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受香港黑衣人衝擊最嚴重的，是這些風雨飄搖的可憐人_風聞

2019年8月5日，星期一。

早晨7點半，一覺醒來，習慣性地拿起手機刷朋友圈，發現同事P小姐已經到達辦公室，在辦公桌上又睡去了。

作為一名白領，敝公司雖爛，通勤時間也是標準的朝九晚六。早上8點前就出現在辦公室，通常來説，沒理由的。

沒錯，P小姐就是受到當天“三罷”（罷工、罷課、罷市）行動影響的普通香港上班族的一員。

一

在秩序還未動盪的日子裏，P小姐的上班之路也絕非坦途。

她家住新界大埔，工作在港島灣仔（就是那個**“灣仔碼頭”的灣仔），路途距離超過30公里，中間還隔着海；過往，為了準時到公司，她需要精準地趕上樓下7:40**的那班巴士。

這是反覆試驗的結果，因為只有這一趟，才能讓她在翻山越嶺，過海渡河的路上擁有一個靠窗的座位，在睡眠中度過漫長車程。

週一**“三罷”來臨前，反對派慫恿全港罷工的海報，已在各大社交媒體瘋傳。P小姐未雨綢繆，決定避開“被罷工”的局面，凌晨5**點就爬起來趕路。

由於時間太早，早班巴士尚未營運；P小姐只能選擇香港著名的“奪命小巴”到地鐵站，再轉線三次，最終一路坎坷地於7:40坐在了辦公桌前——這原本是她的出門時間。

儘管坎坷，P小姐還是對的。當天早上，大多數是如下的場景：

 

（圖片來源：香港經濟日報Topick）

 

P小姐是當天敝司到崗最早的一位。在她之後到公司的是V小姐，**“身殘志堅”**的好同事。

一週前，V小姐扭傷了尾骨，遵醫囑需架拐出門。不過，當天早上，她依然抱着**“就是要返工啊，不可以遲到啦”**的信念，8點不到，就推開了公司大門。

她的旅程相對近一些，但也得搭巴士到尖沙咀，再乘輪渡**“天星小輪”**到灣仔。如果沒有這幫鬧事的人，她是可以地鐵直達公司的。

二

毫不誇張地説，週一的“三罷”，讓全港絕大部分的上班族用血肉之軀，上演了一出大型集體災難片《返工》。

下圖是週一受到影響、被迫停運的港鐵站點分佈圖（紅點即是）：

當天的港鐵一度全線癱瘓。而根據2016年的統計報告，每天需乘坐地鐵趕赴工作地點的打工族，佔到就業人口的40.7%。

2019年的最新數據是，全港就業人口約為386萬。也就是説，僅港鐵一項，當天就有約157.1萬人受到影響。

香港人口稠密是眾所周知的，但這個“人口最密集”，尤其是工作時段內的交通繁忙程度，還是用一組數據對比一下比較直觀。

到2019年2月，全港有常住居民725萬人，北京是2154萬，三倍；香港的公共交通，每天載客量超過1260萬人次，北京則是2051萬人次，不到香港兩倍。換言之，香港公共交通的繁忙和擁擠程度，比北京還要高出一籌。

在平時，為了能夠在如此龐大擁擠的流動人羣裏順利穿梭，香港每一位“打工仔”，都必須快速、準確地，找到一個或幾個穩定高效的通勤方式及通勤路線。

所以，週一港鐵癱瘓後，大家開始了災難般的各種換乘：地鐵堵了換巴士，巴士停了坐小巴，小巴走不動打Taxi，Taxi拒載就乘船……

乘船還不行？走路咯。

跋山涉水，風雨無阻，義無反顧。能和大陸風裏來雨裏去的快遞員和外賣小哥媲美的，大概只有香港的上班族。

我曾經向港人同事L小姐請教過這種行為。她總結得風輕雲淡——

“香港人嘛，死都要返工的啦。爬都要爬去公司”。

三

“返工”是廣東話，意思是“上班”。

香港有一支名喚My Little Airport的樂隊，成員不過一男一女，作品普遍可愛。在一首叫做《邊一個發明了返工》（翻譯過來就是“到底是誰發明了上班這件事”）的歌裏，他們戲謔地碎碎念：

