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運：中俄軍事關係七十年：回顧與思考_風聞

**【內容提要】中俄建交70年，兩國軍事關係經歷了從結盟到對抗，再到有限合作、全面合作的曲折過程。****新俄羅斯時期，中俄軍事關係的發展同時在多個領域展開，成為兩國戰略協作的重要促進因素。****從對中俄軍事關係發展歷程的回顧，可以得出一系列重要結論。****兩國元首關於將中俄關系提升為“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決策高瞻遠矚，必須堅定不移地踐行。****有必要將兩國關係提升為“肩並肩、背靠背、手拉手、心連心”的“準同盟關係”，將兩軍關係推升為“特殊友軍關係”。****為此，需要雙方共同努力，首先要增信釋疑，消除“中國威脅論”和“俄羅斯不可靠論”的消極影響。**在深化中俄軍事關係上，兩國應當膽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

【關鍵詞】中俄關系 中俄軍事合作 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準同盟關係”

【作者簡介】王海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俄戰略協作高端智庫常務理事，中俄關系史學會常務理事。

軍事關係是國家關係中最具戰略性、實質性、標誌性、帶動性的領域。俄羅斯是軍事大國，歷來將軍事關係置於國家關係的核心位置。70年中中俄關系起起伏伏，軍事關係一直是重大影響因素。因此，研究中俄關系不能不關注兩國間的軍事關係。

由於軍事關係具有較強的機密性，學界在談論中俄關系時往往繞着走，不能不説是一大缺憾。筆者大半輩子研究中俄軍事關係，將近10年作為中國武裝力量駐蘇聯和俄羅斯的代表，直接參與了兩國軍事關係的運籌、軍事合作的推動。但是，退休後這些年受到條件限制，對中俄軍事關係的關注減少，這裏只能粗線條地作些回顧與思考。

一 中俄軍事關係的歷史回顧

中俄建交70年，兩國軍事關係經歷了從結盟到對抗，再到有限合作、全面合作的曲折過程。其間，既有風和日麗也有陰雲密佈，既有友好合作也有劍拔弩張。中俄軍事關係70年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時期。

（一）20世紀50年代的中蘇結盟時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蘇聯率先給予外交承認，兩國隨即建立正式外交關係。1949年12月底毛澤東主席訪問蘇聯，1950年2月兩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宣佈建立軍事同盟關係。《條約》第一條即為“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

中蘇締結軍事同盟，是兩國審時度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對於經過長期內戰、滿目瘡痍的新中國而言，這是捍衞人民民主政權、加速恢復國民經濟的戰略選擇。對於蘇聯來説，則是壯大社會主義陣營、應對帝國主義陣營對蘇冷戰、抵禦北約軍事壓力的戰略舉措。中蘇軍事結盟後，兩國關係迅速發展，在維護安全利益上相互給予支持，在重大國際問題上採取共同立場，全力維護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與安全。兩國人民的友誼不斷加深，各領域合作迅速展開，兩國關係進入“蜜月期”。

此後幾年裏，儘管由於蘇聯推行大國沙文主義，兩國間不時發生爭吵，但是總體上保持了緊密的軍事同盟關係。蘇聯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國防建設起到了重大作用。在蘇聯援建的156個大型項目中，44項為軍工企業，包括陸海空各種主要裝備的製造廠。中國核武器的研發，是以蘇聯技術為基礎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主要是中朝人民浴血奮戰贏得的，同時也與蘇聯在武器裝備方面的支持密不可分。可以説，中蘇兩國兩軍間的緊密合作，給新中國的軍事安全和國防建設提供了巨大的正能量。

