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麗蓉：東南亞“伊斯蘭因素”衝擊“一帶一路”軟環境，中國如何應對？_風聞

**作者馬麗蓉繫上海外國語大學絲路戰略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刊於《東南亞研究》2019年第3期。原標題為《“一帶一路”軟環境中的東南亞“伊斯蘭因素”及其因應之策》。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年來所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五通”舉措的切實推進已贏得絕大多數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積極響應，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因“一帶一路”而盤活的“絲路天然夥伴關係”這一特有歷史資源已成為雙方構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框架下“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的重要基石。

但是，近年來東南亞伊斯蘭發展出現了新的態勢，對“一帶一路”建設形成了較大的衝擊;而隨着馬哈蒂爾重返政壇，東南亞伊斯蘭政治影響力將會進一步增強，更使得“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伊斯蘭因素”日益凸顯。因此，唯有將宗教交流納入“民心相通”舉措中予以推進，才有可能使“伊斯蘭因素”不成為中國—東南亞夥伴關係的障礙，進而在“一帶一路”軟環境優化的實踐中彰顯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大國人文外交的特有風範。

一、“一帶一路”軟環境建設的現狀

一般而言，軟環境指的是 “沒有具體物質形態的條件，如法律、政策、管理、人文、思想、觀念、習慣、信仰和道德等”[1]。在國際交往中，軟環境包含多個方面，而安全軟環境則顯得尤為重要，“在國際體系具有典型的國家間性的現實條件下， 一國安全軟環境的核心要素是他國，尤其是主要大國的意圖及其指導下的安全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説，國家的安全軟環境實質上也是一種政策環境。”[2]中國倡導建設“一帶一路”， 旨在內抓治疆、外推全球經濟發展，以內外兩手來參與全球治理，在進一步做大全球夥伴關係網的實踐中推進構建互利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體系，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力爭使中國在全球化時代能夠發揮引領者與塑造者的作用。但是，因主客觀因素相互影響所致，“一帶一路”軟環境現狀並非盡如人意，主要體現為：

**第一，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意圖有待進一步廓清。**自2013年中國倡建至今，外界尤其是西方對“一帶一路”建設意圖肆意歪曲，使得中國的戰略軟環境日趨惡化。“意圖包括兩個基本要素：一是確定的目標。二是實現目標的手段。”“只有將‘目標’與‘手段’結合起來，才是完整的‘意圖’表述。一定程度上説，‘手段’比‘目標’更容易引起憂慮”[3]，乃至影響雙邊和多邊合作的政治互信，而缺乏互信已成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主要挑戰。

2011年美國提出的“新絲綢之路戰略”“有兩個核心條件：一是中亞、阿富汗、南亞的接近，二是美國在政治上的主導或支持，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4]“其主要目的就是鞏固美國在阿反恐戰爭的成果，謀求在中亞地區的長期存在，並在歐亞核心區建立起新的政治、經濟、安全秩序。”[5] 亦即，藉助軍事基地、排他型經濟合作機制等“手段”達到擠壓中國與俄羅斯地區影響力的“目標”，已成為美國“新絲綢之路戰略”最重要的地緣政治“意圖”。

2013年中國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採取“五通”的“手段”來實現中國與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人類命運共同體”利益之“目標”，這是中美絲路戰略在“目標”上質的區別。但因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民心相通”的基礎相對薄弱，這些國家對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意圖仍然充滿疑慮甚至誤解， “一帶一路”軟環境現狀並不盡如人意。

**第二，中國國家形象的自塑力有待進一步提升。**美國學者約瑟夫·奈認為，軟實力主要是由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等要素構成，並能產生國際吸引力、國際動員力和政府國內動員力等軟力量。

事實上，在由西方所掌控的國際輿論競技場上，一直存在着西強東弱的“軟實力逆差”，“中國威脅論”更是美歐主流媒體肆意炒作的話題之一，尤其是 “中國政府的形象被刻意抹黑，中國的政策意圖被歪曲解讀，中國的解釋申辯被壓制淡化，中國的價值觀和傳統被貶低和邊緣化”[6]等，導致中國陷入“沒處説理，有口莫辯，甚至費力不討好”的言説窘境。作為和平崛起的新興大國，中國仍在價值觀交流和國際傳播中處於劣勢，尤其因西方大國媒體肆意歪曲中國民族宗教政策形象、“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形象，以及“一帶一路”形象等，使得中國的國家形象不斷受損，這已成為中國成長過程中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而國家形象實為“自我”與“他者”對某一個國家內、外雙維度認知的綜合性產物，也是一系列信息輸入和輸出的雙向互動的過程，更是一個“自塑”與“他塑”相互博弈的形象政治的產物。亦即，作為國家軟實力重要組成部分的國家形象，實為國家綜合實力和影響力的重要體現。作為反映在“他者”即某國及其民眾關於歷史、現實、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式及價值觀的綜合性印象，國家形象是國家外部公眾和內部公眾對某國各項活動及其成效所給予的總體性評價。

