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理與民系分佈的內在關聯_風聞

作者|   温駿軒 

來源|  地緣看世界

 中央之國的形成<三國篇> [第24節]

何處是揚州（8）

武夷山脈的連接性，使得贛閩兩省雖然地域相接，但在地緣上的交流度與融合度並不算高。相比之下，東江南丘陵地帶較為疏鬆的地理結構，則讓鄱陽湖流域與浙水流域有更多的地緣融合。

江西地理位置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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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為什麼覆蓋江南丘陵地帶的“徽語”，在語言特徵上能夠兼具“贛語”與“吳語”的特色。而從江東地區與鄱陽湖平原的戰略溝通來説，除了利用皖江這條天然水上通道之外，還可以利用浙閩丘陵與江南丘陵之間的縫隙。

但凡兩片被獨立命名的山地，其間必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斷裂。就浙閩丘陵與江南丘陵的情況來説，二者在中、東部的斷裂帶，成就了向東北方向流淌的浙水。尤其是身處浙水上流的“金衢盆地”，更是讓人意識到這是兩片獨立的山地。而在“金衢盆地”之西的江西境內，兩片山地的的斷離現象依舊明顯。區別在於，收集這部分斷裂帶中雨水的信江，並不是浙水水系的組成部分，其最終走向是向西注入鄱陽湖，成為長江水系的一部分。

上述與“金衢盆地”相對接，且整體面積相當的斷裂帶，可以稱之為“信江河谷”。在當下江西省的行政區劃中，信江河谷建制有：上饒、鷹潭兩個地級行政區。

武夷山、三清山、龍虎山這些分列於河谷南北的名山，則能夠幫助大家加深對這一地理單元的認識。由於衢江和信江在整個斷裂帶的核心存在，由“金衢盆地”和“信江河谷”所連接而成的，溝通浙、贛兩省的戰略通道，可被命名為“衢信走廊”。利用“衢信走廊”，來自吳越地區的政權，能夠更為通暢的控制這片“吳頭楚尾”之地。

“衢信走廊”的地緣連接作用，同樣可以從語言找到痕跡。**作為江西位置最東的行政區，居於信江上游的上饒地區，地區方言並非是在整個南昌盆地佔主導地位的“贛語”，而是被歸類為吳語的一部分。**類型上與建制於金衢盆地最西端的浙江常山縣、江山市類同（為此有“吳語上山小片”的命名）。

吳語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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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從贛、吳兩種方言，在這個地緣相接之地的分佈來看，也能夠看出吳越之地在地緣滲透力上更為強勢些。順便説一下，這裏提到的常山縣，其名始於唐朝時期。正是由於它的存在，讓“常山趙子龍”重回常山的夢想破滅（其實“石家莊趙子龍”，多叫幾遍也挺順的）。

既然在“吳頭楚尾”的概念中，代表吳越板塊的江東政權，可以通過皖江和“衢信走廊”，打通至少兩條進駐鄱陽湖平原的戰略通道，那麼來自“楚”的勢力，是不是也擁有同樣的機會呢？

答案是肯定的，否則這片土地也不會有“吳頭楚尾”之稱了。需要明晰的是到底哪裏才是“楚”。歷史上，由於楚國在戰國後期戰勝了統治江東的越國，致使楚的概念一度擴張到整個長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並因此有了“三楚”之分。

三楚地緣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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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三楚”分別為：西楚、南楚、東楚。之前已經説過，東楚指向的是吳越故地，與現在包郵區的範圍相當；西楚的範圍則覆蓋現在的湖北省，以及淮河以北、泗水/沂水以西的淮北地區。

正是因為這一劃分法，泗水之濱的古彭城（徐州）現在雖然是江蘇的一部分，但在當時卻是屬於“西楚”的一部分。致使項羽的稱號為“西楚霸王”而非“東楚霸王”。至於淮河以南的“淮西”地區，長江以南的鄱陽湖、洞庭湖流域，則屬於南楚板塊（對應江西、湖南兩省全境，以及江淮之間的安徽中部地區）。

由於三楚的概念過於寬泛，其實際只適用於戰國後期至秦漢相交的這段歷史時期。在西漢開國之後，三楚的概念便已消失。西漢開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場危機，是發生於公元前154年的“七國之亂”，這場因削藩而引發的動亂全稱為“吳楚七國之亂”。

單從名稱你也能看出，江東及其地緣輻射區，已經從“楚”的概念中重新分離而出。及至“十三刺史部”概念的推出，荊州與揚州這兩個為大一統王朝設計的地緣政治名詞，得以成為吳、楚板塊的代名詞，並在三國地緣政治舞台上大放異彩。

東漢十三刺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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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荊州的範圍來確定“楚”的範圍，則包含有現在的湖北、湖南兩省，以及雖然同屬長江流域，但卻因處在南北分割線以北，與中原地緣關係更近的南陽盆地（當下為河南的一部分）。

