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科學思維的比較研究——對“李約瑟問題”的一種文化解釋_風聞

文：呂陳君

　　 對中國古代科學的理解，現在似乎有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一種狹義的觀點認為（主要是一些科學家）：中國古代沒有科學，其思維模式對現代科學研究不會產生影響；另一種較為廣義的觀點則認為（主要是一些科學史家）：中國古代有科學，只是同古希臘傳統的西方科學存在着程度及性質上的差異，其思維模式對現代科學研究會產生某些積極影響。

　　 對中西方科學思維的比較，自“李約瑟問題”提出以來，就一直是學術界的一大爭論熱點。但絕大多數的討論都是泛泛的哲學論辯，沒有從科學思維本身去作具體分析。所謂科學思維，就是指邏輯思維、數學思維與物理思維（自然觀）這三個基本面。所以，我們需要從這三個層面來對中西方科學思維方式作出具體分析。

　　 一、中西方傳統邏輯思維的差異

　　 所謂邏輯思維，就是指我們的思維方式必須符合邏輯學的三個基本原則：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尤其是不能違反矛盾律。世界上的事物和事件，因為時間與空間上的變動性或不確定性的，常常是充滿矛盾的，但我們在形成理論時，就必須先要在概念上做出明確區分，這些概念就絕不能自相矛盾。這是科學研究的第一步。

　　 所以，嚴格來説，在任何邏輯系統中絕不允許任何違反矛盾律的命題存在，當出現矛盾命題時原則上均可增加新的狀態算子來予以消除。這是一切科學演繹系統賴以建立的邏輯基礎。現在許多人都在討論辯證邏輯，認為矛盾律可以不成立，這種觀點無疑是錯誤的，任何矛盾律不成立的“邏輯”都不是真正的邏輯推理，它可能就是別的什麼思維方式了。

　　 在現實世界中，矛盾律毫無疑問是不成立的，矛盾處處存在，但在把各種雜亂無章的經驗現象概括成演繹理論時，就必須消除掉其矛盾性。現代數理邏輯已經證明：如果低階系統還不能完全消除矛盾，則可構造高階系統來消除。現象與思想都存在矛盾，但邏輯的任務就是努力消除這些矛盾，從而構建起一幅清晰的世界圖象。任何邏輯系統最關鍵的地方就是看它如何處理矛盾。西方形式邏輯就具有這種特徵，邏輯學與數學每次重大的發展，差不多都是由設法解決系統內的矛盾（悖論）來推動的。

　　 那麼，我們提問：中國邏輯思維具有這種不斷消除矛盾的特徵嗎？對於這樣一個邏輯問題，是無法用日常語言説明白的，只能通過構造某種形式語言來講清楚。

　　 我們來分析一個具體的邏輯命題。譬如，有一杯處於飽和狀態的糖水，並假設在特定的温度與壓力下，其糖、水的含量完全相等，我們就問：這“糖水”，究竟是糖還是水？注意，這裏我問的不是一個物理知識的問題，而是一個純粹的邏輯問題。如按中國的邏輯思維，幾乎所有人都會回答：這“糖水”既是糖也是水，因為它既含有糖也含有水。但如按照形式邏輯的推斷，答案卻截然相反：這“糖水”既不是糖也不是水。推論如下：如果假設這“糖水”是水的話，那它必然也是糖，反之亦然，因為糖、水在邏輯上並無任何差別；但這樣就明顯導致了一個矛盾，即有些糖是水，而有些水又是糖，所以“糖水”既不是糖也不是水。這個命題其實就是“白馬非馬”的翻版，不過比它形式上更精緻。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這是因為，在西方邏輯思維中，“糖水”在邏輯上是個不可分割的概念，它是完全創造出來的一個新概念，就相當於構造出一個高階謂詞，即把二元謂詞Q（糖，水）擴充為一個高階謂詞Q′（糖水），從而消除掉系統內的矛盾，即矛盾必須在更高的一個邏輯層次上才能消除。這種邏輯思維可稱之為“遞歸邏輯”。而在中國邏輯思維中，“糖水”是糖與水的混合物，在邏輯上可分離開來，它既是糖又是水，“糖水”不是一個新創造出來的概念，系統內並沒有增加任何新的知識，因此就不能消除掉系統內的矛盾。這種邏輯思維可稱之為“循環邏輯”。中國邏輯思維很容易陷入循環論證的陷阱，缺乏那種提出新概念或新假説來解決矛盾的內生能力，這是中國不能產生近代科學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為中西邏輯思維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所以中國人就沒有形成演繹思維的傳統，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條思想之路。一個非常有説服力的例子就是，中國算家在解高次方程方面要領先歐洲五百年，但他們從來沒有想出過“虛數”的概念，更不用説更抽象的四元數了，因此中國古代的計算代數無法演進成抽象代數；而歐洲人在解高次方程時自然地引進了“虛數”的概念，並繼而發現了四元數，抽象代數由此開端。不同的邏輯思維對中西科學思維的演進方向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邏輯思維是科學思維的基石。

