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作家託妮·莫里森辭世：面對受傷的歷史，她告訴我們找準位置再起飛_風聞

來源|文學報

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對於諾獎女作家託妮·莫里森，她的少數族羣身份與寫作中探索的同類主題，註定她不會是一個被大眾所理解的作家，特別是對於中國讀者，文化主題上的陌生感大大降低了對託妮·莫里森的文學評價。但是，她在美國文壇，有着獨一無二的重要地位。而隨着我們對多元文化的深入感受，也終將會意識到她帶來的前瞻思考：每一種文化都應保護自己的傳統和自信，在世界文化裏彼此平等。

美國時間8月6日，《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相繼報道，託妮·莫里森病逝於紐約一家醫院中，生命定格在88歲。

2008年，託妮·莫里森，《紐約時報》圖

在美國各大媒體發佈的紀念文章裏，對託妮·莫里森最顯著的身份認同是，她是第一位獲得諾獎的非裔美國女性，這句簡潔有力的介紹幾乎可以概括她的文學主張以及文學影響力。

託妮·莫里森一生的作品不算很多，包括兒童文學、散文集在內一共有11部作品正式出版。在1993年獲得諾獎之前，她還憑藉《所羅門之歌》獲得1977年的國家圖書評論獎，《寵兒》獲得1988年的普利策獎。

在美國文壇，像託妮·莫里森這樣能夠在學術界和商業市場都獲得認同的作家並不多，她只要有新作出版，多半很快會出現在《紐約時報》的暢銷榜單上，然後去奧普拉的電視節目做客，再過幾年，研究她作品的學術界文章便又多了可觀的數量。自從1989年起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文學教授以後，她對文學界和學術界的影響就更為深入了，她不遺餘力將自己主張的文學觀念傳遞給學生，其中最重要的觀念就是主張少數族裔擁有對主流文化批評的權力。她對現代主義保持警惕，最初認為作為一種主流文學形式將傷害自己族羣的文學傳統，但很快，她發生了轉變，意識到完全可以利用現代主義去對抗現代主義。

對了，她在普林斯頓大學負責的是創意寫作部門，從創意寫作角度而言，託妮·莫里森為其注入了非常寬厚的文學資源和觀念，當少數族羣的學生進入寫作課堂時，不必僅僅面對主流族羣的文本，莫里森教會他們自信和平等的心態。

從作品進入一個作家是最好的途徑，託妮·莫里森所書寫的主題其實也並不僅限於美國，21世紀以來，當世界一體化的程度不斷加深，人口快速流動帶來的文化碰撞也逐漸成為全世界的重要議題，此時重讀託妮·莫里森的作品，依然足夠令人重視和反思，甚至她的作品也隱含了許多預見性。

1993年，諾獎頒給她時，稱讚她**“在小説中以豐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詩意的表達方式使美國現實的一個極其重要方面充滿活力。”**

想象力和詩意，同樣也是美國評論界對她使用較多的詞彙，莫里森的寫作常常以多聲部的復調，引入不同文化角色、真實與虛幻的聲音，讀者常常迷惑於她筆下的神話、魔法乃至迷信與現實產生了極為貼合的效果，以至於一部分評論者將她歸於類似馬爾克斯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一類的作家。

但在她眼裏，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自己的文學觀念。和許多同類的黑人作家一樣，莫里森會在作品裏呈現主流文化對少數族羣文化的破壞，她曾用薩義德“東方主義”這樣的概念來形容美國社會內部文化的競爭和被邊緣化。對此採取的反思體現了莫里森的特殊之處，她呼籲少數族羣裏的知識分子能夠返身內部，重建自身文化的傳統，她也注重在作品裏體現傳統的語言習慣，不隨意使用主流文化的那套詞彙，她以作品引導讀者如何追尋自己的文化傳統，確立自己的獨特身份而不被主流文化輕易吞沒，這個過程裏有犧牲但更有可能在平凡人中間誕生英雄般的人格或面貌。