作為三國相爭的焦點地區，荊州的具體地緣結構將會在揚州部分結束後詳細解讀。當下的任務，還是落在解讀江西地區，與兩湖地區地緣關係的問題上。如果説長江是江西與兩湖地區的連接主線，那麼橫亙於兩地之間的“西江南丘陵”地帶，作用就更多體現在維持彼此的獨立性上了。

江西地理位置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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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南丘陵”的主體位於湘贛兩省交界處，北端則為湘、贛、鄂三省所共有。整個丘陵地帶呈現為上寬下窄的錐狀體，內部可分為北部的“幕連九山脈”及南部的“羅宵山脈”兩部分。

鄂湘贛行政地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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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粗略的劃分方法，還不足以幫助釋讀兩地的地緣關係。每一處山地都是獨特的。“西江南丘陵”在內部結構上，與東側的武夷山脈乃至“東江南丘陵”呈現出地理特點並不相同。

武夷山脈的特點是連續性，這使得它更多是在充當一個地理屏障；擁有核心盆地的“東江南丘陵”，造就的是“徽州”這樣一個具備獨特特質的地緣板塊。

**至於“西江南丘陵”，在地理結構上呈現出的特點可以用兩個字來歸納——斷裂。**儘管整體來看，“西江南丘陵”是一條南北向延展的山地，但這條山地內部卻是由多條呈東西走向的山地排列而成的。

湘贛邊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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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幕連九山脈”之名，便源自於：幕阜山、連雲山、九嶺山，這三座由北向南排列的山體；羅宵山脈內部亦可切割出：武功山、萬洋山、八面山、諸廣山等山體（其中廬山屬於幕阜山的東部延伸，井岡山則是萬洋山的一部分）。上述這些山體間所造就的間隙，不僅能夠同時為西側的洞庭湖水系及東側的鄱陽湖水系集水，更使之成為兼具定居及互通兩地功能的戰略通道。

參照“衢信走廊”的命名法，湘贛兩省之間的這些戰略通道同樣可以擁有自己的名稱。比如幕阜山與連雲山/九嶺山之間的間隙，可用汩羅江與修水命名為 “汩修走廊”；九嶺山與武功山之間，則可以淥水與袁水為標籤稱為“袁淥走廊”等等。

通常情況下，這種具備戰略通道性質的山谷走廊，都有條件建制出縣級行政區，並依流域屬性歸屬相對應的地緣政治板塊。相應的，如果江西、湖南兩省身處不同的政權控制之下，這些戰略走廊本身，也勢必成為兩大板塊的爭奪目標。

以“汩修走廊”為例，其在三國時代就一度成為孫策與劉表兩方勢力的博弈焦點。當時劉表的侄子劉磐跟隨黃忠鎮守長沙，驍勇善戰的劉磐經常領軍進入“汩修走廊”，攻擊東吳控制的修水河谷（這裏建制有艾縣、西安縣，分別對應現在的江西修水、武寧兩縣），以圖打開通往鄱陽湖平原的大門。

為了應對這一壓力，孫策被迫在這個門户之地，設置了一個僅轄6縣的特別軍政機構——建昌都尉，並任命更為驍勇的太史慈任都尉一職。在太史慈的努力下，劉磐及荊州軍很快便放棄了這一戰略意圖（太史慈死後，建昌都尉被撤銷，重新歸建豫章郡）。

**然而縱觀整個歷史，發生於西江南丘陵地帶的戰爭並不算多，長江依然是各方博弈的主戰場。**上述走廊地帶在“西江南丘陵”中的存在，除了為湘贛兩省之民增添可開發土地之外，更多是拉近了的地緣關係。

兩地在2000多年前，曾共同被歸入“南楚”概念，便是受益於這種聯繫性。從地緣政治角度來説，屬於楚地核心部分的湖南，看起來要比“吳頭楚尾”屬性的江西更為強勢些。只是在人口流動和語言分佈上，整個湘贛相接之地，卻沒有呈現出“衢信走廊”那種，政治強勢區向弱勢區滲透的特點。

相反，來自江西方向的贛語和客家話，對整個“西江南丘陵”地帶完成了全覆蓋。甚至在“袁淥走廊”上，**為江西鎮守西大門的萍鄉（著名的“安源大罷工”和“秋收起義”的發生地之一），實際卻是位於隸屬洞庭湖水系的淥水上游，而非鄱陽湖水系的袁水上游。**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造成這種現象的地緣因素有二：

一是江西相對封閉、自成一體的地理格局，使得它在歷史上相對較少經歷戰亂。一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樣，整個長江中下游的地緣重心是在兩頭，對於這個中間之地的爭奪，重心只是在鄱陽湖。換句話説，誰能夠控制鄱陽湖，誰就能夠得到整個江西。不過對於江西本身來説，這並不是一件壞事。缺少地緣政治上的存在感，反而使得這片土地有機會成為小農經濟的典範，並且規避戰亂涵養更多的人口；

二是作為地緣博弈焦點，歷史上發生於兩湖地區的軍事爭奪，要遠多於江西地區。無論是南北戰爭還是東西博弈，兩湖地區都是首當其衝。這一點，在三國時代有着充分的展現。在兩湖地區因戰爭喪失人口後，穩定且地理相鄰的江西地區，便成為了最好的人口來源地。

