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摺疊：權貴樂土與平民末路_風聞

酷玩实验室-酷玩实验室官方账号-2019-08-08 08:27

2019-08-08

上週六夜裏，香港中環的西餐廳8 1/2 Otto突然清場。

一羣西裝革履的人走了進來。

對香港政局瞭解的人也許能認出他們的面貌：黎智英**、**陳方安生、陳日君……這些都是亂港派領袖，一方政商大佬。

席間，還有不明身份的外國人。

黎智英向他們舉杯慶賀：“Welcome to Hongkong and well done with the suituation (歡迎來香港，現在局勢很好)”。

這一夜，他們歡聲笑語，觥籌交錯。

這一夜，有20名年輕人，因為施暴被警方拘捕。他們將被送上法庭，等待他們的是牢獄之苦。

而另外一羣年輕人——亂港派大佬年輕的子女們，沒有任何一個參加香港的遊行。他們讀名校，喝洋酒，註定過着錦衣玉食的一生。

香港是割裂的：

每7個人中，其中就有1個人的收入是在貧困線之下的；

他們最愛説的故事，是香港人每賺5塊錢就有一塊錢進了李嘉誠的腰包。

香港有10萬人居住在環境惡劣的籠屋。那是老街區的舊樓裏，一個個像火車硬卧般的牀鋪。每層牀鋪用鐵絲網圍起來，人們在這鳥籠般大小的空間裏面吃喝拉撒睡。

李嘉誠的豪宅價值7億，有全棟防彈玻璃，兩個游泳池，還有鋼門避難室。能夠威脅到這座半山上的神壇的，也許只有核彈。

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當年輕人在街頭打砸時，權貴們只覺得他們吵鬧。

這是一曲香港的輓歌。

香港餐飲業，流傳着一個“米其林詛咒”。

這裏有整整六十三家米其林星級餐廳，是中國大陸地區的兩倍。即便是路邊小店的獨門美食，也會獲得米其林偵探的垂青。但是，相當多的小店，並不歡迎米其林偵探。

因為被選入米其林指南的那一刻，他們就踏入了鬼門關。

有41年曆史的老店好望角面家，堅持用手打的竹升面，口感勁爽又無鹼水味，是老饕的心頭好。但是在入選米其林之後，好望角面家倒閉了——因為房租暴漲，而27元一碗的雲吞麪遠遠負擔不起。

2014年，阿星小吃入選米其林星級餐廳，次年房租上漲六成，被迫倒閉；

2015年，祥興記同樣入選，房租上漲五成，被迫倒閉；

還有連續四年入選米其林一星的一樂燒鵝，被房東敲詐鋪位轉讓費一億，一樂燒鵝要不吃不喝淨賺30年才能攢下。

這些老店往往店面狹小，做的是熟客生意。即便入選了米其林，也沒法多接待幾個顧客。

但是米其林帶來的名氣效應，往往讓房東獅子大張口，徹底壓死這些本小利薄的老店。

米其林詛咒的根源，是香港這些年來狂飆猛進的房地產。

2013年，銅鑼灣老店利苑茶餐廳關門，引來排隊長龍水泄不通。利苑剛開業時，這裏的房租是2000港幣，而三年前已經變成了30萬。到利苑關門時，房租又翻了一倍成了60萬。

這時的銅鑼灣，每年每平米租金2.37萬美元，躍居世界上最貴的商業路段。

茶餐廳，香港美食之魂，正在被逼關門。

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窮苦的新移民捧起了茶餐廳。

他們住處狹窄，連做飯的地方都沒有，待客説事只能轉戰平價的茶餐廳。用酒樓一半的價錢吃到粥粉面，就是茶餐廳最大的金字招牌。

2003年非典事件，香港一萬多家餐廳倒閉了五分之一，但是其中幾乎沒有茶餐廳。

香港人沒有想到，茶餐廳沒有敗給非典，卻敗給了房價。

最近10年，茶餐廳“上天入地”。

上，是搬到閣樓；下，是搬到地庫。

陳誠記茶餐廳在尖沙咀做了30年，被迫搬到加拿分道地庫之後，仍然抵擋不住高房價的衝擊而關門。

陳誠記老闆娘感慨：

“香港生意根本沒得做，人情味都沒了……已經搬到地庫了，還要往哪裏搬呢？”

