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的崛起與大清帝國的衰落 ——“愛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只有一牆之隔！_風聞

         毛主席説：“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

如果用這句話老看明治政府統治下的日本，時刻以最低姿態，學習西方科學文化技術，促成了日本帝國的迅速崛起。前文已經就明治政府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方面，所做的全部努力進行了簡要介紹，而且就其重要意義也進行了闡述。不難看出，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了全面飛躍。國力日漸強盛，愛國主義情懷，也在漸漸向“極端愛國主義”轉變，而由“極端愛國主義”到“帝國主義”，只不過是眾人合力推倒一個本來就顫巍巍的牆而已。

明治政府時期，日本民眾受到是“忠君愛國”的臣民教育。對天皇來説，日本民眾就是有忠君愛國頭腦的、懂得近代知識技能的工具。

這種“三綱五常”的儒家思想，被日本政府短暫拋棄，而又迅速拾起，極為彆扭的和民主自由主義捆綁在一起，形成明治政府特有的教育模式。

一、愚忠思想更加嚴重

日本民眾剛剛從幕府時代解脱出來，思想還未徹底轉變。除少數知識分子較快的接受西方文化，產生較為強烈的民主自由思想，並由此導致了幾次較為強烈的民權運動。絕大多數日本人，思想上處於保守狀態。還沒來得及接受、理解、吸收民權主義思想，就被新的“愚忠”教育套上了精神枷鎖。

當然這個精神枷鎖，因其具於較為明顯的延續性，因而民眾更容易接受。相對於幕府時代的愚民思想，天皇的愚民教育，不僅僅是受益對象的變化。從忠於幕府將軍、藩主，到忠臣於全日本唯一的君主——天皇。而且從形式也有更大變化。過去只是手口相傳，而現在從幼兒抓起，有較為完備的新式教育體制，此種教育方式更為徹底、更為深入。

對於那些年齡較大的日本人，根本無需投入太多的教育資源，因為傳統思想就是“忠於領導者”，從將軍、藩主到天皇，對於他們來説，沒有本質上的變化。但是對於新生一代人，對他們的教育才是最深入、最徹底的。從小腦袋裏就被打上“忠君愛國”的烙印。天皇作為君主，在他們的腦海裏，是神一樣的存在。

因此，在1912年明治天皇因尿毒症去世前後，日本社會瀰漫着一種極度悲傷的氣氛。

天皇病重的消息傳出後，據《明治大正見聞錄》記載：“皇宮前的草地上，祈願天皇陛下康復的人羣，從早至晚越聚越多。他們席地而坐，跪神拜佛，或捶胸，或鞠躬，還有許多人在哭泣。這些人近似發狂。其實不僅是這些人，市內所到之處，悲痛欲狂的人們隨處可見。”

此種情況，在明治天皇去世以後，尤為突出。

舉國上下的悲慟，在中國也曾出現。毛主席、周總理等領袖過世的時候，亦是舉過悲慟，但是此種悲慟與日本民眾對天皇去世的悲慟有大不同。

在日本民眾的腦海裏，明治天皇的去世，是心裏的神轟然崩塌，無助與迷茫，找不到活下去的方向和目標。

在中國人的眼中，兩位領袖的過世，是人們心中的不捨。雖然在農村，這些文化落後的地方，人們曾有過祭拜毛主席、周總理像的現象，但是這種意識，只不過是人們發自於內心的感激與崇敬，並未神話其個人形象。

馬克思主義倡導的“無神論”，是新中國政府積極倡導的。而明治政府倡導是天皇的個人神話，與封建統治階段，中國古代皇帝一樣，強調“天子”身份，君權神授的思想一樣。

明治時期，日本民眾所接受的正是接受此種封建君主思想灌輸，同時接受西方近代科學文化知識，兩者雜合在一起，形成日本特有的“愚忠”思想。

這種思想影響的日本社會，民眾思想更加被禁錮，強於日本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

因為，此時的日本民眾，已經有了“國家”意識。

二、國家意識與愛國主義

幕府時代的日本民眾，基本沒有國家的意識，但是有幕府、藩國的意識。恰如同中國在春秋時期，人們並不關心“周天子”，而是時刻憂慮自己的郡國安危。

明治政府建立統一的日本後，日本民眾的國家意識才逐漸被建立起來，日本實現了空前的大一統。西方強國進入日本社會，日本社會逐漸形成了美、英、德等國與日本國的認識。

而中國人民國家意識的建立，萌發於義和團運動，發展於辛亥革命，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後，才完全建立起來，尤其是在完成 社會主義革命後，這種國家意識才更加強烈，伴隨着國力的日漸強盛，愛國主義情懷也更加強烈。

一種意識的建立，必然附帶着一種情感。國家意識，必然附帶着愛國主義情懷。這種強烈的種族認同感，如果得不到正確的引導，那必然引起災禍。

如果説“黑船”到來後，一個時期內，日本民眾表現出的針對外國人，反對外來文化侵入的過激行為，只能稱之為狹隘的愛國主義。那麼在明治政府統治時期，日本民眾的愛國主義情懷，才真正向廣泛的愛國主義情懷發生巨大轉變。

