼，也不是為什麼商品做廣告。”

這是在《大公報》任職多年的金庸照搬的文人辦報理念。

創刊初期，老同學負責運營，金庸負責編務。儘管不斷改變新聞路線，金庸甚至抱病寫起了《神鵰俠侶》，但《明報》還是毫無起色，銷量在千份之間起伏，第一年虧空嚴重。

據《明報》老職員回憶：

“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上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兩人一起喝。”

金庸住在尖沙咀，每當夫妻二人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早已停航，只能改乘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渡海回家。這種船如果要即到即開，需要付三元的包船費，夫婦兩寧願捱着深夜涼颼颼的風等人齊後上船，也不捨不得付3塊錢包船過海。

轉機出現在60年代。當時大批北人湧入香港，為了規避風險，各大主流報紙均採取不予報道的策略。在記者和編輯們的施壓下，金庸冒險決定採取中立的態度來報道這股‘難民潮’。

這一舉動讓《明報》聲名大起，順利擺脱了財政困境。之後，《明報》逐漸發展成為一份享譽海內外的知識分子大報，發行量也從1959年的不足8000份到後來的10萬份 。

《明報》的成功讓文人辦報在香港有了成功案例，“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跟着創辦了針對精英階層的財經報——《信報》。彼時香港股市正酣，對財經新聞需求極大，這讓《信報》迅速籠絡了精英讀者的胃口。

‘以商養報’的家族也沒閒着。胡文虎去世後，其收養的長女胡仙臨危受命，開始了復興星系報的旅程。在女兒胡仙的佈局下，胡文虎的星系報前瞻性地運用無線通信技術開拓了海外市場，將新聞從香港傳至全球，星系報開始回春。1972年，星系報集團在香港上市，並在上世紀80年代後雄霸香港報業傳媒廣告，一度壟斷了地產廣告。胡仙成為報業女王，替父親胡文虎找到了‘報紙究竟為何物’的答案。

《明報》崛起，星系報重塑輝煌，文人辦報與商人辦報兩者共存，香港報業真正意義上獲得了黃金期。1970和1980年代的香港，是僅次於日本的亞洲第二大報業社會，擁有60份左右的中文日報和5份英文報紙。按當時香港500多萬人口計算，每千人擁有報紙300-350份，這是當時世界平均數字的3倍。

這一階段的香港報業，是香港開埠以來真正為民辦報的唯一時期，跌宕的時代承擔了自由的“贖金”。****

繁榮之下藴藏着毒藥。林行止夫婦的《信報》因股市崛起，胡家的星系報最大的廣告主是地產商。僅從這一時期的兩份代表報紙來看，我們也能嗅到：真正的資本來了。

03

無人為自由支付贖金：資本挾持下的報業

倘若只從市場角度看問題，資本入場媒體後帶來的最大變化就是隻看銷量，流量為王。香港報業在這唯一方針下的具體體現就是狗仔文化氾濫。

“15分鐘。15分鐘後我再見到你在這裏，我就一槍幹掉你！”

西裝男子説完這話後，掀開上衣，露出了腰間的手槍。記者被他嚇壞了，連忙道歉，並立馬讓出租車司機載自己離開現場。

這一幕發生在二十多年前一間新開業的夜場門口，據説老闆有黑道背景。該記者不知從哪獲知了消息，當晚會有許多明星出入這家夜場。不願錯過機會的他還是早早守在了夜店門口，準備偷拍。直到被西裝男子拿槍威脅。

這名記者當時任職於《壹週刊》，是報社老闆親自組織的“特別調查組”成員。這支“特別行動組”後來被稱為狗仔隊，而那位創造了第一支狗仔隊的報社老闆正是臭名昭著的傳媒商人黎智英。

1948年，人稱“肥佬黎”的黎智英在廣東順德出生。黎家原本祖輩都是經商的大家族，因為大時代變遷家道中落，8、9歲的時候，肥佬黎就要靠幫人搬運行李來賺錢養活自己與弟妹。

據他自己回憶，他人生中賺到的第一筆收入不是錢。在幫一名香港遊客搬運完行李後，這個香港人沒給賞錢，而是給了他一條巧克力。放入嘴中後，黎智英覺得這是天下間最美味的東西。那一刻他心想：