提出“虛數”概念的勒內·笛卡爾

　　 那麼，中國人是如何進行推理的？中國傳統邏輯思維的推理方式是“類推”，即：如果確定兩個事物p和q之間具有某種“可達”關係R，且確定p具有性質Q，則q也具有性質Q。推理格式如下：

　　 pRq∧Q(p)→Q(q)

　　 對中國人來説，世界的本原不是實體，而是關係，但確定兩個事物之間具有某種關係，他們是通過經驗來認識的，因此並不精確，但上述推理格式本身是正確的，它其實是邏輯語義學的一個定理，因此中國邏輯推理模式是符合邏輯規律的，不能説中國人的思維沒有邏輯。我們把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稱為“主謂三段論”，而把上述三段論稱為“範疇三段論”。中國邏輯推理雖然沒有固定的主謂結構，而只是範疇關係的置換，但它也具有機械化、程序化的特徵。像陰陽、五行、八卦以及算籌、算盤這些傳統推理模式，其實都是一種程序算法，並依賴於其系統內在的範疇關係。梁宗巨等人就認為：“考察籌式，不難發現，這裏，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數學意義，這一點與《周易》的卦象不同位置表示不同意義，以及漢字構型中位置識別意義是相通的”，並且“‘術’是在人們對算籌，尤其是運籌動作的直覺把握的基礎上得出來的：採用某種方法運籌，就可得出某種結果，以對運籌動作直覺把握的某種信念來保證其正確性。” [1]李繼閔先生也指出，中國古代“天算家使用通其率術，首先需要考察漸進分數列e1∕c2，e2∕c2,…，en∕cn的增減性狀與誤差程度；而用課分術求相鄰二漸進分數的‘相多’，就自然會引導出‘求一術’的發現。……如果説古希臘數學理論的邏輯特徵是演繹法，那麼中算家的算法理論則以歸納法為其擅長。因而，古代的天算家從反覆千百次這樣的‘課分’之中發現這一規律從而創造了‘求一術’，便不是什麼神奇的事了。” [2]因此，中國古代數學只是一種求近似值的程序算法，它對現代數學的價值不能高估。

　　 我再打個形象的比喻來説明中西方傳統邏輯思維的差異性，大家可能一下子就搞明白了。西方邏輯思維模式類似於“化合物”，譬如氯和鈉發生化學反應生成氯化鈉，它既不是氯也不是鈉，而是形成一種新的物質（即概念）；但中國邏輯思維模式類似於“混合物”，譬如糖和水發生物理反應生成糖水，它既是糖也是水，並未形成一種新的物質（即概念）。所以，中國邏輯思維模式很難形成新概念，易陷入循環論證，缺乏那種內生的概念思維創造性，這是中國古代科學（或科技）最終落後於西方近代科學的根本原因。