從1956年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開始，中蘇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日益加劇。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從七個方面對斯大林進行了嚴厲批判、全盤否定。對此，中國共產黨不予認同，兩黨關係出現裂痕。蘇聯推行大國沙文主義、在軍事安全領域損害中國國家主權的行為，更是激起了中國的反彈：蘇聯以維護共同安全為由要求在中國領土上開設軍用長波電台、在中國領海組建聯合艦隊，被中國視為企圖在軍事上控制中國；而蘇聯則認為，在同盟國領土上建立軍事常備設施理所當然，換言之，“蘇聯是在保護中國”。顯然，中蘇在對“軍事結盟”內涵的理解上特別是在讓渡主權問題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隨着分歧的加劇，50年代後期兩國關係的“蜜月期”結束，但是軍事同盟關係仍在，中蘇仍然是社會主義兄弟國家。

（二）20世紀60~70年代的中蘇對抗時期

到了60年代，中蘇間的矛盾衝突逐漸發展至軍事對抗、戰略對抗，給雙方的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都造成了難以估量的破壞性影響。

在7 600公里的共同邊界上，蘇聯百萬大軍壓境，不時挑起事端。部署在蒙古國的蘇軍第39集團軍10餘萬官兵、4 300餘台坦克裝甲車輛，更是直接威脅到中國首都北京的安全。兩國緊張對峙，兩軍劍拔弩張，最終導致了1969年的邊境武裝衝突，將兩國關係推向了大規模戰爭的邊緣。蘇聯領導層甚至有人提議，要對中國核試驗基地進行外科手術式打擊。

中蘇關係特別是軍事安全關係的嚴重惡化，給中國造成了極大戰略壓力，中央不得不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方針，不得不大搞“山、散、洞”“大三線、小三線”建設，甚至提出了“大打、早打、打核戰爭”的口號，整個國民經濟一度轉向戰時軌道，瀕臨崩潰的邊緣。在國際戰略方面，中國則由“聯蘇抗美”轉向“聯美製蘇”，形成了以蘇聯為共同對手的中美“準同盟關係”。

中蘇關係的惡化、中美兩大國的聯手合作，使蘇聯同樣陷入了極大的戰略被動。俄羅斯前駐華大使羅高壽將這一時期稱之為“毀滅性的沒有前途的對抗時期”。俄羅斯另一前駐華大使拉佐夫稱，僅在中蘇邊境部署百萬大軍，直接軍費開支就高達2 000多億盧布，摺合3 000多億美元。有充分理由認為，與中國的軍事對抗、中美蘇大三角關係態勢的變化，是導致蘇聯走向衰落、最終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

形成此種兩敗俱傷局面，主要是蘇聯推行霸權主義、迷信軍事施壓所致，同時不可否認，中國的諸多戰略判斷與應對舉措失誤特別是對蘇軍事關係處置不當，亦是重要原因。

（三）20世紀80年代的中蘇關係緩和時期

1982年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講話、1986年戈爾巴喬夫海參崴講話，陸續釋放出改善對華關係的積極信號。隨着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推行，蘇聯對華戰略出現重大調整，中國亦改變了“以蘇劃線”的國際戰略，淡化了意識形態因素對國家關係的影響，兩國間的軍事對抗逐步降温。

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在消除中蘇關係“三大障礙”問題上作出了重要承諾。“三大障礙”均集中在軍事安全領域——從中蘇邊境撤軍，從蒙古撤軍，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鄧小平提出“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指導方針，戈爾巴喬夫表示贊同，兩國關係宣佈實現正常化。1991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訪問蘇聯，雙方就雙邊關係和國際形勢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達成協議：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睦鄰友好關係；和平解決一切爭端；就裁減邊境地區武裝力量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舉行談判；積極發展經貿與科技合作；蘇聯支持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至此，中蘇關係真正成為正常國家關係。

隨着中蘇國家關係正常化，軍事安全關係得到有效管控，瀰漫在兩國間的戰爭陰雲消散。消除後顧之憂後的中國，才得以“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大膽實行“沿海開放”，“軍隊過緊日子”方針才得以提出。可以説，沒有中蘇關係特別是軍事關係的正常化，難有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推進。中蘇關係的正常化及新的相互關係準則的確立，亦為兩國關係從中蘇關係向中俄關系的平穩過渡奠定了重要基礎。