“這是香港人，巧克力必來自香港，香港必是人間天堂，所以我也應該去香港了！”

12歲那年，黎智英終於等到了機會。當時，黎家大宅被分給多户人家居住。其中一家有個閨女被一名警察看上了，黎智英答應警察，幫忙蒐集美女的行蹤。藉此機會，他跟這名警察熱絡起來，搞到了一張更容易拿到的澳門簽證。到澳門當晚，他就和其他偷渡客一起擠在輪船艙底，抵達香港。

此時口袋裏只有1元港幣的黎智英進了深水埗福榮街的一家工廠，做起了月薪3美元的童工。不同於其他黑工，黎智英在此期間自學英文，獲得了老闆賞識。後來在和梁文道的對話中，他用夾雜着英文的粵語説道：

“唔好意思，我中文唔繫好好。”

20歲時，黎智英當上了一家頗具規模的毛衣廠經理。但他並不滿足於此，為了多賺錢，他開始研究股票。1973年底，公司年底分紅7000元，他又向同事借了3000元，全買了新鴻基的股票，那幾年股市好，很快就賺到了25萬元。

這筆錢成了他後來創業的資本，26歲那年，黎智英跟人合夥辦了一家代工廠，自此開始了服裝事業。幾年後，他更進一步，創辦了服裝品牌佐丹奴，卻也從此走上了岔路。

後來黎智英旗下的佐丹奴捐了 20 萬件T 恤支持政治活動，接着又將佐丹奴的股票全部低價拋售，花5個億成立“壹傳媒”，自此轉戰傳媒界，也把香港報業帶上了一條不歸路。

1990 年 3 月 15 日，黎智英《壹週刊》創刊，定位中產市民。在一個普通的工作日，週刊有人接到一通電話，説王祖賢出現在‘緋聞富商男友’的辦公大樓。跑娛樂口的記者第一反應是“我打電話問問她經紀人”。主管編輯卻隨口説了一句：

“你沒事就去現場看看嘛！”

沒想到，這一去，竟真拍到了王祖賢從大樓裏走出來。這種史無前例的偷拍式報道引發了極大迴響，那期雜誌一出街就賣了個精光，還引發了全港大討論。

資本逐利像鯊魚聞到海里的血腥味，黎智英也不例外。發現偷拍爆料有市場，他決定讓記者們從此往後都開始走這條偷拍的路子。誰知記者們都很抗拒，不願做這種下三濫的勾當。於是黎智英親自新組了一個“特別調查組”，全用未經新聞訓練的外行來挖掘新聞，其中還有梁朝偉的前任司機。

香港史上第一支狗仔隊誕生了。

在他的激勵下，做一名狗仔能比一個正常記者收入高出幾倍。越來越多的港人加入狗仔行列，而他們之間的競爭也越演越烈：器材越來越好，狗仔越來越拼，同時下限也越來越低。只要能拍到照片，就無所不用其極，捕風捉影，編造故事更是成了常態。

90年代，四大天王統領江湖，香港進入了全民娛樂的時代。1995年，有了壹週刊的成功經驗，為了滿足市場需求，黎智英又照搬壹週刊的模式，創立了《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的命名是因為黎智英十分崇拜喬布斯，而它也不辱《壹週刊》的使命，將狗仔精神運用到了極致。旗下記者曾躲在片場對面山頭的溝裏，埋伏整整三天三夜，偷拍到本屬商業機密的所有電影角色造型。

一手的聲色八卦、奇聞異事讓《蘋果日報》聲名大噪，伴隨着罵聲，最高峯時一天發行 70 萬份。黎智英的個人資產達到了5億美元。之前投入的5億港幣短短几年就翻了幾番，眼紅的其他資本紛紛入局，競爭愈加激烈。

2006年，黎智英旗下雜誌偷拍了女藝人阿嬌在更衣室內換衣服，這件事讓成龍等香港藝人組隊呼籲政府立法制止狗仔隊。但事態並未有所好轉，黎智英的《蘋果日報》至今仍是香港銷量最高的報紙，它的觸角無處不在：大到江湖仇殺、豪門恩怨，小到明星戀情、家長裏短，城中瑣事無所不八。

