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你怎麼了？_風聞

來源||財主家的餘糧

撰文||財主家沒有餘糧啦

有朋友問我，“先生可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討論一下香港？畢竟，網上沒有這個角度的文章。”

我説，“還沒有”。

他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大家都想知道。”

於是，就有了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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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我給香港一個精準的經濟地位，那就是——

洗錢通道。

這裏的**“洗錢”並非完全貶義，只是説明，這裏高度重視私有產權**，最大程度的**經濟自由，法律相對透明，税率很低，**與周圍的大環境完全不同，因為背靠人口眾多的大型發展中經濟體，成為這個經濟體各種資金進出世界的通道，收收佣金、賺賺差價，放放高利貸，通常都會過得非常滋潤。

以税率為例，我們不妨看一下香港與中國、美國、日本的整體税率比較。

世界上這樣的地方可不止一個，還有一個是新加坡，它是東南亞、特別是印尼的洗錢通道；還有一個是毛里求斯，是印度的洗錢通道。

以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為隔斷，基本可以把香港經濟分為兩個階段：

1997****年以前；

1997****年迄今。

（一）1997年之前

香港充當資金避難所，從太平天國運動和抗日戰爭時期開始——當北邊的城市和重要海港城市全部淪陷之後，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就和當時的上海租界一樣，成為有錢人能夠躲起來的孤島。從那時起到現在，香港的人均收入一直都比大陸要高出許多。

不過，對香港經濟影響最要命的，還是大陸的政權更替。

1949年，大陸內戰已經進入最後階段，眾多不認可新政權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精英們，都湧向香港這個避難所，當然還包括不少打了敗仗的國軍將士。

有錢人到哪裏都是座上賓，這個自不必説，精英知識分子也可以賣藝求生，相比之下，原本拎着頭顱打仗的國軍將士們，在香港卻生存艱難，不得已之下，他們在香港幹起了黑社會。

香港迴歸前最大的黑幫叫14K（盛況之時據説有20萬人，佔香港總人口的1/30）,説的就是14個國軍將領（國民黨的英文“Kuomintang”）創立的組織；而另一著名的黑幫新義安，則是國軍少將向前創立的組織。當然，香港也有本土出身的黑幫名叫和勝和（起源於“省港大罷工”），與14K和新義安共稱三大黑幫。

解放戰爭中我黨打到深圳河的時候，其實一邁腳也就過去了，但我黨中的高層卻很英明，下令停止進攻，倒不是怕英國（除了蘇聯大爺，我黨鳥過誰？）干涉，而是覺得香港這個與西方對話的窗口留着很重要，如果把這個窗口給關了，意味着我們是要完全徹底當蘇聯的乾兒子了。

不過，整體來看，逃難香港的有錢人，這一把是賭對了。

面對強勢崛起的中國，英國人也投桃報李。1950年1月，英國率先承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西方國家裏的頭一個和獨一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徹底打垮了大英帝國的殖民體系，英國的很多舊殖民地，都被美國和蘇聯瓜分（非直接殖民）。為保住香港這個遠東海上明珠，英國人可謂是處心積慮——既要配合美國遏制新中國，不能得罪美國和台灣，又要籠絡大陸政權，企圖腳踩兩隻船。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通過了對新中國實施封鎖制裁禁運的條約，英國不得不明確站隊美國，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跟隨英國政府加入對中國的禁運，接下來在香港出現“很英國”的現象：

——英國明確支持美國，甚至在戰場上和渡過鴨綠江的中國軍隊兵戎相見、互相廝殺，但並沒有把香港變成反共前線，也沒有意圖取締我黨在香港的活動，因為英國要在大陸和美國之間，謀求達成一種微妙的平衡，既不讓美國人有話説，又不讓大陸一氣之下直接出兵佔領香港。

2011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名叫《霍英東與抗美援朝戰爭》，描述了港英當局在美國壓力下實施“禁運”後，霍英東組織了船隊，冒着港英當局武力“緝私”的巨大風險，為新中國運送了大量美國及港英當局“禁運”而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前線急需的黑鐵皮、橡膠、輪胎、五金、藥品、醫療器械、棉花、紗布等戰略物資，有力地支援了中國的抗美援朝。

