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_風聞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 　　（一）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 　　（二）中國很久以來就是處在兩種劇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國主義和中國之間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一九二七年以國民黨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叛變革命，出賣民族利益於帝國主義，造成了工農政權和國民黨政權尖鋭對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不能不由中國共產黨單獨負擔的局面。 　　（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 　　甲、由一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變為特別突出特別尖鋭的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了完全征服中國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這些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擴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世界的和平陣線相結合的任務。這就是説，中國不但應當和中國人民的始終一貫的良友蘇聯相聯合，而且應當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現時願意保持和平而反對新的侵略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我們的統一戰線應當以抗日為目的，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 　　乙、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衞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這個任務不但必須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丙、中日矛盾變動了全國人民大眾（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情況和政策。人民更大規模地起來為救亡而鬥爭。共產黨發展了在“九一八”後在三個條件（停止進攻革命根據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武裝人民）下和國民黨中願意同我們合作抗日的部分訂立抗日協定的政策，成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這就是我黨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這是指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名義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通稱“八一宣言”。這個宣言的要點是：“今當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紅軍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共產黨願意作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共產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教育會、新聞記者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同鄉會、致公堂、民族武裝自衞會、反日會、救國會等等），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談判結果所成立的國防政府，應該作為救亡圖存的臨時領導機關。這種國防政府，應當設法召集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由工農軍政商學各界，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和團體，以及國外僑胞和中國境內各民族，在民主條件下選出的代表）的代表機關，以便更具體地討論關於抗日救國的各種問題。共產黨絕對盡力贊助這一全民代表機關的召集，並絕對執行這一機關的決議。”“抗日聯軍應由一切願意抗日的部隊合組而成。在國防政府領導之下，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這種總司令部或由各軍抗日長官及士兵選出代表組成，或由其他形式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體人民公意而定。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為了使國防政府真能擔當起國防重任，為了使抗日聯軍真能擔負起抗日重責，共產黨號召全體同胞：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貢獻專門技能，以便我全體同胞總動員，並用一切新舊式武器，武裝起千百萬民眾來。”），十二月決議（這是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期間，於二十五日通過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這個決議全面地分析了當時國內外的形勢和階級關係的變化，批判了成為當時黨內主要危險的關門主義，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下面是這個決議的一部分：“目前的形勢告訴我們，日本帝國主義併吞中國的行動，震動了全中國與全世界。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各階級、階層、政黨以及武裝勢力，重新改變了與正在改變着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民族革命戰線與民族反革命戰線是在重新改組中。因此，黨的策略路線，是在於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隊伍，什麼階級，只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中國的統治，取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保持中國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其走狗蔣介石。當然，不同的個人，不同的團體，不同的社會階級與階層，不同的武裝隊伍，他們參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們不同的動機與立場。有的是為了保持他們原有的地位，有的是為了要爭取運動的領導權使運動不至超出他們所容許的範圍之外，有的真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正因為他們的動機與立場各有不同，有的在鬥爭開始時就要動搖叛變的，有的會在中途消極或退出戰線的，有的願意奮鬥到底的。但是，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只有按照這種路線，我們才能動員全國人民的力量去對付全國人民的公敵：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蔣介石。中國工人階級與農民，依然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眾，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堅固聯盟，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與軍閥，不管他們怎樣不同意土地革命與紅色政權，在他們對於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鬥爭採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參加之時，對於反日戰線的開展都是有利的。因為這就使他們離開了總的反革命力量，而擴大了總的革命力量。