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巴金心目中“最可愛的人”？_風聞

提起“最可愛的人”我們往往想起著名軍旅作家魏巍的名作《誰是最可愛的人》。其實，當年很多作家文學家都寫出了不少有影響的，反映“最可愛的人”的作品。巴金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巴金是中國傑出現代文學家、出版家、翻譯家。2003年被國務院授予“人民作家”的稱號。

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個封建官僚家庭裏，五四運動後，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響，並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開始了他個人的反封建鬥爭。1923年巴金離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學，從此開始了他長達半個世紀的文學創作生涯。

新中國成立後，巴金將筆觸轉向熱情描繪新人新事，歌頌新的生活，其作品具有熱烈、高昂、樂觀的基調。其中，他親身兩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線採訪，積累了大量的素材，寫出了一篇篇頗有影響的通訊、散文和小説，形成了他的又一次創作高潮，一直延續到他的晚年。抗美援朝的經典電影《英雄兒女》就是改編自巴金的小説《團圓》。

新中國的誕生，使巴金感受到了翻身的興奮，體會到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自豪感。他急切地想了解人民羣眾的新生活，以便用自己的筆把人民羣眾的思想感情宣泄出來。他曾多次打算用長篇小説的形式反映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他在給妻子蕭珊的信中表示：

【“我從事創作是因為我心中有許多感情，我非寫出一部像樣的東西來才不白活，否則死也不會瞑目。”】

1952年初，全國文聯安排巴金率領一個由17人組成的訪問團前往朝鮮前線。他在朝鮮停留了7個月才依依不捨地回到國內。由於一直惦記着朝鮮，1953年他又去了一次。晚年的時候，他一回憶起這段經歷，總感到留戀不已，更加感謝當年受命前往的經歷，認為這在自己的一生中是最值得懷戀的。這段經歷使他積累了大量關於志願軍，特別是關於那些普通戰士的素材，這成為了他解放後創作的一個主要源泉。

7個月期間，巴金曾到過平壤、開城，但更多的時間是在戰場上與指戰員們一起生活。為了能多看看，多吸收些生活中的養料，他採取了少休息、多跑路的辦法，年近五十的他同年輕人一起不辭勞苦地翻山越嶺，來回穿插穿梭在炮火硝煙之中。他經歷過翻車的驚魂，也曾在雨夜中滑落到深溝裏……他把目光主要集中在那些平凡而又偉大的普通戰士身上。巴金的真誠、坦率、謙虛，以及滿腔的愛國熱情，使他很快與大家打成了一片。戰士們大部分都是來自農村的非常單純的年輕人，他們的愛國心，還有他們對抗美援朝意義的認識和理解，幾乎與巴金沒有什麼兩樣。巴金感到，他遇到每一個志願軍，都能在他或者她的臉上看到對祖國的愛，而且每個人都準備隨時為這種愛犧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一位文工團的女同志講述她的這種感情，曾引起了巴金強烈的共鳴，使他終生難忘。那是在一次小戰鬥結束後的第二天，這位文工團員在小溪邊為一位負傷的戰士洗血衣。她一想到那些戰士們前一天打完仗回來後的興奮談話和臉上的光彩，就覺得非常愛他們，認為能夠為他們做一點小事都是難得的幸福。她説道：“生活在這個時代是無上的光榮。”巴金馬上就感到“我瞭解這個女同志，因為我也有這樣的感情，我不能不有這樣的感情。”

戰士們的“一人吃苦，萬人幸福”的忘我精神，深深感動了巴金。

【“每天我都感覺到有一種力量在推動我，有一種感情在激勵我，有一種愛在我心中燃燒”。】

7個月時間，巴金髮表了11篇作品。當他聽到一樁樁一件件最可愛的人同美國侵略軍殊死搏鬥的悲壯事蹟時，經常會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

有一次他在某連隊採訪時，發現那些戰士在學習特級英雄黃繼光的時候，談得更多的是他們連隊自己的黃繼光-----諶木春。於是，他的筆下又多了一個捨生忘死的英雄。

1953年7月，該連的三排副排長諶木春率領一個班作為前鋒，在進攻時遇到敵人地堡火力的阻擊。諶木春看到情況緊急，為了讓後續大部隊減少傷亡，已經接近地堡的他，奮不顧身地用胸膛堵住了地堡的槍口。瞬間，敵人的槍聲沒有了，部隊迅速衝上了主峯。寫到這裏，巴金落淚了。這樣感人的英雄事蹟在朝鮮戰場實在太多了。他後來説：