港英當局對這一情況其實也是心知肚明。話説有一次，霍英東船隊中最大的一艘英國制漁船“黑貓”號被水警截獲，霍英東作為船東被告上法庭，但當時船還在香港水域，無法定罪，結果是——“黑貓只是被控黑夜航行沒有開燈，罰款200元了事，船貨發還。”

霍英東後來也誠實地説:

“如果説當時我是為了支持抗美援朝、打破封鎖禁運，那是騙人的，我沒有那麼高的認識；但説當時我一點認識、一點想法也沒有，也不是事實；要光是賺錢，還有很多方法，並不一定要走這條路。而且，走這條路賺的錢亦並不真的很多。”

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英雙方在香港都小心翼翼地維持着一個微妙的政治平衡，不僅僅是少數富人的洗錢通道，也可以説是整個紅色政權的洗錢通道，而大陸也依賴於香港作為獲取美元等國際硬通貨的唯一窗口，通過扮演這種“二傳手”的角色，香港有了第一次大的發展機會。

朝鮮戰爭結束後，“自由港”的名聲早已蜚聲國際，香港的港口貿易開始崛起。藉助於中東戰爭，香港的船運業開始崛起，董浩雲、包玉剛兩位世界船王同時在香港發跡。

此後一直到70年代，香港都是標準的港口經濟發展模式，利用西方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大力發展向西方出口成衣、鐘錶、玩具、遊戲、電子的輕工業產品，經濟快速發展，成為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火車頭，比方説華人首富李嘉誠，一開始就是做塑料花加工的。

實業加持之下，香港的經濟一路高速增長，工業化程度遠遠領先於中國大陸區域，成了著名的“亞洲四小龍”（香港、韓國、台灣、新加坡）之一，出口總值位列全球高位，這個“彈丸之地”變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1973年中東產油國對歐美國家進行石油禁運，導致當時國際上油價飆升，全球運力緊張，這更是給以港口航運業為主的香港經濟打入了興奮劑，香港經濟在1970年代創下迄今為止的最高經濟增長記錄。

不過，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香港，社會風氣上卻一直是亂哄哄的，前面提到黑幫人口動輒能達到總人口比例的1/30，一度形成了所謂“警察管黑社會，黑社會管治安”的社會現象。

需要説明的是，四小龍當中除了香港，其他三個都是在專制體制下發展起來的，這可能是亞洲發展經濟的特色。香港因為是英國殖民地，所以是最自由的經濟體，這也讓香港倍受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派的推崇。

然而，到1970年代後期，和今天的大陸一樣，香港的整體薪資水平逐漸上漲，勞動力價格相比歐美日也不再具有什麼優勢，成衣、玩具之類的來料加工產業的價格優勢開始喪失，眼看經濟就要不行了，資本家們都很糾結。

哎呀，瞌睡遇到了枕頭，恰在此時，大陸改革開放了。

香港的資本家們趕緊把廠子都給搬到大陸，但剛剛開放那會兒，因為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還很不完善，人才也奇缺，中國的輕工業產品進出口走的都還是香港，這涉及海量的訂單結算業務和金融業務。

因此，1985年之後，藉助於大陸的改革開放，香港順利完成產業升級，從製造業轉到了服務業、娛樂業和金融業，而房地產作為一個重要產業也開始崛起。

我是77年生人，而且18歲之前沒有走出過一個縣域的範圍。但想起來小時候，雖然家鄉身居內陸，但到處都是粵語的歌曲、電影、電視劇，而談到香港，簡直覺得是天堂般的存在，想到的是繁華璀璨的都市、自由開放的港口和大量電影、音樂、電視等文化作品。不僅僅是經濟上覺得香港很富裕，更覺得是一種先進和文明的代表（當然，不包括大量香港貨車司機到深圳包二奶的事情）。

在這些新興產業的加持之下，20世紀80-90年代的香港經濟再創輝煌，香港的經濟繁華，一直持續到1997年。1962—1997年，在35年的時間裏，香港經濟持續高增長，官方統計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7.7%，而根據美元價格計算的名義經濟增長率更是達到了年化14.5%（注意圖中1997年前後的區別）。

