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客觀、全面、準確地認識戰爭對經濟發展的影響_風聞

　　問題的引出，來自文揚老師的最近文章《贏得了戰爭，才贏得了工業化和經濟增長》（https://www.guancha.cn/WenYang/2019_08_03_512111.shtml）。

　　需要先説清楚，我這裏並非反對文揚老師的主要觀點，而只針對文章中的部分認識：該怎樣評價戰爭的作用，怎樣評價西方歷史上的工業革命和崛起，怎樣評價我們自己工業化的失敗和成功。

　　西方歷史上的崛起，的確是藉助戰爭嚴重損人利己，戰爭對其工業革命的成功是巨大的外部驅動和刺激，這一點上，我完全贊同文揚老師的觀點。但我不贊同把工業革命的成功主要歸因於戰爭的勝利。

　　很簡單的反例是，當初蒙古橫掃歐亞大陸的戰爭，勝利之輝煌，遠不是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戰果可比，戰爭的外部刺激和驅動，顯然對蒙古的作用更大。不過，那時的蒙古不但不具備一絲一毫的工業革命苗頭，甚至徹底擺脱落後遊牧生活都似乎是建國後的事（這一點，我不是學者，説不準，但估計差不了太多）。

　　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這是哲學原理。對工業革命而言，在近代，一個重要的內因就是，任何現實可行的內部驅動因素，都遠沒有外部戰爭勝利的驅動力強，這是戰爭可以起重要作用的基礎。但這對英國和更早的蒙古都是一樣的，所以，肯定還有其他重要的內因未被我們所重視。

　　包括英國人在內的西方，事實上搶奪了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成果，雖然過程很有波折（中世紀的西方本已毀去的文獻，竟然從阿拉伯人手裏失而復得），再加上輸入性的文藝復興，近代科學先於工業革命而得到一定發展。這一點，是當年的蒙古萬萬不會有的，這才是工業革命發生的最根本性的內因。

　　工業革命，是件非常複雜的社會工程，它不僅要有巨大的需求推動，更需要有一定的科學普及基礎。如果連科學都不被社會主流接受，再大的外部驅動都不會有實質作用——顯然，吃飽穿暖是任何時代都有的巨大需求，但我們是到了最近二、三十年才算真正實現，背後支撐的，都是建立在科學充分發展基礎上的各種產業，這在古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西方之所以有黑暗中世紀，文揚老師以前的文章解釋得很充分：次生非定居文明的落後所導致。但經過了漫長的黑暗時期，再落後的文明也不再是傻瓜了，畢竟是上千年的時間跨度，把工業革命的看作純粹機遇和損人利己所致，這個評價是不客觀的。而同樣繼承了古希臘、羅馬成果的阿拉伯人，不但沒有引發什麼工業革命，連民族獨立性都曾丟掉，而且，就算是重新獲得獨立之後，他們現在即使想工業化也困難重重，原因當然不是沒有戰爭驅動，而是他們內部本身對工業化有巨大阻力。

　　顯然，戰爭從來是就不是工業革命成敗的根本原因，而只是一個巨大的外部刺激條件，文明內部的因素才更重要。比如，假定我們在鴉片戰爭中大獲全勝，那麼，我們會快速自主引發自己的工業革命嗎？不要忘記，我們之所以認可西方的科學，前提就是西方徹底打敗了我們，否則，大清子民才不會關心蠻夷之技呢。是否認可科學，科學教育有沒有一定的普及度，這一點才是工業革命最根本的內因。但科學教育的普及，建國後我們才真正有機會做到。而技術，比如近代我們的紡織機是否比最初的英國型號先進，這不是決定性的問題，技術再先進，不認可科學，就不可能有改進和充分應用形成產業的機會。

　　不僅如此，現代的戰爭，甚至早已不是促進文明發展的驅動力了。兩次世界大戰，就把歐洲徹底打弱了；蘇聯入侵阿富汗掉進了泥潭，最終自己解體；而強大的美國在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後，也無可奈何地走上加速衰落之路。馬克思的“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論斷，顯然也是不準確的，暴力，只在特定條件下可以是經濟力。只是，馬克思恰恰只能生活在那個特定條件下。

