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的崛起與大清帝國的衰落 ——“愛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只有一牆之隔!_風聞
无忧小书匠-微信公众号:惊鸿一瞥c2019-08-07 16:31

毛主席説:“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
如果用這句話老看明治政府統治下的日本,時刻以最低姿態,學習西方科學文化技術,促成了日本帝國的迅速崛起。前文已經就明治政府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方面,所做的全部努力進行了簡要介紹,而且就其重要意義也進行了闡述。不難看出,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了全面飛躍。國力日漸強盛,愛國主義情懷,也在漸漸向“極端愛國主義”轉變,而由“極端愛國主義”到“帝國主義”,只不過是眾人合力推倒一個本來就顫巍巍的牆而已。
明治政府時期,日本民眾受到是“忠君愛國”的臣民教育。對天皇來説,日本民眾就是有忠君愛國頭腦的、懂得近代知識技能的工具。
這種“三綱五常”的儒家思想,被日本政府短暫拋棄,而又迅速拾起,極為彆扭的和民主自由主義捆綁在一起,形成明治政府特有的教育模式。
一、愚忠思想更加嚴重
日本民眾剛剛從幕府時代解脱出來,思想還未徹底轉變。除少數知識分子較快的接受西方文化,產生較為強烈的民主自由思想,並由此導致了幾次較為強烈的民權運動。絕大多數日本人,思想上處於保守狀態。還沒來得及接受、理解、吸收民權主義思想,就被新的“愚忠”教育套上了精神枷鎖。
當然這個精神枷鎖,因其具於較為明顯的延續性,因而民眾更容易接受。相對於幕府時代的愚民思想,天皇的愚民教育,不僅僅是受益對象的變化。從忠於幕府將軍、藩主,到忠臣於全日本唯一的君主——天皇。而且從形式也有更大變化。過去只是手口相傳,而現在從幼兒抓起,有較為完備的新式教育體制,此種教育方式更為徹底、更為深入。
對於那些年齡較大的日本人,根本無需投入太多的教育資源,因為傳統思想就是“忠於領導者”,從將軍、藩主到天皇,對於他們來説,沒有本質上的變化。但是對於新生一代人,對他們的教育才是最深入、最徹底的。從小腦袋裏就被打上“忠君愛國”的烙印。天皇作為君主,在他們的腦海裏,是神一樣的存在。
因此,在1912年明治天皇因尿毒症去世前後,日本社會瀰漫着一種極度悲傷的氣氛。
天皇病重的消息傳出後,據《明治大正見聞錄》記載:“皇宮前的草地上,祈願天皇陛下康復的人羣,從早至晚越聚越多。他們席地而坐,跪神拜佛,或捶胸,或鞠躬,還有許多人在哭泣。這些人近似發狂。其實不僅是這些人,市內所到之處,悲痛欲狂的人們隨處可見。”
此種情況,在明治天皇去世以後,尤為突出。
舉國上下的悲慟,在中國也曾出現。毛主席、周總理等領袖過世的時候,亦是舉過悲慟,但是此種悲慟與日本民眾對天皇去世的悲慟有大不同。
在日本民眾的腦海裏,明治天皇的去世,是心裏的神轟然崩塌,無助與迷茫,找不到活下去的方向和目標。
在中國人的眼中,兩位領袖的過世,是人們心中的不捨。雖然在農村,這些文化落後的地方,人們曾有過祭拜毛主席、周總理像的現象,但是這種意識,只不過是人們發自於內心的感激與崇敬,並未神話其個人形象。
馬克思主義倡導的“無神論”,是新中國政府積極倡導的。而明治政府倡導是天皇的個人神話,與封建統治階段,中國古代皇帝一樣,強調“天子”身份,君權神授的思想一樣。
明治時期,日本民眾所接受的正是接受此種封建君主思想灌輸,同時接受西方近代科學文化知識,兩者雜合在一起,形成日本特有的“愚忠”思想。
這種思想影響的日本社會,民眾思想更加被禁錮,強於日本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
因為,此時的日本民眾,已經有了“國家”意識。
二、國家意識與愛國主義
幕府時代的日本民眾,基本沒有國家的意識,但是有幕府、藩國的意識。恰如同中國在春秋時期,人們並不關心“周天子”,而是時刻憂慮自己的郡國安危。
明治政府建立統一的日本後,日本民眾的國家意識才逐漸被建立起來,日本實現了空前的大一統。西方強國進入日本社會,日本社會逐漸形成了美、英、德等國與日本國的認識。
而中國人民國家意識的建立,萌發於義和團運動,發展於辛亥革命,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後,才完全建立起來,尤其是在完成 社會主義革命後,這種國家意識才更加強烈,伴隨着國力的日漸強盛,愛國主義情懷也更加強烈。
一種意識的建立,必然附帶着一種情感。國家意識,必然附帶着愛國主義情懷。這種強烈的種族認同感,如果得不到正確的引導,那必然引起災禍。