　　 二、中西方傳統數學思維的差異

　　 談到中國古代數學，吳文俊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古算“創造與發展了從計數、分數、小數、正負數以及無限逼近任一實數的方法，實質上，達到了整個實數系統的完成”，“早在公元263年時，劉徽即已通過十進制小數以及極限過程完成了現代意義下的實數系統”。 [3]但此觀點卻招致了相當多的置疑。在一篇精彩的反駁論文中，蒙虎詳細比較了中西數系不同的發展歷程，指出中國古算的無窮小數並未進一步區分無窮循環小數與無窮不循環小數，雖然劉徽已經模糊地意識到了無窮小數的極限存在（“以面命之”），但並沒有明確規定“面”的具體運算法則，而“這是中國古算中的小數數系能否成為一個實數系的關鍵所在”，因此中國古算只完成了有理數系，並未完成實數系。 [4]中國古算雖然形成了無窮級數與無窮小數的概念，這是由引入十進制計數法而自然形成的，但無窮級數、無窮小數還不是無理數，只有當它（即一個有理數無窮序列）趨於某個極限時才表示一個無理數。所以，我們要考察的重點是：中國古算有沒有形成精確的極限概念。這是比較中西數學思維差異的核心內容。

　　 我們假設有如下一個無窮級數或無窮小數的各項函項序列：

　　 a1，a2，…，ai，……

　　 這個無窮序列的極限就記作Ia。劉徽在求微數時就注意到，“若開之不盡者，為不可開，當以面命之”，這個“面”就是一個模糊的極限概念，但在實際計算過程中，他對“面”並未進行任何處理，而是“不以面命之，加定法如前，求其微數。微數無名者以為分子，其一退以十為母，其二退以百為母。退之彌下，其分彌細，則朱冪雖有所棄之數，不足言之。”（《九章算術注·少廣》）也就是説，在具體計算中，中國古算只計算到某個函項ai就停止了，它是一個近似值，而對極限值Ia未作任何探討，所以就沒有進一步推導出計算Ia值的一般公式。所以，中算家並未形成精確的極限概念，即從未發現處理極限值的具體方法。中算家雖然認識到求微過程可以無限進行下去，但卻沒有興趣去探求這個極限值到底是什麼。正如特古斯指出的那樣：“中算家的無窮小方法表示了一種樸素的極限觀念，即把序列的極限等同於它的末項，這種樸素的觀念在直覺支配下不可能達到精確的概念。精確的極限概念是指具有某種屬性的數，它和序列能否取到該數毫不相干。這種精確的概念只能邏輯地定義出來，但中算家的可接受性準則是直觀上的合理性，而不是邏輯上的相容性。” [5]

　　 但西方數學的興趣恰好相反，他們的目的是追求一個精確算法，即在邏輯上嚴格推導出計算極限值的一般公式。古希臘歐多克索斯的比例理論把無理數（即不可公度量）表示為兩個幾何量的比，並建立起了量的運算法則，從而得到了有關無理量運算的一般法則。到近代，笛卡爾發明了座標幾何，在“數”和“量”之間建立起了一一對應關係，即可通過計算連續幾何量的變化來求解代數方程。在數學上，像連續與極限的精確概念，只能從幾何直觀中獲得，而這正是西方數學傳統的擅長。微積分就是在座標幾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把求極限值Ia轉換為求解一個微分或積分函數，即

　　 Ia＝f（a，△a）

　　 其中△a表示相鄰兩個函項ai，ai－1的比值或差值，當i趨向無窮時，△a就趨向於零，此時該函數就導出了一個精確的表達公式。建立微積分以後，就須為△a這個趨向無窮小的“數”給出嚴格定義，直到魏爾斯特拉斯把實數定義為一有界單調增或減的有理數序列後，西方完備的實數系才算建立起來。整個西方數學的發展可以看作是從自然數系出發逐漸構造出實數系的一個邏輯化過程，它經歷瞭如下幾個步驟：

　　  自然數→整數→分數（有理數）→代數無理數→超越無理數→實數→非標準實數→……

　　 西方數學在建立每一個數系的步驟上，都同時建立起了該數系的演繹化的運算法則，追求邏輯的嚴密性是其最根本的特徵。顯然，中國古代數系的形成沒有經歷過如此複雜的邏輯化過程，它雖然形成了無窮小數的概念，但卻從來沒有產生過如此豐富的數學涵義。