其中，國家的政策形象是國家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西方大國常打着“人權”旗號來肆意歪曲中國涉疆、涉藏的民族宗教政策，以雙重標準看待中國在新疆開展反恐與去極端化所取得的切實成效，以及發佈年度人權或宗教報告等，以此臆造消極負面的中國政策形象。尤其是2009年“7·5”以來，“東突”勢力採取了“一文一武、兩線作戰”的策略，即當“東伊運”在中國境內外製造暴恐事件後，“世維會”則藉助西方主流媒體肆意歪曲中國治疆政策以尋找“藉口”公開為其開脱罪責，在混淆視聽中誤導了國際輿論，使得中國的民族宗教政策形象被一次次抹黑，進而對中國軟硬實力構成了極大衝擊。因此，中國應正視涉疆民族宗教政策形象對中國國家形象整體構塑所造成的極大銷蝕力，並採取相應的反制措施，進一步提升中國民族宗教政策形象的自塑力。

**最後，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有待進一步加強。**當今世界風雲變幻，隨着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中國對外依存度也隨之不斷加強。尤其是在中國不斷走近世界政治、經濟舞台中心的新時代，我們應通過提供越來越多國際公共產品的方式來提升國家軟實力。一般而言，“公共產品可以是有形的，如作為人類共有物的陸地 (極地的利用與保護等) 與海洋資源 (國際公海與海底資源等) 的分享，也可以是無形的，如知識、安全、信息共享等。就其中不具有對抗性和排斥性的文化觀念、價值觀念等涉及軟實力的產品而言，當今國際社會流行的幾乎都是西方提供的，如民主、自由、人權、市場準入等等。但自進入新世紀以來，隨着中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已經開始提出了一系列中國品牌的公共產品，如‘和平發展道路’、‘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和諧亞洲’和‘和諧世界’等，這些都是在消費過程中不具佔有性和排斥性，可以為別人、別國分享的。[7]

在全球化時代，一國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既是衡量該國文化力的重要指數，也是塑造該國國際美譽度的主要方式。與西方大國相比，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較為有限，應通過消除“中國威脅論”、開展文明對話、加強媒體合作、推進精英和智庫交流等方式深化“一帶一路”軟環境建設，力爭使“共商共建共享”“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一系列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理念，能夠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分享和普遍認可，以實現西方霸權話語主導下中國由“被言説”、“失語”到“能夠言説”、“發出聲音”乃至獲得自塑力、擁有自塑權，進一步優化“一帶一路”的軟環境。

總之，“一帶一路”軟環境現狀不容樂觀，優化軟環境的任務也極為艱鉅。“宗教因素”確係軟環境形成的重要影響因子，且因“一帶一路”沿線絕大多數國家信奉伊斯蘭教，宗教極端主義全球泛起，以及東南亞伊斯蘭發展新動向等，使得“一帶一路”的軟環境中“伊斯蘭因素”的影響力凸顯，併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夥伴關係發展中所面臨的新課題。

二、東南亞伊斯蘭發展新態勢

自“9·11”至今，東南亞伊斯蘭發展日趨多元與複雜，很難用“温和”與“馬來西亞模式”等詞語來簡單概括，尤其是近年來的發展勢頭迥異於以往，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夥伴關係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造成極大衝擊。近年東南亞伊斯蘭發展新態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菲律賓馬拉維之戰，表明東南亞宗教極端組織已進入地區化與國際化整合的新階段

東南亞地處東西方的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更是“亞洲宗教和文化交匯的十字路口”，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與本土原始宗教等在此交匯，形成了多元性的宗教文化地緣特徵。在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前提下，因信仰人數最多，伊斯蘭教被視為東南亞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宗教。尤其是在19世紀末期，東南亞大部分地區先後淪為西方帝國主義殖民地，絕大多數東南亞民眾遭受了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與精神奴役。但在伊斯蘭旗幟的指引下，東南亞民眾發動了反抗西方殖民侵略的鬥爭並取得了最終勝利，伊斯蘭教也在東南亞民眾構建民族意識與增強民族覺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對獨立後的東南亞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且逐漸形成了温和的東南亞伊斯蘭基本徵貌。

但是，受美國“9·11”事件、中亞“顏色革命”及中東“阿拉伯之春”等的相繼影響，宗教極端主義全球泛起。東南亞地區也未能倖免，東南亞伊斯蘭的極端化傾向日益明顯，這可以從極端組織合流、“聖戰”分子迴流、暴恐事件陡增等得以印證。其中，菲律賓馬拉維之戰則成為東南亞宗教極端組織地區化與國際化整合的標誌性事件。