（四）90年代至今的中俄軍事關係持續深化時期

1991年12月，蘇聯解體，新俄羅斯獨立建國。中國在第一時間裏承認俄羅斯聯邦為蘇聯的唯一繼承國，兩國實現了從中蘇關係向中俄關系的平穩過渡。

在過去的二十幾年裏，中俄關系持續深化、節節攀升：

1992年12月17日至19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首次訪華，兩國簽署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等24個重要文件，確認相互視為“友好國家”，兩國關係從“正常國家關係”提升為“友好國家關係”。

1994年1月，葉利欽總統致信江澤民主席，提議中俄建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夥伴關係”，得到了中方的積極響應。

1996年4月，葉利欽總統再次訪華，兩國領導人決定將中俄關系提升為“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需要指出，“戰略協作”有別於“戰略合作”，要求在重大問題上採取更加緊密的協同行動【註釋：“協作”一詞系俄軍軍語“協同動作”，要求按照任務、方向、時間、地點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其要求遠高於“合作”。】。按照當時參與中俄關系運作的外交部歐亞司前司長周曉沛的理解，“所謂‘戰略協作’，就是在雙方關切的重大核心問題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應對挑戰、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

進入21世紀以來，隨着兩國戰略協作與務實合作的不斷深化，中俄關系相繼提升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新階段”，並且提出了“進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戰略任務。2019年6月，習近平主席訪俄，兩國元首簽署《關於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宣佈兩國關係“進入新時代”。

兩國領導人高度評價新世紀的中俄關系“處於歷史最好時期”，譽之為“新型大國關係的典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7月中俄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世代友好、永不為敵”，“永遠做好鄰居、好夥伴、好朋友”的根本指導原則以國家間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並且確認“相互沒有領土要求”，為兩國關係的持續穩定、不斷深化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礎。可以看出，軍事安全關係在兩國戰略協作不斷深化中始終都是十分重要的促動因素。

新俄羅斯時期中俄軍事關係的發展主要集中在以下領域：

一是軍事技術領域。

早在蘇聯解體前的1990年，出於緩解經濟困難的考慮，蘇聯政府即已表示有意與中國開展軍事技術合作。筆者當時擔任中國駐蘇聯使館陸海空軍副武官，主管兩國間的軍事技術合作推進工作，與當時的蘇聯軍工主管部門多有接觸，曾經陪同中國軍事工業代表團考察蘇聯十幾個軍工城，重點了解蘇聯軍事技術的發展狀況，形成了一些合作意向。

中俄兩國間的大規模軍事技術合作大體是從1993年開始的。為了改變我軍武器裝備的落後狀況，中央軍委決定大批量引進俄羅斯新一代軍事技術裝備。從T-72坦克、БТР裝甲輸送車、БМ-21多管火箭炮、C-300防空導彈，到現代級驅逐艦、基洛級潛艇，再到蘇-27、蘇-30戰鬥機，覆蓋面很廣、規模很大。這一合作對我軍幾大“殺手鐧”建設、應對台海危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對兩國政治關係的拉動作用也十分明顯。在那些年內，中央軍委、總部首長頻繁訪問俄羅斯，軍事技術合作一直是雙方會談的重頭戲，中國駐俄使館還為此設立了專門的軍技合作代表機構。

需要指出，當時的中國遭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的軍事技術封鎖，俄羅斯幾乎成了我軍先進武器裝備的唯一來源。

