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兒還是工作？日韓高學歷女性的抉擇_風聞

摘要：本期推送的是哈佛大學教授Mary C. Brinton與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助理教授Eunsil Oh發表於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的文章Babies, Work, or Both? Highly Educated Women’s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 East Asia。本文通過分析日韓兩國160位高學歷男女的深度訪談，揭示出兩國已婚女性在工作與生育問題上所面臨的矛盾，並進而指出兩國勞動市場結構與組織規範與這一現象的關係。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61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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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美國高學歷女性更可能同時兼顧生育與工作。但這一趨勢在許多低生育率後工業國家卻並不顯著。日韓兩國尤為如此。雖然政府制定了許多支持這一趨勢的政策，但卻收效甚微。本文將會指出勞動市場結構與組織規範與這一現象的關係。

宏觀趨勢與理論背景

過去20年，日韓女性受教育程度均有明顯提升。如多數西方國家，韓國完成高等教育(Tertiary Education)的女性比例已經超過了男性。如果將日本的初等學院亦算在內，那麼日本也是如此。然而，與美國等其它後工業國家相比，日韓女性的教育、就業與生育情況卻有明顯不同。

女性勞動力參與的生命週期情況(Life-cycle patterns)。整體而言，至80年代，美國和歐洲多數國家的女性勞動參與年齡曲線的M型特徵已經消失，但日韓兩國卻仍有此特點。近年日本的M型曲線已明顯趨於平緩，但在韓國依舊顯著（見圖1）。應當注意，趨於水平的曲線是有誤導性的，因為它反映的是所有女性的情況。雖然相較於過去，日韓女性更少因婚姻而“退休”，但卻仍有約60%的日本女性在第一次生育前後退出勞動力市場。在過去三十年，此數據僅略有下降。韓國的退出可能性也很高。另一方面，兩國均顯示出更高的單身率，她們並未受到結婚或生育的影響。換言之，如果曲線僅顯示已婚女性的數據，那麼實際兩國的M型特徵與西方國家相比將更為顯著。

圖1：2016年美日韓三國女性勞動參與年齡曲線

生育方面。至70年代起，日本生育率已經低於人口替代水平(population-replacement level)（每女性2.1個子女），之後也未有提升（見圖2）。自70年代初起，韓國同樣經歷一次近乎持續性的生育率下降。總生育率從4.5開始下跌，在80年代中期低於人口替代水平，至2017年，其生育率僅為1.05，使得韓國成為一個典型的低生育率國家。

圖2：1970-2017年日韓兩國總生育率曲線

婚姻與生育率的相關性方面。在日韓的文化背景下，婚姻與生育仍密切相關，非婚生育率則極低，婚後自願無子情況也極為罕見。兩國夫妻結婚後很快就會成為父母。考慮到這一點，兩國低生育率可以歸為兩大原因：(1). 在35歲至39歲的人羣中，單身（從未結婚）的比率上升。在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年齡35至39歲的未婚女性比例與女性教育程度呈正相關。最近的數據顯示，此年齡段中，日韓兩國擁有2年或4年學歷的女性有近20%從未結婚。與美國的趨勢相反，日韓兩國女性本科畢業生與非本科畢業生間的婚姻選擇比率差距愈發明顯。(2). 已婚家庭選擇生育第二或第三個孩子的可能性下降。非婚生育率極低意味着日韓兩國女性選擇不結婚即選擇不生育。在擔心增長的單身比例所導致的持續低生育率的同時，兩國政策均致力於鼓勵已婚女性在工作的同時繼續進行生育。

根據現有的研究，在國家層面上，90年代起，女性勞動參與率和總生育率的關係由負轉正，開始呈現為正相關。個人層面上，兩者的關係則因國而已。人口學家指出，已婚女性工作和育兒之間的矛盾可能因家庭內部的性別平等而有所緩解。在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具有典型男性養家觀念的國家，經驗研究顯示男性在家務上的大量參與對在職女性的生育決策尤為重要。在日本的經驗研究也普遍發現男性家務分攤程度與生育情況正相關。

但這方面的研究很少關注勞動市場結構和組織規範是如何影響生育情況的。換言之，人口學家並未考慮過勞動市場狀況，通過家庭性別平等作為中間變量，而影響生育率的可能。最近的一個例外是Nagase和Brinton。他們發現在日本所有學歷和不同企業供職情況中，在大企業 (五千人以上員工) 工作的男性本科生，在家承擔最少的家務 (13%)；而且，在這種環境中，男性的家務時間會受到同僚的影響；因此，這也降低了二胎的可能性。相反，工作時間更短的男性可以輕微緩解女性就職對二胎的負面影響。雖然並未關注生育率，Moon和Shin也指出，韓國父親更長的工作時間會負面影響其育兒時間。