2017年5-10月，東南亞宗教極端組織夥同境外迴流的IS暴恐分子佔據菲律賓馬拉維市長達五個月之久，成為近年來東南亞地區規模最大、影響最惡劣的暴襲事件，凸顯出東南亞伊斯蘭日趨極端與暴力的發展趨勢。具體表現在：

 (1) 馬拉維之戰是仿效IS攻佔摩蘇爾城以開闢新戰場之舉。長期以來，菲律賓極端組織習慣於叢林游擊戰，但2017年5月23日，宣稱效忠IS的穆特組織與阿布沙耶夫反政府組織突襲佔領了馬拉維，直至10月23日才結束，造成馬拉維平民死傷慘重，數十萬人流離失所。武裝奪城並曠日持久的馬拉維之戰便成為中東影響東南亞伊斯蘭發展的轉折性事件，表明東南亞宗教極端主義勢力的組織能力、對抗能力及城市恐怖策略等都有較為明顯的提升。

​(2) 馬拉維之戰是東南亞宗教極端勢力與反政府武裝聯手施暴的重要開端。以往東南亞宗教極端勢力與反政府武裝各自為政，在不同地點製造規模不一的恐怖襲擊，但馬拉維之戰確係宗教極端勢力與反政府武裝首次聯手，包括上百名外籍武裝人員、從中東迴流的“聖戰者”，以及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效忠IS的本地區宗教極端分子等，這些人因擅長城市巷戰而使菲律賓軍方措手不及。菲率賓總統杜特爾特在向國會提交的書面報告中也強調，馬拉維之戰表明反政府武裝穆特組織和阿布沙耶夫武裝等“企圖聯手建立獨立政權，進而控制整個棉蘭老島”。

(3) 馬拉維之戰的負面效應難以根除。目前馬拉維城市依舊廢墟一片，菲政府軍正在重返之中。儘管馬拉維之戰已宣告結束，但其象徵意義與示範效應很有可能在東南亞地區持續發酵。據情報顯示，東南亞宗教極端勢力企圖捲土重來，如穆特組織殘餘正在集結、訓練並招募新成員，以伺機再次發動恐襲。其他效忠IS的本土宗教極端組織在菲全境都有“潛伏小組”，又因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三國交界處的管控不力，從中東迴流的“聖戰者”更成為巨大的安全隱患。

要想根除馬拉維之戰的負面影響，需要標本兼治，增強國際反恐合作的戰略定力。因為，原本較少暴恐事件發生的東南亞，近年在多國、多點、多方式地頻發暴恐襲擊事件。據中外媒體相關報道，2017—2019年初已發生數十起恐襲事件，現擇其要者列表1如下。

表1 2017—2019年初東南亞主要恐襲事件統計表

（附表）

資料來源：本表根據國內外相關報道整理製成

總之，東南亞的極端組織，一方面在本土施暴並不斷輸出“聖戰”分子遠赴伊拉克、敍利亞等中東戰場參與“聖戰”，另一方面又與“基地”組織、IS甚至“東伊運”等結成千絲萬縷的聯繫，並策應東南亞“聖戰者”設法迴流以強化暴恐力量。鑑於東南亞宗教極端組織高頻施暴的嚴峻現實，東南亞各國不得不聯手應對，如2017年下半年，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啓動聯合海空巡邏，以圍堵新形態的恐怖勢力滲透。又如2018年初，文萊、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泰國和菲律賓發起情報共享機制，如代號“我們的眼睛”等，旨在進一步消除馬拉維之戰的負面影響。