為達到此目的，黨應該採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不但如此，即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間，也不是完全統一的，由於中國過去是許多帝國主義互相競爭的結果，產生了各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互相競爭的賣國賊集團，他們中間的矛盾與衝突，黨亦應使用許多的辦法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暫時處於不積極的反對反日戰線的地位。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以外的其他帝國主義的策略也是如此。黨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人民的力量以反對全中國人民的公敵時，應該堅決不動搖地同反日統一戰線內部一切動搖、妥協、投降與叛變的傾向做鬥爭。一切破壞中國人民反日運動者，都是漢奸賣國賊，應該羣起而攻之。共產黨應該以自己徹底的正確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與行動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戰線中的領導權。也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反日運動才能得到徹底的勝利。對反日戰爭中的廣大民眾，應該滿足他們基本利益的要求（農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貧民、知識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滿足了他們的要求，才能動員更廣大的羣眾走進反日的陣地上去，才能使反日運動得到持久性，才能使運動走到徹底的勝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黨在反日戰爭中的領導權。”），一九三六年五月放棄“反蔣”口號（見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國紅軍要求南京政府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中國共產黨在這個通電中開始放棄“反蔣”口號。通電內容如下：“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體海陸空軍，全國各黨、各派、各團體、各報館，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的同胞們：自從中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渡河東征以來，所向皆捷，全國響應。但正當抗日先鋒軍佔領同蒲鐵路，積極準備東出河北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之時，蔣介石氏竟以十師以上兵力開入山西，協同閻錫山氏阻攔紅軍抗日去路，並命令張學良楊虎城兩氏及陝北軍隊向陝甘紅色區域挺進，擾亂我抗日後方。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本當集中全力消滅蔣氏攔阻抗日去路的部隊，以達到對日直接作戰之目的。但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且在蔣介石、閻錫山兩氏的部隊中，不少願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愛國軍人，目前接受兩氏的命令，攔阻紅軍抗日去路，實系違反自己良心的舉動。因此，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進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每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仍然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諸公進言，在亡國滅種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賣國賊，則諸公的統治，必將最後瓦解，必將為全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諸公深思熟慮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更號召全國凡屬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團體、黨派、人民，贊助我們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組織停止內戰促進會，派遣代表隔斷雙方火線，督促並監視這一主張的完全實現。”），八月致國民黨書 　　同時，民主共和國不但能夠使全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羣眾參加到政治生活中來，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與組織力量，而且也給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首領共產黨為着將來的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以自由活動的舞台。因此，中國共產黨宣佈：積極贊助民主共和國運動。並且宣佈：民主共和國在全中國建立、依據普選的國會實行召集之時，紅色區域即將成為它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色區域人民將選派代表參加國會，並將在紅色區域內完成同樣的民主制度。”“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繼續開展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擴大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治領導作用，極大地鞏固紅色政權與紅軍，同一切喪權辱國及削弱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言論行動進行堅決的鬥爭，我們才能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給民主共和國的實現準備前提。沒有艱苦的持久的鬥爭，沒有全中國人民的發動與革命的高漲，民主共和國的實現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在為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過程中，應該使這個民主共和國從實行本黨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開始，一直到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務徹底的完成。”），十二月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丁、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範圍政策和中國半殖民地經濟狀況而來的中國軍閥割據和軍閥內戰，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贊助這種割據和內戰，以便利其獨佔中國。若干其他帝國主義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暫時地贊助中國的統一與和平。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則以極大的努力反對內戰與分裂，爭取和平與統一。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們變為次要和服從的東西。但是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並沒有減少或消滅。中國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務：適當地調整國內國際在現時可能和必須調整的矛盾，使之適合於團結抗日的總任務。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要求和平統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與反對日本的外國進行談判種種方針之所由來。 　　（四）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開始的中國革命新時期 　　（五）國民黨的三中全會，由於其內部有親日派的存在，沒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確和徹底的轉變，沒有具體地解決問題。