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足與不知足，中華顯文化與潛文化_風聞

中國文化的特徵，自足而不封閉。關於自足，説了中國的地理位置、疆域光大，人口眾多這幾個方面的因素，決定了中國的知足。但是這個“知足”是不周延的，一個方面它僅僅指聖上的知足，不缺吃不缺穿，自然知足；另一方面中國的農耕文化，使得生活呈現出穩定狀態，四季輪迴，所以只要不是兵荒馬亂，大體知足。這是比較淺的層次上的，含混的分析。

我們下面再談談人性。從現代往古代推演，然後再推回來。

那現代來説，第一個説馬斯洛。馬斯洛講需求層次論，安全、食物、享樂、自我發展。馬斯洛的這個需求層次並不僅指當代人，而是説一切人，人類。我們發現，中國人也是吻合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小我到大我，也是這個路子。

第二個説叔本華以及尼采。叔本華説到生存意志，尼采説到權力意志，後來弗洛伊德説到本我、自我、超我，大體上也描述了人的類本質，而且比較有説服力。

這能不能用到國人身上呢？也能用的。

在西方中世紀，也是講求剋制的，剋制便是知足。西方如果繼續往前推的話，可以推到蒙田、斯多葛派、皮浪、第歐根尼，乃至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追求的是智慧，不是物質，自知自己無知，人對神應該謙卑。

因此，在整個古典時期，西方人也是知足的，被教育知足的。

然後我們再看東方。

西周的東西這裏不説了，過於古拙，捋起來麻煩，我們説春秋戰國。

諸子百家“知足不知足”？有的知足，有的不知足，大多數知足。

儒家是知足的。孔子最講究謙虛，不講求爭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表彰在陋巷苦讀的顏回。孟子也講究知足，勸説梁惠王愛義不愛利，百里可王；墨家是知足的，墨家崇尚的是大禹路線，以苦為樂，節葬節用，非樂非儒，不過墨家相對的共產主義一些，以義為利，把為天下人的公益事業的奮鬥作為利，這個利不涉及個人享受，所以也是知足。這是春秋時期的兩門顯學。

道家知足不知足？道家最知足，但是道家的知足和儒墨不太一樣。春秋的時候打得比較文明，到了戰國時代就比較慘烈了，所以道家的知足大體上不是在市井討生活了，而是投身鄉野，挖野菜啃樹皮為樂了。因此，儒家的知足是一種安樂的知足，而道家的知足是一種被迫的知足，皮浪式的知足。

有一派不知足，法家。

法家講信。商鞅立木，五十金酬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個賞，便是利了。由小利到大功，法家獎勵耕戰，張儀蘇秦都不撫琴了。

而荀子提出隆禮重法，法后王，韓非提出事異則備變，都體現出一種進取心，皆言利。

這裏我們可以小小總結：進取，是人性的本然，既是個體的本然，也是集體的本然，國家的本然，從動機到結果，一以貫之。

進入西漢之後，我們迎來一個不知足的時代。為什麼？朝廷要用人。

劉邦用叔孫通行皇制，禮數規章建立起來了，舉孝廉，建立官僚體制，有官便有利；吳王煮鹽求利；漢武帝管制鹽鐵，獨尊儒術，行勤遠略，學習秦始皇，也開始不知足了。由於耗費過多，所以朝臣覺得武帝用的法家這些手段和理想，有點開歷史倒車，要回到暴秦了，儒家的仁政愛民思想又回來了。武帝疲於壓力，只好投降，所以法家的火苗，熄滅了。

思孟學派是孟子之後的一個儒家學派，他們把孔孟的思想進行了融合與豐富，形成體系化，濃縮成了《禮記》這樣一本典籍。裏面有些章節比較鼓舞人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代表了中國古代佔統治地位的文化主流。這種文化是知足的還是不知足的呢？看你怎麼説了，你要從“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角度説，它是知足的；你要從“死於邊野，馬革裹屍”角度説，它是不知足的。

國人從小受蒙學教育，包括現在，主要培養的是還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樣一種不知足，進取的文化。

所以我們看到，到了中央王朝時期，孔孟的學説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不再僅僅是縮在角落裏勸善諸侯的腐儒了，而是端坐朝堂，給太子上課，制定教育大綱的荀子們了。它怎麼可能是保守、知足的呢？即便是知足，也僅僅是要求阿斗們個人物質上的知足，班超那樣平天下進取的理想還是要有的。