伴隨着自由民權運動的開始、盛行，到被壓制，日本人的愛國主義情懷，又發生了巨大轉變。

在明治政府與幕府共存的幕末時期，狹隘的愛國主義曾在民眾思想中佔據一席之地。

在“尊王攘夷”思想的影響下，自認為社會精英的武士階層針對外國人、本國知識分子、倡導學習西方官員的暗殺一時成風。這種狹隘的愛國主義情懷，瀰漫了整個日本社會，“愛國賊”的行為隨處可見。這些激情的“愛國者”，特別是在通商口岸，很快掀起了“憤青”大肆刺殺外國人的風潮。對內把怒火灑向本國同胞。

“櫻田門事變”之後，排外風氣更加高漲，在外國人看來，日本充滿了暴力和恐怖。尤其是發生了“生麥事件”，釀成巨大危機，一度將日本推向戰爭邊緣，最後幕府不得已賠償鉅款，才平復了一場戰爭隱患。

那些理性主張朝廷和幕府融合、採取開國進去主義的有識之士被視為通敵，成為暗殺對象。井伊直弼、坂本龍馬等一大批有識之士，都是死在“自己人”的刀下。

這種盲目排外的社會破壞活動，加劇了日本社會的動盪，也在持續計劃明治政府與幕府之間的矛盾。“愛國憤青”的行為，逐漸被世人所唾棄。國民慢慢意識到，只有以改革開放的心態接受現代文明，融入現代文明，才是日本的出路。在這種思潮的推動下，倒幕運動開始，明治統一日本，並開始了漫長的改革運動，狹隘的愛國主義情懷，也漸漸消亡。

此時的日本民眾由狹隘的愛國主義情懷，逐漸向廣義的愛國主義情懷轉變。全國上下，追隨明治政府的腳步，全身心的追趕西方列強的熱潮中。

三、極端愛國主義與軍國主義

教育改革的推進，盛極一時的自由民權運動自此徹底消亡，自由民權意識再也無法進入日本民眾的思維，愚忠思想達到巔峯。

政府對“諾曼頓號事件”的處理，嚴重激怒了民眾，他們要求徹底廢除治外法權（不平等條約），正在進行的“鹿鳴館外交”成為公眾輿論聲討的對象。

“鹿鳴館外交”初衷是，日本政府向西方強國表明自己已經是“文明國家”，與西方強國取得同等地位，以此達到修改不平等條約，廢除歐美列強的法外治權、領事裁判權，恢復日本的關税自主權的目的。

但是這項舉動卻被國內外諷刺批評，“鹿鳴館外交”就此破產。

不得不説“鹿鳴館外交”，既包含了日本政府的過分自信，認為自己已經達到“強國”身份，也包含了民眾的極端愛國主義情懷，民眾普遍認為，日本已經強盛，完全沒有必要向歐美強國屈膝諂媚，以此獲得“不平等條約”的修改。

過度自信的明治政府與過度自信的民眾，直接破壞了明治政府的所有努力。

“鹿鳴館外交”破產後，大隈重信繼任外務卿，重啓談判。終於在1889年，日本與美國、德國、俄國簽訂新條約，但是在與英國簽訂新條約前，條約內容曝光。雖然這份新條約，未能實現“立即廢除歐美列強的法外治權、領事裁判權，恢復日本的關税自主權的目的”，但是在日本實力仍處於弱勢的情況下，大隈重信能爭取到如此地步，已經實屬不易。可是，消息一傳到日本，舉國譁然。

轉眼間大隈重信成為“賣國賊”，各地展開聲勢浩大的反對運動，“愛國憤青”更是要決心和“賣國賊”鬥爭到底。

1889年10月18日，大隈重信被刺殺，雖然只是被炸傷一條腿，但是在政府也形成了一種“死亡陰影”，沒有人輕易啓動改約談判。最終廢除歐美列強的法外治權比大隈重信的方案晚了五年，實現關税自主權晚了十多年，直到1911年日本才實現關税自主權。

這種極端的愛國主義情懷瀰漫的日本社會，“愛國賊”口口聲聲地説自己是“愛國者”，實際上卻做着和“賣國賊”相同的事情，正是由於這種極端愛國主義情懷的影響，導致日本的國家利益受到嚴重傷害。

伴隨着《大日本帝國憲法》頒佈，“大日本”的説法漸漸深入民眾心中。在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日本近代化成效顯著，經濟發展，國力漸強，民眾的極端愛國主義情懷也漸漸高漲起來。

山縣有朋提出了“利益線”的擴張理論，被“強國夢”衝擊的頭腦發熱的明治政府和民眾，把琉球半島、中國台灣、朝鮮半島劃在自身利益線內，狂熱的極端愛國主義，自此徹底轉變成為軍國主義情緒。