日韓"工作-家庭"矛盾情況

在勞動市場結構方面。對於常規全職員工，資歷薪酬(seniority wages)是主要的薪酬支付方式。這種薪酬系統常使得企業排除女性擔任管理方向的工作，因為相較於男性，女性被認為更可能因育兒而中斷工作。資歷薪酬也導致更高程度的就業保護(employment protection)。尤其是大企業的員工，其企業間流動率始終很低。自願離開企業的員工常會被污名化，因為僱主們會將此行為視為對企業不忠誠，認為他們缺乏與員工和諧共處的能力。

這種流動性缺乏，意味着一般員工沒有與僱主商討工作時間或條件的能力。Yashiro指出，“雖然感到不滿的員工仍可能辭職，但是在這樣缺乏流動性的勞動市場中，找到相似環境的工作十分困難。因此，日本離職的機會成本十分高昂。員工在職業中期不大可能考慮換工作。”日本最高法院的判決也支持了僱主在工作內容、加班、出差等業務上的權威，而不必考慮員工的家庭義務。

雖然韓國的企業間流動率在1997年金融危機後已有所上升，但其數值與其它國家相比仍較低。跳槽的男性也基本在同一行業從事相似工作。韓國的企業文化同樣認為理想的員工應當做出個人的犧牲並長時間工作。

組織規範方面。低流動率與資歷激勵意味着，理想的日韓員工當一生參與勞動力市場並保持長時間的工作。長時間工作被認為是企業忠誠的表現。根據OECD的標準，每週50小時或以上視為長時間工作，而日韓兩國長時間工作員工的比例超過20%，成為後工業國家之最。

長時間的工作標準成為女性兼顧生育與工作的巨大挑戰。雖然日韓管理類工作已逐步向女性開放，長工作時間和以在場時間(face time)為標準衡量白領產出的傾向，使得年輕母親很難達到此類工作的要求。同時，兩國均不允許管理類工作採取兼職的形式。這就意味着母親或者轉為兼職或退出勞動市場以減少工作時間，或者繼續全職工作但竭力平衡工作與生育。

相關政策方面。表面上，高學歷女性生育時，退出勞動市場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兩國產假政策的問題。近年，兩國也相繼推出了更多支持產假的政策。日本的勞動法規定了14周的帶薪產假，期間可以獲得至少67%的正常出勤工資；如果男方僅使用了部分產假，夫婦可以延長產假至其孩子達14個月為止。（雖然兩國男性均可以申請產假，但實際上少於5%的男性進行了申請。）韓國也規定了90天的帶薪產假；在孩子滿6週歲前，父母可以申請長達一年的產假，同時享有40%的正常出勤月工資，但不低於五十萬韓元，不高於一百萬韓元。

兩國這些育兒政策均針對長工作時間壓力下的常規全職員工。雖然很多日本管理層積極鼓勵職業女性選擇產假，因為只有在這些女性復職後，企業對員工的人力資本投資才可得到回報，但管理層也表示希望女性迴歸職場後能“像男人一樣工作”，就好似生育從未對其生活產生任何影響。另一方面，很多接受產假的日韓女性表示感到內疚，因為其他員工會被要求做更多工作以頂替她們的職務。

兩國均有公立日託所。日本政府建設了許多高質量託兒所，但在大城市的等候名單都很長，女性不常因排隊原因申請延長六個月產假。在韓國，自本世紀初，政府也大規模發展了面對三歲以下孩童的日託服務。調查顯示，日本的公立託兒所被公眾廣泛認可，而韓國則評價不一。但考慮到公立日託服務的時間其實和長工作時間要求不相匹配，雙職工父母更常選擇私立託兒所。

祖輩也會幫助帶孩子，以彌補有償育兒服務的不足。數據顯示，日韓三歲以下的孩童，超過一半由祖輩照看。一些研究顯示，與祖輩同居或居住距離較近，會積極影響女性的僱傭情況。

性別角色觀念與家務分工方面。兩國性別角色觀念均強調女性作為母親的重要性。最近的研究顯示，相較於其它國家，日韓有更高的人口比例主張，女性的首要角色在於居家家務，其次才是工作。另一方面，在所有後工業國家中，日韓男性的家務分攤比率是最低的，多方數據均顯示，日本女性承擔了80%-100%的家務。

以上，我們從勞動市場結構、相關政策和性別觀念三方面概述了兩國工作家庭矛盾情況。要言之，兩國的低員工流動率與企業文化，使得員工被動接受了長工作時間。產假政策雖然支持女性迴歸職場，但由於其勞動市場結構，並未改善女性長工作時間的工作情況。性別觀念與市場結構互為因果，助推了男性掙錢，女性居家的模式。