(二) 若開邦危機的久拖難解， 表明東南亞極端勢力“以武求獨”的政治訴求趨強

若開邦位於緬甸西部地區， 主要居民為信奉佛教的若開族人與信奉伊斯蘭教的羅興亞穆斯林， 但這兩個族羣關係長期不和睦， 近年來又不斷髮生武力衝突， 如2012年若開族人和羅興亞人的武力衝突導致上百人喪命， 後經緬甸政府實施緊急狀態後， 若開邦局勢才有所緩解。2016年10月， 若開邦孟都地區有3所邊防警察哨所遭襲， 緬甸政府將此次襲擊定性為“恐怖襲擊”， 緬甸國防軍隨後在孟都地區實施了清剿行動， 並與武裝人員多次交火。2017年2月， 緬軍結束在孟都等地清剿行動， 交由警方維護邊境地區安全[8]。2017年8月25日， 若開邦遭到羅興亞族武裝分子的恐怖襲擊， 結果造成至少89人死亡， 甚至包括12名安全部隊人員。羅興亞救世軍聲稱對此次恐襲事件負責， 並警告將發動更多恐怖襲擊。自2017年8月25日以來， 若開邦北部已發生近百起恐襲事件， 造成數萬人流離失所。2017年10月12日， 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季宣佈建立“若開邦人道主義援助、重新安置和發展項目”， 以推動若開邦居民迴歸、重新安置問題的解決以及地區發展與和平， 表明緬甸領導人緩解若開邦危機的切實努力。緬甸是個民族宗教極為複雜的國家， 許多地方武裝組織都有自己的勢力範圍， 本土的宗教極端組織不僅與“基地”、IS等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還易受西方大國明打暗助的“關照”而形成了“以武求獨”的政治訴求， 並在“聖戰”與“人權”雙重意識形態影響下擁有了一定的社會動員力與國際影響力， 折射出美國等西方大國奉行雙重標準、主導國際反恐的實質。

可以預判的是， IS會借若開邦危機的久拖不決乘勢在東南亞開疆拓土， 謀求東山再起， 其基本推進邏輯為：以泰南、菲南及緬甸若開邦等為據點建立IS東南亞分支機構的集結地帶→利用若開邦危機以及族羣、宗教、經濟、政治等複雜因素來煽動用“聖戰”尋求解困之道→通過支持羅興亞救世軍“以武求獨”的政治訴求來獲取美國等金主的支持→東南亞伊斯蘭在IS內外借力中趨於極端暴力化。因此， 若開邦危機實為東南亞極端組織中“以武求獨”的分離主義勢力與干涉他國內政的西方大國的“人權主義”勢力沆瀣一氣的產物。

總之， 若開邦危機在內外力量影響下正在滑向由美國“人權外交”高調介入、宗教極端組織乘勢坐大、東南亞國家內政外交受此牽制等危險邊緣， 使其如同泰南問題、菲南問題一樣久拖難解， 對東南亞伊斯蘭的温和態勢產生了消解作用。

(三) 羅興亞難民問題凸顯， 表明東南亞穆斯林難民治理已成全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若開邦社會發展水平遠高於孟加拉國， 更多的孟加拉人便不斷非法越界進入緬甸， 這一方面壯大了羅興亞人羣體， 另一方面也加劇了緬甸政府對於“羅興亞人問題”的憂慮。1982年， 吳奈温政府頒佈了《緬甸公民法》， 羅興亞人被定為英國殖民者的附庸。由於絕大多數羅興亞人文化水平低又不具備公民身份， 因此在緬甸求學、就業、經商都受到嚴格限制， 導致羅興亞人與緬甸主體民族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鋭。同時， 緬甸政府為了同化羅興亞人以及報復羅興亞武裝的攻擊， 採取了一些極為粗暴之舉， 如摧毀清真寺、建立佛教寺廟， 甚至縱容佛教徒攻擊殺戮羅興亞人等。“自2017年10月以來開始的緬軍在若開邦北部對若開羅興亞救世軍的清剿已暫告一個段落， 緬甸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穩定若開邦局勢， 並與國際社會開展合作救援， 重新接收逃往孟加拉國的羅興亞人行動也開始啓動。但是直至今日， 羅興亞人問題仍在發酵。”[9]據國際危機組織 (ICG) 的報告， 若開羅興亞救世軍將會重組並可能繼續從事暴恐活動。緬甸與孟加拉國於2017年11月簽署了羅興亞難民自願返回的協議， 緬甸政府雖已開始甄別並接收難民， 但每天處理的人數不過300人 (國際危機組織測算) ， 所以數十萬羅興亞人的遣返將是一個長期的持續過程。可以説， 因牽涉緬甸若開邦穆斯林與佛教徒間的宗教矛盾、羅興亞人與若開族及緬族等的民族衝突、緬甸與孟加拉的政治矛盾， 以及緬甸因地緣政治所引發的大國博弈與地區國家糾葛等， “羅興亞人問題”在短期內恐難得到徹底解決。

