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幷包”的立場_風聞

1918年11月10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寫道：

對於學説，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幷包主義…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如果單看初高中歷史課本，“思想自由，兼容幷包”八字似乎給人這麼一種感覺：“新文化運動”的根基鑄就於一方“學術庭院”之中，而這方“庭院”能夠和舊中國的進步力量達成精準共振，並在某種程度上獨立於風雨飄搖的舊中國之外。蔡元培似乎也有了“只問學術不問立場”的標籤，感覺像個遺世獨立且有助於進步一方的學者。

事實證明，歷史課本要講的內容太多，經常略過一些“細節”。從蔡元培後來的行為來看，他自始至終都有自己的立場。

1927年3月21日，張靜江自江西蔣介石行營到達杭州。當晚，蔡元培與邵元衝即往張所住的新新旅館拜訪，張靜江向他們介紹了有關蔣介石正在策劃的“反共清黨計劃”。

3月28日，蔡元培任會議主席，和國民黨右派分子吳稚暉，李石曾，古應芬在上海召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會議。吳稚暉在會上報告了他在3月6日與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談話經過，認為“共產黨員謀叛國民黨”，“應予糾察”，提議對共產黨進行彈劾。**蔡元培立即附議，並補充建議“取消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黨籍”。在蔡元培主持下，吳稚暉的反共提案獲得通過，並由吳擬具監察委員全體會議決議草案。**這次會議上把蔣介石將要進行的“清黨”活動定名為“護黨救國運動”。

4月2日，再次召開國民黨監察會議，當時參加國民黨監察會議的代表是蔡元培在內的八人，蔡元培再任主席。當時國民黨全體監察委員共有20人，卻以區區8位代表參會而稱“全體會議”。會議通過了吳稚暉草擬“請查辦共產黨呈文”。蔡元培則繼之提出了兩個報告，共羅列了共產黨“阻止入(國民)黨”、“煽惑民眾”、“擾亂後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四項內容，中共“三大”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也作“罪證”附後。

總得來説，蔡元培在“清黨”中曾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積極態度。孫常煒在“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稱蔡元培與多名國民黨右派分子“朝夕與蔣總司令中正討論清黨大計”。而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學生柳亞子在“紀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就提到蔡元培“清黨”的態度曾給他極大的震動。他説：

“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但在民國十六年上半年，卻動了一些火氣，參加了‘清黨’運動。一張用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發表的通緝名單，真是洋洋大觀，連我也大受其影響。”

柳亞子所説的“影響”其實很委婉——蔡元培在密謀“清黨”之時，將柳亞子也列入了黑名單。

**列舉上述史實，並非是為了徹底否定蔡元培，只是打破一下“只問學術不問立場”的標籤。**那麼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幷包”這個海納百川的辦學態度，是否也暗含立場呢？

似乎……是的。

蔡元培1917年擔任北大校長之時，曾在就任演講中公開宣稱有“不涉政界之決心”。然而他在1919年就批評皖系軍閥的“武斷主義”，可以説是“真香”了。近代北大參與政治的熱情，也正是蔡元培任校長期間形成的。

這時還要借一下歷史課本：“兼容幷包”思想在接納新文化、反對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如果只是按照字面意思，和稀泥一般“海納百川”，在當時的中國不可能起到這種作用。

當時中國的主流思想是什麼呢？可以抓兩個典型樣本來看：

袁世凱，清末新軍統帥，1913年6月剛登上總統寶座就親自發表“尊孔令”，鼓吹“孔學博大”。

康有為，維新變法主持者之一，1912年起在各地組織不同名目的“孔教會”。他聲稱“有孔教乃有中國，散孔教勢無中國矣”。

政治上，北洋軍閥強推尊孔復古，想通過將中國“回檔”到農業社會的方式鞏固統治。而當時的北大，和近現代大學堪稱天差地別。

北京大學開辦之初，收的都是京官，於是學生皆被稱為“老爺”，監督和教師就成了“中堂”或“大人”。根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的顧頡剛回憶，北京大學“像一個衙門”，沒什麼學術氣氛。有的教師不學無術，一心求官；有的教師本就是北洋政府官僚，擺架子的功夫比做學術強；有的教師死守傳統，不允許出現新思想。而由於學生出身都是官僚或者大地主家庭，進入北大基本就等於科舉一甲等身，大學學習反而淪為過場。

“尊孔復古”的社會氛圍，配上一個舊官僚養成所，就是當時的社會背景。若是隻靠字面上的“兼容幷包”來治學，怕是根本不可能接納新文化、反對封建文化。而蔡元培本人，恰有“教育救國”的理念。由此一來，除了改革具體的學校規章，通過“兼容幷包”引入新思想就自然而然了。

前幾天，與湯爾和、沈尹默研究文科學長人選，湯、沈二位拿出幾本《新青年》，向我推薦，説仲甫乃青年導師，擔此要職最為合適。《新青年》每期我都拜讀，仲甫先生有見識才學，是叱吒風雲的文化主將，堪當學長之職，懇請先生襄助鄙人，屈就此職吧。

這是蔡元培在陳獨秀租住的旅社與其會面時説的話。

當時，蔡元培想聘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聽了之後推辭説，辦刊物雜事纏身，無法分身。蔡元培表示，陳獨秀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校園，辦刊教學兩不誤。

哪怕只讀過歷史課本的人，也明白《新青年》不是一本純粹的“學術刊物”。例如陳獨秀在上面發表的駁康有為文章，就是妥妥的政治評論：

共和建設之初，所以艱難不易現實，往往復反專制或帝制之理由，乃因社會之惰力，阻礙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反動所至，往往視改革以前黑暗尤甚，此亦自然之勢也。然此反動時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滅，勝利之冠，終加諸改革者之頭上。

但蔡元培自己對“兼容幷包”卻有這麼一段解釋：

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者，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

籌安會（支持帝制復辟和君主立憲的政治團體）之發起人，請議所指為罪人也。本校教員中有其人，以其所授為古代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

陳獨秀可以一邊教書一邊辦《新青年》宣傳政治主張，上述舊學學者卻是“與政治無涉，則聽之”。這一鬆一緊，似可説明蔡元培的態度。

1918年11月，11月28日、30日，北洋政府舉行歐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慶典和提燈大會。北洋政府教育部要求派20名學生參與28日的慶典，且所有學生都要參加30日的大會。當時的北京大學迅速跟進：若學生不參加30日的提燈大會，按逃課論處。至於“五四運動”中不阻攔學生參加遊行和營救被捕學生的事，基本是國人耳熟能詳的了。

綜上所述，蔡元培“兼容幷包”的做法，客觀上在尊孔復古的大環境下強行稀釋了舊思想。原本在社會上處於弱勢地位的新思想，在北京大學中和舊思想五五開。自此，蔡元培“教育救國”的理念也就得以實施——通過人為調整輿論環境，大量新思想能夠在校園中影響學生，進而推動了波瀾壯闊的中國近代革命運動。

​“兼容幷包”看似中立，實則為不佔優勢的新思想拓展了輿論陣地。刨去具體的歷史來看，“兼容幷包”等看似中立的説法，本質上是一種工具，能夠在優勢輿論和思想面前為弱勢輿論和思想爭取發聲機會。

因此，當“兼容幷包”之類的中立説法再次出現時，最好觀察一下哪種輿論是弱勢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