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受香港黑衣人衝擊最嚴重的,是這些風雨飄搖的可憐人_風聞
glamorous申申也-2019-08-09 17:07
2019年8月5日,星期一。
早晨7點半,一覺醒來,習慣性地拿起手機刷朋友圈,發現同事P小姐已經到達辦公室,在辦公桌上又睡去了。
作為一名白領,敝公司雖爛,通勤時間也是標準的朝九晚六。早上8點前就出現在辦公室,通常來説,沒理由的。
沒錯,P小姐就是受到當天“三罷”(罷工、罷課、罷市)行動影響的普通香港上班族的一員。
一
在秩序還未動盪的日子裏,P小姐的上班之路也絕非坦途。
她家住新界大埔,工作在港島灣仔(就是那個**“灣仔碼頭”的灣仔),路途距離超過30公里,中間還隔着海;過往,為了準時到公司,她需要精準地趕上樓下7:40**的那班巴士。
這是反覆試驗的結果,因為只有這一趟,才能讓她在翻山越嶺,過海渡河的路上擁有一個靠窗的座位,在睡眠中度過漫長車程。
週一**“三罷”來臨前,反對派慫恿全港罷工的海報,已在各大社交媒體瘋傳。P小姐未雨綢繆,決定避開“被罷工”的局面,凌晨5**點就爬起來趕路。
由於時間太早,早班巴士尚未營運;P小姐只能選擇香港著名的“奪命小巴”到地鐵站,再轉線三次,最終一路坎坷地於7:40坐在了辦公桌前——這原本是她的出門時間。
儘管坎坷,P小姐還是對的。當天早上,大多數是如下的場景:
(圖片來源:香港經濟日報Topick)
P小姐是當天敝司到崗最早的一位。在她之後到公司的是V小姐,**“身殘志堅”**的好同事。
一週前,V小姐扭傷了尾骨,遵醫囑需架拐出門。不過,當天早上,她依然抱着**“就是要返工啊,不可以遲到啦”**的信念,8點不到,就推開了公司大門。
她的旅程相對近一些,但也得搭巴士到尖沙咀,再乘輪渡**“天星小輪”**到灣仔。如果沒有這幫鬧事的人,她是可以地鐵直達公司的。
二
毫不誇張地説,週一的“三罷”,讓全港絕大部分的上班族用血肉之軀,上演了一出大型集體災難片《返工》。
下圖是週一受到影響、被迫停運的港鐵站點分佈圖(紅點即是):
當天的港鐵一度全線癱瘓。而根據2016年的統計報告,每天需乘坐地鐵趕赴工作地點的打工族,佔到就業人口的40.7%。
2019年的最新數據是,全港就業人口約為386萬。也就是説,僅港鐵一項,當天就有約157.1萬人受到影響。
香港人口稠密是眾所周知的,但這個“人口最密集”,尤其是工作時段內的交通繁忙程度,還是用一組數據對比一下比較直觀。
到2019年2月,全港有常住居民725萬人,北京是2154萬,三倍;香港的公共交通,每天載客量超過1260萬人次,北京則是2051萬人次,不到香港兩倍。換言之,香港公共交通的繁忙和擁擠程度,比北京還要高出一籌。
在平時,為了能夠在如此龐大擁擠的流動人羣裏順利穿梭,香港每一位“打工仔”,都必須快速、準確地,找到一個或幾個穩定高效的通勤方式及通勤路線。
所以,週一港鐵癱瘓後,大家開始了災難般的各種換乘:地鐵堵了換巴士,巴士停了坐小巴,小巴走不動打Taxi,Taxi拒載就乘船……
乘船還不行?走路咯。
跋山涉水,風雨無阻,義無反顧。能和大陸風裏來雨裏去的快遞員和外賣小哥媲美的,大概只有香港的上班族。
我曾經向港人同事L小姐請教過這種行為。她總結得風輕雲淡——
“香港人嘛,死都要返工的啦。爬都要爬去公司”。
三
“返工”是廣東話,意思是“上班”。
香港有一支名喚My Little Airport的樂隊,成員不過一男一女,作品普遍可愛。在一首叫做《邊一個發明了返工》(翻譯過來就是“到底是誰發明了上班這件事”)的歌裏,他們戲謔地碎碎念:
邊一個發明了返工,我要給佢米田共
邊一個發明了返工,返到我愈籬愈窮
為了薪金一萬元,令每天都沒了沒完
一萬元一萬元一萬元,靈魂賣給了大財團
邊一個發明了返工,以為自己好有用
