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經濟增長並不意味着勞動者社會地位的改變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活字文化”

期待已久的第72屆戛納電影金棕櫚獲獎影片《寄生蟲》在網絡資源問世一天後，即成為現象級電影。

這部韓國曆史上第一部斬獲金棕櫚獎的影片，聚焦於兩個貧富差距懸殊的家庭之間所發生的荒誕、懸疑又令人隱隱生怖的故事。導演奉俊昊用“黑色喜劇”的方式直指韓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富人是主動吸人血的寄生蟲，卻住在光鮮亮麗的地上豪宅；而窮人因社會資源的匱乏和上升通道的受阻，被迫成為“寄生蟲”，寄居在骯髒不堪的地下室。這或許是對階層分化與階級對立最直觀殘酷的隱喻。

而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裏，這不只是韓國正在發生的故事。迄今為止，《寄生蟲》的電影版權，已經銷售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相信不少觀眾在觀影后，都會心有慼慼。當然，中國也不例外。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汪暉教授的文章《上升期的矛盾、體系性危機與變革方向》，文章寫於2011年環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在文中，汪教授對中國的發展模式宏觀調整的方向問題、上升期的矛盾與區域不平衡的戰略空間，以及民主理論的創新空間與羣眾路線三個問題進行了思考與探討。

宏觀調整的方向問題

中國對發展模式的思考早已開始，卻收效不大，主要原因是利益錯綜糾葛，很難將已經提出的問題轉化為公共政策。積極的變化剛剛開始，更大的相反的過程又會接着出現。在思想層面，也存在着一個承不承認需要調整變革方向的問題。有人提出進一步全球化、市場化、私有化，又有人提出民主社會主義。

以我的看法，**今天的關鍵問題是存不存在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和朝向這個方向的可能性。**這是在全球化的條件下的社會主義方向問題，不可能通過回到舊模式中加以解決。**這個方向的中軸****是在重建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和重建社會關係以克服資本主義生產的抽象化這兩個點之間形成的。**如果存在這個方向問題，而不只是技術性調整的問題，那麼，調動怎樣的經驗和實踐以創造新的發展模式的問題就會浮現出來。

1989年東歐劇變，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

但這也並不只是中國的問題。以"佔領華爾街運動"為例，很多人批評它沒有具體方案，但這恰恰説明這場運動致力於方向性問題，而不是技術性問題。它意識到了**今天的問題是體系性的，不是個別的技術調整可以解決的。**它説我們現在是99%對1%的鬥爭，提出了敵我關係，提出了統一戰線，也就勾畫了它的政治戰略。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國紐約曼哈頓，試圖佔領華爾街。他們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要把華爾街變成埃及的開羅解放廣場。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2011年10月8日，“佔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呈現升級趨勢，千餘名示威者在首都華盛頓遊行，如今已逐漸成為席捲全美的羣眾性社會運動。

這並不是説運動可以迅速取得成果，原因在於：第一，如果一個社會創造的是99%對1%的體制，那麼，改變這個體制意味着革命；第二，經歷了二十世紀後期的大轉變，即便思考革命，其條件、方式、基礎也全面地發生了變化。沒有長期的積累和新的形勢的出現，要想取得實質的成果非常困難。就19-20世紀的革命而言，我們已經處於後革命的時代，針對體系性危機的思考和行動應該採用怎樣的形式？這是困擾許多人的真實問題。但無論如何，這是冷戰結束以來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在這樣的規模上提出問題。即便運動是幼稚的、初步的，也值得我們思考。

上升期的矛盾與區域不平衡的戰略空間

從"阿拉伯之春"到"佔領華爾街"，許多人出於不同的願望，預言甚至鼓動中國出現類似的局面，但讓他們失望的是中國尚未出現他們期待的"革命"，而"茉莉花"已經開遍歐美。為什麼？

並不是因為中國不存在社會矛盾和衝突，也不是中國的發展模式沒有問題，而是因為兩個原因：一是中國區域廣闊，發展不平衡，這些負面的條件在危機條件下，反而成為緩衝金融危機的條件。中國內部的不平衡，反而使得它承受經濟危機壓力的能力比其他小共同體要大，廣闊的農村腹地和廣大的農村人口提供了緩衝和發展的空間。這不等於説這種區域不平衡可以自然地成為可持續性的保障，我覺得應該像毛澤東當年分析戰爭形勢一樣——他在中國的區域不平衡中看到了抗日戰爭勝利的戰略空間——來分析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可持續程度和規模，分析它的階級矛盾、社會矛盾發展的形勢，解釋中國的國情及其發展戰略，即從中國發展的具體條件下思考發展模式改變的問題。

