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保衞香港_風聞
馒头说-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2019-08-05 11:43
今天是2019年8月5日
有時候,戰爭未必見得到硝煙
21年前的香江之畔,我們的“東方之珠”
就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一場戰爭
這場戰爭的慘烈程度
被不少人稱為“世紀之戰”
也被人稱為“香港保衞戰”
【今日由頭】
1998年8月5日
索羅斯大舉進攻港元
1
1998年8月5日,星期三。
對於當時很多香港人而言,這是平淡無奇的一天——一個普通的工作日,也不是任何紀念日,該上班上班,該吃飯吃飯。
但對於香港金管局而言,卻是嚴陣以待的一天。
“金管局”是簡稱,全稱是“香港金融管理局”(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縮寫是 HKMA),1993年成立。當時“金管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轄下的獨立部門,負責香港的金融政策及銀行、貨幣管理,擔當類似中央銀行的角色,直接向財政司司長負責。
就在這一天,金管局接到了通報:
國際炒家集團開始大規模拋售港元,金額超過了200億。
作為回應,金管局將這200多億拋售的港元照單全收。
這一天,美元與港元的匯率穩定在1:7.75,紋絲不動。
而這一天的這場“拋收之戰”,也發出了一個明顯的信號:
國際炒家集團開始對香港發動“總攻”了。
由此,慘烈的“1998年香港金融保衞戰”,也算是拉開戰幕。
2
關於這場被後人稱為“世紀之戰”的戰爭,要先從1997年的7月2日説起。
在這一天,泰國政府忽然宣佈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苦苦支撐了4個多月的“泰銖保衞戰”宣告失敗。
泰國政府這個聲明一出台,當天泰銖對美元的匯率就狂瀉17%,整個泰國的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陷入一片混亂。

泰銖
當時很多周邊亞洲國家、地區和相關機構可能都還沒意識到,泰國這隻“蝴蝶”扇動的翅膀,將引起一場席捲全亞洲的金融大風暴:
1997年8月,馬來西亞宣佈針對本國貨幣的“林吉特保衞戰”失敗,步泰國後塵,整個國內金融市場崩盤。在此之前,菲律賓比索已經一瀉千里;
9月,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開始受到衝擊,印度尼西亞的盧比在8月宣佈自由浮動匯率後,開始加速崩塌;
10月,台灣在尚有83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情況下,忽然宣佈棄守“新台幣”匯率,“新台幣”一天之內貶值3.46%;
11月,韓國的韓元對美元匯率在17日跌倒歷史低點1008:1,以至於韓國政府只能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
12月,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破產數量繼續持續上升……
這場始於泰國的金融崩盤,終於蔓延到了東南亞,最終席捲了全亞洲,以至於有了一個讓後人觸目驚心的正式稱謂:“亞洲金融危機”。
而在這場危機的背後,始終站着一個拿着指揮棒的人。
這個人的名字,叫喬治·索羅斯。

喬治·索羅斯,1930年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17歲隨全家移民英國,1953年開始涉足金融業。
在國際金融界,提起“索羅斯”和他麾下的“量子基金”,可謂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1992年,索羅斯的“量子基金”豪賭英鎊下跌,直接擊垮英格蘭銀行,震動業界。索羅斯僅憑這一戰,獲利10億美元以上;1994年,索羅斯再度出手,阻擊墨西哥比索,造成墨西哥金融市場崩潰,整個國家金融體系倒退數年。
對於各國政府而言,“索羅斯”的名字是讓人聞之色變的,因為他的手段快速殘暴,冷酷無情:
索羅斯通過抵押等各種方式借貸該國貨幣,再兑換成美元,隨後通過個各種方式不斷拋售該國貨幣造成該國民眾恐慌導致該貨幣一路貶值,最終逼迫政府宣佈浮動匯率,使該國貨幣一瀉千里。最後,索羅斯再用美元兑換回已經非常廉價的該國貨幣,使自己賺到了驚人的差價,實現一本萬利。
在世界各地的股指期貨交易所裏流傳着一個段子:
如果傳來消息説日本的央行要干預市場,所有交易員都只會哈哈大笑,但一旦有消息説“Soros in!(索羅斯入場了)”所有的交易員都會立刻跳起來。
對於自己的做法,索羅斯有自己的理論:
“在金融市場,不存在道德的問題,只有對錯。金融市場不屬於道德範疇,因為在這裏道德根本不存在。”
也正是基於此,1997年,索羅斯率領國際炒家集團瞄上了經濟發展迅猛但金融體系陳舊且不完善的亞洲各國,從泰國到馬來西亞,從印尼到韓國,索羅斯所到之處,血雨腥風,而他自己賺得盆滿缽滿。
但是,索羅斯並沒有滿足,因為他還有最後一塊“大肥肉”沒有吞下。
那就是當時的亞洲金融中心,香港。