香港有小學生曾寫過一篇作文**《李家的城》**：

“屈臣氏、百佳、和記電訊、7-11、惠康…… 看着一間一間誠哥旗下的物業，我心中有無比的感動。香港內一切的商店，不論是哪種的類型，全是誠哥帶給我們的祝福與欽賜。

**李嘉誠，名副其實，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他是我們的上帝，萬物都是他所創造。當然，香港傳説中的三位一體就是他們：李嘉誠、李澤楷、李澤鉅。他們的力量遠超人類，為香港建起力場、為打工仔遮風擋雨、使香港免受風球、暴雨的侵襲。他付出了那麼多，只是希望我們可以準時上班，不準時下班。

這都是誠哥的偉大。”

其實，李嘉誠也挺冤的。

即便超人如他，也不能以一己之力吃下全香港的商業。

電力系統，由李嘉誠和嘉道理共享；零售業，由李嘉誠和英資的怡和共享；燃氣和巴士系統，由李兆基獨佔……最賺錢的房地產，更是由六大家族共享。

六大家族牢牢把控着香港經濟的方方面面。

只要香港人還活着工作一天，就逃不掉給六大家族交税的命運。

六大家族的飛黃騰達，要從英國人離開香港説起。

1984年9月27日，《中英聯合聲明》草案要求：1997年香港迴歸前，港英政府每年賣地不能超過50公頃。

這是大陸提防英國的一手棋：崽賣爺田不心疼，就怕港英政府把地全賣光了，狠賺一筆再拍拍屁股走人。

但是港英政府還是玩了一手花活，雖然你不讓我多賣地，但我可以把有限的土地賣得貴貴的——這叫囤積居奇。

八十年代開始，香港地價一路走高，背後是各路神仙鬥法：

船王包玉剛悄悄從海上生意抽身，推平了貨倉，建起了後來香港最貴的商場海港城，他的女婿更是大手筆，建了一座“銅鑼灣時代廣場”；

鄭裕彤吃下了大嶼山愉景區的三四五期工程，趕上90年代初房價暴漲時賣出，賺得缽滿盆滿。

嘉道理家族走高端路線，牢牢把控半島酒店、九龍酒店、山頂凌霄閣、聖佐治大廈；地產大佬李兆豐恰恰相反，專門收購半山、銅鑼灣、灣仔、北角及魚湧的舊樓……

90年代中葉，消費者委員會做過一次調查：55%的新建樓盤，來自四家房地產公司。

此時大局已定，不存在新入局者，只剩下幾家寡頭談笑風生。

在香港做房地產商，可能是最幸福的事情，就連釘子户問題都不是問題。

半山有一棟樓齡47年的舊樓，一直和地產商拉鋸談判，到2010年，房地產商突然放棄了談判。

因為這時，香港立法會通過了一項法案：樓齡50年以上的舊樓，只要八成業主同意，就可以拆遷安置。

剩下的兩成釘子户，面面相覷，啞口無言。

被權貴們綁架的後果是，新經濟的生存空間都被擠壓。

香港至今沒有拿得出手的互聯網企業，就連雙十一剁手的習慣也沒有。

2014年，香港政府從15歲以上的市民中抽樣，發現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在一年內網購過。