二是邊境地區軍事安全領域。

新俄羅斯建立伊始，在兩國邊界問題談判取得積極進展的基礎上，兩軍立即開始了“相互裁減邊境地區軍事力量的談判”。筆者有幸參與了這一談判。期間，雙方雖然不時發生激烈爭執，但是均表現出化解邊境地區軍事緊張局勢的強烈意願。作為這一談判的早期收穫，1996年，以中國為一方，以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國為另一方的“五國兩方”會談，達成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實現了五國元首的首次上海會晤，形成了“上海五國”機制。1997年，“上海五國”在莫斯科舉行第二次元首會晤，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決定五國同時裁減共同部署在邊界兩側各100公里縱深內的軍事力量，大幅降低邊境地區軍事活動強度，並且建立定期核查機制。自此，中國同俄羅斯及中亞三國漫長的共同邊界，由軍事對抗的前沿變為友好往來的紐帶。“上海五國”機制的形成，則為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夯下了關鍵性的基石。

三是軍事教育領域。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在兩國元首的支持下，中俄兩軍達成了在軍事教育領域加強合作的協議，我軍開始向俄羅斯數十所軍事學院規模性派遣軍事留學生。為加強管理和保障,中央軍委在駐俄使館武官處增設了“軍事留學生管理組”。

21世紀初，我軍同時在俄軍院校接受培訓的軍事人員最多時達到200餘人，這還不包括為接收軍事裝備而大批赴俄培訓的飛行員、艦員及其他軍事技術人員。這些從營級到師級的優秀中青年軍官，經過俄羅斯軍事院校的培訓，在我軍現代化建設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在我軍高中層指揮員中，有留學俄羅斯經歷者佔相當大的比重。

四是聯合軍事演習領域。

中俄聯合軍事演習始於2005年。在此之前俄方已多次表達開展聯合軍演的意願。筆者作為中國駐俄羅斯的軍事力量總代表，也曾多次向國內建議接受俄方提議，通過與俄軍舉行聯合軍演，瞭解、借鑑俄軍，深化兩軍友誼和兩國關係。但是由於種種原因，聯合軍演遲遲未能啓動。

2005年，我軍在此問題上的思維出現重大調整，主動提出要同俄軍開展聯合軍演，而且是大規模聯合軍演。當中央軍委代表團向俄軍總參謀部提出這一建議時，對方頗感愕然、猶豫。次日，我軍首長會見俄國防部長伊萬諾夫時，俄方表態出現大幅度調整，明確提出希望搞成大規模戰略性聯合軍演，甚至表示可以派出戰略核潛艇及航空母艦參演。據俄方透露，這是伊萬諾夫國防部長與普京總統連夜商定的。顯然，俄方是從深化兩國兩軍關係的大局出發作出這一戰略性決策的。於是才有了2005年夏自海參崴至黃海和膠東半島的中俄“和平使命”大規模聯合軍演。筆者現場觀摩，激動不已。

此後，中俄兩軍聯合軍演逐步實現了機制化，演習地域也從兩國的“家門口”逐步擴展至日本海、南海、波羅的海、地中海，從俄西伯利亞大草原擴展至我國內蒙古訓練基地，演訓領域由陸空、陸海空擴展至信息安全、聯合反導、網絡安全等新興領域，演習級別則從戰役戰術演習提升至戰略演習。

中俄聯合軍演對於兩軍相互學習、相互借鑑，對於我軍實戰能力的提高、戰略威懾力的增強，均起到了重大促進作用。其中，俄軍“東方-2018”戰略演習，我軍應邀派出3 000餘人、百餘台軍事技術裝備參演，對於兩軍關係的提升，乃至國際安全關係的調整，均產生了戰略性影響。中俄聯合軍演常態化，對於上合組織以打擊“三股勢力”為主要內容的聯合軍演也起到了重要帶動作用。

五是國際軍事安全領域。

在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制、反對動輒武力相向、應對美日在中俄共同周邊“生亂生戰”、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上，以及在反恐、維護網絡安全、制止太空軍事化、推動世界各國擯棄冷戰思維、建立新的安全觀和安全模式等問題上，中俄兩軍均進行了廣泛的戰略協作，這些合作對於促進兩國國防建設、穩定地區安全形勢、引領新世紀的全球安全治理，均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正因為此，中俄關系被譽為“全球戰略穩定的壓艙石”。上合組織軍事安全領域合作的發展，亦與中俄軍事關係的持續深化密不可分。