　　 所以，中西數學思維差異的根源還在邏輯思維的差異上。中國循環邏輯模式很難讓中算家想到去創造出一個新的“數類”來探求無窮求微下去的極限值是什麼，而西方遞歸邏輯模式則能不斷創造出新的“數類”來求極限值的精確解。到康託建立超窮數理論時，他就直接假定，任一無窮超窮數序列a1，a2，…，ai，……之後必然存在一個極限數Ia，它就是一個新的“數類”。中算家則無法想象出這麼抽象的“數類”來。許多數學命題q在其系統Q內無法直接證明，而是需要通過構造一個等價性系統Q′，將證明命題Q（q）轉換成證明等價命題Q′（q），譬如費馬大定理的證明就是如此。這種證明思想，恐怕也是中算家根本無法想出來的。中國古算在求近似值方面雖遠超西方古典數學，但微積分的發明使得西方數學突然全面超越了中國古算的智力水平，這是中國不能產生近代科學的一個關鍵因素。

　　 對於中國古代數學，吳文俊先生還有一個更著名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古算是機械化的，其核心是解方程，而西方數學是公理化的，其核心是證定理，這是兩種不同的數學傳統，各具特色，並無高下，他還提出了一種方法，不用公理化而直接用機器（算法程序）來證明幾何定理，這就等於中西數學殊途同歸。現在這種理論觀點影響很大。對吳先生的數學機械化思想，我還沒有能力來評論，但我想強調説明的是：中國古算是符合現代邏輯規律的，因此它具有機械化、程序化的特徵是不難理解的，公理化演繹不也是機械化和程序化的嗎？從某種意義來看，機械化數學可以看作是公理化數學的一種特殊形式，或其一個封閉的真子集合。

　　 三、中西方傳統物理思維（自然觀）的差異

　　 古希臘科學傳統是沿着三個不同的方向發展起來。其一，是從巴門尼德到柏拉圖再到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傳統，形式邏輯起源於對“存在”的追問，正如劉利民教授正確指出的那樣：“巴門尼德提出了‘it is’的問題，即知識就是對於什麼是真的‘Being’的追問；柏拉圖提出了什麼是實在的‘Being’；亞里士多德則最終提出瞭如何才能保證‘Being’之為真的問題，即用邏輯分析來避免思想矛盾的問題。” [6]其二，是從畢達哥拉斯到亞里士多德、歐多克索斯再到歐幾里得、阿基米德的數學傳統，它融合了形式邏輯而最終構建起了幾何學公理化體系。其三，就是從德謨克利特到伊璧鳩魯再到盧克萊修的自然哲學傳統，其源頭還可追溯到古希臘哲學開端的泰勒斯。

　　 古希臘人把世界的本原看成是不可分割的微粒或原子，這種觀念對近代化學科學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麗貝卡·魯普在她那部著名的講述化學史的書中特別指出：“物質是由無法分割的細小微粒組成的，這一觀念是古代希臘文化特有的一個思想，而且這個理念也來自米利都城。” [7]玻意耳、拉瓦錫、道爾頓三人只不過把古希臘的水、氣、火、土四種元素擴至為一個豐富的元素譜系。現代粒子物理學則把原子的概念推至一系列更細小的基本粒子。總之，世界的本原是不可分割的微小實體的這種觀念，在西方科學傳統中是根深蒂固的，僅有幾次例外情況發生，譬如電子衍射實驗，但很快就提出了電子波是幾率波的解釋，又回到原子觀念上來了，甚至光子現在也被解釋成正負電子對的耦合。世界由不連續的、不可分割的微小實體構成，這是西方物理思維的原型。

　　 但在古代中國人的觀念裏，世界的本原不是實體，而是非實體，稱之為“氣”。對這一概念，戴念祖先生的描述是最為精當的：“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世界充滿了稱之為‘氣’的物質，宇宙天體、萬物和人本身都是有這種‘氣’構成的；氣有陰陽兩性，它是連續的與不連續的統一的物質形態；在氣組成的物質世界裏，既沒有空虛或絕對的真空，也不存在超距作用；氣的凝結聚合成為肉眼可見的有形物體，物體的消散離析就復歸為肉眼不可見的無形的氣；由氣組成的整個物理世界總是處在流動、運動和變化之中，而波動是其主要的運動形式，各種相互作用都以波的形式傳遞”，並且他認為“古代中國人的物理世界卻更接近現代物理學的觀點。” [8]李約瑟也有類似的看法。 [9]世界的本原是連續流轉的無形虛體，這是中國人的自然觀的基本特徵。像金、木、水、火、土這五行，皆非實體，而是指相互轉化的五類關係，陰陽也非實體，而是指相互轉化的對立關係，中國物理思維缺乏像元素、原子、粒子等這種實體觀念。所以，中國古代煉丹士不會產生從物質中分離出基本元素的這種想法，“在古人那裏，不僅不能區別物理變化和化學變化，也不能區分混合物和化合物。在他們看來，冶煉，就是把石頭變成了金屬。比如很晚以後的沈括，還認為膽銅法是水變成了金屬。並用《內經》中土氣在天為濕，土能生金，濕亦能生金的五行生剋觀念來解釋這種變化。” [10]缺乏實體觀念，這是中國不能產生近代科學的另一個關鍵因素。