3
1997年前後的香港,平靜,繁榮。
泰銖崩潰的前一天,正是香港正式迴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日子。整個迴歸過程平穩有序,讓各界對香港增添了信心,也為香港經濟又助推了一把——1997年8月14日,香港恒指衝高到了16497點。
據當時駐香港的《經濟參考報》記者葉元奇回憶:
“香港股票交易所有個有趣的規定:恒生指數每上漲一千點,大家就要在交易大廳裏開一瓶香檳以示慶祝。在‘九七回歸’前短短七八個月裏,我就趕上了三回開香檳的場面。”
在那段時間,香港樓市也開始加速飛漲,香港股票交易所裏排隊買新股的香港市民隊伍一眼望不到頭,整個經濟形勢似乎一片大好。
但是,在繁榮的背後,香港的一些遺留的經濟問題並沒有解決,受整個亞洲金融風暴的大環境影響,這些問題正在漸漸暴露出來。
而這也正是索羅斯看中的地方。
如同一條亞馬遜雨林中的巨大鱷魚,索羅斯的“量子基金”攜大量國際遊資,已經悄無聲息地潛入到了香港市場。

據稱,當時索羅斯手裏募集的準備進攻香港的國際遊資,超過了1000億美元。
事實上,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在1997年10月就開始打響了。
10月21日,香港金管局接到駐美國辦事處來電,稱有大約1000億的港元在紐約外匯期貨市場被炒家拋售。
金管局立刻做出反應,總裁任志剛下令全盤買入炒家拋售的港幣,同時收緊向香港各銀行發放的貸款,提高整個市場的利率,進而增加炒家的借到港幣的成本。面對高昂的拆借成本,國際炒家知難而退。
1998年1月,國際炒家發動第二波對港元的攻勢,任志剛用同樣的方式加以化解。
由此,任志剛獲得了一個稱號:任一招。

任志剛
但是,“任一招”並非是沒有副作用的——作為金融市場的規律之一,就是銀行一旦提高利息,勢必會影響到進入股市的資金。
市場確實很快給出了答案,就在1997年10月23日,香港股市拋盤如潮,當天恒指大跌1211點,跌幅達到10.4%。
而這正是索羅斯這次的真正計劃: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攻擊港元逼迫香港政府提高利率,趁此沽空香港的股市獲利。
1997年10月28日,恒生指數暴跌1438.31點,日跌幅深達13.7%,報收9059.89點。
也就是在這個點位,索羅斯麾下的國際炒家集團開始大規模建倉看跌恒生指數的期貨合約,積攢起大量“淡倉”——做空港股的倉位。

“指數期貨”,是以指數作為基礎資產的期貨合約。投資者可以買未來某個時候恒生指數是漲還是跌。只要買對方向,都可以賺錢,反之則賠錢。
“淡倉”是港股指數期貨的專業術語,與之相對應的是看好後市的“好倉”。
按照香港結算中心規定,恒生指數每跌一個點,持有淡倉的投資者就將從每張合約中獲得50港元的收益。
到了1998年8月,香港股市還未平倉的“淡倉”,突破了歷史的最高紀錄——索羅斯的國際炒家集團,已經準備好了不計其數的“空麻袋”,準備從香港股市“背米”了。
正如本文開頭所寫,1998年8月5日,潛伏多時的巨鱷終於露出了尖利的牙齒。
索羅斯正式打響了第一槍:大舉攻擊港元。
4
這場保衞戰,一開始就打得艱苦異常。
自8月5日大舉拋售200億港元之後,國際炒家集團又在8月6日再度拋售了200億港元,香港金管局同樣照單全收,而且將收到的港元存入了香港銀行體系———金管局已經考慮到了股市因素,所以希望藉此穩定銀行同業拆借利息提高,避免波及股市。
但是,索羅斯畢竟是沙場老將,他上來玩的就是“立體攻擊”,在金融戰場內外同時發動多維攻擊。
在香港和內地,一種聲音忽然在坊間流傳起來: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中國政府也頂不住了,人民幣即將大幅度貶值。
一時之間,人心惶惶,上海、廣州等地的人民幣黑市交易一度跌到1美元能兑換9.5元人民幣的水平。此外,關於香港“聯繫匯率”將脱鈎的傳言也開始流傳開來,有一家海外基金甚至開出了脱鈎的具體日期:1998年8月12日。