90年代初期是香港實體經濟繁榮的頂點（具體見上圖），**在人口僅有大陸1/200的情況下，其GDP卻相當於整個大陸的1/4，人均GDP是大陸的50倍以上。**想想看，身邊有一個人，收入是你的50倍，你會覺得這是個什麼樣的大富豪？這也是1990年代初期，大陸對香港的印象。特別是香港因為毗鄰中國，是亞洲四小龍里最早完成產業轉移的，所以一直到2003年之前，香港都是亞洲四小龍里面最富的那一個，比新加坡都富得多。因為貧富不在一個比較量級上，此時絕大多數香港人，反而對大陸人極有好感，就相當於你看着邊上一個窮得都吃不飽飯的鄰居，你會和他計較什麼麼？

問題來了——當你的年收入是你鄰居的50倍的時候，還會去幹和他一樣的苦力活麼？你當然不會，你一定想去找更舒服、更輕鬆的賺錢方式。

從大的產業分類來看，人類所有的產業裏，賺錢最舒服最多的是哪個行業？

當然是放高利貸和賺高額佣金的金融業！

——實際上，無論什麼樣的商業家族或公司，只要賺錢賺得夠多，發展到最後，基本都會演變成放高利貸和賺高佣金的（包括當前美國的大型科技公司都一樣）——甚至，一個國家發展到最牛逼階段，也會在強權保護下，不由自主變成一個放高利貸和收鑄幣税的帝國，最典型的例子是歷史上的英國和今天的美國。

香港也不例外，當香港的人均GDP位居世界最前列，是大陸的50倍的時候，香港的產業不可避免地會轉入放高利貸和賺高佣金（價差）的金融行業。

從1980年代開始，香港製造業持續北移，工業產值佔比從1980年的31.8%降至1997年的14.6%，香港產業結構輕型化，服務業經濟飛速發展，年均增長率高達17%。這其中，金融、保險、地產、商業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增長率高達21%。

中國改革開放前20年，可以説，全世界經濟上受益最大的就是香港。

香港經濟的轉型成功和經濟超級增長，讓香港成為亞太國際金融中心。超過500家銀行在此聚集，世界百大銀行有85家進入香港。這裏有亞洲第二大股票市場，世界第二大外匯市場，第三大黃金市場。以此為基礎，香港的基金管理、股票分析、融資策劃、商業服務領先整個亞洲。

為了給金融業提供服務，世界著名的顧問、法律諮詢、會計公司，都將香港作為重要基地。這些利潤豐厚的現代金融行業，是經濟繁榮的頂端產物，香港抓住了這個機會，在短短20年內實現了跨越式的成長。

1997年之前的香港，是整個中國大陸出口全世界的轉口中心（洗錢中心），超然的地位全球獨一無二。香港製造業雖然遷出，但仍然在華南生產網絡中佔有重要地位，香港廠商1996年在珠三江僱傭了超過500萬工人，產業鏈中研發、設計、營銷等高端部門仍然在香港，這是整個香港經濟的重要根基。

與實體經濟關聯最緊密的，還是股市（因為股票代表了做實業的公司）。在實體經濟一路向好的情況下，香港的股市一路上揚，除了因1973年的中東戰爭、1982年的美元緊縮而出現暴跌之外，在長達30多年時間裏一直昂頭向上，恒生指數從最低的60點左右一路暴漲至15000點以上，漲了200倍以上。

（二）1997年迄今

1997年之前的香港經濟，如同烈火烹油、鮮花着錦，香港人都憧憬着香港將會成為與紐約、倫敦比肩的金融中心，都憧憬着自己成為高大上的金融從業人員，相信香港房價永遠漲，相信香港股市永遠漲……

然而，極度繁榮的經濟之下，也並非沒有隱憂。

**隱憂之一，**是香港經濟本身容量不大，而作為自由港，又極易受外部衝擊影響。香港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是因為大陸經濟的長期封閉，在乍暖還寒的初步開放階段，香港不過是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交流的二傳手，世界領先的銀行與金融、諮詢服務公司跑來香港，不是因為香港本身的五六百萬人口及其產業，而是因為整個中國大陸。

這意味着，當中國真正打開國門並在基礎設施完善之後，香港的這個二傳手地位，會面臨大陸一系列港口城市的嚴酷競爭和重大挑戰。

**隱憂之二，**是香港的產業層級，始終在很低的技術水平上，無論是在香港本地的時候還是北遷進入大陸，除了換工人、換地點之外，香港的製造業始終都是低端的重複——幾乎所有的香港企業主，都以賺更多的錢、賺更快的錢為最終目標，企業主們最看重的是那些短平快的賺錢項目，而產業升級和技術改造，因為需要大量先期投入和承擔較高風險，從文化基因裏講，甚至需要一些民族擔當和家國情懷，而不僅僅是賺錢了事。