【“但是即使寫出十倍多、二十倍多的作品，我也寫不完這些日子裏堆積在我心中的愛，我也表達不出這些日子裏激動着我的心的感情。我找不出適當的話來感謝我在朝鮮遇見的每個志願軍”。】

巴金（左一）和戰友們在朝鮮前線

巴金從朝鮮“帶回來不少驚天動地的英雄事蹟。”回到上海後，他用三個月時間寫出了四篇小説的合集《英雄的故事》，其中三位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只有《黃文元同志》是集中了幾個四川籍戰士的特點塑造出的一個志願軍戰士的典型：黃文元出身農家，父親從前耕過地主的田，現在日子好過多了，有個小妹妹在鄉里上學，在他前一年五月報名參軍出來的時候，鄉里正進行減租退押，他們全家都感謝共產黨，他自己做夢也想見到毛主席。他每隔三個星期給他父母寫一封信，但雙親都不識字，他們託人給他寫回信，鼓勵他為人民立功。他曾在一次佔領一個無名高地的突擊戰中，與副班長一起各抓到一個俘虜立過功，以後就沒有機會了，他在等待着機會。終於又一次反擊戰開始，他隨他所在的排在深夜出發到了潛伏地點，離山頂上敵人的鐵絲網不到一百米，為了不使敵人警覺，同志們都嚴守紀律，一點響動也沒有，而且身上從頭到腳都插滿野草，把自己偽裝起來，直熬到第二天下午兩點鐘，敵人突然盲目地打起炮來，一顆燃燒彈落在黃文元身旁，他的身體着了火，如果他這時站了起來，或者在地上打個滾，他身上的火還是可以撲滅的，但這必然會驚動敵人，使目標暴露，不但反擊任務不能完成，參加反擊的兩個排的同志都有被消滅的危險。因此，他只好一動不動，讓火在自己身上燃燒，直到犧牲。

巴金在談到《黃文元同志》的創作時説道：

【“我在小説的最後所寫的是邱少雲烈士的驚天動地的英雄事蹟。他太使人感動了，我想借用他來給我的平凡的文章添一點光彩。”】

作為一個愛國者，巴金在年輕時代所向往所追求的殉道精神，似乎通過這個作品得到了某種釋放。

沉浸在激動中的巴金，總是擠出時間把自己的深切感受寫信告訴愛妻蕭珊。而蕭珊的每一封來信，也都成為了巴金一生中寫作抗美援朝題材的動力。

巴金赴朝後，蕭珊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聽有關朝鮮戰場上的新聞和看有關朝鮮戰場消息的報紙。當蕭珊突然從報上讀到了美軍在朝鮮戰場使用細菌戰的消息時，深為巴金的安全擔心，立刻給巴金寫去一封信，她説：

【“誰都不要戰爭，而戰爭正在進行着，美帝國主義揚言要轟炸北朝鮮78座城市，你知道這個消息使我多麼不安。我同意你的計劃，只要你非寫不可，我以為你可以寫。你能夠寫，我等待做你的第一個讀者。”】

巴金到朝鮮不久就寫出了頗有影響的《我們會見了彭司令員》。文章很快在國內各大報上發表，蕭珊讀完後心情十分激動，當即就給分別兩個多月的丈夫寫了信，信中寫説：

【“我記得曾在《我們會見了彭司令員》一文中讀到：‘我們連飛機、大炮都不怕，難道還怕這些小蟲嗎，’這些英雄使我感動。你是有責任使他們永存！開城那篇文章國內已經見到（真巧，《人民日報》五月一日登出這篇文章，我聞到開城初春的氣息，你知道我多高興！）但平壤那篇怎麼沒有看到呢？我真想能讀到那篇反細菌戰公開信的全文！”】

不久，蕭珊又在給巴金的信中説：

【“朝鮮，那個我多麼陌生的國土，現在對我變得多麼親切，因為在那些親愛的志願軍同志們中間還有你，我的朋友。別忘記我是在等待你的長篇小説，我瞭解今天你所有的活動都是小説的一段、一頁……。”】

身在戰火紛飛的異國他鄉的巴金，每當有打勝仗的消息時就寫信告訴蕭珊，讓她也分享自己的一份喜悦。有一封信是這樣告訴蕭珊的：

【“離開連隊的那天，前面打了一個小勝仗，敵人兩百人左右攻一個山頭，被我軍一個班打退了。敵人傷亡幾十，我們傷亡三人，後來敵人報復，大炸我們前三天去看過的一個較高山上的陣地，被打落兩架飛機。轟炸時我們在另一處山頭看見……”。】