黎智英以一己之力攪亂了整個香港新聞生態。不同於最早的商人辦報和後來的文人辦報，作為資本代表，黎智英並無民族大義和新聞精神。在那個全民娛樂的年代，為了利益，他可以無底線地迎合市場。

除了迎合市場外，有着商人辦報傳統的香港報業從未逃過工具屬性的身份。對於資本來説，除了銷量，作為能引導輿論的工具，報紙還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黎智英並不只是一個商人。他關注政治，卻有極端的政治傾向，擁有了全港銷量最高的報紙後，卻用新聞來達到自己報紙之外的目的。

早在14年就有媒體指出黎智英利用學生策劃非法‘佔中’活動，一方面為自己的媒體制造新聞事件賺取流量，一方面又能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當時還有人指出黎智英此舉是為做空股市，藉機獲取大額利益。他只否認了最後一項質疑。

上月初，黎智英又前往美國，會見了美國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公然要求美國政府幹涉香港。又在自家媒體上發佈仇警報道，絕口不提示威者先行攻擊，也不播放暴徒施暴畫面，只展示警察朝着“無辜市民”揮舞警棍、發射子彈的兇狠畫面。有時他甚至親自帶隊指揮遊行，有時他藏在某個角落，看着年輕示威者和警察對抗——港民大罵黎智英漢奸。

**這一階段的香港報業，**所謂言論自由其實是鏡花水月，資本和境外政治無時無刻不在左右着孱弱的報業。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從1959年金庸創《明報》到1990年《壹週刊》創刊，香港報業有過三十年的黃金期；從1990年至今，又近三十年，香港報業的新聞精神早已所剩無幾。那麼下一個三十年呢？

歷史或許已經給出了答案。

04

香港已無新聞

1985年的一次土地拍賣會上，胡家以6.36億港元拍得了香港尖沙咀廣東道太陽廣場地塊。半年以後，胡家以8.3億港元將該地塊賣出，轉手即獲利2億港元。

94年元旦，金庸辭去《明報》名譽主席職位。離開的那一天，在偌大的辦公室裏，他將自己的日用品裝進紙盒。雖然金庸還是《明報》的精神領袖，但《明報》已不再是查良鏞的《明報》。

把重心轉移到房地產的胡家，不料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投資全虧，星系報的股價跌到不足1元，胡家負債6億元不得不變賣祖業。

《星洲日報》和《明報》落到了馬來西亞木材大王張曉卿的手中。香港成為了他進入中國內地的跳板。

2006年，最受香港股民喜愛的《信報》一半股份轉給了李嘉誠，之後《信報》上再也沒出現過李家的負面報道。2014年，《信報》全部股份盡數歸於李家。

不久前，《蘋果日報》創始人黎智英出現在了元朗街頭，玩弄亂港的伎倆。

至此，早一代商人辦報和文人辦報徹底成為歷史。現如今的香港媒體，背後無一不是站着心懷鬼胎的資本和政治勢力。

有記者曾向金庸抗議，《明報》是金庸的一言堂，任何決策均由其一人決定，沒有新聞自由。金庸私下用《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等世界知名報刊為例, 強調：

“全世界並無哪一家傳媒的工作人員可享有獨立的‘新聞自由’，作此解釋者, 新聞工作人員自抬身價的幻想而已”。

像‘三狼案’中被綁富商黃錫彬的人身自由一樣，香港報業引以為傲的所謂“新聞自由”也需要有人為此支付“贖金”，而如今已無人為它買單。

香江仍在，新聞不再。

部分參考資料：

1、《胡文虎的“虎式”廣告藝術與永安堂商業帝國的崛起》.蘇紅豔.中共福建省龍巖市永定區委黨校

2、《胡文虎在香港創辦星系報紙概述  》. 蔣冬英 朱維喬 闕本旭 . 廣州航海學院圖書館

3、《報人、報業與香港社會變遷:《明報》《信報》和《蘋果日報》的個案探討》.鄧鍵,程曉萱,蘇鑰機.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4、《中間位置的求索與香港 《明報》的崛起( 1960—1970)》.許永超.華中師範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武漢 

5、《二十世紀中期香港週刊的特色》.劉乃濟

6、《【解局】在香港，這些媒體如此煽動暴力》.俠客島

7、《黎智英策劃“佔中”已久 作空港股獲利超10億》.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