可惜的是，除了早期的包玉剛、董浩雲和霍英東這樣的企業家之外，香港後來的企業家幾乎完全喪失了家國擔當精神，一方面當然是船小好調頭，看見風向不對就跑，不會賠大錢，但其後果就是無法實現香港的產業升級，這導致香港的經濟缺乏堅實的基礎和後勁，股市後來也越來越依賴大陸企業上市。

**隱憂之三，**當然一直以來都是問題的房價。從產業轉移初期的1980年代初到1997年，香港私人住宅價格指數勁升10倍，成為全社會最賺錢的行業，當時的香港房價與日本東京一起成為世界上房價最高的城市。當房地產成為最賺錢的行業，就會從租金方面，對整個社會進行抽血，進而抑制其他產業的發展——這個問題，我們大陸近年來應該體會很深。

房價問題，自從成為香港經濟最大的毒瘤，迄今依然在毒害着整個香港經濟。

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重創了香港經濟。但老實説，因為當年7月份香港迴歸，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段，雖然香港也受到了西方對沖基金的攻擊（索羅斯敗走香港），但整體而言香港遭受的經濟和金融體系衝擊並沒有新加坡和韓國那麼嚴重。

但是，房價的下跌卻重創了香港經濟和香港人的財富——從1997年到2003年，香港的私人住宅價格下跌超過60%，許多中產階級從百萬富翁變成了百萬負翁，很多人資不抵債甚至破產，社會自殺率飆升。

對比1997年之前的經濟繁榮，可以説香港到今天都沒有恢復過來，很多香港營業經理現在的收入水平，都還不抵1997年之前的收入。

然而，在詭異的路徑依賴之下，1997年之時香港經濟的三大隱憂，在經過了20年之後，一個都沒有得到解決，反而切切實實變成了香港經濟更大的問題。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大陸充分開放，香港二傳手地位被嚴重削弱。

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這意味着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而交通、電力等基礎設施又在過去的20年間得到了充分的建設，這讓中國剛一開放，很快就成為了全世界投資的樂土，很快變成了真正的世界工廠。

如果説，1980-1997年之間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是因為起點太低的話，2001年到2014年之間大陸的經濟增長則是在加入WTO之後，找到了適合自己的路徑。從2003年開始，以美元計價的中國經濟總量飛速增長，甚至比香港在1962-1997年的增長更為迅猛（見下圖），以如此之大的經濟體量，創造了最長的連續高增長記錄。

1999年，中國GDP僅為1.09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七位；

2000年，超越意大利，變成世界第六；

2005年，超過法國，位居第五；

2006年，超過英國，位居第四；

2007年，超過德國，位居第三，此時GDP為3.55萬億美元，不到美國的1/4。

2010年，超過日本，位居第二；

2014年，GDP首次超過10萬億美元，達到美國的60%，成為二戰以後第三個達到美國經濟60%的國家……

經濟學家張五常認為，是中央的政策激發了縣域和城市間的經濟競賽，這類似於自由經濟體系下各個公司的市場競爭行為，為中國經濟注入了特殊的活力。這些城市之間，特別是港口城市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地對香港產生了影響。

給大家看一份2018年全球貨物吞吐量的10大港口以及集裝箱運輸量20大港口，你就明白當年的香港，能承擔中國大部分的轉口貿易該是多麼地幸運，為什麼其經濟在1997年之前能夠那麼地好。

香港最明顯的競爭對手，是上海。下面這張圖，是按照貿易額計算的香港與上海在中國貿易總量中佔比的變遷圖。

顯然，1990年代初期的時候，香港的貿易額超過整個大陸40%，但現在，其貿易額僅相當於中國的20%左右，與上海相當。

英國人馬丁-雅克曾經接受過一次採訪，談到香港在1970年代到1997年之前的成功，他用了一個詞——走運，而香港之所以能夠走運，恰恰是因為中國的封閉和開放不充分所致，它成為中國的“洗錢”通道，當中國加入WTO並充分開放後，香港失去了“唯一通道”的作用，經濟自然就大受影響。