然而由於人民的逼迫和國民黨內部的變動，國民黨不能不開始轉變它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這即是由內戰、獨裁和對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轉變，而開始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種初步轉變，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是表現出來了。今後的要求是國民黨政策的徹底轉變。這就需要我們和全國人民更大地發展抗日和民主的運動，進一步地批評、推動和督促國民黨，團結國民黨內的主張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動動搖猶豫分子，排除親日分子，才能達到目的。 　　（六）目前的階段，是新時期的第二個階段。前一階段和這一階段都是走上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過渡階段。如果前一階段的任務主要地是爭取和平，則這一階段的任務主要地是爭取民主。必須知道，為了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國內和平固然不行，沒有國內民主也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 　　（七）對於中國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加緊準備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緊準備的強盜戰爭相呼應，日本在東方正在用盡一切氣力在確定的步驟上準備一舉滅亡中國的條件——國內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條件，國際外交條件，中國親日勢力的扶植。所謂“中日提攜”的宣傳和某些外交步驟的緩和，正是出於戰爭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戰術上的必要。中國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關頭，中國的救亡抗戰，必須用跑步的速度去準備。我們並不反對準備，但反對長期準備論，反對文恬武嬉飽食終日的亡國現象，這些都是實際上幫助敵人的，必須迅速地清除乾淨。 　　（八）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的。而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為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沒有鞏固的和平與團結，沒有人民的動員，抗戰的前途便會蹈襲阿比西尼亞 　　（九）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這方面，應從改變國民大會的選舉和召集上違反民主的辦法，實行民主的選舉和保證大會的自由開會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為止。只有這樣做，才能真正地鞏固國內和平，停止國內的武裝敵對，增強國內的團結，以便舉國一致抗禦外敵。可能有這種情況發生，不待我們改革完畢，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就到來了。因此，為着隨時能夠抵抗日本的進攻並徹底地戰勝之，我們必須迅速地進行改革，並準備在抗戰的過程中進到徹底改革的程度。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分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和制定憲法問題的冷淡，而集中力量於這一具體的帶着國防意義的國民大會運動和憲法運動，嚴厲地批判當權的國民黨，推動和督促國民黨放棄其一黨派一階級的獨裁，而執行人民的意見。今年的幾個月內，全國必須發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這運動的當前目標，應當放在國民大會和憲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衞祖國和收復失地的勝利。當前幾個月內，全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必須爭取這一任務的某種最低限度的完成，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等，都包括在內。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權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綱領上的重要部分，同時也是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條件。 　　（一〇）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托洛茨基派 　　（一一）為了和平、民主和抗戰，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曾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向他們保證下列四項：（1）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2）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4）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這些保證，是必需的和許可的。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根據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變化而改變國內兩個政權敵對的狀態，團結一致，共同赴敵。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實行這種讓步是為了去換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戰。然而讓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區和紅軍中共產黨領導的保持，在國共兩黨關係上共產黨的獨立性和批評自由的保持，這就是讓步的限度，超過這種限度是不許可的。讓步是兩黨的讓步：國民黨拋棄內戰、獨裁和對外不抵抗政策，共產黨拋棄兩個政權敵對的政策。我們以後者換得前者，重新與國民黨合作，為救亡而奮鬥。如果説這是共產黨的投降，那只是阿Q主義 　　（一二）共產黨是否同意三民主義？我們的答覆：是同意的 　　（一三）我們過去的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是否錯了呢？沒有錯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變為人民的敵人，則革命的動力便只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中的小資產階級；革命的政黨，便只剩下了共產黨；革命的組織責任，便不得不落在唯一的革命政黨共產黨的肩上。僅僅共產黨繼續高舉革命的旗幟，保持革命的傳統，提出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且為此口號而艱苦奮鬥了許多年。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不是違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而是堅決地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我們在實際鬥爭中沒有一項政策不適合這種任務。我們的政策，包括沒收地主土地和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內，並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範疇內私有財產制的界限以外，並沒有實行社會主義。新的民主共和國所包括的成分是什麼呢？它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這些階級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聯盟。這裏的特點是包括了資產階級，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在今天的環境下，又有重新參加抗日的可能，所以無產階級政黨不應該拒絕他們，而應該招致他們，恢復和他們共同鬥爭的聯盟，以利於中國革命的前進。為了停止國內的武裝衝突，共產黨願意停止使用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準備在新的民主共和國建設過程中，用立法和別的適當方法去解決土地問題。