　　 因此，西方物理思維的原型是不連續實體，可稱為元素、原子、基本粒子等，而中國物理思維的原型是連續虛體，可稱為氣、場、虛空、真空等。但古希臘人對虛空這種概念是感到很困惑的，他們經常陷入一種邏輯上的兩難困境：一方面，他們認為虛空是不存在的，因為那裏面沒有任何東西，另一方面，如果虛空不存在，那實體怎會存在於一種不存在的東西當中呢？顯然，他們認為實體是存在於虛空中的，那虛空也應該是存在的，但這種存在者裏面怎麼又不存在任何東西呢？“自然害怕虛空”的説法由此而來。在現代物理學中，物質的本原究竟是不連續的粒子，還是連續的場，仍然沒有得到最終的解決，但還是傾向於前者。 [11]

　　 四、對“李約瑟問題”的文化解釋

　　 説到中西方傳統科學思維的差異，不能不提到“李約瑟難題”。陳方正先生的大著《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認為中國古代科學和古希臘科學傳統走的根本就不是一個方向，只有沿着西方這條路向才能產生現代科學。這種解釋原則上是對的。但陳先生有兩個核心問題沒有講清楚：一是他沒有把中國古代科學的特徵講透，二是他沒有把17世紀西方近代科學形成這段關鍵的歷史講透。

　　 巴什拉的名著《科學精神的形成》引用了大量17、18世紀的原始文獻，詳細描述了前科學的精神狀態，它充滿了泛靈論的色彩，“前科學的思想與象徵性思想強烈摻和在一起。對於前者來説，象徵是思想與實驗的積極綜合”。 [12]也就是説，在前科學階段，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可能並不是截然不同或完全對峙的，仍有許多類似相同之處。另外，根據庫恩的説法，西方科學的實驗傳統和數學傳統在18世紀末葉還是相互分離的，直至19世紀以後這兩個傳統才逐漸融合起來：“到了19世紀，這兩組科學，古典的和培根的，都還是分離的。粗略地説，古典科學被列為‘數學’類，而培根科學則一般被看作‘實驗哲學’，在法國則被稱為‘實驗物理’。”[13]所以，不能籠統地講中西方傳統科學思維方式不同，而是要加以具體、詳細和專門化的分析，才有可能最終把“李約瑟難題”解釋清楚。

　　 科學精神的核心就是要把我們對世界的經驗認識轉變為一種邏輯-數學結構，由此來分析近代科學形成的輪廓就比較清晰了，其中有三個歷史事件是關鍵性的：一是伽利略、開普勒和牛頓等人數學物理學觀念體系的創建，二是微積分的發明，三是近代原子-分子化學理論體系的創立，這三者徹底改變了古代科學的面貌，並一直延續至今。最重要的，牛頓把地上和天上的物體運動統一到一個數學理論中，這是科學史上最偉大的成就。而在此之前，各個民族古代的實驗科學傳統都是相似的，數學計算方法及其效果也差別並不太大，但古代科學的實驗傳統和數學傳統的融合，只有17世紀的西方做到了——尤其是比較中世紀阿拉伯和西歐的科學發展歷程便知，且微積分的發明使得近代數學的精確計算成為可能，結果一下子就把亞洲民族的數學遠遠拋在了後面，這可能是最為關鍵的一個事件。西方近代科學形成的這段歷史，還需深入地詳加研究才行。

