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勞動：健康與社會照料活動的核心實踐_風聞

編者按：

本文介紹了身體勞動（Body Work）的概念—對他人身體的有償工作—並證明了其對了解健康和社會照料工作者活動的重要性。通過對有關身體勞動現有研究的概述，本文展示了為健康和疾病社會學提供更多的討論方式——無論是微觀層面關注健康和社會照料勞動的身體方面，還是闡明我們對工作時間和空間的理解，亦或是普通的身體勞動與日益全球化的身體，工人以及工作之間的關係。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65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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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身體勞動是直接關注他人身體的工作：評估，診斷，處理，操縱和監控身體。它是醫療保健的核心部分，是替代醫學的中心主題，也延伸到其他更受污衊的職業，如性產業。這些從業者的運作環境，他們所依賴的知識體系以及他們所處的地位等級差別很大，但在這些背景下可以追溯到某些共性，這些共同點使得身體勞動的概念在社會學領域顯得十分重要。

在健康與社會照料領域，勞動者的情感勞動逐漸研究者所重視，而對於勞動者身體上的負擔往往被忽略討論，身體勞動是在一個主體上的物質實踐，既涉及身體的物質性的知識，也涉及對該身體中存在的人格的認識。它與權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勞動者的身體常常被貶低為福柯式的生物權力的踐行者。

概念界定的邊界

“身體勞動”在經驗和理論上也與“親密勞動”的替代概念化重疊（Boris和Parren，as 2010），這一概念植根於對親密度日益商業化的討論（Hochschild 2003a，Zelizer 2005）。然而作者認為，身體勞動的概念比“親密勞動”具有關鍵優勢，因為對親密關係的關注會忽略工作的身體性質。如果與身體緊密合作只是與“親密關係”聯繫在一起，那麼它就變成了一種強烈的情感勞動形式（Hochschild 1983），暗示着程度的差異而不是善意。這並不是説情感和身體工作沒有緊密交織在一起，而是需要對工作的身體方面進行分析區分。

讓身體勞動更可見

雖然身體是健康和社會照料活動的核心，但這一事實往往因該部門的説法而模糊不清。例如，醫學的特點是“非物質化傾向”（Dunlop 1986：664），其中身份的標誌是與身體的距離，因此當醫生這樣的高地位職業從事身體工作時，他們的身體元素是被緊密建構的，其潛在的貶低方面被括起來，或者象徵性地通過使用間隔技術，如病房的戲劇性或術前隱形，或轉移到較低的地位，輔助和經常性別化，護理等職業（Twigg 2000a）。

     在健康和社會關懷研究中用於探索這一領域的方法也傾向於淡化身體。實證研究以訪談為主，其中工人和患者的經歷被翻譯成文字，不可避免地傾向於從物質中抽象和褪色，而缺乏觀察性工作。部分原因是因為進入身體照料的私人世界並不容易談判：照料行為發生在私人空間; Lawler（1991）在她經典的護理報告中指出，護士們“屏幕後”，不僅是為了保護患者的尊嚴，也是為了保護患者的尊嚴。

時間、空間與場所

身體勞動的空間和時間順序是其提供的核心，勞動者和他們工作的機構必須在同一個地方。而且，它們必須同時在同一個地方。這使得身體工作的時間和地點相對不靈活。由於支付身體需求所需的資源，無論是用於醫療保健還是個人裝飾，所分配的資源分佈不均，有償體制工作也是如此，富裕國家和地區的體力勞動者集中度更高。這反過來又對工人的需求和移民產生了進一步的影響，其中許多人來自欠發達的有償體制經濟國家，產生了所謂的“全球護理鏈”（Hochschild 2003b，Yeates 2004）。

而時間方面，資本主義工資勞動所依據的商品是抽象的，身體的節奏是個體的和可變的，身體的時間和持續時間面臨着不可預測和擴張趨勢，身體勞動過程對身體需求的依賴使其難以合理化。由於許多身體需求很難限制在“工作時間”，因此每年365天，每天24小時都需要身體工作，這需要靈活的身體和靈活的工作人員（Martin 1994）。

