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數字革命_風聞

摘要：長期以來，工人與僱主之間的關係經歷着深遠的結構性變化，商業組織一直在尋求降低對“標準”僱傭關係的依賴，一些非典型、偶然或“非標準”就業形式蔓延。儘管企業打着靈活和創新的旗號接受這些變化，但非標準工作的擴大在勞動法、社會保險制度和勞動力市場制度方面存在重要空白，許多工人承受着不斷上升的、有害的風險。隨着數字革命的到來，以及平台經濟從整體經濟中獲益，這些挑戰似乎會變得更加明顯。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66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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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學者們積極尋求理解數字革命。考察這一知識體系，會發現兩個顯著的特點。一個是概念模糊的擴散，因為分析人員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詞彙來描述平台經濟的工作方式，結果是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術語競相引起注意，而且往往是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因此，不同的分析人員談到“零工經濟”，而其他人則提到“平台資本主義”或“共享”或“按需經濟”，結果大大削弱了理解數字經濟實際運作方式的能力。

第二個特點是，一些人認為機器人、人工智能(AI)和機器學習對有償就業構成前所未有的威脅時，他們往往會援引數字革命中最反烏托邦的形象，儘管這種擔憂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們是基於真正的結構性變化，但它們只會使辯論複雜化。事實上，強調最壞情況的傾向實際上可能使工人更容易受到僱主的要求，這隻會助長理論家提出的某些“趨勢”。

數字革命暴露無遺  

儘管數字“革命”已經醖釀了幾十年，但它目前的表現是從一系列迅速展開的發展中汲取的能量：上世紀90年代起的互聯網熱潮、本世紀的社交媒體的興起，以及移動設備需求的爆炸式增長，這一切都發生在“共享經濟”中。在這種經濟中，反文化的願望與互聯網初創企業的利潤導向型目標不安地共存。平台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個主要的經濟實體，其社會、政治和經濟後果在全球學者、政策制定者和商業團體中引發了令人窒息的猜測。

平台資本主義的支持者認為：首先，從本質上講，平台是基於雲的，因此暫停了物理和空間因素，這些因素已經將一些邊緣羣體排除在勞動力之外。其次，通過允許共享財產(汽車、工具和住房)，平台公司可能比私有制的實踐支持更有效(環保)。第三，平台資本主義對現有機構造成的“創造性破壞之風”在降低服務成本的同時，讓機構對消費者更加敏感。

反對平台資本主義的人認為，“共享”財產的説法越來越不恰當。在平台經濟的起源階段，其“協作”和“商品化”邏輯之間產生了一種張力，後者顯然佔據了主導地位。將平台經濟稱為“共享”只是委婉地表達了社會領域的市場化，從而使交換關係在整個社會景觀中得以傳播。當勞動力平台確實包括邊緣化工人時，他們通常通過“任務化”來實現這一點，即將工作減少到單個任務，提供的保障或福利很少，而這些保障或福利通常與有償就業掛鈎。此外，通過將勞動力重新劃分為“獨立契約”，平台企業降低了外包工作所產生的交易成本，從而有可能破壞標準的工作安排本身。

因此，理解數字經濟的第一要務是要確定平台資本主義的規模和影響，事實上，目前的許多估計差異性很大，但所有的估計都顯示，至少自2012年以來，基於平台的員工數量出現了大幅增長，而年復一年的增長几乎沒有出現下降的跡象。理解數字經濟及其相對於“傳統”經濟的變革力量的第二個任務，是要求確定其總體結構——即在其不同部分之間建立的勞動分工。平台經濟具有多面性，其最重要的部分存在於終端消費者的視野之外，而不是隻盯着工人和消費者之間的交點。平台資本主義改變了資本積累所依賴的資源和結構機制，它需要被完整地理解。

理解平台資本主義

當今數字經濟具備一個包羅萬象的框架，其優點是將平台經濟的整個結構納入視野，以便更好地理解不同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一種危險是把部分誤認為整體，另一種危險是把整體具體化。公眾經常接受的技術想象尤其如此。瀰漫在如此多話語中的恐懼文化，是如何滲透進科技科學的認知之中的？一種反烏托邦的觀點是這樣孕育出來的：實體店被看作是“零售末日”，零售收銀員正被自助結賬系統取代。當大量的人力成為多餘時，社會秩序將如何生存?