馬丁-雅克的視頻如下——除了他最後一段話我覺得有待商榷，這位老先生講得其他所有內容我都贊同。

再來看第二個問題——香港的產業問題。

當香港經濟轉型為服務業為主之後，製造業在經濟中的影響基本就可以忽略，最重要的四大產業變成了：以港口貿易為基礎的貿易物流業、以保險、銀行和投資服務為基礎的金融服務業、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服務、旅遊業。

最近5年這4大產業增加值及其每年佔香港GDP的比重見下表。

四大產業的就業人數及其佔香港就業總人數的比例見下表。

根據上面兩個表格，目前對香港經濟貢獻最大的，是金融服務業和貿易物流業。2017年兩者對香港GDP的貢獻基本相當，均為5000億港幣左右。但其就業人數卻相差巨大：金融業容納26萬人就業，而貿易物流業容納73萬人，幾乎是金融業的3倍——這意味着，容納香港最多就業的，並不是收入較高的金融業，而是收入相對較低的貿易及物流業，而這個在2013年以來還在持續減少。

以港口運輸為基礎的香港貿易和物流業所面臨的競爭，前面我已經敍述，這裏再談談金融業面對的競爭——香港金融服務業的強勁競爭對手，僅在東亞區域就有3個：上海、深圳和東京。

香港以金融服務為龍頭的產業結構，表面上與紐約、倫敦、東京類似，但是背後作為支撐的製造業和高科技行業基礎，與這些頂級城市相比有不小差距。

銀行業和保險業，因為港幣與人民幣並不能自由兑換，其跨區域、跨經濟體經營會受到極大限制，再加上香港產業特點，除了本地資金之外，香港銀行只能吸引極少數大陸富人的資產，並對金融業放貸，其規模不可能很大；保險業也是隻能針對大陸富裕人羣的海外保險需求，無法滲透到龐大的國內保險市場。

只有證券經紀和資產管理才是香港金融行業的專長，但在這方面，香港又面臨上海和深圳的激烈競爭——論上市公司市值規模，香港比不過上海交易所，論產業先進程度，比不過深圳交易所。

雖然香港榮獲2017年和2018年的全球交易所股市IPO冠軍，但如果想起來，1993年上海和深圳的股票市值幾乎不值得一提，如今都已躋身全球10大交易所，相比之下，香港遜色太多。

更重要的是，在香港上市公司之中，大陸的公司市值佔比超過60%，這説明香港資本市場極度依賴國內企業上市而不是本地企業上市。

高科技和互聯網類公司，更是基本與香港無緣——其實，香港迴歸初期正是全球信息科技產業革命火爆全球之際，香港推出了發展信息科技的產業規劃，一度有機會在互聯網科技中拔得頭籌，這就是著名的數碼港項目。

香港迴歸中國後，香港電訊的母公司英國大東電報局（Cable & Wireless）有意退出香港電話服務，李嘉誠的小兒子李澤楷成立了一家叫做盈科數碼動力的小公司，通過借貸110億美元，成功上演蛇吞象遊戲，數碼盈科變成香港規模最大、同時提供固網、無線電話、上網等綜合電訊服務的公司。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藉此提出“數碼港”計劃，有意打造香港特色的硅谷，但卻未經公開投標，就把高科技中心數碼港發展權交給盈科數碼，期望其帶領香港進入互聯網經濟……

可惜的是，因為路徑依賴，在香港政商雙方的合力之下，硬生生把一個香港版的硅谷建設項目，搞成了房地產項目（大陸人應該極其熟悉這種模式），而李澤楷還曾出資220萬美元持有20%騰訊公司的股份，但李澤楷轉手就加價賣給了南非的MIH集團，如今這部分資產市值高達7000億港幣。

一河之隔的深圳，卻抓住了IT產業軟硬件發展的核心，華為、騰訊等企業成長為全球頂級企業，在房地產行業的暴利和輕鬆賺錢模式下，香港的企業家們缺乏恆心和毅力深耕市場，從來沒有開發出值得一提的軟硬件產品，只能在香港本地小市場做一些不大的應用，由此導致整個香港沒有跟上IT時代，連電子商務、互聯網服務、移動支付、交易軟件、商務軟件應用都落後於內地。