如果説“黑船”到來後,一個時期內,日本民眾表現出的針對外國人,反對外來文化侵入的過激行為,只能稱之為狹隘的愛國主義。那麼在明治政府統治時期,日本民眾的愛國主義情懷,才真正向廣泛的愛國主義情懷發生巨大轉變。
伴隨着自由民權運動的開始、盛行,到被壓制,日本人的愛國主義情懷,又發生了巨大轉變。
在明治政府與幕府共存的幕末時期,狹隘的愛國主義曾在民眾思想中佔據一席之地。
在“尊王攘夷”思想的影響下,自認為社會精英的武士階層針對外國人、本國知識分子、倡導學習西方官員的暗殺一時成風。這種狹隘的愛國主義情懷,瀰漫了整個日本社會,“愛國賊”的行為隨處可見。這些激情的“愛國者”,特別是在通商口岸,很快掀起了“憤青”大肆刺殺外國人的風潮。對內把怒火灑向本國同胞。
“櫻田門事變”之後,排外風氣更加高漲,在外國人看來,日本充滿了暴力和恐怖。尤其是發生了“生麥事件”,釀成巨大危機,一度將日本推向戰爭邊緣,最後幕府不得已賠償鉅款,才平復了一場戰爭隱患。
那些理性主張朝廷和幕府融合、採取開國進去主義的有識之士被視為通敵,成為暗殺對象。井伊直弼、坂本龍馬等一大批有識之士,都是死在“自己人”的刀下。
這種盲目排外的社會破壞活動,加劇了日本社會的動盪,也在持續計劃明治政府與幕府之間的矛盾。“愛國憤青”的行為,逐漸被世人所唾棄。國民慢慢意識到,只有以改革開放的心態接受現代文明,融入現代文明,才是日本的出路。在這種思潮的推動下,倒幕運動開始,明治統一日本,並開始了漫長的改革運動,狹隘的愛國主義情懷,也漸漸消亡。
此時的日本民眾由狹隘的愛國主義情懷,逐漸向廣義的愛國主義情懷轉變。全國上下,追隨明治政府的腳步,全身心的追趕西方列強的熱潮中。
三、極端愛國主義與軍國主義
教育改革的推進,盛極一時的自由民權運動自此徹底消亡,自由民權意識再也無法進入日本民眾的思維,愚忠思想達到巔峯。
政府對“諾曼頓號事件”的處理,嚴重激怒了民眾,他們要求徹底廢除治外法權(不平等條約),正在進行的“鹿鳴館外交”成為公眾輿論聲討的對象。
“鹿鳴館外交”初衷是,日本政府向西方強國表明自己已經是“文明國家”,與西方強國取得同等地位,以此達到修改不平等條約,廢除歐美列強的法外治權、領事裁判權,恢復日本的關税自主權的目的。
但是這項舉動卻被國內外諷刺批評,“鹿鳴館外交”就此破產。
不得不説“鹿鳴館外交”,既包含了日本政府的過分自信,認為自己已經達到“強國”身份,也包含了民眾的極端愛國主義情懷,民眾普遍認為,日本已經強盛,完全沒有必要向歐美強國屈膝諂媚,以此獲得“不平等條約”的修改。
過度自信的明治政府與過度自信的民眾,直接破壞了明治政府的所有努力。
“鹿鳴館外交”破產後,大隈重信繼任外務卿,重啓談判。終於在1889年,日本與美國、德國、俄國簽訂新條約,但是在與英國簽訂新條約前,條約內容曝光。雖然這份新條約,未能實現“立即廢除歐美列強的法外治權、領事裁判權,恢復日本的關税自主權的目的”,但是在日本實力仍處於弱勢的情況下,大隈重信能爭取到如此地步,已經實屬不易。可是,消息一傳到日本,舉國譁然。
轉眼間大隈重信成為“賣國賊”,各地展開聲勢浩大的反對運動,“愛國憤青”更是要決心和“賣國賊”鬥爭到底。
1889年10月18日,大隈重信被刺殺,雖然只是被炸傷一條腿,但是在政府也形成了一種“死亡陰影”,沒有人輕易啓動改約談判。最終廢除歐美列強的法外治權比大隈重信的方案晚了五年,實現關税自主權晚了十多年,直到1911年日本才實現關税自主權。
這種極端的愛國主義情懷瀰漫的日本社會,“愛國賊”口口聲聲地説自己是“愛國者”,實際上卻做着和“賣國賊”相同的事情,正是由於這種極端愛國主義情懷的影響,導致日本的國家利益受到嚴重傷害。
伴隨着《大日本帝國憲法》頒佈,“大日本”的説法漸漸深入民眾心中。在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日本近代化成效顯著,經濟發展,國力漸強,民眾的極端愛國主義情懷也漸漸高漲起來。
山縣有朋提出了“利益線”的擴張理論,被“強國夢”衝擊的頭腦發熱的明治政府和民眾,把琉球半島、中國台灣、朝鮮半島劃在自身利益線內,狂熱的極端愛國主義,自此徹底轉變成為軍國主義情緒。
在虛幻的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的共同作用下,極端愛國主義情懷,簇擁着民眾全力支持政府擴大軍備,支持政府發動甲午戰爭。特別是甲午戰爭中,日本戰勝後,這種極端愛國主義情懷更加瘋狂。
剛剛進入20世紀,“對俄必有一戰”的輿論迅速在日本社會蔓延,逐漸成為一種不良導向,不斷向政府施壓。
此時的明治政府深知本國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難以支撐對俄戰爭,但是民眾根本不接受這種觀點。
雖然有反戰觀點,但是很快就被社會輿論認之為“賣國賊言論”。
直到1905年9月日俄停戰,一場以犧牲八萬多人,14萬多人負傷為代價的戰爭,卻並沒有讓狂熱的極端愛國主義情懷和軍國主義思想冷靜下來。