“羅興亞人問題”原本屬於緬甸內政， 確係緬甸政府社會治理失當所致， 但在西方大國肆意干涉他國內政的霸權政治邏輯左右下卻陷入難解境地：美國等打着“人權”旗號將他國穆斯林社會治理問題國際化， 竭力將其炒作成全球治理難題， 以藉此裹挾聯合國提供美國介入該國內政的“理由”， 結果造成大量無辜穆斯林淪為戰亂犧牲品、宗教極端組織屢禁不止、國內穆斯林社會治理問題不斷被炒作成全球治理的“伊斯蘭問題”， 西方大國單邊主義大行其道等。因此， 在“羅興亞人問題”上， 東盟各成員國政府的態度也大相徑庭：馬來西亞和印尼對羅興亞人的現實處境最為關注， 多次在不同的外交場合對緬甸政府的做法提出批評。2017年9月， 印尼外長會見了緬甸國務資政昂山素季與緬武裝部隊總司令敏昂來， 對羅興亞難民危機表達了極大關切。同時， 馬來西亞外長對東盟發表的一份有關“羅興亞人問題”的聲明表達了強烈不滿， 認為該聲明沒有提及羅興亞人在此次危機中所遭受的影響。越南、老撾、菲律賓、柬埔寨等國則不主張對緬甸政府施加壓力， 所以2017年11月16日， 聯合國試圖通過一項譴責緬甸政府的決議， 終因越、老、菲、柬等國投了反對票而擱淺。在2017年11月20日召開的亞歐外長會上， 昂山素季發表講話時強調 “非法移民帶來了恐怖主義、暴力極端主義及社會不和諧問題。衝突帶走了社會和平， 留下了貧窮和不充分發展， 把人民和國家之間推離得更遙遠”[10]。在美英等國的竭力推動下， 2017年12月26日， 聯大通過了關注羅興亞人危機的決議， 此為“羅興亞人問題”被國際化的重要標誌。

事實上， 伊斯蘭合作組織持續關注“羅興亞人問題”的解決進程， 並積極參與羅興亞難民的治理進程， 且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付諸實踐： (1) 召開專題會議。2016年12月13日， 伊合組織秘書長歐塞麥尼指示伊合組織在紐約、日內瓦和布魯塞爾的常駐代表團召開緊急會議以應對緬甸羅興亞穆斯林危機。2017年1月19日， 伊合組織外長理事會特別會議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召開討論“緬甸羅興亞穆斯林態勢”， 強調建立適度的社會內部基本價值的重要性， 以打擊各種形式的極端主義。2017年12月18-20日， 伊合組織與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齊茲宗教和文化間對話中心 (KAICIID) 、泰國宗教和平/宗教際間理事會、馬希多爾大學和法託尼大學等在泰國曼谷合作舉行南亞和東南亞宗教對話， 旨在探討促進南亞和東南亞宗教文化共存問題， 以增進理解和相互尊重。(2) 訪問羅興亞人難民營。2018年1月3-6日， 由伊合組織獨立永久人權委員會組成的代表團訪問了孟加拉國科克斯巴扎爾的羅興亞難民營， 呼籲緬甸政府必須允許羅興亞難民安全而有尊嚴地返回其原居住地， 緬當局必須採取具體步驟緩解若開邦緊張局勢並解決其根源性問題。(3) 提請聯合國通過相關決議。2017年2月3日，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報告重申， 2017年1月19日在吉隆坡召開的伊合組織外長理事會特別會議向緬甸政府的呼籲包括：一是採取有效措施， 防止若開邦危機惡化；二是對已發生的暴力事件展開獨立和透明的調查；三是允許包括區域和國際組織在內的各方能夠暢通無阻地向所有受影響者提供急需的人道主義援助。在2017年9月18日聯大第72屆會議期間， 伊合組織就巴勒斯坦問題、羅興亞難民狀況， 索馬里、馬裏、也門及克什米爾局勢等召開系列專題會議， 緬甸羅興亞穆斯林問題聯絡小組舉行了部長級會議， 旨在爭取聯合國的支持……伊合組織通過以上方式持續關注“羅興亞人問題”的解決進程， 折射出“伊斯蘭因素”已成為全球治理中不容忽視的重要變量的現實。

總之， “羅興亞人問題”被國際化， 實屬美國等西方大國以“人權”做幌子扶持反政府力量、策動領土分裂等強權干涉他國內政的卑劣行徑。但羅興亞難民問題的久拖難解， 已成為全球治理的難題之一， 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正就此積極推進相關措施， 力爭這一問題早日得以解決。

三、“伊斯蘭因素”助力於中國與東南亞人文外交的路徑選擇

東南亞伊斯蘭發展新態勢已對“一帶一路”軟環境建設形成了極大衝擊， 其影響集中體現為以下幾方面：一是菲律賓的馬拉維之戰， 已對全球宗教極端組織產生了深遠的象徵意義與示範效應， 使得IS甚至“東伊運”集結東南亞開闢新戰場的可能性增強， 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去極端化”主流話語體系產生了一定的破壞作用；二是若開邦危機的久拖難解， 揭示出東南亞極端勢力“以武求獨”的政治訴求漸顯的事實， 使得“東突”等“三股勢力”由中東向東南亞拓展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強， 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分離主義思潮產生了助長作用；三是羅興亞難民問題凸顯， 表明東南亞穆斯林難民治理已成全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一帶一路”在全球治理的實踐產生了一定的牽制作用。以上三大影響使得中國與東南亞夥伴關係發展中的“伊斯蘭因素”日益凸顯。為此， 我們應從以下幾方面來探索將宗教交流納入“民心相通”舉措的可行之道：