在小説《所羅門之歌》裏，主人公那個黑人少年最終依靠“所羅門之歌”以及相關傳説，擺脱了白人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完成了自己的尋根之旅。而寫於1987年的《寵兒》更集中體現了莫里森的成熟思考，這部作品裏依然有各種警告的聲音，比如説一個少數族羣者失去自我的方式很簡單，簡單到無須用工作、利益等方式來誘惑他，而僅僅是無形的污染。小説主人公之一的賽特為了防止女兒不再重蹈覆轍自己的命運而採取了極端的當時扼殺了她，這種以死亡來換取自由的奇幻方式被定格在了文學史當中。但是，《寵兒》還有更多複雜性，裏面的年輕人開始呈現出英雄的品格和行為，莫里森沒有簡單對立不同族羣，小説裏經典的一幕是兩個女孩，一個黑人，一個白人，把手伸出看似校車的窗外而握手的情景。

她的讀者也逐漸意識到，並沒有所謂的規定的命運是給哪個族羣的，在一次採訪中，莫里森解釋説，年輕人必須知道，自己的人生“既不是種植園，也不是貧民區”。

1994年託妮·莫里森

能夠完成像《寵兒》這樣的傑作，莫里森必然要感謝自己在大學時對文學開啓的思考，她在康奈爾大學寫的關於威廉姆·福克納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碩士論文證明了她對此所具有的先鋒意識，在經過幾年矛盾掙扎後，她最終將現代主義敍事作為了自己的目標，加上非裔美國人身份，她就像站在一個高高的暸望塔上，開始順暢地表達自己的文學主張。另一個重要的經歷是她在60年代後期成為蘭登書屋的編輯，1974年她負責了一本名叫《黑皮書》的非虛構作品，這本書涵蓋了三個世紀的非洲裔美國人的歷史，其中一段19世紀逃亡奴隸的情節，幾年後成為她寫作《寵兒》的靈感。

《寵兒》出版後獲得了大量讚譽，隔年《紐約時報書評週刊》刊登了一封20多位黑人作家的公開信，希望莫里森獲得更高的文學榮譽，之後她獲得了普利策獎。這部小説進入了美國高中教學大綱中，並在2006年發起的20世紀美國最佳小説評選中，成為了1985-2000年階段的最佳作品。

莫里森在今年依然有新作推出，2月份出版的散文集**《自尊之源》（The Source of Self-Regard: Selected Essays, Speeches, and Meditations）中，她探討了有關性別、種族和全球化的議題，還回顧了自己的代表作《寵兒》《最藍的眼睛》和《秀拉》，對這幾部作品進行了詳細的闡釋。她特別提到了當初出版《寵兒》時，因為使用了幾個具有方言特色的詞彙而和編輯有所爭議，最後她妥協了，特別是結尾處那句“當然再不會有人為一個吻而吵吵鬧鬧了。”**當時莫里森並不是使用了“吻”這個詞，如今她回顧這一經歷感到後悔，認為自己是向主流文化妥協了。

在這部新作裏，莫里森再度強調了自己近年來公開演講的核心主題，**“只有作家才能深刻地理解創傷，才能把悲傷化為意志，化為敏鋭的道德想象力。作家的生活和工作不是人類的禮物，而是必需品。”**對於語言的重要性，她也説，語言不僅僅代表知識的極限，也創造了保護我們差異的意義，我們與其他生活不同的方式。文學，就是將想象力的限制從固化的、種族化的語言中解放出來。

紀錄片《託妮·莫里森:我的作品》中的託妮·莫里森

莫里森的文學和思考依然會對讀者產生深遠的意義，正如《衞報》所引用的她的話，我們必將死亡，或許那是生命的意義，但我們創造語言，那是決定我們生活的尺度。

《紐約時報》説託妮·莫里森的人生比她的“所羅門之歌”更為生動，小説裏的主人公最後跳到了空中，在一個他終於找到了自己位置的世界上進行了象徵性的飛行。莫里森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去飛行。

那年，託妮·莫里森獲得諾獎後，作為同事的作家喬伊斯·卡羅爾·歐茨如此説：

“她不僅僅是傑出的作家，充滿想象力，飽含激情，還是有使命感的女性，有遠見卓識，還有不懈的精力和志向。她是榜樣，因為她具有的所有都獨一無二。”

或許我們終將會在閲讀和紀念中視託妮·莫里森為榜樣，因為她具有的所有都獨一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