下面到了東漢以及三國，到了三國時期，文化起了變化。

儒學在東漢流入讖緯神學，大家都開始迷信，不太受待見了。

董卓篡權後，曹操開始動腦筋，把法家的一套拾起來了，獎勵軍功，一時間各路英雄歸附，不服的則幫着劉備和孫權。軍事人才、謀臣紛紛發跡。

有了新的現實，便有了新的意識形態，需要有人為曹操的瀟灑背書，何晏、王弼、王粲首倡玄學；司馬篡權，由於非暴力不抵抗政策，正始玄音變為竹林玄風，這標誌着中國文化的又一次轉型，但是這次法家的列車並不是開往曲阜，而是開到了漆園。

由於竹林玄風的倡導者多為大族，因此尿的比較高，成為雅痞文化。正話反説，反説正做，名義上是知足，實質上是造反。

但是這股風到了民間，就變了味道了，成了混世主義，麻木不仁了。

而這時候，佛教進來了，通過格義，釋道合流，這才真正帶來了中國後世“知足文化”的發端。而造反畢竟折騰不長久，貴無也變為了崇有，無可無不可了。

在三國兩晉時代，西土的文化造詣超過了華夏。這種“解空”的哲學讓漢家從驚愕走向崇拜，經過亂世的培養，便在大江南北生根發芽，成為顯學。只要不統一，它就有土壤，最要命的是，即便統一了，由於長期的浸潤，已經擺脱不了它的解構世界與人生的方式了。

從唐末到宋朝，從韓愈到朱熹，開始努力地重塑漢家文化，特別是到了朱熹時代，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建立理學大統。但是遺憾的是，不管是道家還是佛學的結構，都融入進了“理學”的血液。只不過在蒙學中找不到，但是在對社會倫理的辨析與爭吵中，還是在用佛家、道家的術語來解釋儒家的生活。

解空、貴無換了一個行頭，變成體認天理，日新變成了人慾，需要滅掉。這得到了執政者的歡喜，所以當元、明取代了宋之後，“存天理，滅人慾”成了新的儒學圭臬。

陽明時代，雖然擺脱了朱熹的格物，但繼承了佛家的歸寂。他也是靜坐，他的學生們各奔東西，除了王艮講究百姓日用知道之外，王龍溪、聶豹都堅持靜中體認本心，還是禪宗。

明末大儒劉宗周推出“誠意，慎獨”，仍舊是靜坐。

只是到了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傅青主才真正開始擺脱佛學的羈絆，開始講漢家語言，以剛猛精進的學術路子為生民重新立命，標誌着“不知足”的儒學開始在民間復生。

剩下這段，便是老紀的事了。

康熙、雍正、乾隆三世，漢學轉入考據學，徹底與革命88，成了遵命儒學。戴震有一個小高潮，但也是跪着造反，一般人看不出來，直到了晚清章太炎、胡適才開始挖掘，已經晚了。

而鄭板橋“難得糊塗”，正是整個清朝士子知足常樂無奈的註腳吧。

小結：從佛教文化的傳入，到理學、心學的輪替，加上清朝文字獄的壓迫，使得中國精神界養成了一種長期看空、看無的隱忍、退縮文化。其中有些進取的餘絮，如兒童教育，如朝代更迭，如《海國圖志》，但木已成舟，不可復雕。到了維新派時期，譚嗣同、章太炎力倡變革，風氣才為之，又一變。

（上古時期，文化上可窺一斑。希臘神話的火種是盜來的，我們是鑽木取火戰勝自然得來的。末日洪水，西方是諾亞方舟避難的，我們是大禹治水，還成功了。西方把太陽神賦予絕對的權威，我們卻是后羿射日，還有個夸父逐日渴死在陽穀。希臘的宙斯是宇宙之王無可褻瀆，我們有個刑天舞干鏚，頭掉了還能與天帝作戰。我們還有精衞填海，愚公移山~~~這些抗爭不屈，民族的精神，到底是知足還是不知足呢。）

新中國建立後，不久就批開了儒學，到文革時期，墨家、法家成為主導哲學。改革開放後，進入法、道並用時期。休養生息是道家，改革開放是法家，但同樣也是儒家。是真法家、真道家，真儒家。

