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為何能成功打響第一槍？（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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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義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緊密相連，“八一”在軍旗、軍徽中閃光。

就在起義準備工作緊張進行的關鍵時刻，張國燾從九江接連發來兩封急電説:“暴動宜慎重，無論如何候我到再決定。”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也是新成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在黨內享有一定的威望。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派張國燾專程來前方傳達共產國際關於南昌起義的覆電。共產國際電報全文為: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否則，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我們認為烏拉爾斯基和我們其他著名的合法軍事工作人員參加是不能容許的。最高領導機關。

在這則電文中，共產國際採用了一種外交式委婉的措辭，對是否發動南昌起義並沒有給出非常明確的態度。這給了張國燾很大的解釋空間。

南昌起義領導人塑像，從左到右分別是劉伯承、葉挺、周恩來、賀龍、朱德

1927 年7 月30 日早晨，張國燾趕到南昌，前敵委員會立即召開擴大會議。會上，由於張國燾對爭取張發奎存有幻想，他以共產國際電報為由，主張一定要得到張發奎的同意後方能舉行起義，否則不可發動。

張發奎曾是北伐時第四軍“鐵軍”軍長，曾與中國共產黨有過親密的合作關係。他的部隊是共產黨員最集中的部隊。在大革命破裂之際，張發奎同情和收容了許多共產黨員。所以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對他抱有好感，幻想拉攏和依靠他的軍事力量，回廣東重建革命根據地。但此時形勢已發生變化，張發奎已倒向了汪精衞集團。因此，張國燾的提議遭到了周恩來、惲代英、李立三、彭湃、譚平山等同志的一致反對，大家認為: 形勢已刻不容緩，共產黨應站在起義的領導地位，再不能依賴張發奎。事實上張發奎已深受汪精衞的影響，絕不會同意我們起義的計劃。因此，起義不能推遲，更不能停止。會議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據葉挺回憶: 周恩來同志聽了張國燾的話後大怒，稱共產國際代表及中央給他（指周恩來）的任務是來主持這個運動，現在給張國燾的命令又如此，他（指周恩來）不負責了，即刻回漢口。

譚平山同志更是大罵張國燾是混蛋。因為張國燾代表中央意見，不能以多數決定，當天會議討論了一天沒有結果。7 月31 日晨，再開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此時，因葉挺、賀龍未去廬山開會，張發奎來電説8 月1 日要到南昌來。據聞，同來的還有汪精衞和孫科。在這種情況下，張國燾不得不同意舉行起義。前敵委員會做出最後決定: 起義於1927 年8 月1 日凌晨4 點舉行。

打響第一槍

根據前敵委員會的決定，賀龍、葉挺發佈了起義的絕密作戰命令:“我軍為達到解決南昌敵軍的目的，決定於明日（8 月1 日）4 時開始向城內外所駐敵軍進攻，一舉而殲滅之！”按照作戰部署: 賀龍率第二十軍負責攻打第五方面軍總指揮部，消滅大營房駐敵，解決省政府的守衞部隊，並負責警戒昌北水陸交通要道。葉挺的第十一軍二十四師主要負責攻打天主堂、貢院、新營房等處的敵人，攻佔敵衞戍司令部，佔領敵人設在佑民寺的修械所和彈藥庫。朱德的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學員負責監視其駐地附近的敵情，協同友軍作戰。朱德還遵照前敵委員會部署，執行了另一項秘密任務:7 月31 日晚，他以請客吃飯、打麻將為名，宴請第三軍第二十三團團長盧澤明、第二十四團團長肖曰文和副團長蔣學文，將敵團長和團副牽制住，有力地配合了起義戰鬥。

江西南昌八一起義大樓，今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

1927 年7 月31 日晚9 點左右，正當起義即將打響的重要關頭，一個緊急情況改寫了起義時刻。第二十軍第一師一團三營副營長趙福生偷偷溜出部隊，潛入國民黨第五方面軍總指揮部，將起義的消息告訴了國民黨軍。幸好，這一情況被及時發現。前敵委員會得知後，立即決定將起義提前兩個小時即在凌晨2 點舉行。