香港沒有網購，倒不是因為年輕人窮。

相反，曾經有人想做香港的“阿里巴巴”。但是，這樣向六大家族做出挑戰的行為，最終被扼殺在了搖籃裏。

時間撥回1999年，馬雲剛剛在杭州拉起了自己的草台班子，而香港一家本地電子商務公司，已經鬧得四海翻騰雲水動。

這家公司從一開始就聲勢逼人：支持電話和網絡訂單、承諾30天無理由退貨、先送貨後收款、IBM電腦不到5000元、電熨斗僅僅100元……

這個起點，比起馬雲高一百倍都不止。如果放在大陸，也許已經成功了，但可惜，他的對手是超人李嘉誠和怡和集團。

兩大超市壟斷了香港零售業70%，豈是等閒之輩？

表面上，他們死磕價格戰；暗地裏，兩大超市給自己的所有供應商下了死命令：不準給競爭對手供貨。

因為幾十年來，李嘉誠和怡和集團，以及他們背後的關係網，早已經完全掌控了香港的供應鏈，因此這個命令一出，立竿見影：沒有任何一家本地供應商敢給他發貨。

這家公司不得不從外地採購，但這就意味着高企的成本。

緊接着，衞生局、工商局和媒體也先後發難：電飯煲有漏電危險，可口可樂和手機都是冒牌水貨，就連一個帶有外星人的廣告也被挑出來説事——閤家歡時間，你嚇到小朋友了怎麼辦？

開張四個月，這家公司累計虧損兩億港幣。

李嘉誠和怡和集團用行動，給所有新來者上了一課：有的鋼板不能踢，非死即傷。

往事如浮雲。現在的香港，沒有誰還記得曇花一現的香港電商；也沒有人疑惑，為什麼香港是一片新經濟沙漠？

世界風雲變幻，只有香港城頭的大王旗，巋然不動。

全世界的商人都想賺錢，但香港商人最聰明——他們想躺着賺錢。

怎麼才能躺着賺錢呢？在幾十年、幾代人的積累中，他們找到了最佳的方式。

房地產的本質，是收租，這很好理解。誰掌握了土地，便有源源不斷的租金。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香港的六大家族，他們的本質都是收租。

香港的煤氣產業是李兆基的。

中國人總要做飯的，要做飯就要向他交錢。一旦掌握了這個行業，便只需要源源不斷的收煤氣費就行。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用電磁爐。

香港的電力是李嘉誠和嘉道理家族的，那你就要向這兩家交錢。人人都要用電，用電就要向他們交錢。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出門吃飯。

不過香港的公共交通是李兆基和鄭裕彤的。對了，就是那個掌握了煤氣產業的李兆基……

總而言之，你要活着，就要向他們交錢。

而他們所需要做的就是，躺着，然後收錢。

這彷彿是一場現實版的**《大富翁》遊戲**：

誰來的早，先佔了地盤，後面來的棋子都只有交錢的份。交到破產，遊戲結束。

坦白説，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也不是沒有人嘗試過突圍。

最近的一次，大概是去年10月，劉德華配音了一則香港填海建人工島的宣傳視頻，結果引來了反對人士的謾罵。

雖然明星被噴很稀鬆平常，但是劉德華卻不一樣。華仔一向是德藝雙馨、兩岸影迷深深愛戴的優質藝人，大概一輩子沒有受過這樣的辱罵。

而這個導致他被噴的視頻，在大陸的我們看來，內容是如此正常，甚至有點感人：

劉德華講的道理不過是，香港房價高企，環境擁擠，所以應該填海造地。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於民於港於國都是重大利好，但是香港人偏偏不理解。

這其實不是新鮮事了。

我不知道劉德華在配音之前，知不知道董建華時期的嘗試。如果他知道，仍然願意為這個視頻配音，那他不愧為兩岸三地偶像明星的標杆。

董建華在任時，他至少有過3次鞠躬盡瘁的嘗試，試圖解決香港的房價問題。

第一次，1997年。

香港剛剛回歸，董建華就力排眾議，準備解決已經日益凸顯的房價問題，提出了著名的“八萬五”計劃。

八萬五的含義是：每年要興建8.5萬套住宅，10年內香港有7成家庭都會有自己的房子。

在1997年的時間點上，可以説是高瞻遠矚了。如果當時這個計劃能夠得到落實，那麼今日香港房價困境的大頭，就可以解決了。

但是，這項觸動“收税階級”利益的政策，最終沒有能夠救得了香港。再加上當年正好趕上金融危機，普通的香港人也把鍋甩到了董建華頭上，認為是他的破政策搞的鬼。

但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八萬五”計劃，再加上金融危機的衝擊，確實產生了效果，香港的房價大跌，大約跌回了五年前的水平。