農村留守兒童

二是過去十年中國實際上始終處於調整過程之中，這種調整是內部博弈、社會鬥爭、公共討論、政策改變和地方實驗等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實踐的結果。中國社會的社會實驗和模式辯論仍然在持續，這表明自主變革的可能性尚存，但由於變化過於急速，果斷的自主變革行動是必要的。如果沒有更清晰的政治社會目標，宏觀調整往什麼方向轉化，就會成為一個日益尖鋭的問題。

受經濟危機的影響，國際市場萎縮，中國製造業產能出現過剩，正在轉向內部拉動，但總體來説，工業化過程不會停止。中國的區域關係、城鄉關係和貧富差別，意味着產業轉移和產業升級的過程仍有很大的空間，城市化道路和工業化道路還會持續相當長的過程。未來20年，中國在國際體系當中仍然有望處於上升的階段。危機、挫折、社會矛盾的加劇並不意味着她要垮掉，也沒有改變這個國家在世界體系內上升的軌跡，恰恰相反，它們正是這個上升過程的伴生物或者説直接的產物。

流水線上的富士康工人

因此，不同於中國崩潰論，我認為中國仍然處於上升過程；但也不同於發展主義的論調，認為經濟增長可以化解社會矛盾，我認為正是這個上升過程本身會帶動社會矛盾的尖鋭化。儘管出現了各種有關發展模式的討論和實驗，也出現了局部的改變，但這個上升過程的基本模式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城市化、製造業的發展帶動大規模的社會轉型，社會分化的格局會長期存在，由此產生的衝突矛盾——尤其是區域關係、城鄉關係的變動——不會減弱。

由於工業化過程的持續和大規模城市擴張，對能源和其他資源的需求將會持續，這也會導致國際矛盾的尖鋭化，中國在國際領域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需要重新思考。其實，資本主義的常態是經濟上升期與社會矛盾的累積有着共生關係，19和20世紀前半葉資本主義的上升期正是歐洲階級鬥爭最蓬勃發展的一個時期，也是其國際衝突和帝國主義戰爭最為嚴重的時代。我們要研究的是上升中的社會衝突與下降中的社會衝突的各自特徵，研究中國及其他新興經濟體與歐美國家的變遷軌跡之間的差異。

在討論中國的經濟增長的時候，所謂"樂觀"很可能就是"悲觀"，反之亦然。一方面，各種利益關係盤根錯節，即便指出了基本模式的危機，在新的形勢出現之前，結構性變更仍然很遙遠。另一方面，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特點就是發展不平衡，這也使得一些地區的增長具有特殊的意義，例如中國、印度、巴西和非洲一些國家的發展修改了國際格局的霸權關係，使得歐美的霸權地位有所降低。迄今為止，非洲、拉丁美洲國家總體來説對中國的新角色持相對歡迎的態度，就是因為中國的崛起打破了原來穩定的霸權構造。

金磚五國

同樣，國內邊緣區域的經濟成長有助於區域和城鄉間的平等。但是，邊緣區域的發展與產業轉移的大格局關係密切，而後者在改變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的同時，並不包含改變發展模式的必然性。在國際領域，圍繞着能源和其他市場的爭奪，新的衝突也正在醖釀。這是重新思考發展問題的背景和條件。

由於社會主義時期的產權形式下的積累和處在全球經濟體系的上升期，中國國家積累了大量的資源和能量。從積極的方面説，它並不完全受控於其他資本形式，從消極的方面説，它如何通過自我改革避免官僚資本主義的邏輯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由於具備這樣的經濟能量和制度條件，其控制社會矛盾激化的能力也相應較強。經濟規模的增長也給整個社會一個期待，從而提供了某種穩定性的要素。