特別是《樸次茅斯和約》簽訂後,日本民眾所表現出的極端情緒,更是彰顯出這個東方島國的狂熱。
民眾普遍認為日本是戰勝國,應該獲得鉅額的戰爭賠款,以此來刺激經濟發展,恢復生產生活。但是《和約》的消息傳到日本後,民眾宛如掉入冰窟窿中,他們的極端愛國主義情懷,讓他們把矛頭指向政府。民眾認為是政府太軟弱,談判太“笨拙”,“可恥地”簽訂了和約。
演講者一個接一個督促政府“拒絕簽訂屈辱和約”,命令軍隊繼續擊潰敵人。民眾就像是一羣烏合之眾,被演講者的情緒感染,高呼口號。
當軍警試圖控制這種蔓延的態勢的時候,雙方發生嚴重衝突。瘋狂的民眾襲擊軍警,襲擊國民新聞報社,放火焚燒內務府大臣官邸和警察署、派出所、崗亭,以及教堂、民宅、車輛等,造成東京嚴重混亂。這就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日比谷打燒事件。”雖然得到政府及時鎮壓,但是這種騷亂仍然迅速蔓延到全國各地。
這就是極端愛國主義情懷和軍國主義思想共同作用下的日本社會,民眾可以為支持政府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忍受最為艱難的生活,把自己兒女、丈夫送到前線,但是卻不能接受政府在戰爭中的“軟弱”。
在國力衰弱的時候,民眾懼怕被強國欺凌,民眾忍辱負重,但是當國家強大的時候,民眾又改如何自處?
四、極端愛國主義留給我們的思考
在極端愛國主義情懷和軍國主義思想共同作用下的日本,在侵略亞洲國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給亞洲多個國家造成不可估計的傷害,但是也為自己帶來沉重的教訓。
雖然到今天為止,一些日本政客和日本民眾依然不能自醒,依然做着極端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春秋大夢”,但是這種極端思想,最終將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在一百多年後,日本青年評論家加藤嘉一説,“在信息全球化和全球化日益加深而容易造成排他、狹隘、極端的民族主義重新崛起的今天,我們有必要深刻認識、認真思考:“愛國賊”的無形蔓延,比“賣國賊”的有心氾濫,更有可能,更加危險,更為絕望”。
中華民族從辛亥革命開始,歷經兩次國共戰爭,抗日戰爭,最終建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政權。經過長達六十年的努力,社會主義中國國力日漸強盛,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也在不斷提升。但是伴隨着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發展,“唱衰”和“捧殺”兩種思潮一直存在。
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唱衰”思潮蓋過“捧殺”思潮,社會所呈現出的一種悲觀主義情緒和崇洋媚外思潮,曾經主導了幾代人。好在中國政府頭腦始終是清醒的,並不因民眾的思潮變化,而改變“韜光養晦”,尋求自我發展的道路,忍辱負重,玉汝於成,終於在進入21世紀初,社會主義中國綜合國力日漸強盛。
伴隨着綜合國力的日漸強盛,極端愛國主義情緒和民族主義思潮漸漸抬頭,“捧殺”思潮蓋過“唱衰”思潮。只是很多民眾根本沒有認識到“捧殺”思潮本質,沉迷於極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之中不能自拔。
雖然民眾的極端愛國主義情懷,還未發展到“帝國主義”思潮,反戰、和平主義思潮仍然佔據主導地位,但是很難保證不會向這個方面發展。尤其是近幾年,中國與周邊國家,以及國內個別地區矛盾日漸升級,個別居心叵測國家和組織,在國內外媒體策動極端愛國主義思潮民眾,在某些事件中,表現出極端言行。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政府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妥善處理和解決諸多問題,不給極端愛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分子任何機會。
日本社會在特定歷史時期,所表現的出極端愛國主義情緒和帝國主義思潮,比起無比的仇恨,更值得我們認真反思。
希望,大家做一個理性的國人!
正視歷史,才能面向未來!
下篇,假如歷史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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