中國土地屬於日本人，還是屬於中國人，這是首先待解決的問題。既是在保衞中國的大前提之下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那末，由暴力沒收方法轉變到新的適當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 　　工農民主共和國口號，過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棄，都是正確的。 　　（一四）為了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共同對敵，國內的某些矛盾，必須給予適當的解決，其原則是應當有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增強和擴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縮小。在民主革命階段內，國內階級間、黨派間、政治集團間的矛盾和鬥爭是無法避免的，但是可以而且應該停止那些不利於團結抗日的鬥爭（國內戰爭，黨派敵對，地方割據，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一方面暴動政策和不利於抗日的過高的經濟要求等等），而保存那些有利於團結抗日的鬥爭（批評的自由，黨派的獨立性，人民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的改善等等）。 　　（一五）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總任務之下，紅軍和抗日根據地的任務是：（1）使紅軍適合抗日戰爭的情況，應即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並將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戰爭中的模範兵團。（2）根據地改為全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實行新條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編制保安部隊，肅清漢奸和搗亂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範區。（3）在此區域內實行必要的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4）實行必要的文化建設。 　　我們的領導責任 　　（一六）在某種歷史環境能夠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制度的中國資產階級，由於它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就要動搖變節，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證明了。因此，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歷史已判定不能經過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夠完成。並且只有充分發揚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堅持性和徹底性，才能克服資產階級的那種先天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而使革命不至於流產。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經驗，表明了當資產階級追隨着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的時候，革命是如何地前進了；及至無產階級（由共產黨負責）在政治上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的時候 　　（一七）無產階級怎樣經過它的政黨實現對於全國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呢？首先，是根據歷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關於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例如我們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基本口號，又提出了“停止內戰”、“爭取民主”、“實現抗戰”的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沒有這種具體目標，是無所謂政治領導的。第二，是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範。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民主共和國的一切任務而奮鬥時，共產黨員應該作到最有遠見，最富於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依靠羣眾的多數，得到羣眾的擁護。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係，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共產黨對於全國人民的政治領導，就是由執行上述這些條件去實現的。這些條件是保證自己的政治領導的基礎，也就是使革命獲得徹底的勝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動搖性所破壞的基礎。 　　（一八）和平實現與兩黨合作成立之後，過去在兩個政權敵對路線下的鬥爭方式、組織方式和工作方式，應當有所改變。這種改變，主要是從武裝的轉到和平的，非法的轉到合法的。這種轉變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學習。重新訓練幹部，成為主要的一環。 　　（一九）關於民主共和國的性質和前途的問題，許多同志已提出來了。我們的答覆是：其階級性是各革命階級的聯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會主義。我們的民主共和國，是在執行民族抗戰任務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是在國際新環境之下（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世界革命新時期的前夜）建立起來的。因此，按照社會經濟條件，它雖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國家，但是按照具體的政治條件，它應該是一個工農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聯盟的國家，而不同於一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因此，它的前途雖仍然有走上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時又有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的可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力爭這後一個前途。 　　（二〇）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同時又向尾巴主義作鬥爭，是執行黨的任務的必要的條件。我們黨在民眾運動中，有嚴重的關門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傳統傾向，這是一個妨礙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爭取多數羣眾的惡劣的傾向。在每一個具體的工作中肅清這個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們的要求是依靠多數和照顧全局。陳獨秀尾巴主義的復活是不能容許的，這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反映。降低黨的立場，模糊黨的面目，犧牲工農利益去適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將必然引導革命趨於失敗。我們的要求是實行堅決的革命政策，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為了達到克服上述這些不良傾向的目的，在全黨中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只有這種理論，才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指南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