説到真法家，是重新回到了“信”，回到了獎勵耕作這個層面，聯產承包了，你的就是是你的；另一方面，對外開放，吸引人才技術，進入謀利時段，也是法家特徵。

它同時也是道家，休養生息，無為之治，不干涉公民活動，任自然。

而且它同時也是儒家，治國平天下，發展是硬道理，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這裏面也有儒家的進取與淑世精神。

是不是墨家呢？艱苦奮鬥，便是墨家。

是不是縱橫家呢？韜光養晦，和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站在一起，既是道家，也是縱橫術。

你説我治不了貪官？中央委員抓了多少？候補委員抓了多少？我是不是法家？

到今天日子好了，國家富了，又加上了有所作為，中國智慧，這又絕逼是儒家了。

由此我們是不是可以小結：中華思想有相互抵消的方面，但是將之用於適當的時期與領域，都可以有所作為，並行不悖。

在開篇的時候，介紹了馬斯洛、叔本華、尼采、弗洛伊德，這些學者的學説特點是真實，強調人的需求，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是什麼呢？我們捫心自問的話，大體不脱馬斯洛的框架。首先是動物性，食色之性，是人慾。對於衣食住行的享受，對於異性的追求，這是動物性的一面。動物性之外，還有社會性，我們在説起社會性的時候，一般將之理解為道德，理解為動物性的反面，這個説法在中國來説，受誰影響？

受理學影響，是改頭換面的理學。所以社會性就成了喋喋不休的説教。

另一個方面，社會主義學説與理學也有結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要求是什麼？是集體主義，這個集體主義要求什麼？愛黨、愛國、愛人民、愛社會主義，用在教育方面主要是愛國。不強調愛個人，而強調奉獻個人，奉獻給誰？奉獻給集體。人慾有沒有？有！但你必須奉獻給國家，才算崇高。

在具體規則上，體現為聽指揮。開會第一個要求和最後一個要求是什麼？統一思想，統一到……的思想上來。這便是社會主義的議事規則，這是法家的議事規則，也是儒家的議事規則，使人不明覺厲。名義上是統一到黨、國這些高大上的名目上，但實際效果就是：“誰也不準逼逼，我有天雷。”讓你抄黨章你就抄黨章，讓你聽報告你就聽報告，然後這要務就結束了。

這是什麼家的學説？

這種新的遵命哲學，也就產生了新的“知足”哲學。

人的真實意見被虛假粉飾的命令哲學壓逼到了角落，無從發出，只得興嘆：知足吧！你一定要知足啊！知足才能常樂啊！

知足是什麼？這時的知足不是高妙，而是無奈。

所以當我們教育孩子的時候，我們會説：“好好學習。”而當然踏上工作崗位之後，曲風大變：“多做事，少説話。”因為我們知道青年人他是不知足的，所以很容易在知足的環境裏把握不好方向，招災惹難。

一代傳一代，一輩傳一輩，人人知足，人人常樂的文化便養成了。

天理與人慾的對立並不等於簡單的人的動物性與社會性的對立。人慾裏面也有社會性部分。譬如老桂吃飽了，要聽聽書，練練書法，逛逛黃金，這也是人慾；例如在一個單位呆的煩了，另謀高就，這也是人慾。

我們從小學受教育，是要修齊治平的，這就是人慾。因為人的本性就是尋求一種自我實現，自我理想，就是他的意志、想法、好惡的展開過程，只不過君子好財，取之有道罷了！這個道，這個社會性，與個體道德並不構成矛盾，反而是一些虛假的、命令的、權威的制度、規則在壓制這種慾望，名之曰而不知足，而知足文化恰恰是為這種制度背書的！從古至今，皆是如此。

但在光天化日下，大家都在欣賞着這件皇帝的新衣，為其面帶笑容地鼓掌，有時還希望披上它，這是民族劣根性的表現之一，是主體性的喪失，是奴性的變種。

批判部分完了，然後再給個甜棗，談談知足文化的好處。

知足文化有什麼好處呢？

主要用於療傷，省了看心理醫生的錢了。

你想啊，你這麼多理想，好高騖遠，難免碰壁，心裏怏怏不樂，怎麼辦？

哎呀，沒病沒災的，已經不錯了呀，知足，是治療急火攻心的好方法，又稱閉關。 

另外呢，知足也是排遣掉無聊騷擾的好方法。最好的例子是莊子，周也出乎材與不材之間，不與孟子搶風頭，然後偷偷地寫日記，以證明自己是個最大的才子。這是以消極的知足掩飾積極的不知足的好手段，值得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