邊一個發明了返工，我要給佢米田共

邊一個發明了返工，返到我愈籬愈窮

為了薪金一萬元，令每天都沒了沒完

一萬元一萬元一萬元，靈魂賣給了大財團

邊一個發明了返工，以為自己好有用

邊一個發明了返工，阻礙我藝術發展重重

到了薪金兩萬元，我的青春就快用完

兩萬元兩萬元兩萬元，我有更多事沒法做完

（米田共是拆開的字，請自行發揮想象）

哪怕越來越窮，哪怕“我們都一樣低薪兼出賣靈魂”，哪怕青春耗光無暇遊藝，都要拼了命去工作賺錢。在輝煌的黃金時代裏，這就是香港精神——那才真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不過，即便是返工之路被阻截，交通秩序被擾亂，也很少看到上班族站出來大聲斥責的場面。

更常見的場景是，當地鐵里人潮洶湧、進退兩難時，人頭上空出現的是一部又一部高舉的手機：人們迅速地將自己返工路上遇到的“問題”拍下來，緊鑼密鼓地上傳至公司whatsapp羣裏，然後等待疏通。

厭惡、牴觸？不多見。類似的場景你放到大陸試試？早高峯堵地鐵？看你能不能活得過一站地。

也因此，港人這種沉默讓我長久地感到費解。

四

示威者的“罷工”，最直接影響的是打工族。在香港，按照人口統計劃分，打工族即是“中產”和“底層”。

和世界上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一樣，香港中產信奉法治、自由主義、公平競爭，是穩定社會、緩和矛盾的主要力量；他們大多是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經理或行政人員，具有較強的優越感和精英感。

這些中產尤其愛惜自己的羽毛和皮囊，從外在裝扮到談吐舉止，無不如此。即便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只要進入中環金融圈，業務未動，行頭要先做出表率。油頭、定製西裝、手工皮革公文包、三截頭皮鞋，這是標配，如果此刻手裏的iphone還不是全屏幕，是絕不好意思在中環的街頭掏出來使用的。

要這樣的“精英”在地鐵站裏衝全副武裝的黑衣人表達不滿，實在太有失體面。

“精英”自是看不上這些示威者的。在他們眼裏，那些積極AA服務費的人，那些善於挖掘八卦、絕口不談政治的人，那些不把“我”和“你”輕易統攝在一個名義下的人，才配得上一句“他人挺好”。

畢竟，香港人的社交原則首先是互不妨礙，尤其不要“阻人發達”。

我的同事K，年齡60+，口頭經常掛着的一句話就是：“我只是個小市民，不要來找我麻煩嘛，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好好為退休存點錢啦”。

這種誰都無法為“我”負責的穹頂，籠罩在香港每一間辦公室裏，讓香港的中產每天疲於奔命，從第一份工開始，就要為幾十年後岌岌可危的退休生活攢錢。K經常打開香港唯一的“全民保險”——強積金MPF賬户，把推送信息給我看。她告訴我，雖然數字看上去天天在漲，但其實，更多的養老金“增益”，是被中介的服務費瓜分掉了。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這是許多發達地區的社交原則。雖然只有“返工”才有錢拿，但示威者的罷工，很難真正讓中產“肉痛”。

這是因為，作為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地區，香港政府有完善的監督機制，配合現代企業成熟的管理制度，使勞動人口權益得到相當大的保證。

比如政府設立的勞工處。這可不是門面功夫：全港所有僱員的投訴，都會在這裏得到積極處理，對拖欠薪案件嚴格檢控。大部分企業為避免自找麻煩，都會按期“出足糧”，發放足額薪水。週一的通勤受阻事故，勞工處在當日早晨6點就發出公告，呼籲僱主彈性處理僱員當日返工情況。