勞動分工

關注身體勞動的社會意義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健康和社會關懷中的社會分工如此抵制變革。通過提供身體勞動來討論是關於性別，階級，種族和年齡的一系列假設，這些假設決定了提供模式及其社會評價。身心二元體是一種強烈性別化的結構，身體被認同為女性，心靈被認同男性（Grosz 1994）。

身體勞動的許多積極的文化聯繫，包括觸摸作為安慰或治療，也被視為女性，借鑑了與母性相關的根深蒂固的模式。正如我們所指出的那樣，身體勞動也與性行為模糊不清。霸權男性氣質將男性視為具有潛在的性掠奪性（Connell 1995），這意味着對女性和男性身體的接觸通常都會受到限制;相反，女性享有更大的自由，她們的干預被解釋為性中立或安全。結果，許多男性和女性的患者和客户都表現出接受女性護理的偏好。這進一步鞏固了身體護理的性別特徵，婦女在有償和無償護理工作中的比例過高;並進一步影響整個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分割。

身體勞動的權力關係

身體勞動涉及對象身體和主體人員的工作，但常規化和標準化的健康和社會護理實踐構建了護理的接收，使其易於處理和可預測，將他們的身體轉變為適當的勞動對象。將健康和社會關懷視為身體勞動有助於揭示從業者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從而在互動中發揮其制度權力。最明顯的情況是手術，其中鎮靜在產生被動的“患者身體”中起主要作用，儘管正如Moreira（2004：116）所説的，患者的定位在入院時通過術前程序開始得更早。在病房裏。醫療保健從業者為了請求患者的自願參與而進行的人際關係，情感工作（參見Ma˚seide，以及Cacchioni和Wolkowitz，在這期特刊中）也經常具有“工具性”特徵（Theodosius 2008），旨在產生順應患者或分散她的注意力。醫療保健從業者也有意或無意地阻止患者通過肢體語言進行互動和請求幫助（Halford和Leonard，2003）。補充醫學和替代醫學（CAM）的實踐者通常表達了一種比對抗療法更平等的實踐者—患者關係觀點（Oerton 2004，Sointu 2006），但他們的醫療保健實踐通常不需要施加疼痛或患者的固定，使其相互作用的微觀政治很少挑戰平等主義精神。

與社會、經濟變化之間的聯繫

目前，人們普遍認識到提供身體工作服務的兩個更廣泛的轉變。首先是全球北方的體力勞動力規模大幅增加，其中大多數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因此需要更多的照顧。與此同時，女性有償就業的增加給幼兒的照顧帶來了“照顧不足”，而且正在填補有償僱員的體弱老齡人口（Hochschild 2003b，Folbre和Nelson 2000）。因此，醫療保健和個人支持職業是增長最快的職業（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03）。

其次，身體工作的表現越來越依賴於移民工人或其他種族羣體。 自英國國家衞生服務部門成立以來，移民醫生和護士在提供醫療保健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參見本期特刊中的Raghuram及其同事），但近年來國內醫療保健不足已由不同羣體填補。 全球不同地區的“下屬種族”婦女或其他移民，各國內部存在地區差異（Glenn 2001，Foner 1994，Solari 2006，Lan 2006，Parrenas 2006，Guevarra 2006）。 因此，身體工作被嵌入到全球生殖勞動分工中，除了醫生和牙醫之外，它是女性化和種族化的。

然而，身體工作的表現與更廣泛的社會和經濟力量聯繫在一起，並以不太明顯的方式形成：健康和社會關懷中的身體工作現已深深地融入由資本主義理性形式主導的更廣泛的全球政治經濟中。 在資源管理方面，包括勞動力。 如上所述，它已成為更廣泛的服務類別的一部分，因為它們需要共存，不能大規模外包（Blinder 2006，Gatta et al.2009，McDowell 2009）。 提供高科技專業知識以支持移植，輔助生殖，基因組研究和性別重新分配等新的身體實踐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很多（Dickenson 2007，Lowe 1995），以及專業或高科技醫療保健的提供 為國際患者的“利潤豐厚的市場”提供服務（Lee and Davis 2004）。

文獻來源：

Julia Twigg, Carol Wolkowitz, Rachel Lara Cohen and Sarah Nettleton. Conceptualising body work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Vol. 33,pp. 171–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