技術不可避免地取代人類勞動，這種假設是毫無根據的。節省勞動力的設備並沒有在任何數量上“節省”或消除對勞動力的需求，而只是提高了對有待完成工作質量的期望。另一種選擇是，新技術創造了全新的職業領域，人類勞動力可以流向這些領域。必須警惕這樣的假設，即我們人類面對的是由我們自己製造的技術主宰。儘管這種看法有時會促使決策者採取行動，但它們也會培養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我們盡最大努力面對現實的威脅，而不是不切實際的威脅。

阻礙對平台經濟進行分析的一個問題是，平台工作人員對其工作的導向傾向於過於簡化或一元化。對於平台經濟的批評者來説，他們通常認為平台參與者是一個同質的羣體。這裏的趨勢是，工人們都認為自己無能為力，依賴於這些平台，就好像所有參與者在勞動力市場上都處於同樣的從屬地位。然而，對勞動力平台的大多數研究發現，參與者之間的顯著異質性是相當真實的，一些平台工作者完全依賴於他們從平台上獲得的收入，這些工作者在工作中經常遇到被迫選擇，由於經濟脅迫而接受不利的任務。然而，僅僅是為了補充收入或獲得成功而工作的員工比例，至少與很大程度上與依賴平台收入的員工比例一樣高。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困擾着這個領域的學術界，那就是圍繞着數字平台所展示的結構性“可提供性”所扮演角色的不確定性。對於勞動力市場中介和社交網站來説，經濟能力是一種不同的形式，這對數字時代的勞動力市場機構有着重要的影響。勞動力市場的數字化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制度化了勞動力時間買賣雙方之間的權力不對稱。

研究者探討了人力資源招聘人員如何使用基於互聯網的搜索功能來招聘員工。通過跟蹤管理求職過程本身的數字系統，發現“平台威權主義”，即“一方面限制工人可以採取的行動，另一方面為僱主提供新的負擔能力”。更重要的是，這些程序傾向於保持同質性，通過在算法的招聘建議中加入之前的勞動力偏好或偏見來實現這一點。一旦某個特定的社會人口羣體確立了自己的地位，該算法就會利用這一趨勢作為其成功的定義，實際上造成了“自動不平等”：失業工人幾乎總是被自動排除在考慮之外。更重要的是，進一步分化勞動力市場的結構。

這些研究推動了現有的關於數字支付能力與社會不平等結構之間關係的研究。通過這樣做，他們為研究涉及平台參與的生活體驗的一系列同樣重要的影響奠定了基礎。主觀體驗的問題成為了一個關鍵的結論。他們認為，除了簡單的“數字泰勒主義”或勞動力的算法監管，還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有證據表明，工人們學會了如何抵制這種策略，以他們自己的道德經濟作為他們工作的邏輯。

Gerber和Krzywdzinski的工作的優點在於，它將平台的研究與勞動過程理論聯繫起來，從而駁斥了平台通常所維持的中立的表象。這些站點並不像他們聲稱的那樣，只是被動代理將提供者與客户匹配起來。它們不僅對市場做出反應，而且每天都在構成市場。有證據表明，工人們遠不是被動接受者。Fitzmaurice等人在對Airbnb的研究中發現，房東認為他們的活動改變了甚至人性化了市場的邏輯，而不是延伸。在斯坦福大學的Hatim Rachman進行的研究中發現，平台工作者的主動或主觀特徵也出現了。希拉里·羅賓遜2017年在波士頓對優步司機的研究中也發現了非常相似的結果，在該研究中，人們認為優步的政策不公平，引發了一場“針對算法的罷工”。

薩諾尼提出了另一項政治考慮，展示了這樣的言辭是如何掩蓋了平台公司以積累為基礎的利益，這些平台公司相對於傳統公司享有物質優勢。扎諾尼指出，這樣的政策有兩個重要的含義:首先，它加劇了社會再生產危機，隨着資本和國家都削減了對工人及其家庭的支持，這種危機已經顯現出來。其次，它開始在傳統公司和基於平台的公司之間引發潛在的衝突。可以説，工人可以與前者形成共同事業，重申二戰後經濟增長時期的社會夥伴關係體系。

平台資本主義未來

平台資本主義的出現代表着資本積累基礎設施的歷史性重大轉變。儘管理論家認為當代處於液體現代性,制度化的結構被無情地溶解在一個不斷變化的時代中。但平台革命似乎從相反的方向努力，建立新的嚴格的、基於軟件的約束運動和活動的個人誘捕，這正是“平台威權主義”的真正含義。在手機上打開一款功能良好的應用程序，並通過“讓平台經濟和零工經濟成為現實”，這種欺騙性的便捷掩飾了全新的種族化、性別化、空間劃分和開發。

從某種意義上説，平台資本主義具有雙重偶然性。一方面，它有能力破壞標準的工作安排，用臨時或臨時形式的或有勞動取而代之。然而，它做到這一點的能力取決於它無法直接控制的政治、法律和司法力量，而這些力量對它將其勞動力劃分為獨立承包商的能力至關重要。關於數字革命，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具有挑釁性的本質——它傾向於引發圍繞法律、政治和社會基礎設施的鬥爭，而這些基礎設施將管理任何國家的城市、州和地區。然而，這種鬥爭的結果絕不是一個封閉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