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死不如賴活是人生的最高價值 ——駁“自殺辯護、享樂主義與好死不如賴活”_風聞

好死不如賴活是人生的最高價值

——駁“自殺辯護、享樂主義與好死不如賴活”

楊瑞華

且不談自殺沒有任何理由辯護（除身體損傷造成的痛苦，超出承受能力的自殺外），單就此文為享樂主義自殺辯護，鄙視好死不如賴活來談，也是無知的自視清高論調：

一．無知：

因為享樂方式千千萬，此文所列舉的享樂主義事例僅是其中幾種而已。

好死不如賴活的最低價值，就是個人享樂主義。個人感到賴活比好死要享樂，為什麼要死？

此文鄙視賴活的人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嗎？

賴活的人還真的鄙視那種好死的人呢。

二．自視清高：

好死的人心理脆弱：思想僵化；不適環境；目光短淺：極端自私，不顧他人……

這種死法的人還配自視清高？

真正清高的當是賴活人：

賴活的人心理穩定，思相靈活，適應環境；目光長遠；公私兼顧，聯想他人……

三．為什麼好死不如賴活是人生的最高價值？

“賴”通指不如意的客觀環境，甚至惡劣的環境生存。在這種環境中生存，這種環境才體現人生的價值。

“好死不如賴活”所產生的源頭，是來自於一個人消極的情緒，當一個人受到一定打擊的時候，是會產生一定的消極因素的，但是，他們又不甘被這個消極因素擊倒，就有了“好死不如賴活”的自我修復的情緒反抗，從而讓自己產生更進一步的自我安慰：活着總比死了好，因為哪怕你痛痛快快地死去了，但這樣的痛快的好死，是一切現實的結束，包括自己對未來的所有“希望”！

反過來，只要活着，有時候，哪怕暫時活得很痛苦，很絕望，但總是存在着“希望”! 也許這個“希望”在遙遠的未來才可能實現，可是再怎麼説，這還是“希望”啊！等你實現自己這個“希望”的時候，就是你出頭的日子來了。甚至鹹魚翻身，再造自己成績的輝煌。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好死不如賴活”具有人生的最高價值。

古今中外最典型好死不如賴活，莫過於“卧薪嚐膽”。

《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記載：“春秋時，吳滅越，越王勾踐入臣於吳，吳王病，勾踐用范蠡計，入宮問疾，嘗吳王糞以診病情，吳王喜，勾踐遂得赦歸越。”作為一國之君，去給另一個國君嘗糞便來診斷病情，勾踐得需要多麼強大的內心，得承受怎樣的屈辱，這，只有他自己知道，滿身傷痕，滿懷悲憤，暗夜裏獨自舔舐傷口，所有的經歷，都成為勾踐日後復仇和奮起的動力。

勾踐是個實力派演員，他的表演如火純情，讓夫差徹底放鬆警惕，甚至產生了負罪感，有一次，夫差在姑蘇台上看到勾踐衣衫襤褸的幹活，覺得他好可憐，反思自己是不是做的太過分了。於是，他決定放虎歸山。

之後便有了勾踐卧薪嚐膽，勵精圖治的故事，他採納大臣逢同進獻的“韜光養晦”計策，勾踐親自參與勞動，他的夫人也親自織布。他們生活簡樸，與百姓同甘共苦，每餐只吃一種葷菜，不穿兩種以上色彩的衣服。勾踐的低調再次騙過了吳王夫差，夫差放鬆了對越國的戒備，使越國順利實現了復興計劃。

最後一舉殲滅吳國。

勾踐好死不如賴活，實現了人生最高價值。

[附原文]

自殺辯護、享樂主義與好死不如賴活

陶東風

​

什麼是“自殺辯護”（justification of suicide，直譯為“對自殺的正當化證明”）？自殺辯護就是把自殺行為視作正當。自殺是自己結束自己生命的行為，為自殺辯護的前提，是認為維護人的生命存在（自然或身體意義上的生命存在）並使之達到最大長度（活得儘可能長），並不是人生的最高價值或最高目標。

比如説，對一個因為戀愛失敗而自殺的人而言，不能與己之所愛在一起的生命是沒有意義的，還不如死；

對於一個熱愛自由的人，與其像奴隸一樣活着，還不如死（不自由毋寧死）。大凡有精神性信仰的人，都不會認為自然意義上的活着和長壽就是存在的最高目的和理由。

因此，一旦因無法實現比生命更高的價值，或因為某種他看得比生命更重的價值（比如人的自由和尊嚴）受到玷污，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正當的，不應該受到譴責。

問題在於，古代的享樂主義並沒有精神性的價值追求，但阿倫特仍然説它也贊成自殺，為自殺辯護。這是為什麼？

我的理解是：即使是享樂主義也不信奉“好死不如賴活”，並不追求生命的絕對長度，而是追求生命的所謂“質量”，為了追求這個“質量”，可以放棄生命的長度。

這個“質量”在古代享樂主義那裏就是生命快感的強度（相對於生命的時間長度），高強度的感官刺激（縱慾、酗酒等）。快感的強度（極度快樂）雖然不是什麼精神性的信念或價值，但卻仍然比單純的長壽值得追求。古代享樂主義並不追求長壽，只追求快樂。活得長不如活得樂。因此，他們並不反對甚至於鼓吹縱慾，儘管縱慾會影響生命的時間長度，甚至導致短命，無異於自殺。比如，中國享樂主義的經典文獻《列子.楊朱》寫道：“意之所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只有“意之所為者放逸”，也就是縱慾恣肆，才符合“人性”和“養生”，否則就是壓抑“人性”。只有“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才是享受生命。能夠這樣享受生命，即使只能享受一年、一月甚至一日，都是值得的；否則，壓抑自己的慾望，“慼慼然以至久生”，即使活到百年、千年、萬年，也是不值得的。如果我們認為或者就是人生至善，那麼，這種享樂主義實際上也是在鼓吹一種“自殺”：通過縱慾的方式“自殺”。

阿倫特認為，肇始於西方的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以邊沁為代表）的現代享樂主義，奉行的是“生命自身的原則”，即活着高於一切（這裏的或者包括個體生命或人類生存）。在這裏，“作為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生命本身永遠是其他一切事物的最高標準，個人的利益以及人類的利益總是被等同於個人的生命或種族的生命，彷彿生命理所應當是最高的善。”（《人的境況》）阿倫特認為，即使古代的享樂主義也不鼓吹這種唯生命主義，其證據是古代的享樂主義有“自殺辯護”，而現代的唯生命主義卻沒有。

大約就是在這個意義上，阿倫特把現代的享樂主義，亦即唯生命主義，排除出真正的享樂主義或視作是享樂主義的“另類”，因為它缺乏自殺辯護，即使是享樂主義意義上的自殺辯護。阿倫特認為這是一種“最粗鄙，最非批判的生命哲學。”

遺憾的是，中國從古至今的“好死不如賴活”哲學，恰恰就是這種連真正的享樂主義都夠不上的唯生命長度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