最起碼自唐代起，來自江西的移民就開始不斷的補充兩湖地區（特別是與之接觸面最廣的湖南地區）。明朝初年，當兩湖地區再次因為政權相搏而損失大量人口時，在一場由政府主導，史稱“江西填湖廣”的強制性移民行動催化下，這場延續千年的單向人口補給工程在規模上達到了頂峯。僅湖南地區就在這場人口遷徙中，從江西方向補給了1/4左右的人口。

從江西遷往兩湖地區的人口主要來自於兩處平原，除了位於水系下游的南昌盆地平原以外，還有位於贛江中游的“吉泰盆地”（今為吉安地區所覆蓋）。

這個面積約1.87萬平方公里，孕育出了江西省內排名第二平原的盆地，其名取自盆地腹地的：吉安、泰和兩個行政區。如果以水系來標註的話，則可將盆地腹地的平原命名為“贛江中游平原”。在東吳控制這片土地之時，整個吉泰盆地及其以南的地區，被單獨分割出來建制了“廬陵郡”（公元200年）。

廬陵郡的建制，意味着吉泰平原在三國時代開始得到更深入的開發。由於兩大平原之間並無高大山脈阻隔，二者在地緣上會更容易融為一體。體現在語言上，就是共同為被稱之為“贛語”的江西方言所覆蓋。

然而鑑於我們從地理結構的角度，認定被鄱陽湖水系所覆蓋的江西已然自成一體。在此強調這一點，似乎有一點奇怪。難道江西境內還有其它類型的方言存在？事實的確如此，在語言類型上，江西南部的方言主體被歸類為“客家話”。

贛語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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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差異的產生，首先與地形有關。整個圍就江西的山體，呈現出北疏南緊的趨勢。在南昌盆地，東、西江南丘陵間的距離可達200公里左右。而在中部的吉泰平原，兩側山地間縱深縮亦有50公里。及至於被統稱為“贛南”的江西南部地區，山地的佔比則要高得多。

章水、貢水、桃江等贛江上游河流，在整個贛南山區沖積而成的河谷平原，面積都十分狹小。以居於核心地位的“贛康平原”（建制有贛州、南康兩個市縣）來説，其平原面積只有1000平方公里左右。更大的問題在於，身處贛江上游的贛南地區，與中下游兩大平原之間，存在連續的山地阻隔。這一切，都使得整個贛南地區融入中央之國的進度，要較北部的大平原地區晚上許多。

由於山勢阻隔，以吉泰盆地為核心控制贛江地區是十分困難的，尤其是此類山區中會存在很多不願意服從低地政權的土著居民，就像東江南丘陵地帶的那些“山越”之民一樣。

這了應對這一挑戰，孫權於公元236年將贛南地區單獨分拆出軍管性質的“南部都尉”府。一直到東吳為晉所滅之後，“南部都尉”才由西晉王朝正式升級為“南康郡”（對應現在地贛州地區）。

不過整個贛南地區真正開發契機，卻是始於西晉王朝滅亡之後。衣冠南渡的東晉王朝，為整個江淮地區帶入了大量來自北方的人口。此後每一次中原政權偏安南方，都會為南方批量帶入人口。

在原有的大平原地區，已經被先期開發的情況下，南遷的普通移民更多隻能在贛南、閩西、粵東這些有小塊河谷平原的山地中謀求發展（軍政移民則可入駐重要城市）。

這種週期性的移民現象，**造就了漢民族中最具特色的一個民系——客家人。**也就是説，如果沒有中原王朝週期性的大規模南渡現象，依正常地緣滲透規律，整個江西地區在語言上的確應該為統一的贛語所覆蓋。

客家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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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受中原博弈的影響，上述三省交界之地，才成就了有別於本地方言的客家方言，需要認識到的是，一個人或者社羣所操持的方言，能夠被籠統的歸於客家話，並不意味着在民繫上就一定被認定為客家人。就好像所謂“吳語”的歸類，也只是在揭示了其覆蓋區內部的強地緣聯繫。無論民族還是民系的劃分，需要的是羣體性心理認同。

除此之外，在這種經由歷史沉澱所演化成的方言區，還會有些特別的方言島。為了控制這些略顯邊緣，但同時在地緣位置上又非常重要的區域，帝國中央往往會遠距離調配軍政人員在關鍵點位駐囤，並最終沉澱形成獨特的方言島。

比如贛南地區的地緣中心贛州，由於在控制贛南地區及打通前往嶺南的通道問題上，擁有很高的權重，就形成了能夠被歸入西南官話範疇的贛州話方言。基於華夏文明由北向南擴張滲透的特點，類似的語言孤島很多都呈現為官話類型。

贛南地緣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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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關於揚州部分的解讀就至此告一段落。關於揚州與嶺南地區的地緣關係，以及南嶺結構的解讀，將在交州部分展開。

下一節，我們將把視線轉身三國相爭的焦點——荊州，去看看演義中所出現的“荊襄九郡”概念，到底與現實情況有多大的貼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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