六是軍事理論研究領域。

20世紀80年代，我軍實現了由“大陸軍作戰理論”向“空地一體機械化作戰理論”的質的提升，其中大量借鑑了蘇軍的“大縱深立體作戰理論”。筆者當時主抓蘇軍軍事理論研究，在引進蘇軍“大縱深立體作戰理論”方面做了一些推動工作。後來，我軍軍事理論發展為“高新技術條件下的信息化作戰理論”，儘管借鑑美軍較多，但是俄軍仍是重要參考對象，大批赴俄軍事留學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筆者一向主張，我軍現代化建設、軍事改革以及高技術條件下軍事理論的構建，應當在大力弘揚我軍光榮傳統的基礎上重點借鑑俄軍，而不是處處模仿美軍。這主要是由以下因素決定的：

其一是物質基礎。我軍現代化武器裝備大多來自俄軍，我軍自主研發的武器裝備也基本上與俄軍武器裝備屬於同一體系。武器裝備是軍事行動的物質基礎，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軍隊的戰役戰術。

其二是作戰對象。我軍與俄軍的主要作戰對象同為美軍及其軍事同盟體系。俄軍數十年將美國為首的北約作為主要作戰對象所形成的軍事理論研究成果十分豐碩，非常值得我軍借鑑。

其三是地緣條件。中國同俄羅斯基本上都屬於大陸型國家，兩國軍隊也基本上都屬於以陸地為地緣依託的大陸型軍隊。這與作為海洋型、擴張型國家的美國的軍隊有着極大的不同，從而決定了我軍軍事理論構建的借鑑對象主要應是俄軍而非美軍。

其四是作戰性質。我軍與俄軍均處於戰略防禦地位，軍事行動均具有防禦性質，儘管在戰役戰術上均可能採取某些攻勢行動。這與美軍軍事行動主要是海外進攻，也有着極大的不同。

其五是軍事理論基礎。如上所述，我軍現代軍事理論體系的構建，曾經廣泛借鑑了蘇軍和俄軍。特別是建國初期，我國軍事院校都是在蘇聯援助下組建的，不僅接受了大批蘇軍顧問、教官，就連教材、軍語也都全部譯自蘇軍。後來俄軍推出的“非接觸戰爭理論”和“混合戰爭理論”，對我軍現代條件下作戰理論的形成也有着重要影響。另外，兩軍的軍事戰略思維，例如避免兩線作戰、注重發揮指戰員的主觀能動性等等，也有着廣泛的相通之處。

當然，由於兩國國情軍情有着很大不同，對俄羅斯軍事理論只能是借鑑，而不能照搬。與此同時，對其他大國包括美國的軍事理論也應深入研究，吸取其有益經驗。

二 中俄軍事關係發展的歷史啓迪

從以上對中俄兩國軍事關係發展歷程的回顧，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結論：

第一，中俄軍事關係是對抗還是合作，對於兩國的戰略環境，特別是安全環境影響極為重大。中俄互為最大鄰國，和則兩利，鬥則兩敗。搞好了，可以互為戰略縱深、戰略依託、戰略支撐；反之，則可能互為戰略前沿、戰略威脅、戰略重壓。在中蘇中俄關系史上，既有因睦鄰友好而共同獲益的寶貴經驗，亦有因相互對抗而兩敗俱傷的深刻教訓。

軍事上有一條基本規律，就是要力避“兩線作戰”，中國和俄羅斯均認同這一規律。我國曆史上曾經發生過“塞防與海防孰重孰輕”的激烈爭論，長時間陷入兩者難以兼顧的戰略困境。中俄軍事關係從對抗到合作的歷史，完全可以證明尊重這一規律的極端重要性。