**但如果穩定越來越和增長聯繫在一起，也意味着一個高風險的邏輯，即經濟一旦停止增長，或者處在另外一個格局下，政治風險就急劇上升。**也正由於此，國家的穩定性越來越依賴於增長，從而發展模式的變革變得更加困難。

**此外，增長並不意味着勞動者社會地位的改變，而沒有後一方面，也就難以形成社會-政治體制自我改革的動力。**在這個意義上，前面提到的中國社會變革的方向問題十分迫切，發展模式的改變離開了方向性的調整是無法完成的。

民主理論的創新空間與羣眾路線

**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危機的核心是政黨政治的代表性危機。**在全世界範圍內，政治體制的危險格局是從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向另外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轉移，從而讓這種空洞的政體轉移成為不平等的社會過程的合法化條件。顏色革命就是從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向另外一種沒有代表性的政體轉變，表面上是民主化，實質上是最不合理的社會分配和財富剝奪過程的合法化。

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又稱花朵革命，是指20世紀末期開始的一系列發生在中亞、東歐獨聯體國家的以顏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運動，而且這些運動有向包括中東的一些地區在內的地方蔓延的趨勢。參與者們擁護民主與普世價值，顏色革命主力往往是現任政權的反對黨，通過非暴力手段來抵制控制着他們國家的現政權。他們通常採用一種特別的顏色或者花朵來作為他們的標誌。

克服政治危機的真正挑戰是如何避免這種轉變，其前提是所謂重新政治化。我認為在理論上闡明這個問題是迫切的，因為很多人並不瞭解這個代表性危機的普遍性和深度，甚至認為西方沒有代表性的危機。這也是我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加布里爾的公開對話和辯論的關注所在。爭取一個真正公共的討論空間，形成真正的政治的和理論的辯論，讓大家瞭解到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政治危機的真正特點和本質，對於中國的政治變革而言十分關鍵。

很多觀察家都講到中國國家能力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一方面有較強的國家能力，而另一方面又無法克服合法性難題？**國家能力首先是國家回應社會需求的能力，在這方面，中國國家能力顯示出它的兩面性，即一方面在特殊狀態下反應能力很強，而在另一些方面又非常緩慢。

在與加布里爾的辯論中，我特別談到：**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的反應能力強，表示這個社會存在着民主的要素和潛能，但是我們的民主理論注重於形式分析，而忽略這些實質性的潛能。**正由於此，如何使這些潛能發展為更為制度化的實踐是不清晰的。如果能夠在理論上和制度上清晰地描述這種潛能得以展現的條件，就能給我們提供一個更具實質內涵的民主變革方向。如果能對社會需求做出迅速反應，表明這個政治體制存在着實質的民主潛能，但程度如何，怎樣發展，如何表述，都需要具體分析。

本報告旨在探討中國國家能力變化，分析中央政府在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的主導作用。中國經濟改革深刻地影響了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變化。儘管這場改革是以漸進方式推進，但是它對中國社會變化的影響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也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場革命。本報告所關注的問題是，這場改革對中國國家能力變化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在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究竟是削弱中央政府作用，還是強化中央政府作用？如果中國市場經濟轉變是以中央政府為主導，那麼，中央政府應當發揮哪些作用，地方政府應具有什麼職能？在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大國中，如何建立一種穩定的規範的中央和地方關係？如何在市場經濟轉變和現代化趕超過程中，加強中央政府的主導作用？

國家能力的另一面是政治整合能力，即通過公共行政對各種社會利益和訴求進行整合的能力。福山在他的文章（“Oh for 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not a vetocracy”） 中針對西方民主危機提出要"民主專政"（democratic dictatorship），不要"否決政治"(vetocracy)。議會、法院、行政三權分立，但政黨的代表性的斷裂、政府的進一步官僚化和法律體制的危機導致國家回應社會危機的能力下降了。這也是當代政治危機的基本特徵。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學者。曾任美國國務院思想庫政策企劃局副局長。著有《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他的第一本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讓他一舉成名。

在中國的政治條件下，勞動者（新工人階級和農民）在政治領域缺少自己的代理人意味着代表性斷裂。國家的調整大多是由結構性危機造成的，而不是自覺整合這些社會階層的訴求而達成的。如何使得公共決策能夠整合這些階層的利益和訴求，取決於這些階層的政治參與及其與決策過程的互動。這就是民主危機時代的大眾民主和羣眾路線問題。我們需要探索這種民主的動力和制度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