香港也曾經提出“中藥港”、“科技園”等產業構想，但由於研發基因的缺失，都沒有發展起來，遍觀世界上成功的經濟模式，只有以產業為依託，產學研合作，共同升級才能真正帶來產業升級——深圳就是個最好的例子。

再來看第三個問題——最要命的房價問題。

看了前面描述的香港四大支柱產業，有人估計該疑惑了——香港房價那麼貴，四大支柱產業裏，居然沒有房地產業？

房價確實很貴，房租也很貴，但香港的房地產行業，主要是那些超級富豪向大眾永久收租的途徑，既不能創造多少經濟增長，也不能吸納很多的就業人口——在1997年之前，香港房價的上漲還可以説是有實體經濟支撐，但最近15年來的房價上漲，就純粹是為漲而漲了。

其實，就在1997年的香港，高房價引發的民憤和今天的大陸一樣，鋪天蓋地的報紙媒體都在聲討，説高房價摧毀了香港人的夢想，壓制香港經濟——沒房的人在罵政府，想有房子住；有小房子的人也在罵政府，想買大房子；有大房子的人也在罵政府，想買更多的房子轉賣給別人賺大錢或收租金……

好吧，所有人都在説自己置業難，買不起房，羣眾的呼聲啊！

香港特區首任特首董建華信了，面對香港居民“置業難”問題，他提出了著名的“八萬五公屋計劃”，董特首提出：每年興建的公營和私營房屋單位不少於八萬五千個；十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

天大的好事啊！全香港人都拍手叫好，而董特首更是説到做到，上任當年就大興土木建設公屋，第一年開建的房屋高達十萬套，為人民服務是實打實的！

2000年開始，廉價公屋建成入市，這一下可不得了，巨量供應摧毀了房價，香港樓價應聲跳水，在巨大供求預期之下，香港房價一路走跌，在2004年跌至谷底，6年間跌了六成多。

接下來，香港有房階級受不了了，95-97年買入房產的人悉數被套，負資產者有10萬户之多，不少人拿來當首付的一輩子積蓄沒了，反過來倒欠銀行幾百萬元，而月供又讓很多家庭一輩子活在還債陰影中不堪重負，陸陸續續有人因為房屋被銀行沒收拍賣而自殺……

16年前的2003年，就在香港迴歸紀念日，香港街頭爆發50萬人大遊行，抗議房價下跌，要求港府救市，董建華滾蛋，他們也聲稱“八萬五公屋計劃”是摧毀民眾財富的核心原因，讓房價上漲成為大多數港人的政治正確——沒有哪位人民羣眾肯承認，自己當年在高位買入房產是因為愚昧和貪婪。

於是，八萬五計劃被實質停止，董特首也被香港人罵成狗，2005年黯然離任——董特首看來沒怎麼明白，**人民羣眾要的不是便宜的房子，而是自己去購買便宜的房子，他們要的是投機暴富，要的是洗劫別人財富來達到自己富別人窮的目的。**持有大量房子的人不希望房價跌，持有一個房子的人也不希望房價跌，甚至只持有四五十平米蝸居的貧民，也不希望房價下跌（這都是結結實實的利益損失），只有那些徹底的無房者，才會支持房價下跌，但是工作一輩子連一個超小户型的房子都沒有的人，又有多少話語權和組織能力呢？

有房沒房，已經將香港人分裂為兩個世界的人，而他們分野的那一刻，就來自在購房和貸款協議上籤完字的那一分鐘是否完成。

董建華離任之後，香港房價再度開啓飆漲模式，連2008年的金融危機，都沒怎麼受到影響。隨後歐美日主要央行紛紛打開印鈔機，再加上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無數大陸人又到香港買房……截止2018年，香港房價相比2004年初的最低點，再度上漲7倍，香港房價一直保持全球最貴城市房價的地位，遙遙領先。

這一結果，終於讓香港家庭部門的債務/GDP比例在2018年到達了一個新高度，他們背上更多債務，買下更加昂貴的房子，期望能撐起未來更好的生活…… 

難以想象的是，從1997年迄今，香港的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了近5倍，從原來的不足3萬億港元，漲到現在的14.5萬億港元。