“聯繫匯率”,是通過將貨幣匯率固定於與另一個國家相同的匯率而穩定貨幣(Pegged exchange rate)。
以香港為例,香港有三家發鈔銀行:滙豐銀行、渣打銀行、中國銀行。它們每發行7.8港幣必須向香港的金融管理局交納1美元,以此來保證港幣背後有美元作為支撐,維持匯率穩定。
在諸多傳言的包圍下,再加上香港經濟本身就有下調勢頭,恒生指數開始一路狂跌:
8月6日,恒生指數一開市就下跌近100點,隨後一路走低,最終以全日最低位7254點收市,下挫212點,跌幅近3%;
8月7日,因已公佈中期業績的一些藍籌股業績不佳,恒生指數在前一日的基礎上再度下跌212點,跌幅再度達到3%。
在之後的7天裏,儘管金管局在“港元匯率”這塊戰場上堅守住了陣地,但在“香港股市”這塊索羅斯想主要突破的陣地上卻節節敗退,一切都按照國際炒家集團的預想發展着:
8月10日,恒指跌破7000點心理大關,一時間再度引發大量拋盤;
8月11日,恒生指數下探突破6800點;
8月13日,恒生指數跌破6500點。
此時,傳言又起:恒生指數肯定會跌破6000點。更有傳言稱:跌破4000點指日可待。
如果真是如此,整個香港經濟將面臨致命一擊,全香港人的信心將被摧垮。

早在1997年10月28日,索羅斯的國際炒家集團就已經開始試探性進攻香港股市。當天恒生指數暴跌1438.31點,日跌幅達13.7%,報收9059.89點。
在這樣的一個關鍵時刻,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經過艱難的抉擇,向特別行政長官董建華申請:
調用外匯儲備,政府入市干預。
董建華隨即批覆:同意。
曾有一種説法,説信奉“自由市場”的曾蔭權在得到批准後,淚流滿面。但不管是否有流淚,曾蔭權自己在之後的表態是:
“我希望你明白,若政府再不採取行動,股市就會因為被人操控而跌至不合理的水平、利息會持續高企、聯繫匯率不斷受壓,而經濟復甦更只會遙遙無期。”
而此時曾蔭權面臨的最大壓力並不在於“政府是否應該干預市場”的糾葛,而是在於:這是拿全香港人的財富去和國際炒家們進行一場生死大戰,一旦失利,他將無顏面對江東父老。
截至1997年12月底,香港的外匯儲備是928億美元,居世界第三。但即便如此,面對可以調動千億美元以上資源的國際炒家集團,曾蔭權是沒有把握必贏的。
但最終讓他下定決心的,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因素。
1998年3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任總理朱鎔基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明確表態:
“萬一特區需要中央幫助,只要特區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護它的聯繫匯率制度!”

朱鎔基。民間一直有個傳説:索羅斯當時通過電視看到朱鎔基這個講話,手裏的水杯掉在了地上。這個説法當然真實性不可考,但當時朱鎔基的這個講話確實引起了很大反響,因為這是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公開表態要支持香港。
1998年7月1日,時任國家ZHU席的江澤民在香港迴歸一週年慶祝大會上發表講話:
“香港的命運從來就是同祖國的命運緊密相聯的。……當亞洲金融風波襲來之時,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所採取的應對措施,特別是堅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維護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保持香港大局的穩定。
這有力地證明,偉大的祖國是香港的堅強後盾!”
彼時,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為1300億美元左右,居世界第二。
5
1998年8月14日,香港政府正式向索羅斯“宣戰”。
當天下午5點,曾蔭權召開新聞發佈會,他站在當中,左手邊是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右手邊是財經事務局局長許仕仁。曾蔭權正式向媒體宣佈:
香港政府將同時進入股市和期市。
當天,恒生指數大漲564點,終盤收復7000點大關,報收7224點,升幅8%,創下6年來單日升幅之最。
8月14日是星期五,週末休市。這是曾蔭權特地選的一個日子:利用兩天假期,用以緩衝各種反作用力。
各種反對意見果然如期而來:有高校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認為政府入市是“病急亂投醫”,也有大學經濟教授認為這破壞了香港的“自由市場”形象,而更多的意見認為:在東南亞已經整體淪陷的情況下,香港孤軍奮戰,是在把好不容易攢下的外匯儲備送給國際炒家集團。
當然,也有支持的意見:國際炒家的行為本身已經是超出“自由貿易”的惡意行為了,政府入市抵抗是理所應當的。