新的歷史時期，為了經略海洋、應對主要來自海洋方向的戰略威脅，中國必須進一步擴大陸上地緣戰略縱深，其中築牢互為陸上戰略依託的中俄軍事關係至關緊要。對於俄羅斯來説，同樣存在避免兩面受敵，築牢應對北約軍事壓力的地緣戰略後方的戰略需要。

世界進入由單極霸權向多極制衡過渡的“準多極時代”，中美、俄美結構性矛盾進入集中爆發期。美國已明確將中俄鎖定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主要戰略挑戰”，遏制圍堵無所不用其極。為了應對霸權勢力日益嚴峻的戰略威脅，中俄必須努力打造廣泛的反霸統一戰線，以中俄為核心凝聚一切反霸力量。考慮到中國軍事力量快速提升同時又擅長進行縱橫捭闔的戰略運籌，俄羅斯軍事實力強大同時又敢作敢為，兩國加強軍事安全合作，定能生成對美國霸權的強大戰略鉗制能力，對於兩國應對美國可能挑起的軍備競賽、軍事對抗的戰略價值尤為突出。

第二，中俄軍事關係是對抗還是合作，直接關係到兩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能否持續。可以説，沒有兩國軍事安全領域的良好關係，就不會有重大國際問題上的戰略協作、核心利益上的相互維護，中俄關系也不可能發展成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更不可能成為“新型大國關係的典範”和“全球戰略穩定的壓艙石”。如果兩國在軍事安全問題上磕磕碰碰，在經濟、人文等領域的務實合作也會失去戰略基礎。大幅提升中俄軍事關係，更是“發展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必行之舉。

第三，中俄軍事關係是對抗還是合作，對於兩軍的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影響。

如上文所述，在新一代武器裝備研發、新條件下軍事理論構建等方面，俄軍均具有獨特的優勢，應是我軍現代化建設的重點藉助對象。考慮到西方大國至今仍然堅持對中國進行軍事技術禁運、俄軍先進武器裝備研發取得令人矚目的進展，深化對俄軍事技術合作，實現聯合研發、優勢互補，對於我軍儘快實現新一代軍事技術的重大突破、應對美國可能挑起的軍備競賽，現實意義尤為突出。

對於俄軍來説，與我國加強軍事合作，充分利用我國近年來發展起來的高新軍事技術、製造業能力及資金優勢，亦是加速提升國防現代化水平的便捷路徑。

第四，中俄軍事關係是對抗還是合作，對於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大業的影響不容小視。一旦需要被迫武力解放台灣，美日軍事同盟必然作出強烈反應，儘管其同我直接交戰的幾率不高，但是實行軍事威懾、軍事挑釁、軍事封鎖恐難避免。在此情況下，只要俄太平洋艦隊、遠東戰區的軍事力量稍有動作甚至按兵不動，美日軍隊就不敢大舉南下。

在先進軍事技術裝備補充方面，俄羅斯更是可能成為中國唯一外部來源。在油料供給方面，考慮到馬六甲海峽被封鎖及對我進行石油禁運的巨大危險，俄羅斯所能發揮的作用同樣不容低估。如果美國在聯合國對我發起經濟制裁，擁有安理會否決權、在廣大發展中國家擁有重大影響力的俄羅斯，亦可望發揮重要作用。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強大，對於俄羅斯維護國家安全亦可產生強大助力。特別是有助於俄羅斯集中力量應對主要來自西部戰略方向的軍事威脅。