邊一個發明了返工,阻礙我藝術發展重重
到了薪金兩萬元,我的青春就快用完
兩萬元兩萬元兩萬元,我有更多事沒法做完
(米田共是拆開的字,請自行發揮想象)
哪怕越來越窮,哪怕“我們都一樣低薪兼出賣靈魂”,哪怕青春耗光無暇遊藝,都要拼了命去工作賺錢。在輝煌的黃金時代裏,這就是香港精神——那才真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不過,即便是返工之路被阻截,交通秩序被擾亂,也很少看到上班族站出來大聲斥責的場面。
更常見的場景是,當地鐵里人潮洶湧、進退兩難時,人頭上空出現的是一部又一部高舉的手機:人們迅速地將自己返工路上遇到的“問題”拍下來,緊鑼密鼓地上傳至公司whatsapp羣裏,然後等待疏通。
厭惡、牴觸?不多見。類似的場景你放到大陸試試?早高峯堵地鐵?看你能不能活得過一站地。
也因此,港人這種沉默讓我長久地感到費解。
四
示威者的“罷工”,最直接影響的是打工族。在香港,按照人口統計劃分,打工族即是“中產”和“底層”。
和世界上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一樣,香港中產信奉法治、自由主義、公平競爭,是穩定社會、緩和矛盾的主要力量;他們大多是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經理或行政人員,具有較強的優越感和精英感。
這些中產尤其愛惜自己的羽毛和皮囊,從外在裝扮到談吐舉止,無不如此。即便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只要進入中環金融圈,業務未動,行頭要先做出表率。油頭、定製西裝、手工皮革公文包、三截頭皮鞋,這是標配,如果此刻手裏的iphone還不是全屏幕,是絕不好意思在中環的街頭掏出來使用的。
要這樣的“精英”在地鐵站裏衝全副武裝的黑衣人表達不滿,實在太有失體面。
“精英”自是看不上這些示威者的。在他們眼裏,那些積極AA服務費的人,那些善於挖掘八卦、絕口不談政治的人,那些不把“我”和“你”輕易統攝在一個名義下的人,才配得上一句“他人挺好”。
畢竟,香港人的社交原則首先是互不妨礙,尤其不要“阻人發達”。
我的同事K,年齡60+,口頭經常掛着的一句話就是:“我只是個小市民,不要來找我麻煩嘛,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好好為退休存點錢啦”。
這種誰都無法為“我”負責的穹頂,籠罩在香港每一間辦公室裏,讓香港的中產每天疲於奔命,從第一份工開始,就要為幾十年後岌岌可危的退休生活攢錢。K經常打開香港唯一的“全民保險”——強積金MPF賬户,把推送信息給我看。她告訴我,雖然數字看上去天天在漲,但其實,更多的養老金“增益”,是被中介的服務費瓜分掉了。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這是許多發達地區的社交原則。雖然只有“返工”才有錢拿,但示威者的罷工,很難真正讓中產“肉痛”。
這是因為,作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地區,香港政府有完善的監督機制,配合現代企業成熟的管理制度,使勞動人口權益得到相當大的保證。
比如政府設立的勞工處。這可不是門面功夫:全港所有僱員的投訴,都會在這裏得到積極處理,對拖欠薪案件嚴格檢控。大部分企業為避免自找麻煩,都會按期“出足糧”,發放足額薪水。週一的通勤受阻事故,勞工處在當日早晨6點就發出公告,呼籲僱主彈性處理僱員當日返工情況。
對僱員來説,香港企業的休假制度靈活完善,使他們不必冒着巨大風險面對當日的通勤壓力。以某大型銀行為例,按照員工級別,普通員工入職就有20天的年假,病假不超過一天可以無條件休息;一個小時以內的遲到或早退,不做問責。香港公務員的年假則實行累積制,做足年限,假期甚至可以累加至180天。