數據和方法

我們的數據主要來源於“生育比較與性別平等”項目(Comparative Fertility and Gender Equality Project)。該項目採取了結構化深度訪談的方式，訪談了兩國24歲至35歲的高學歷本土城市男女。日本的樣本來源於東京與大阪城區；韓國的樣本來源於首爾與釜山城區。其中，單身男女的樣本均是獨立的，與其他已婚男女無關。兩國已婚受訪者的特徵情況與其市場參與情況如表1與表2所示。

表1：日韓已婚受訪者特徵

表2：日韓受訪者勞動市場參與情況

研究發現

已婚女性的描述體現了三大特點。(1). 默認接受男性的加班，以及由此導致的嚴重不平等的家務分工；(2). 在她們全職工作與第二或更多孩子的意向之間權衡；(3).對工作的願景，希望工作能作為一種保持與世界相連接的方式，以及一種表達自己認同的方式（前者在日本女性中更常見，而後者在韓國女性中更常見。）

首先，默認接受加班與不平等的家務分工。在兩國的訪談中，存在一個核心機理，聯繫着宏觀勞動市場、組織環境與日常生活節奏。幾乎所有受訪者均表示，男性必須按照其本身的方式工作：每週平均工作超過50小時，至傍晚才回家。近乎所有女性均説，她們的丈夫如此長時間的回家，根本不可能幫助做家務或帶孩子。

兩性均默認接受了男性的工作情況，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對理想男性與理想父親的認知所造成的。韓國32歲的MinHa是一位孩子的母親，她認為“理想的父親應當是家裏的經濟頂樑柱。”日本31歲的Keiko是京都一所頂尖私立大學的研究助理。當被問及如何看待居家男人時，她堅定地表示：“那我會覺得‘你為什麼要娶我？’不如我們離婚，你去找能來養家的人吧？”

已婚男性對理想男性的定義也在於能養家餬口，並通過努力工作取得事業成功。韓國32歲的JiTae是一位孩子的父親，他表示：“對於男性，當好家就是能掙足夠的錢來養家。作為一家之首，如果不能經濟上支撐起這個家，就會失去其地位，也得不到其妻子的尊重。”類似地，日本31歲的Daisuke將理想的男人定義為“能努力掙錢、審慎管理經濟狀況。有穩定的工作和可觀的收入。”

在這一觀念上，不論男女，多數受訪者均認為這就意味着男性長時間的工作，而不做什麼家務。日韓受訪者中，各只有2位希望能有更平等的家務分工。很多受訪者認為男性不能多點時間在家很悲哀。雖然有些妻子抱怨丈夫家務做得太少，但很快就將責任歸咎於社會，而非其愛人，她們均認為這“別無他法，無能為力”。

這種對男性長時間工作的普遍接受背後，其實是認為這對其職業發展尤為重要。由此，勞動力市場結構就作為一個宏觀環境特徵(a macrocontextual feature)影響了兩國白領的生活。

第二，生育意向與妻子工作情況相互影響。一般夫妻的生育決定均有雙方共同討論產生，但男性常會補充道“説到底，由她決定，因為最終是她要來管理着一切的（指家務，以及工作生活平衡）。”如此一來，在受訪者的敍述中，女性的工作情況與夫妻的生育計劃就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根據受訪者的敍述，其情況大致可以分為兩類。較常見的一類是妻子休假或者由全職換為較輕鬆的工作（“勞動市場適應者”，“labour market adjuster”）。有約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表示已如此或會如此選擇。這樣做的夫婦實際上是適應了現存的性別秩序，接受了主導的性別角色觀念與長時間工作標準的限制。相反，剩餘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勞動市場挑戰者，“labour market challenger”）則表示仍將保持原有的全職工作。

與適應者相比，挑戰者在表達生育一個或兩個孩子的意向的同時，強調這取決於實際情況如何。對於挑戰者，即使女性所在的單位願意提供育兒資源支持，女方仍認為二胎有諸多不確定性。日本33歲的Yui，正在休產假。當被問到想工作多久時，她回答説：“會盡可能長時間地工作，雖然這不是我最理想的職業，但是它給我一種成就感。我已在總部工作了四年，因此可以較好地把握問題。雖然這是一個小事，但我覺得我在公司裏出現，使得女性員工的數量上升了，我覺得這是件好事。”她解釋説：“雖然我不是在做什麼很宏偉的工作，但在這邊工作十幾二十年，我就在年輕女性員工的生活上做出了巨大改變。”Yui原本在工作時間長而不可控的銷售部門工作，如Yui所説，該部門由男性主導。她結婚時被建議四個月後調整為文書工作（一般在那時企業進行員工職位調整）。他的上司“半開玩笑地説，‘不要立即懷孕；我們可是為了你，才幫你調到這個職位。’”因此，Yui和她的丈夫推遲了生育計劃。Yui希望能有兩個孩子，但是她並不確定：“繼續工作後，如果我的上司支持我再次生育，那我很可能會生二胎。否則，我就可能放棄了。”

Yui現有的工作情況是比較支持其生育的。她的丈夫幫助分攤了約30%的工作——這在日本男性中是一個相當高的比例。她的丈夫一週工作50小時，同時從家到單位需要20至30分鐘。除此之外，他們正在為其一歲的兒子申請公共育兒服務，為此Yui的單位雲允許她延長了六個月的假期，這也並不常見。正是諸多優勢條件才使她覺得有可能要第二孩子，但即使如此，她仍覺得充滿了不確定性。.