正因為實體經濟低迷，香港的股市也陷入熄火，從1997年迄今，恒生指數連一倍的上漲幅度都沒有。

1997年曾經造成整個實體經濟失血的房價，在2019年變得更加嚴重，香港的年輕人更加覺得上升無門，香港的大富豪們收税的模式愈發牢固……

（三）我們沒有嘲笑香港的資格

看了我前面寫的很多東西，很多人可能要嘲笑香港了。

可我想説的是，作為大陸人，我們沒有任何資格可以嘲笑香港，直到2018年，香港的人均GDP仍然是大陸的5倍——如果一個收入只有你1/5的人拼命嘲笑你衰落了，這不啻是很荒唐的行為。

雖然因為市場狹窄的問題，高房價窒息了香港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力，但香港普通人所享受到的政府福利，比大陸普通人要好上N倍，畢竟香港政府還是時刻需要體察民情，並對多數民眾的意願做出反應的。

無論人均GDP還是人均收入，我們的大城市都遠遠低於香港，但房價，卻幾可與香港比肩，深圳的房價收入比甚至超過香港，而北京上海廣州也不遑多讓——若進一步考慮通勤距離問題，我相信至少有10個城市的房價收入比肯定超過香港。

大批的大陸精英主動移民香港，反過來，哪怕是香港最底層的人，也沒有幾個人想要移民大陸；大批的大陸高考菁英學子，想要去香港上大學，但香港的學生，卻基本沒有誰想着來大陸參加高考，接受我們先進的思想品德教育……

腿腳永遠比語言更誠實。

為什麼香港普通人不會移民到大陸？看一份香港的社會保障就能明白。

作為普通人，最擔心的是年老、殘疾、單親、失業和低收入問題，但香港有多種多樣的社會保障制度，確保社會不會對普通人過於冰冷。

以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為例，香港一個失業的四口之家，每個月能從政府領到1.2萬港幣的救助，在香港這個社會能夠維持正常的温飽生活——而我們這邊那些動輒吹噓GDP超過香港多少多少的大城市，又有誰能夠做到這一點兒？

過去的20年間，香港經濟發展速度的確遠遠比不上大陸，但如果按照人均計算，中國的人均GDP要趕上香港，可預見的未來基本不可能。

雖然香港的貧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但2017年其全體僱員的收入中位數依然高達1.75萬港幣/月，相比之下，對岸GDP剛剛超過香港的中國科技創新之都——深圳，這差不多是大陸最好的城市之一，其工資中位數僅有4415元/月，僅相當於香港的1/4。

我們應該慶幸的，是有香港這麼一個現實的例子——哪怕你經濟發展再好，貧富差距巨大的社會，也很難穩定下來。

整個香港現實的情況是——電力是嘉道理家族和李嘉誠家族的，煤氣是李兆基的，超市是李嘉誠和怡和集團的，公共交通是李兆基和鄭裕彤的，港口物流業產業是李嘉誠家族和包玉剛家族的，香港的地產則是由這幾大家族所瓜分的——可以説，除了做小餐館、賣苦力以及看似風光的金融服務業之外，整個香港根本沒有留給普通人什麼“逆襲”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哪怕你做小餐館、賣苦力和做金融服務業掙到的錢，最終還是要買房子，雙手再把勞動成果奉送到幾大家族那裏去。

與此相比，香港最大十大家族的商業路徑，從房地產到物流業，從電力到通訊，從公共交通到超市，無論市場風雲如何變幻，這些產業都能夠做到旱澇保收，這本質上是在對香港全體居民收税。

更重要的是，1997年香港就存在的三大經濟隱憂，卻因為整個社會的路徑依賴，20多年來一直都沒有得到解決，房地產和金融行業的暴利，成就了一批超級富豪，卻讓這個東方之珠陷入更長久的經濟沉寂。

現在的香港經濟，也讓我們看清，高房價是如何禁錮和窒息整個經濟？如何地固化社會階層並壓制屌絲逆襲？如何地讓人們在社會上形成財富獲取的路徑依賴？

正如現任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政府報告裏所説：

“不少人的目標就是儘量賺錢買樓供樓，青年人選科和擇業都要向錢看，住的問題也是香港最嚴重的安全隱患，不少家庭走投無路……”

文章寫完之時，得知人民幣匯率破七，接下來，在政策制定者的眼裏，香港和我們，究竟該如何對待高房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