事實上，南昌起義的“第一槍”在夜裏12 點多便打響了。時任起義軍第二十軍第三師師長周逸羣回憶，當晚12 點多就聽見槍聲。當年在南昌松柏巷天主堂工作的李桐森回憶：7 月31 日晚上，天氣很熱，他和同事都睡在男堂內的院場上……到半夜12 點鐘以後，忽然一個同事叫起來“外面打槍！”話未説完，接着又響了兩槍。這時大家都驚醒了，剛一坐起“噼啪噼啪”的槍聲接連響起並且越打越緊，大家連忙往屋裏搬。

整個起義經過4 個小時激戰，殲滅南昌守敵3000 餘人，繳獲機槍800 餘挺，步槍5000 餘枝，子彈70 餘萬發，取得了戰鬥勝利，佔領了南昌城。南昌起義勝利後，為了廣泛地團結國民黨左派人士，在共產國際“復興國民黨左派”思想指導下，南昌起義打出的仍然是國民黨的旗幟。8 月1 日上午，以特別委員會的名義，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各省、區、特別市和海外黨部代表聯席會議，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推舉宋慶齡、鄧演達、譚平山、張發奎、賀龍、郭沫若、惲代英7 人為主席團主席。這一新領導機構的成立是為了與寧、漢政府抗衡，繼承革命正統。8 月1 日中午，根據周恩來和聶榮臻的事先約定和安排，駐馬回嶺的第二十五師第七十三團全部、第七十五團3 個營和第七十四團偵查連約3000 人，在聶榮臻、周士第率領下起義。他們利用午睡時間，以“打野外”為名，將部隊開出駐地，於8 月2 日早順利趕到南昌集中。當天，起義部隊進行整編，仍然沿用了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番號，賀龍兼代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和第二十軍軍長，葉挺兼代前敵總指揮和第十一軍軍長，朱德為第九軍副軍長。

油畫《八一南昌起義》　黎冰鴻繪

**南昌起義高舉國民黨左派的旗幟，有利於爭取國民黨左派人士的支持。**當時著名的左派人士彭澤民、張曙時、姜濟寰等加入到起義隊伍中來。但是，在國共合作已經破裂的情況下，南昌起義宣傳繼承“國民黨正統”，打着國民黨旗幟弊大於利。此時，國民黨反動派到處鎮壓和屠殺工農，國民黨的旗幟已不具有號召力。李立三深刻指出:“國民黨在武漢反動屠殺工農以後，已成為羣眾所唾棄已臭的死屍……到瑞金以後已經在原則上決定要建立工農政權了，但是還捨不得一塊國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頭失守，才決定取消國民黨的名義和‘白色恐怖’的旗子。”

起義後，賀龍返回上海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維漢談話時也曾反思道:“南昌起義總的來説是正確的，只有兩個錯誤，一是打國民黨旗，一是沒有沒收地主的土地。”可見，起義軍使用國民黨旗不僅沒有起積極的號召作用，反而有誤導民眾之嫌。同時，國民黨也得以藉機進行反宣傳。《漢口民國日報》就曾報道:“最可笑可惡的是假借本黨委員名義組織革命委員會。除幾個少數共產黨員外，餘如孫夫人、張發奎、朱暉日等，連影子都沒有看見在南昌。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只有共產黨人才做得出來。”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起義軍的政策宣傳，容易讓羣眾產生誤解。

1927 年8 月3 日至5 日，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原定計劃，起義軍分批撤離南昌，取道臨川、宜黃、廣昌，南下廣東，以期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並佔領出海口，取得國際援助，然後重新舉行北伐。這主要是根據蘇聯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及共產國際的提議:“起義後部隊的行動方向是立即南下，佔領廣東，取得海口，以獲得國際援助，然後再舉行第二次北伐。”在這一戰略思想指導下，當時起義軍一心想南下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