假如能堅持下去，今日的香港也許就是一番不同的面貌了。

但事實卻是，放棄八萬五計劃後，2002年開始，香港的房價便指數式的攀升，再也沒能下來過。

（圖中下方的線為香港房價指數走勢）

第二次，1999年。

不死心的董建華，看到房價問題根深蒂固無法解決，便想轉而發展新的經濟產業。

他推出了另外一個政策：數碼港計劃。

顧名思義，就是想在香港發展互聯網新經濟，吸引有前途的科技企業前來入駐。

這項計劃受到了李嘉誠小兒子李澤楷的支持，政府十分信任他的盈科，便把項目交給了他。

可惜的是，董建華的運氣實在不好。

時至今日，我們無法知道李澤楷接這個項目的初衷到底是什麼，但是總而言之，第二年，美國的互聯網泡沫破滅，引發全球對互聯網前景的擔憂，導致數碼港只招到了2家科技公司進駐。

李澤楷為了止損，最終又把數碼港變回了圈地賣樓的房地產套路，還賺了一大筆。

第三次，也是1999年。

數碼港計劃失敗之後，董建華不甘心，又緊接着提出了類似的**“硅港”計劃**，也就是説，要在香港建一個硅谷。

這個項目的結果，和數碼港計劃如出一轍——高科技人才沒有招到，地價倒是炒起來了。

這彷彿是如今香港的魔咒：

政府為調控房價所做的所有努力，最後都會被根深蒂固的房地產惡龍所吞噬，變成更大的惡龍。

我不知道香港的中產階級明不明白這一點，但不管明不明白，他們已經作出了選擇。

去年，我到珠海、香港出差，主要是為了看看剛剛建成的港珠澳大橋。

一個香港導遊帶我們坐上了大嶼山的纜車。纜車一個來回大約要半小時以上，我們就開始閒談。

一個同行的大陸朋友關切地問：

“大嶼山這一片這麼多海，如果填海造陸，你們就不用過得這麼擠，房價也不會這麼高了。”

導遊原本對我們很友善，一聽到這話，馬上陰了臉，語氣也很緊繃：

“我買了房的，花了好多錢的。房價降了，我不是要虧錢？

“對我來説，還是綠化和海景比較重要。

“香港人週末都可以來大嶼山玩。如果填了海，你們今天就沒辦法來大嶼山玩了。”

香港人看不懂大陸人，覺得我們不懂環保的價值。

大陸人看不懂香港人，覺得他們不懂居住的尊嚴。

從那時起我便知道，香港人對房價的看法，已經病入膏肓：

所有的有房者，竟然已經和他們原本的敵人——房地產商，形成了廣泛而深刻的共識，認為他們和房地產商是利益共同體。

少數躺着賺錢的商人，已經成功裹挾了民意。

惡龍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放棄了與它戰鬥。

不但放棄，而且選擇與它共枕。

尾聲

在博弈論中，有一個經典理論，叫做囚徒困境。

它的內涵很豐富，其中有這麼一個洞察，我覺得很有意思：

兩方在博弈的過程中，原本有可能通過合作來實現雙贏。但是如果大家都只顧着個人利益，則有可能最終做出的選擇，並不是這個團隊的最佳選擇。

囚徒困境：

兩個嫌疑犯作案後被警察抓住，分別關在不同的屋子裏接受審訊。警察告訴每個人：如果兩人都抵賴，各判刑1年；如果兩人都坦白，各判8年；如果兩人中一個坦白而另一個抵賴，坦白的放出去，抵賴的判10年。於是，每個囚徒都面臨兩種選擇：坦白或抵賴。然而，不管同夥選擇什麼，每個囚徒的最優選擇是坦白：如果同夥抵賴、自己坦白的話放出去，抵賴的話判1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夥坦白、自己坦白的話判8年，比起抵賴的判10年，坦白還是比抵賴的好。結果，兩個嫌疑犯都選擇坦白，各判刑8年。如果兩人都抵賴，各判1年，顯然這個結果好。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問題是，人類的個人理性有時能導致集體的非理性。

如今的香港，正在這樣一個矛盾裏：

六大家族和普通人，其實都希望香港能變得更好。但是雙方都保守地、從優先保護自己利益的方法出發，最終便陷入了一種尷尬的兩難境地：

誰先退讓，誰就吃虧。都不退讓，香港吃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