曾蔭權
但無論外界意見如何,這場關係到整個香港金融市場命運的戰爭已經正式打響。
在8月17日到8月27日的9個交易日裏,香港政府和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炒家集團進行了令人眼花繚亂又悲壯慘烈的攻防大戰:
香港政府依託以中銀國際證券為首的幾大券商,全面托盤恒生指數的藍籌股。之後又有多家中型券商加入了政府陣營。這些券商被香港媒體稱為“御貓”,而由於他們面對的是國際金融巨鱷,所以這場戰爭又被稱為“貓鱷大戰”。
面對國際炒家集團的瘋狂拋盤,由香港政府輸血的“御貓”集團每天都照單全收,整個香港股票交易所內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奇景:
賣方集團的單子漫山遍野地飛過來,有時候幾分鐘就能拋出數千萬股;而買方集團的代碼在交易屏上也是層層疊疊,彷彿築起一堵銅牆鐵壁,死死守住價位。
在這9個交易日裏,恒生指數始終在7500點左右上下襬動,雙方已經進入了殊死搏鬥。

“金融風暴”中的香港證券交易所交易大廳
在戰鬥進入白熱化時,8月22日,江澤民在北京會見香港企業家時再一次做出表態——當然,話不只是説給香港企業家和香港政府聽的:
“只要香港政府提出要求,中國政府無條件全力支持”。
場外發聲,場內肉搏。
8月27日,圍繞股票“香港電訊”,香港政府和索羅斯集團雙方投入重兵:買方擺出1億單買盤,相當於投入了15.7億港元的資金,而賣方在收盤前的數分鐘內急速拋出4000萬股,令買方措手不及。
而這一場戰鬥,被視為第二天“大決戰”的預演。
那一天,“量子基金”駐港基金經理斯坦利在接受著名財經媒體CNBC採訪時表示:
“當下週一港府官員醒來時,當局會對所做的一切感到沮喪!”
他所暗指的是,索羅斯集團將在8月28日的大決戰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為何8月28日是“大決戰”?
因為8月28日是週五,也是整個8月恒指期貨的結算日——這一天恒生指數的高低,將在相當程度上決定這場慘烈戰爭的勝負。
在進行了長時間的全力相搏後,雙方都在期待一場能決定生死的大決戰。
6
1998年8月28日,一場足以載入史冊的大決戰拉開帷幕。
當天早上,香港天文台發出了雷暴警告。
壞消息和陰霾的天氣同步而來:
俄羅斯中央政府宣佈放棄“浮動匯率”,“盧布保衞戰”宣佈失敗,盧布一瀉千里。而美國股市在上一個交易日重挫500點。受一系列負面消息影響,全球股市拋盤的陣營一下子壯大了許多。
但也就是在這一天,香港坊間都在傳一個消息:
中國人民銀行兩位副行長已從大陸來到香港坐鎮,要求在香港的全部中資機構必須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護盤行動”。
這還不包括坊間一直有傳聞説,香港政府調動的資金得到了中資銀行的大力配合。
上午10點,香港證券交易所交易廳開市的鐘聲響起——這已等同於衝鋒號。
很多交易員恐怕一輩子都不會再看到這樣的奇景:
在“香港電訊”的買家位置上,“御貓”集團的經紀瞬間就將999個買家的位置全部掛滿——守方擺出死戰不退的架勢。
與此同時,國際炒家集團控制的外資經紀開始瘋狂拋盤,尤其針對香港電訊、滙豐控股等香港政府力保的藍籌股,數千萬股在幾分鐘之內就被拋出——攻方也亮出了拼死一搏的底牌。