一九五三年八月中旬，巴金第二次去朝鮮。他想再體驗體驗那種激情燃燒的生活，收集更多的素材。他在信中告訴蕭珊：

【“至於別人的譭譽我是不在乎的。但要寫出一部像樣的作品，我得吃很多苦，下很多功夫，忙對我創作沒有妨礙……我要回國以後才能考慮創作計劃，我還想在上海仔細讀兩本蘇聯戰爭小説，看別人怎樣寫戰爭，好好學習一下，再回到自己身上，看自己是否能寫……”。】

當時交戰雙方在板門店已經簽訂了停戰協定，戰事減少了許多。在四個多月的時間裏，巴金完全和那些來自農村的純樸的戰士一樣，沉浸在對祖國的熱愛裏。

巴金在回國期間親眼目睹了新中國建設日新月異的情景，志願軍指戰員們也從報刊廣播，特別是自己親人的信件中瞭解到了這些激動人心的消息。巴金和他們一樣，都為祖國的日益繁榮富強感到自豪，感到歡樂。而這種自豪與歡樂，是建築在對過去痛苦日子的回憶之上的：過去忍飢挨餓，受迫害，受凌辱，被壓在人家的腳底下，呻吟哀嘆，大難來臨，各自逃命；而現在，有土地，有衣穿，受到關懷，受到尊重，被慰問，被鼓勵，有事共同商量，互相幫助，大家團結起來，同心協力，為革命建設而一起奮鬥。這兩種情景一對比，就會感到今天是多麼幸福，生活在人民的大家庭中是多麼光榮！巴金覺得自己必須儘快把在朝鮮前線的這些可愛的人們所想的、所感受的，所做的一切事情，帶回祖國，帶給讀者。

在後來的日子裏，儘管他寫出了諸如《堅強戰士》、《黃文元同志》和《明珠和玉姬》等有影響的作品，但總是覺得意猶未盡。他答應蕭珊的“像樣的作品還有待於將來”，一直姍姍來遲。他在上海生活多年，熟悉上海羣眾對抗美援朝戰爭的感情，知道上海同樣有一些志願軍戰士英勇犧牲在朝鮮戰場上。經過六、七年的醖釀，他終於創作出了一個帶有傳奇色彩的故事——小説《團圓》。

1961年，小説《團圓》發表以後，反響十分熱烈，並引起北京中央文化部副部長夏衍的注意。夏衍閲後即指示中央電影局，把《團圓》列入1963年的拍攝計劃。劇本完成後徵求巴金的意見，巴金很快回話：“沒有意見，同意拍電影！”巴金特別滿意電影劇本中王成形象的深入創作，覺得非常符合他的心意。1964年，改編自《團圓》的電影《英雄兒女》上演，馬上引來好評如潮，很快風靡大江南北。後來巴金的老友蕭乾稱讚這部電影的四個字非常有代表性：“撼人心魄”。周恩來總理也在百忙中抽出時間觀看了這部電影並説道：

【“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巴金帶了個頭，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寫出《英雄兒女》那樣好的作品。”】

1965年元旦，在北京參加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巴金接到蕭珊的來信，她在信中告訴巴金：

【“《英雄兒女》已上演，王辛笛看過了，據説很感動，不知道你看了沒有？文藝會堂九日上演這個電影，如果你回來了，我們可以一起去看了”。

巴金回到上海後，馬上和蕭珊去文藝會堂看了《英雄兒女》。回到家後在日記中寫道：

【“《英雄兒女》改得不錯。關於王成的一部分加得好。王芳的形象也很美……。”】

進入新世紀，《英雄兒女》仍不時在電視中播放。巴金的欣賞興趣依舊。臨近2000年末的一天下午，上海作協的人去看望巴金，發現午睡剛起的巴老戴着眼鏡，坐在被搖高了的病牀上，一邊吸氧，一邊看着電視，神情十分專注認真。電視機裏播映的正是電影《英雄兒女》。巴金一直懷念着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當年的志願軍的指戰員們，一直都在惦記着他。1989年，巴金在朝鮮認識的28位志願軍文工團老戰士，聯名寫信給巴金，祝賀他85歲壽辰。卧病在牀的巴金回信説：

【“我們在一起下連隊的日子多麼令人想念！我還記得文工團的各位同志。我今天還感到當時你們給我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