第一， 應借鑑鄭和宗教外交的成功經驗， 進一步發掘伊斯蘭教的崇知與倡學、包容與和平等人文傳統， 為“一帶一路”建設夯實社會民意基礎。

在鄭和“七下西洋”的絲路外交實踐中， 宗教交流成為其與亞非國家形成 “絲路天然夥伴關係”的重要抓手， 東南亞伊斯蘭温和態勢的形成也與鄭和團隊包容、友善的一系列宗教交流舉措息息相關。華化的伊斯蘭思想及其實踐在某種程度上揉化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帶給東南亞信仰羣體的剛烈影響， 且集中體現於鄭和宗教外交上。因此， 發掘伊斯蘭教的崇知與倡學、包容與和平等人文傳統的鄭和宗教外交， 不僅為“學問雖遠在中國， 亦當求之”這一聖訓提供了生動而出色的註腳， 還在中國與東南亞形成“絲路天然夥伴關係”的歷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並對中國與東南亞構建“絲路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的現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如受“伊斯蘭因素的影響”已成為“鄭和所執行的華僑政策的明顯特徵”[11]， 東南亞華人穆斯林不僅成為發展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夥伴關係的紐帶， 也成為消解某些東南亞國家反華情緒的潤滑劑， 更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共建“一帶一路”的價值溝通的主體。這對擁有華僑華人人數最多的東南亞地區、世界穆斯林人數最多的印尼和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馬來西亞、文萊等國家意義尤為深遠。

因此， 我們應從絲綢之路、多元宗教、華僑華人等不同方面激活“鄭和符號”的現實意義， 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夯實社會民意基礎。其中， 宗教極端主義給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發展帶來了嚴峻挑戰， 但“伊斯蘭教並不等於極端恐怖主義”、“穆斯林也不等同於恐怖分子”， 切不可在兩者之間劃等號而造成誤解或偏見， 正如馬哈蒂爾所強調的， “把伊斯蘭教同恐怖主義聯繫起來， 這是惡意誤導， 那不是伊斯蘭。這混淆了少數受壓迫國家爭取民族解放的合法鬥爭與恐怖主義的聯繫， 穆斯林也不可能用濫殺無辜的方式獲得自救。”[12]因此， 在“一帶一路”軟環境建設中， 我們應進一步借鑑鄭和的包容性宗教外交在形成古代“絲路天然夥伴關係”實踐中所積累的寶貴經驗， 力爭使“伊斯蘭因素”成為構建“絲路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實踐中的助力而非阻力。因為， 從某種意義上看， 宗教資源轉化為外交資源進而提升為戰略資源， 彰顯了優化“一帶一路”軟環境的戰略功效。因其充分發掘與和平利用宗教資源的積極因素而使原有的世俗化場景下的外交模式得以修正， 宗教交流在“民心相通”中的作用得以顯現。

第二， 應推動宗教等人文交流的“重心下沉”， 進一步調動愛國宗教領袖、企業家等社會精英資源， 讓“絲路精神”在“一帶一路”民間人文交流中發揚光大。

必須承認， “官強民弱”的中外人文交流現狀， 不僅影響了“一帶一路”的軟環境建設， 還影響了“一帶一路”行穩致遠的宏願。因此， 推動宗教等人文交流的“重心下沉”實屬當務之急， 包括交流主體、交流理念、交流機制、交流項目以及交流方式與手段等諸多要素的“重心下沉”。其中， 交流主體由官方向半官方、半官半民、民間社會、非政府組織等逐級“下沉”則是實現人文交流“下沉”的前提。官民混合型的多元交流主體， 為中外人文交流的綿延流長提供了持久動力與不竭後勁， 這是中外文明上千年和平交往的重要歷史啓示， 並對夯實中國與東南亞夥伴關係發展的社會民意基礎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因此， 我們應鼓勵由愛國宗教領袖、學者及企業家組成的三支隊伍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積極開展民間人文交流， 這既是由教旅、學旅、商旅所構成的古代絲路上“三軌並存”的人文交流模式的現實延續， 也是將教界、學界、商界的社會精英資源轉化為外交資源， 並將人文交流的觸角延至對象國社會內部的切實舉措， 更是對絲綢之路上所形成的互惠型的經濟觀、包容型的人文觀、合作型的安全觀的發揚光大。其中， 我們對絲路伊斯蘭國家的人文交流與合作更需要細緻與耐心， 因宗教上層與部落上層對其國家內政外交的影響極大， 只有通過中國修德深厚的愛國宗教領袖與這些國家的宗教領袖與部落酋長開展平等對話， 才有可能使其尊重中國伊斯蘭的傳統與現狀， 進而客觀認知中國的民族宗教政策形象。此外， 由中國伊斯蘭協會牽頭繼續在東南亞地區和國家開展伊斯蘭文化展演活動， 與對象國學界分享伊斯蘭研究成果、與教界分享解經經驗、與清真寺分享穆斯林社區治理經驗等， 旨在講好中國民族宗教的故事。還應通過“走出去”的企業家與當地宗教領袖、部落酋長及家族族長等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才有可能使其分享中國企業為當地民眾帶來的民生紅利， 切實感知作為負責任大國的企業形象， 進而感知中國的形象。可以説， 通過調動愛國宗教領袖、企業家等社會精英資源， 不僅有助於推動中國與東南亞地區和國家人文交流的“重心下沉”， 還能彰顯互利共贏、包容互鑑的“絲路精神”。