對僱員來説，香港企業的休假制度靈活完善，使他們不必冒着巨大風險面對當日的通勤壓力。以某大型銀行為例，按照員工級別，普通員工入職就有20天的年假，病假不超過一天可以無條件休息；一個小時以內的遲到或早退，不做問責。香港公務員的年假則實行累積制，做足年限，假期甚至可以累加至180天。

如此充分的利益保障環境，任示威者卡地鐵、堵馬路，打工仔們自是心無旁騖地在“返工”路上前進。

這也就是為什麼出現地鐵堵門、交通癱瘓時，人們的第一反應不是阻止這種行為，而是拿手機拍照——留存證據，證據可以讓自己的利益不受損。

但還有一羣人，一羣更加沉默的人，一羣發聲也無法被聽見的人，他們才是這次風波中，真真正正、實實在在被衝擊的人。

這是一羣“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也是一羣“被俯視與被遺忘的”人。

五

出於工作性質，我需要經常與一個羣體打交道：建築工人。在香港，到今年一季度，全

港的建築地盤上，共有10.7萬註冊工人。

可以説，他們是與政治動亂牽連最為直接的勞動人羣。按照以往經驗，連天累日的示威活動，可能導致政府各類工程項目停止招標，因為有更急迫的政治動盪、立法會根本無暇討論項目撥款之類的議案。

這就意味着，有相當數量的工人將直接面臨失業。

又如“貧困老年勞動者”。按照2017年統計數據，香港有34萬65歲以上的貧困人口，其中將近9萬人為勞動人口。這些人擔負了在香港隨處可見的職業：保安、銷售、餐廳服務員、清潔工、洗碗工、物業管理員、出租車司機……

他們大多領着政府發放的援助金，同時打着一份毫無保障的臨時工。

拿我所在的灣仔一處辦公樓洗手間清潔工來説吧，他們簽訂的全部是臨時僱傭合約。看上去很簡單，但每天需要準時打卡、進行清潔，工資則按工時日結。

也就是説，如果8月5日這一天，這些清潔工因為交通受阻，無法按時到崗，則無法獲得這一段工時的工資。

而這兩個月來，當戴着頭盔、蒙着口罩、穿着黑衫、據説還拿着酬金的年輕人在街上肆意妄為的時候，是許多餐廳、門店幾乎每週都要被迫暫停營業若干次。這就意味着，在那裏打零工的服務人員，當天的收入必然隨之泡湯。

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在這兩個月間，那些出現在各種遊行示威的直播中的，除了“黑衣人”，除了警察，憤怒地面對鏡頭控訴暴行的，幾乎都是這樣的“長者”。

他們才是這場“運動”中風雨飄搖的可憐人。

六

2001年，《千與千尋》在全球公映，那一年，在香港，這部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卻輸給了一隻粉紅的小豬，不是佩奇，是《麥兜的故事》。

風雨交加的夜晚，麥兜媽媽莫名緊張，祈禱自己即將出生的兒子能夠像周潤發、梁朝偉一般英俊瀟灑、多金好命。但最終從天而降的是小豬麥兜，其貌不揚、資質平平。它將和所有普通的香港人一樣，接受沒完沒了的打擊、失落、無助與彷徨。

比起《千與千尋》裏少年那些鑿鑿誓言，香港人更願意相信麥兜口中的至理名言，“大難不死，必有鍋粥”、“臀結就是力量”、“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剎時之蛋撻”。

這些憨直的市民宣言，也只有香港人能心領神會。

但更多的時候，我在想，這種迷迷糊糊、沒有魚丸、沒有粗麪、沒有馬爾代夫、沒有獎牌、沒有張保仔寶藏，也能興沖沖生活下去的人，他們秉持的哲學，究竟該叫作什麼呢？是“隨遇而安”“知足常樂”，還是“温水煮青蛙”“死蠢死蠢”呢？

1927年，魯迅乘船去香港，途中遭遇了“查關”和索賄，所幸虛驚一場。那場90多年前的旅途，讓他記下這樣的港島一瞥：

“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瑤是我們的前輩。”

“時間能改變一切”，此話似乎並非永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