第五，中俄軍事關係是對抗還是合作，對於新時代全球安全治理的意義同樣十分重大。中俄兩國在軍事安全上協同行動、相互支撐、互成掎角、互為拱衞，不僅有利於維護兩國、共同周邊地區乃至全球的安全穩定，而且有利於抑制美國霸權掙扎的非理性和極端性，推動新時代的全球安全治理走向多邊共治、穩定有序。特別是對於維護以聯合國安理會為中心的國際安全機制和以不干涉主權國家內政為核心的國際安全準則，對於我在作為“世界老二”、似強未強的整個歷史階段避免被拖入軍備競賽和新的冷戰、確保可持續崛起，對於俄羅斯應對來自美國所主導的北約的軍事威脅，乃至維護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成員國的安全穩定，均有望產生巨大助力。

中俄加強軍事合作，對於上合組織深化安全合作、共同維護共同周邊地區的安全穩定，則亦有望發揮“推進器”的重大作用。

三 進一步深化中俄軍事關係的着力方向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70年兩國關係風雨兼程、砥礪前行，成為互信程度最高、協作水平最高、戰略價值最高的一對大國關係”；或者如普京總統所言，“當前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達到歷史最好水平，成為國家間關係的典範”。兩國元首關於將中俄關系提升為“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決策高瞻遠矚，必須堅定不移地踐行。

為了應對國際形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現大國復興之夢，中俄作為戰略處境高度相近、戰略理念高度相通的兩個新興大國、大鄰國，不僅要切實踐行“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莊嚴宣示，而且要切實做到“守望相助、深度融通、普惠共贏”，推動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走向新時代。

為了落實中俄兩國元首關於“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宣示，建議在繼續堅持“結伴而不結盟”基本方針的同時，儘快將兩國關係推升至“肩並肩、背靠背、手拉手、心連心”的“準同盟關係”。“準同盟關係”的基本內涵可以理解為“不承擔條約義務的緊密戰略伙伴關係”。用習近平主席的話來講，即為利益與共、責任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或是用普京總統的話來説，即是“彼此視為緊密盟友的特殊關係”和“戰略盟友關係”。

打造相互支撐、緊密協同的“準同盟關係”，是新時期、新條件下對我軍在戰爭年代行之有效的“統一戰線”法寶的發展與弘揚，是中俄兩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並肩作戰積累的寶貴經驗的實踐運用，更是應對霸權挑戰、維護國家安全、推動全球安全治理的迫切戰略需要。而要構建“準同盟關係”，必須將兩軍關係推升為“特殊友軍關係”：在軍事戰略上相互擴大透明度，確保戰略互信；在軍事部署上“背靠背”，構成犄角之勢；在軍事行動上“肩並肩”，緊密協同；在軍事理論創新、軍事改革上，相互借鑑、相互促進；在軍事技術上，聯手研發、加速突破。

為達此目標，雙方需要共同努力，首先要增信釋疑、消除“中國威脅論”“俄羅斯不可靠論”在兩國的消極影響。要加強智庫研究，為高層決策提供具有前瞻性、針對性、可操作性的對策建議。要加強社會輿論引導，共同抑制兩國極端民族主義勢力和親西方勢力的喧囂，排除各種干擾，夯實兩國兩軍關係的民意基礎。對於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中俄兩國兩軍關係的輿論戰、抹黑戰，中俄有識之士應當起而批駁。

“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安全形勢複雜嚴峻，中俄軍事力量現代化建設任務緊迫艱鉅，在深化兩國軍事安全關係上，應當膽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既要有堅定的意志，又要有果敢的行動。還要放眼全球、合縱連橫，以中俄戰略協作為凝聚核心，以上合組織作為基礎性平台，打造最廣泛的世界反霸統一戰線、全球夥伴關係網絡，共同維護歐亞大陸乃至全球的戰略穩定，確保兩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更多精彩請關注曉偉看世界)

綜上所述，從歷史到現在到可以預見的未來，中俄軍事關係在兩國關係中都具有“壓艙石”“推進器”的重大作用，必須置於兩國關係的核心位置，周密謀劃、大力推動，使之更好地服務於兩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提升，服務於兩國新時代的全球戰略運籌，服務於兩國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