在虛幻的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的共同作用下，極端愛國主義情懷，簇擁着民眾全力支持政府擴大軍備，支持政府發動甲午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中，日本戰勝後，這種極端愛國主義情懷更加瘋狂。

剛剛進入20世紀，“對俄必有一戰”的輿論迅速在日本社會蔓延，逐漸成為一種不良導向，不斷向政府施壓。

此時的明治政府深知本國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難以支撐對俄戰爭，但是民眾根本不接受這種觀點。

雖然有反戰觀點，但是很快就被社會輿論認之為“賣國賊言論”。

直到1905年9月日俄停戰，一場以犧牲八萬多人，14萬多人負傷為代價的戰爭，卻並沒有讓狂熱的極端愛國主義情懷和軍國主義思想冷靜下來。

特別是《樸次茅斯和約》簽訂後，日本民眾所表現出的極端情緒，更是彰顯出這個東方島國的狂熱。

民眾普遍認為日本是戰勝國，應該獲得鉅額的戰爭賠款，以此來刺激經濟發展，恢復生產生活。但是《和約》的消息傳到日本後，民眾宛如掉入冰窟窿中，他們的極端愛國主義情懷，讓他們把矛頭指向政府。民眾認為是政府太軟弱，談判太“笨拙”，“可恥地”簽訂了和約。

演講者一個接一個督促政府“拒絕簽訂屈辱和約”，命令軍隊繼續擊潰敵人。民眾就像是一羣烏合之眾，被演講者的情緒感染，高呼口號。

當軍警試圖控制這種蔓延的態勢的時候，雙方發生嚴重衝突。瘋狂的民眾襲擊軍警，襲擊國民新聞報社，放火焚燒內務府大臣官邸和警察署、派出所、崗亭，以及教堂、民宅、車輛等，造成東京嚴重混亂。這就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日比谷打燒事件。”雖然得到政府及時鎮壓，但是這種騷亂仍然迅速蔓延到全國各地。

這就是極端愛國主義情懷和軍國主義思想共同作用下的日本社會，民眾可以為支持政府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忍受最為艱難的生活，把自己兒女、丈夫送到前線，但是卻不能接受政府在戰爭中的“軟弱”。

在國力衰弱的時候，民眾懼怕被強國欺凌，民眾忍辱負重，但是當國家強大的時候，民眾又改如何自處？

四、極端愛國主義留給我們的思考

在極端愛國主義情懷和軍國主義思想共同作用下的日本，在侵略亞洲國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給亞洲多個國家造成不可估計的傷害，但是也為自己帶來沉重的教訓。

雖然到今天為止，一些日本政客和日本民眾依然不能自醒，依然做着極端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春秋大夢”，但是這種極端思想，最終將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在一百多年後，日本青年評論家加藤嘉一説，“在信息全球化和全球化日益加深而容易造成排他、狹隘、極端的民族主義重新崛起的今天，我們有必要深刻認識、認真思考：“愛國賊”的無形蔓延，比“賣國賊”的有心氾濫，更有可能，更加危險，更為絕望”。

中華民族從辛亥革命開始，歷經兩次國共戰爭，抗日戰爭，最終建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政權。經過長達六十年的努力，社會主義中國國力日漸強盛，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也在不斷提升。但是伴隨着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發展，“唱衰”和“捧殺”兩種思潮一直存在。

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唱衰”思潮蓋過“捧殺”思潮，社會所呈現出的一種悲觀主義情緒和崇洋媚外思潮，曾經主導了幾代人。好在中國政府頭腦始終是清醒的，並不因民眾的思潮變化，而改變“韜光養晦”，尋求自我發展的道路，忍辱負重，玉汝於成，終於在進入21世紀初，社會主義中國綜合國力日漸強盛。

伴隨着綜合國力的日漸強盛，極端愛國主義情緒和民族主義思潮漸漸抬頭，“捧殺”思潮蓋過“唱衰”思潮。只是很多民眾根本沒有認識到“捧殺”思潮本質，沉迷於極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之中不能自拔。

雖然民眾的極端愛國主義情懷，還未發展到“帝國主義”思潮，反戰、和平主義思潮仍然佔據主導地位，但是很難保證不會向這個方面發展。尤其是近幾年，中國與周邊國家，以及國內個別地區矛盾日漸升級，個別居心叵測國家和組織，在國內外媒體策動極端愛國主義思潮民眾，在某些事件中，表現出極端言行。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政府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妥善處理和解決諸多問題，不給極端愛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分子任何機會。

日本社會在特定歷史時期，所表現的出極端愛國主義情緒和帝國主義思潮，比起無比的仇恨，更值得我們認真反思。

希望，大家做一個理性的國人！

正視歷史，才能面向未來！

下篇，假如歷史是這樣的！

關注我們：

微信公眾號：驚鴻一瞥c    個人微信：692656213（無憂小書匠）

用獨特視角解讀歷史，知史而明榮辱；用生活字解讀文學鉅著，感悟冷暖人間；用文學點綴生活，做一個文字的“搬運工”！

希望前行的路上，有你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