起義軍南下時正值盛夏，山路崎嶇，行軍十分艱苦。由於國民黨的反動宣傳，沿途村莊村民逃離，部隊給養困難。據南昌起義總政治部宣傳處處長朱其華回憶:“物質方面困難到了極點，每天至少要走六十里路，而且完全是崎嶇的山路。”雖然南征前做了軍中動員，但由於撤退太倉促，對行軍困難估計嚴重不足，軍中的宣傳還不夠深入細緻。因此，一路許多士兵逃跑，遺棄大量的槍炮子彈。特別是在江西南昌進賢縣的時候，還出現了蔡廷鍇率領第十師脱離起義隊伍、第二十軍參謀長陳裕新投敵的情況，起義軍兵力損失近1/3。

蔡廷鍇

1927 年9 月中下旬，起義軍進佔廣東潮汕地區。因兵力對比懸殊，中國共產黨又錯誤地進行了兩次分兵，給了國民黨軍各個擊破的機會，導致起義軍主力部隊在揭陽、湯坑地區遭遇軍事失利。起義領導人不得不分散撤離，分別從汕頭、甲子港等地轉道香港、上海繼續革命。起義軍1000 餘人突圍後，在董朗、顏昌頤的率領下進入海陸豐革命根據地，與彭湃領導的農民武裝結合，成立了紅二師。駐守三河壩的第九軍、第二十五師在朱德等人的領導下，在與國民黨軍激戰後也被迫撤出戰鬥，與從潮汕撤下來的部分官兵會合，轉戰粵贛湘邊境，於1928 年4 月下旬與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會師。整個南昌起義至此畫上了句號。

南昌起義雖然成功打響了第一槍，遺憾的是因南下廣東戰略失誤，起義軍遭遇重大軍事失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深刻總結南昌起義的經驗教訓認為:“南昌起義後的主要錯誤是沒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後不應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當時如果就地進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漢被解散的軍校學生和兩湖起義尚存的一部分農民集合起來的，是可以更大地發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義後不是在當地進行土地革命，而是遠走汕頭；不是就地慢慢發展，而是單純的軍事進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蘇聯的軍火接濟。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贛三省的形勢就會不同，並且能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

秋收起義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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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在軍旗、軍徽中閃光

“八一功在第一槍。”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樹立起一面革命武裝鬥爭的旗幟，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開闢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個新時期。

陳毅曾高度評價道:“八一起義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之間的分界線，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里程碑。”彭德懷同志也曾高度評價道:“八一炮響我軍前身。”雖然彭德懷沒有講八一南昌起義是“我軍創始”，因為他認為南昌起義打的還是國民黨左派的旗號，沒有正式打出共產黨的旗號，用“前身”這個詞更準確一些。但彭德懷説十個元帥，除了徐向前、羅榮桓和他自己，有七個元帥參加了南昌起義（葉劍英雖沒有直接參加起義，但對起義做出了特殊貢獻）。粟裕、陳賡等一批具有深厚軍事素養的人，都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他們在歷史上的貢獻是不能小看的。

1933 年6 月30 日，在江西瑞金，時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代主席項英簽署命令，提議:“1927 年8 月1 日發生了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領導的南昌暴動。這一暴動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開始，是英勇的工農紅軍的來源……為紀念南昌暴動的勝利與紅軍的成立，特決定自1933 年起，每年8 月1 日為中國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隨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議批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建議。1949 年6 月15 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規定以“八一”兩字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和軍徽的主要標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8 月1 日正式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衞兵曾提出把湘贛邊秋收起義開始的9 月9 日改立為建軍節。他們認為秋收起義是以工農大眾組織起來的武裝隊伍為主的暴動，比單純由國民革命軍內部進行暴動的南昌起義更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而且秋收起義第一次打出工農革命軍的旗幟。毛澤東否定了這一提議。他講道:“‘八一’是中央決定的，‘八一’是全國第一個暴動，是打第一槍，全國出名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和軍徽

毛澤東同志對南昌起義的高度評價，既是他謙虛豁達胸襟的體現，也是對南昌起義歷史地位的肯定。從此，南昌起義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緊密相連，“八一”在軍旗、軍徽中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