基於上述發現，延伸出了一個問題：高學歷女性選擇單身是否與此有關？是否是由於這種家庭與工作的不兼容，她們為了能保持工作而避免這種衝突，才選擇了單身？這在對單身人羣的訪問中得到了解答。

首先，我們發現實際上他們都非常想要結婚。只有兩位日本男性表示未打算結婚。（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工作是非常規的。）其它所有的日韓男女均表示了結婚的意向。

​其次，沒有證據表明，女性承擔所有的家務會影響其結婚意願。與許多已婚女性一樣，單身女性同樣表示十分重視男性的經濟實力，因此她們同樣表示會在家務與育兒問題上相妥協。在將來生活的預期上，日本28歲的Yukari表示希望“將來的丈夫有穩定專業的工作。理想的話，我希望他五六點就能下班，雖然我覺得這不太現實。” 對於家務與育兒分工問題，她反覆強調了工作本身的限制：“雖然我希望能對半開，但是實際上由於他不可能那麼早回家，我覺得很難實現。”

第三，我們發現日韓單身女性在結婚後工作狀態的預期上，有所不同。Yukari表示，婚後“我可能會選擇一個兼職工作，這樣我就能五點下班。如果我繼續現在會計的全職工作的話，我怕我的家庭會抱怨，估計我也不能處理好家庭事務。”但她補充道，“我希望將來的丈夫能允許我工作；這對我很重要。”Yukari代表了日本女性的普遍態度：希望工作，但不想“像男人一樣工作”。日本女性均將工作視為保持與世界聯繫的重要途徑，而不是為了發展其職業道路。這種觀點與日本已婚女性的就業情況相一致：不連續的勞動參與，在結婚或生育後轉為兼職工作。

另一方面，韓國單身女性也表達了對男性有足夠經濟實力的要求，與已婚女性一樣，未婚女性在對理想丈夫的描述中，同樣強調了其“能力”，即有高學歷或者特殊技能以保證經濟穩定。但與此同時，許多受訪者強調希望愛人能理解其全職工作與職業發展的願望。

同時，理想的婚後工作情況反映了兩國的勞動市場差異，即兩者的兼職工作機會。韓國女性不論是否單身，均表示希望能保持長工作時間，併成為一個全職工作的母親。與之相比，日本的單身女性並沒有表達強烈的全職工作意向，這並不是因為她們更消極，毋寧是工作與家務分工的一種權衡。因此，在這方面，女性的工作觀念暗示了兩國勞動市場結構的特點。

兩國單身男性均表示成為丈夫意味着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雖然他們多數表示了幫助分攤家務和育兒的意向，但沒有人認為自己會因結婚生子而改變其工作或生活方式。多數日本男性希望其妻子能工作，不論是全職還是兼職，但同時也表示母親最好不要在孩子上學前工作。而韓國單身男性在對將來配偶的工作情況的預期上，則有所分歧。有的表示希望妻子能留在家裏，有的則希望妻子能有一個朝九晚五的工作，以協調工作與育兒。

整體而言，在我們的研究中，實際婚後工作情況與預期是一致的。雖然主流媒體將兩國女性不結婚歸咎於其職業抱負，但日本的研究並未發現相關證據，韓國的研究證據也十分薄弱。相反，長時間工作對單身者產生了另一種影響：很多受訪者表示，其工作日程使得他們沒有精力去約會。這一點，以及對性格等方面相符合的期待，可能是導致兩國推遲結婚與高單身率（從而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

結論

與其它後工業國家相比，日韓女性勞動力參與情況的年齡曲線有更為顯著的M型特徵。多數高學歷女性在第一次生育時仍會退出勞動市場。兩國政府企圖推出政策鼓勵高學歷女性在工作的同時，進行生育，但這並未產生理想的效果。本研究發現，女性或者在育兒時避免全職工作，或者繼續全職工作卻對繼續生育有所猶疑。究其原因，我們發現勞動市場結構與組織規範直接影響了夫妻的日常生活節奏以及其生育計劃。由於資歷激勵的模式與理想男性的觀念，兩性均默認接受了男性長時間的工作與嚴重不平等的家務分工的現狀。女性由此則需要權衡其工作與生育，兩國女性均表示了繼續工作的意向，但其具體選擇差異，而這則與兩國勞動市場情況相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