第三， 應制定東南亞人文交流分類策略， 進一步落實“因國施策”的宗教交流舉措， 使“伊斯蘭因素”切實助力於中國的大國人文外交。

因經濟、安全、人文為“一帶一路”的三大戰略合作支柱， 因而大大提升了中國人文外交的戰略地位， 並賦予其價值溝通、增信釋疑、培育反恐共識、參與全球軟治理等戰略使命， 中國的東南亞人文外交理應積極探索履行其戰略使命的切實路徑。

據世界銀行公開數據表明， 東南亞11國人口現已超過6億， 穆斯林人口約佔總人口的40.5%。其中， 印尼、馬來西亞與文萊是較為典型的伊斯蘭國家；菲律賓、泰國、緬甸的穆斯林佔比不大， 但菲南、泰南及緬南的穆斯林問題複雜而棘手；新加坡在民族宗教少數族裔等社會治理方面堪稱典範；柬埔寨、越南、東帝汶、老撾等國有較少數量的穆斯林存在 (參見表2) 。

表2 東南亞11國穆斯林人口數量及比例統計表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公開數據，”Religious Composition by Country， 2010-2050“http：//www.pewforum.org/2015/04/02/religious-projection-table/2010/percent/all/ 

從穆斯林社會治理的視角切入， 可將東南亞11國大體分為四類國家 (印、馬、文；菲、泰、緬；新；柬、越、老、東) 予以細化研究， “伊斯蘭因素”由強趨弱的影響程度一目瞭然。東南亞極端組織在這些國家表現不同， 但相互影響並呈現出兩個鮮明的共性：一方面， 東南亞極端組織發展日趨活躍且暴力化， 有主張將伊斯蘭地區從主權國家分離出去的伊斯蘭分離主義組織， 如穆特組織；有主張利用恐怖行為表達穆斯林對國家和社會不滿並破壞國家政治和社會穩定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 如伊斯蘭祈禱團、阿布沙耶夫組織；有主張建立政教合一的IS模式的組織， 如神權組織等。具體而言， 主要包括： (1) 產生於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的穆特組織， 是一個2016年才被曝光的手段毒辣、極具攻擊性的暴恐組織， 如2016年5月， 該組織與政府軍之間爆發激烈武裝衝突， 造成20餘名武裝分子死亡。2017年8月27日， 該組織武裝分子又襲擊了馬拉維一所監獄， 放走8名在押的該組織分子。此外， 該組織還在美駐菲大使館放置炸彈並圖謀刺殺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 其所發射的炸彈導致7名總統府衞隊成員和2名軍方士兵受傷。在2017年5月23日的馬拉維市恐襲中， 穆特組織不僅與軍警交戰， 還向建築物放火、佔領公共設施並綁架人質， 更與阿布沙耶夫武裝等一度搶佔馬拉維市3/4的區域。(2) 產生於印尼的神權戰士組織， 其首領阿曼是IS在印尼的“代言人”， 憑其宗教學識與能言善辯而極富影響力與動員力， 許多激進的穆斯林都追隨其後， 2014年他還成功説服巴希爾與家人及追隨者加入IS， 是少數幾個被IS所信賴的重要人物之一。近年來神權戰士組織頻頻製造暴恐事件， 如2016年1月14日雅加達市中心連環爆炸案、2017年5月25日雅加達東區連環爆炸案等。(3) 作為東南亞最為國際化與影響面最大的宗教極端組織， 伊斯蘭祈禱團在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建立了網絡， 從事爆炸、綁架和武器走私等非法活動， 憑藉強大的社會滲透力使其遊走於非法與合法之間， 如對該組織精神領袖巴希爾數度受審但結果都是避重就輕的審判即為例證。經美國情報部門確認， 因該組織與“基地”聯繫密切而被美國列入國際反恐黑名單。(4) 1991年產生於菲律賓南部的阿布沙耶夫組織， 從最初的爭取民族獨立的反政府武裝， 逐漸演變為一個激進的恐怖組織， 涉嫌製造多起爆炸和綁架事件， 有恃無恐地綁架境內外商人已成其發家致富的主要門路， 使菲律賓淪為“綁架之都”； (5) 居住在菲律賓棉蘭島上的穆斯林一直鼓吹“民族獨立”，其社會基礎是信奉伊斯蘭教的13個馬來西亞穆斯林部族， 其主要政治組織為摩洛民族解放陣線， 多在外力支持下展開武裝鬥爭， 也與政府謀求政治和解， 但至今未果。