如此充分的利益保障環境,任示威者卡地鐵、堵馬路,打工仔們自是心無旁騖地在“返工”路上前進。
這也就是為什麼出現地鐵堵門、交通癱瘓時,人們的第一反應不是阻止這種行為,而是拿手機拍照——留存證據,證據可以讓自己的利益不受損。
但還有一羣人,一羣更加沉默的人,一羣發聲也無法被聽見的人,他們才是這次風波中,真真正正、實實在在被衝擊的人。
這是一羣“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也是一羣“被俯視與被遺忘的”人。
五
出於工作性質,我需要經常與一個羣體打交道:建築工人。在香港,到今年一季度,全
港的建築地盤上,共有10.7萬註冊工人。
可以説,他們是與政治動亂牽連最為直接的勞動人羣。按照以往經驗,連天累日的示威活動,可能導致政府各類工程項目停止招標,因為有更急迫的政治動盪、立法會根本無暇討論項目撥款之類的議案。
這就意味着,有相當數量的工人將直接面臨失業。
又如“貧困老年勞動者”。按照2017年統計數據,香港有34萬65歲以上的貧困人口,其中將近9萬人為勞動人口。這些人擔負了在香港隨處可見的職業:保安、銷售、餐廳服務員、清潔工、洗碗工、物業管理員、出租車司機……
他們大多領着政府發放的援助金,同時打着一份毫無保障的臨時工。
拿我所在的灣仔一處辦公樓洗手間清潔工來説吧,他們簽訂的全部是臨時僱傭合約。看上去很簡單,但每天需要準時打卡、進行清潔,工資則按工時日結。
也就是説,如果8月5日這一天,這些清潔工因為交通受阻,無法按時到崗,則無法獲得這一段工時的工資。
而這兩個月來,當戴着頭盔、蒙着口罩、穿着黑衫、據説還拿着酬金的年輕人在街上肆意妄為的時候,是許多餐廳、門店幾乎每週都要被迫暫停營業若干次。這就意味着,在那裏打零工的服務人員,當天的收入必然隨之泡湯。
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在這兩個月間,那些出現在各種遊行示威的直播中的,除了“黑衣人”,除了警察,憤怒地面對鏡頭控訴暴行的,幾乎都是這樣的“長者”。
他們才是這場“運動”中風雨飄搖的可憐人。
六
2001年,《千與千尋》在全球公映,那一年,在香港,這部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卻輸給了一隻粉紅的小豬,不是佩奇,是《麥兜的故事》。
風雨交加的夜晚,麥兜媽媽莫名緊張,祈禱自己即將出生的兒子能夠像周潤發、梁朝偉一般英俊瀟灑、多金好命。但最終從天而降的是小豬麥兜,其貌不揚、資質平平。它將和所有普通的香港人一樣,接受沒完沒了的打擊、失落、無助與彷徨。
比起《千與千尋》裏少年那些鑿鑿誓言,香港人更願意相信麥兜口中的至理名言,“大難不死,必有鍋粥”、“臀結就是力量”、“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剎時之蛋撻”。
這些憨直的市民宣言,也只有香港人能心領神會。
但更多的時候,我在想,這種迷迷糊糊、沒有魚丸、沒有粗麪、沒有馬爾代夫、沒有獎牌、沒有張保仔寶藏,也能興沖沖生活下去的人,他們秉持的哲學,究竟該叫作什麼呢?是“隨遇而安”“知足常樂”,還是“温水煮青蛙”“死蠢死蠢”呢?
1927年,魯迅乘船去香港,途中遭遇了“查關”和索賄,所幸虛驚一場。那場90多年前的旅途,讓他記下這樣的港島一瞥:
“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時間能改變一切”,此話似乎並非永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