　　當代條件下對於戰爭的否定，就更不需要多説，因為，中國現在的成功，就是根本沒有藉助於戰爭驅動，而只有防止戰爭的努力。

　　如果我們將西方歷史上的成功看作單純的損人利己，而不是同時也承認他們的自主創造力，那麼，我們的落後捱打就只是扔出骰子運氣太差的偶然。不承認對方優點，也必然會掩蓋自身缺陷，被掩蓋的缺陷無法改正，而永不改正的缺陷遲早會積累成致命問題。

　　因此，我不贊同文揚老師把戰爭過於看重，同時又不提西方的優點，儘管我同時也認為他在揭露西方的罪惡本質、確立民族自信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對於建國後的前三十年，我也是有不同意見的。分歧不在於成績是否是主要的，而在於怎樣全面評價。我的看法是，肯定主要的成績（最基本的目標成功了），但必須同時指出認識和做法上的重大失誤。

　　備戰的目標，在前三十年來説並不是錯誤，世界大戰未發生的原因，應該解釋為充分備戰才得以事實上止戰。但問題不再這個目標上。

　　同樣備戰，即使不適合對外搞開放，對內尊重科學、尊重經濟規律，把國內經濟搞得更好一些行不行？聯產承包之類政策，根本不是78年以後才出現的，之所以不做，不是因為與備戰目標相左，而是有“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作為後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當時被打倒批鬥多次，也根本不是因為他對備戰目標認識不清——鄧小平當時被稱作“黨內還在走的走資派”，很清楚地説明了真相。而即使是改革開放後，極左勢力在黨內依舊異常強大，爭鬥至少持續到南巡講話才算告一段落，這也不可以用戰爭因素去解釋。

　　附帶説明一下，我個人認為，鄧小平在八十年代至晚年期間，“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這個論斷，的確是有失誤之處的，不過，好在被繼任的幾代領導人逐漸彌補了，至今尚未造成大的妨害。但若説他當初與毛澤東的備戰思維和戰時體制相沖突，那是遠遠不至於的。

　　前三十年，同樣是的“戰爭經濟學”，也存在好與壞的差異。我們做了不是那麼好的選擇，這是事實，不能用“政治-戰爭因素”來掩蓋，只不過，我們的選擇還沒有壞到連基本目標都失敗的程度。現在談肯定前三十年的成績，或者將整個七十年作為整體去審視，我覺得，必須同時客觀認識過去的功和過，只談一樣不行。

　　這裏，還有個地理大發現的作用問題，我在金燦榮老師的文章那裏回覆過，也順便抄錄如下：

　　“地理大發現，本身不是客觀機遇，而是之前主觀努力的積累結果。西方原本不是更先進的定居文明，最初是因其野蠻而不斷進取的，但野蠻和進取精神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二者根本不等同；我們經過了數千年的實踐依然進取精神不足，而西方一開始就具備，起因的不同是客觀的，但這麼長的時間，過程和發展卻是由主觀努力決定的，因此，我們沒有完成地理大發現而西方做到了，這主要是個主觀因素的差別，缺乏進取，並且主觀努力不夠，根本原因是我們自己的缺陷。具體事實上，更早時代的鄭和擁有更好的技術，更多的財力和更強大的國家做後盾，這個對比很清楚。”

　　文揚老師的文章，我發現更強調地理大發現和戰爭對西方科學產生和崛起的重要性，雖然對於西方的野蠻屬性我持與文揚相同的觀點，但我同時也承認西方自有它的優勢所在，比如這裏説的“非定居文明的進取傾向”，進取和野蠻可以最初共生，卻不等同也不可以互相解釋，捨棄野蠻也同樣可以選擇進取，真正可惜的是我們在去除野蠻的過程中，進取精神也被消磨殆盡了，這是我們過去的失敗之處。承認了自己的問題，是改善的前提，所以，優和劣，無論對己對人，都全面才是恰當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