基於伊斯蘭教影響程度不同， 應制定東南亞人文交流分類策略， 秉持“因國施策”的基本原則開展宗教交流， 其實施路徑包括： (1) 針對印尼、馬來西亞、文萊等國家開展宗教交流， 以助力於中國人文外交履行其“價值溝通”的戰略使命， 尤其是“具有儒家傳統的中國屬於低信任度社會， 成員之間的普遍信任大多圍繞在具有親密關係的成員中展開， 向外延展的幅度低， 即具有較低的信任半徑”， 而“宗教對增加人類社會的信任半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3]， 也將有助於增加中國與東南亞伊斯蘭國家戰略合作的互信基礎， 力爭使宗教認同在中國與印、馬、文三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建構中發揮其應有作用。(2) 針對印尼等殘存排華社會土壤的國家開展宗教交流， 以助力於中國人文外交履行其“增信釋疑”的戰略使命， 即應進一步發掘並利用宗教界所擁有的廣泛的國際交流渠道， “圍繞推廣‘一帶一路’戰略的需要， 對沿線沿路國家及其有關輿論進行梳理；在對外交往中有針對性地做好增信釋疑工作， 為‘一帶一路’戰略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和合作氛圍”[14]， 應對東南亞伊斯蘭國家講好“新疆故事”以消除誤解、增進互信， 旨在對沖印尼等社會一小撮排華勢力夥同西方反華勢力借涉疆話題蓄意抹黑中國所致消極影響。(3) 針對菲律賓、泰國、緬甸等面臨極端暴恐勢力嚴峻挑戰的國家開展宗教交流， 以助力於中國人文外交履行其“培育反恐共識”的戰略使命， 即應通過雙邊和多邊渠道參與應對來自菲南、泰南及緬甸若開邦等極端暴恐勢力所致的全球治理難題， 以聯合巡邏、情報共享、遣返嫌犯等方式開展國際安全合作， 藉助官民雙軌宗教交流來弘揚中正、和平的伊斯蘭教義， 清除極端、暴力的反伊斯蘭之舉， 以及聯手開展宗教文化展演、經訓研討會、教界對話會、去極端化經驗分享等活動， 旨在用正信擠壓極端以“培育反恐共識”。(4) 針對若開邦危機等東南亞熱點問題發生的國家開展宗教交流， 以助力於中國人文外交履行其“參與全球軟治理”的戰略使命， 即在總結建設性推進若開邦危機解決進程的既有成果的基礎上， 積極參與東南亞伊斯蘭問題治理。儘管2017年12月26日聯大高票關注“羅興亞人問題”， 但中國堅持認為若開邦危機是緬甸內部事務， 國際社會不應使問題複雜化， 故中國投票反對， 隨後又提出實現停火、緬孟溝通、直面問題根源的“中國方案”， 贏得緬孟積極響應， 後來緬甸成立實施“一帶一路”指導委員會即為明證。隨着馬哈蒂爾的重返政壇， 東南亞伊斯蘭政治影響力凸顯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強， 中國應在與東南亞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繼續參與解決伊斯蘭熱點問題， 力爭使“一帶一路”真正成為全球治理的有效方案。此外， 針對新加坡、柬埔寨、越南、老撾、東帝汶等其他東南亞國家， 也應適度開展不同程度的宗教交流， 並在拾遺補缺中助推中國人文外交更好地履行其戰略使命。

質言之， 東南亞伊斯蘭由温和趨於極端的發展態勢與東南亞伊斯蘭政治影響力增強的演化趨勢， 程度不同地影響了“一帶一路”的軟環境建設， “伊斯蘭因素”更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和地區落實“民心相通”舉措的重要變量。因此， 要積極探索將宗教交流納入“民心相通”舉措中的可行之道， 使“伊斯蘭因素”在“一帶一路”軟環境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以彰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人文外交包容互鑑的特有風範。

（此處省略全文14處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