TVB電視劇裏常見的“紅馬甲”
開市僅僅5分鐘,香港股市的成交金額就超過了39億港元——在8月14日香港政府介入之前,全天的成交額也不過如此。
半小時後,成交金額突破100億港元大關。
到上午收市時,成交金額已經突破400億港元。
那一天,所有關心香港股市,關心香港命運的市民,都守在電視機或各種屏幕前,看着股市指數的每一次波動。
在那一刻,個人的財富得失自然也是關注的焦點,但整個香港經濟的存亡更是牽動了每一個人的心。
恒生指數圍繞7800點,時而上竄幾個點,時而下跌幾個點。
而在這背後,每分鐘都是數千萬乃至上億港元的投入和搏殺。
中銀國際證券總經理的馮志堅後來回憶,那一天,只是為了防止滙豐控股下跌5毛錢,他們就動用了300億港幣——因為滙豐控股只要下跌5毛,恒生指數就要下跌幾十點。
彼時彼刻,香港交易所裏每一個“守方”的交易員,都能感受到大陸人民在那一年抗洪時的那種心情:攻擊方的拋盤像洪水一般不斷襲來,而他們就像堤壩上的沙袋,抵禦着一波又一波的衝擊。
但最終,他們守住了。
當收盤時刻到來時,恒生指數停留在了7829點,期貨指數停留在了7851點。
這一天的股市成交金額達到了790億港元——平均每分鐘的交易金額超過3億港元。
這是香港股市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紀錄。
當時交易所有一台5號機,每次收盤後都要打出當天的成交金額。那天打出的單據,是一連串的星號。
因為一台機器的成交金額打印上限是99億9999元,而這台機器的成交金額超過了100億元。
這張滿是星號的單據,被5號機的交易員帶回了家,説是歷史性的紀念。
收盤後一個小時,香港天文台宣佈雷暴警告解除。
7
索羅斯撤退了。
截止到8月28日,香港政府在入市後的10個交易日內,動用了大約150億美元,將恒生指數從6660點推高到7829點,這也使得國際炒家集團必須要在高價位結算交割8月份的股指期貨,已經是血本無歸。如果要硬着頭皮再賭,就必須再投入籌碼,血戰9月。
到了9月初,香港金管局頒佈了外匯、證券交易和結算的新規定,當日恒生指數大漲588點,報收8076點,市場信心全面恢復。而炒家集團的投機行為因為受到了很大限制,再加上在俄羅斯金融市場遭遇慘敗,而整個亞洲金融環境趨向穩定,最終,他們選擇全面撤退。
1999年,恒生指數重新站回1萬點大關,香港政府在大大獲利之後,全面撤離股市。
這場看不到硝煙的“世紀大戰”,正式落下帷幕。
【饅頭説】
1998年的“香港金融保衞戰”,網友一直津津樂道一個話題:
當時的大陸中央政府究竟有沒有出錢資助?
翻翻網上的文章,似乎什麼説法都有:有説資助了幾萬億的,有説拉去了幾百車皮黃金的,也有説投進去幾百億的。
但就我能看到的相對權威的資料來看,並沒有。
不過,即便是沒投錢,是不是就代表沒作為?
昨天和一個金融圈的專業人士聊起這個話題,他的一句話是這麼説的:
“金融交易都是講預期的,不投入戰場的兵力,不能不算是兵力。”
在8月28日的“大決戰”之後,索羅斯手裏還有彈藥嗎?我相信肯定是有的。但索羅斯不是傻子,他是會算賬的:
就算打得香港政府彈盡糧絕,他還必須要面對一個資金更充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而從中央政府主要領導人幾次三番的堅決表態來看,他們在最關鍵時刻是肯定會毫不猶豫出手的。
中央政府的態度,是香港政府的重要信心來源。信心這個東西,在金融市場有時候確實是無價之寶。
而這種態度,同時也是對國際炒家集團的一種威懾,逼迫索羅斯要算一筆經濟賬,當他算出收益肯定抵不過支出的時候,肯定也就知難而退了。
所以,在整場“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際輿論對中國政府的表現是評價頗高的,其中不僅包括“承諾人民幣不貶值”這樣的擔當,也包括在處理“香港金融保衞戰”中的態度和手法。
就像母親和自己的孩子,孩子終歸是自己的孩子。只是,過於保護或放任不管,都不是最佳的養育方式。
有時候,不到關鍵時刻,不必出手。
有些事,不是不管不問,時候未到。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1、《98香港金融風暴20年,短短十個交易日,今日看來依舊驚心動魄》(侯健美,《北京日報》,2018年9月11日。)
2、《覆盤17年前的今天——香港特區政府在金融保衞戰中如何打垮股市操縱者》(劉奧南,《證券時報》,2015年8月28日)
3、《親歷者鄂志寰 香港金融保衞戰:港府對決索羅斯》(張燕,《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12月10日)
4、《香港金融保衞戰週年回眸》(《中國商界》,1999年9月15日)
5、《香港金融保衞戰的三大關鍵》(沈建光,《第一財經日報》,2016年1月29日)
6、《1997年成功抗擊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展現大國風範》(史麗萍,李成,新華網,2009年9月8日)
7、《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任志剛,1998年3月3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官方網站)
8、《回顧1997:香港金融保衞戰 》(吳茜,“第一財經”,2016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