發明微積分的萊布尼茨和牛頓

　　 中國古代科學為什麼沒有演進為近代科學，答案也就比較清楚了：數學沒有同實驗科學融合起來，再者，中國古算自宋元后就衰落了。我認為，正是由於中西方存在上述三個科學思維方式上的差異性，所以才最終導致了近代科學無法在中國產生，因為中國古代思想家根本不會像西方科學家那樣去思維。其中，最關鍵的又在於邏輯思維的差異性上，就像“糖水非糖非水”這種邏輯推理模式，“糖水”就是一個創造出來的非糖非水的新概念，它與初始概念糖、水無關。而中國人的思維不具有這種創造新概念的演繹模式，更擅長的是在原有經驗概念體系上作循環論證。舉例來説，中國古算在解二次方程和求無窮級數近似值方面遠超西方几百年，但它就是沒有形成虛數和極限這樣抽象的數學概念，所以近似值算得再精確，它也無法推導出抽象代數和微積分的方法。

　　 一般説，科學認知包括了經驗認知、邏輯認知和數學認知這三個遞進階段，邏輯認知確定理論的基本概念，是從經驗認知飛躍到數學認知的中介環節，但也有可能跳過這個環節，譬如量子力學，就是直接建立了一個成功的數學理論，但其物理解釋卻始終模糊不清。中西方傳統科學思維最大的差異是在邏輯思維上，前者是經驗性、循環性的，後者是抽象性、演繹性的。

　　 科學為什麼具有創造性，即能發現人們經驗思維所不能發現的隱蔽自然現象？這完全在於科學預設“空盒子”的能力。科學就是設計能裝東西的“籠子”，但它不是任意的，而是必須遵照某些基本結構原則，譬如對稱性、遞歸性等等，新概念往往是這樣創造出來的：假設我們做了某個“盒子”剛剛把一個觀察到的現象裝進去，那麼根據對稱性，就必然存在一個尚未觀察到的相反現象裝在另一個對應的“空盒子”裏，這就是所謂的科學發現。元素週期律和基本粒子譜系差不多都是由遞歸原則和對稱原則發現的。如果我們把觀察到的現象稱為經驗概念，而把未觀察的現象稱為抽象概念，那麼顯然科學設計出來的“空盒子”都是一些抽象概念。中國人恰恰缺乏這種抽象、創造性思維的能力，我們骨子裏其實並不相信這些抽象的概念存在，也就缺乏創造新概念的思維能力。

　　 參考資料：

　　 [1]梁宗巨、王青建、孫宏安：《世界數學通史（下冊）》，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229、231頁。

　　 [2]李繼閔：《算法的源流——東方古典數學的特徵》，科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365-366頁。

　　 [3]吳文俊：“中國古算與實數系統”，載於《科學》2003年第2期。

　　 [4]蒙虎：“實數系統的歷史反思——兼評‘中國古算與實數系統’”，載於《自然辯證法通訊》2007年第6期。

　　 [5]特古斯：“中國古代數學的幾個基本觀念”，載於《多元文化中的科學史——第十屆國際東亞科學史會議論文集》，上海交通大學2005年7月版，第67頁。

　　 [6]劉利民：《在語言中盤旋——先秦名家“詭辯”命題的純語言思辨理性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96頁。

　　 [7]麗貝卡·魯普：《水氣火土：元素髮現史話》，商務印書館2008年1月版，第22頁。

　　 [8]戴念祖：“古代中國人的物理世界”，載於《細推物理：戴念祖科學史文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310、311頁。

　　 [9]譬如他説：“他們的宇宙是個連續性的媒體或模式，其中發生物質相互作用不是靠原子碰撞，而是靠輻射感應。它是波的世界，不是微粒的世界。因此，近代‘經典’物理學一大半要歸因於中國人，還有斯多葛派。”載於《李約瑟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9頁。

　　 [10]李申：《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466頁。

　　 [11]曹天予在其名著《20世紀場論的概念發展》中是這樣總結的：當前許多物理學家“對作為物理學基礎的量子場論都已失去了信心，並認為更深層理論或終極理論並不是場論而是弦論，雖然後者在現階段還不能視為正當的物理學理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445頁。

　　 [12]加斯東·巴什拉：《科學精神的形成》，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頁。

　　 [13]托馬斯·S·庫恩，“物理科學發展中數學傳統和實驗傳統的對立”，載於庫恩《必要的張力：科學的傳統和變革論文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