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崗｜論“人民文藝”的歷史構成與現實境遇 （下）_風聞

五、“現代中國”與“革命中國”的雙重變奏

從學術史的脈絡來看，洪子誠的“一體化”和“延續説”實際上繼承了“當代文學”的傳統——1949年之後，“中國現代文學”這一學科以及相應的文學史撰寫，都是經由“當代文學”的概念生產出來的，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即是這一生產的範例——透過“當代文學”，回溯性地建構了對“五四”以來現代文學發展的理解；相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論述雖然試圖“把20

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來把握”，卻將前三十年的“當代文學”視為需要“重寫”的對象，不僅打入“另冊”，而且從根本上顛覆了“當代文學”的價值，確立了一套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為名、實則來自“現代文學”的新的評判標準。正如程光煒指出的，這樣的“現代文學”與其説是“歷史”上的“現代文學”，不如説是“八十年代”的“現代文學”：“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魯迅、沈從文、徐志摩，事實上並不完全是歷史上的魯迅、沈從文和徐志摩，而是根據80 年代歷史轉折需要和當時文學史家（例如錢理羣、王富仁、趙園等）的感情、願望所‘重新建構’的作家形象。”由此可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在“文學史敍事”上，用以“人的文學”為核心的“現代文學”壓抑了以“人民文藝”為核心的“當代文學”；而在“歷史敍事”上，則以“現代化敍事”取代了“革命敍事”。早在1986年，當時北京大學組織了一場有幾位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參與的討論，木山英雄便相對隱晦地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用馬克思的“世界市場”來定義中國的20世紀曆史，忽略了“文化主體的形成”這一問題，因為“從東方民族的立場來看，這（指20世紀）並不是像馬克思所説的世界市場的成立。馬克思是完全站在西方立場上説的”。而丸山升則直截了當地提出，“20世紀文學”的“中心問題”應當是“社會主義”，但在“20世紀中國文學”論述中，這一“中心問題”卻並沒有出現。到1990年代末期，錢理羣在回顧“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的提出經過時，也曾提及王瑤的質疑：“你們講二十世紀為什麼不講殖民帝國的瓦解，第三世界的興起，不講（或少講，或只從消極方面講）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俄國與俄國文學的影響？”[37]概而言之，這些“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不講”的內容，便是遮蔽二十世紀“現代性”的內在矛盾與衝突，將其視為一個統一的因而也是“單一現代性”的過程，也因此抹去了以“革命中國”代表的在資本主義內部批判現代性的“社會主義（第三世界）現代性”。[38]

王瑤

只有把握了“王瑤之問”的深刻意涵，才能更好地理解為什麼蔡翔的《革命/敍述：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39]要以《“革命中國”及其相關的文學表述》作為全書的導論。因為要突破“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限制，就必須在更高層次上重返“革命敍事”和“人民文藝”，但這種“重返”並非簡單地否定“現代化敍事”和“人的文學”，而是希望在複雜變動的歷史過程中把握相互之間的關係。正如蔡翔指出的，“革命中國”只是一個比喻性的説法，使用這一説法，目的在於劃出一條它和“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的必要的邊界，儘管，這一邊界在許多時候或者許多地方都會顯得模糊不清。所謂“傳統中國”，指的是古代帝國以及在這一帝國內部所生長出來的各種想象的方式和形態；所謂“現代中國”則主要指稱晚清以後，中國在被動地進入現代化過程中的時候，對西方經典現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或者直白地説，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現代性――當然，這也是兩種比喻性的説法――而“革命中國”毫無疑問的是指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之下，所展開的整個20世紀的共產主義的理論思考、社會革命和文化實踐。但強調“革命中國”在“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地位，並非否定“革命”與“現代”之間的歷史性聯繫，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中國革命都可看作是“五四”這一政治／文化符號的更為激進的繼承者，或者説，中國革命本身就是“現代之子”。將中國革命視之為一場“農民革命”，無非是因為論述者察覺到了這一革命的主要參加者的經驗形態，但卻忽視了領導這一革命的政黨政治的現代性質，包括這一政黨核心的現代知識分子團體。這一政黨政治的現代性質不僅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國際性的政黨組織，還因為“現代”已經成為這一“革命”最為主要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的目的訴求，顯然，無論是大工業的社會形態，還是民族國家的現代組織模式，乃至文化上激進的個性解放——即使在文學形式的激烈的辯論中，追求一種內在的有深度的個人描寫，也曾經是中國當代文學一度共同追尋的敍事目的，無論這一有深度的個人以何種形態被表徵出來——“社會主義新人”或者“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不過，僅僅將“革命”放在“現代”的延長線上是不夠的。“再解讀”的思路已經揭示出“延安文藝”的某種“反（資本主義）現代性”，[40]蔡翔則更進一步強調，“革命中國”所追求的“現代”決不能完全等同於資產階級現代性，這一點，在根本的意義上，當然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一方面，我們不能將“中國革命”視之為一場純粹的民族主義的革命（儘管它有強烈的民族色彩），相反，這場革命一直帶有濃厚的世界主義傾向，無論是早期的共產國際，還是後來“第三世界”的理論和實踐，均可證明“革命中國”的世界性背景；但是另一方面，這一國際或世界的根本性質是無產階級的，這就決定了“革命中國”和“現代中國”的價值取向上的不同差異，包括它拒絕進入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這一差異主要表現在它從“民族國家”力圖走向“階級國家”；下層人民的當家作主，從而創造出一種新的尊嚴政治；對科層制的挑戰和反抗；一種建立在相對平等基礎上的新的社會分配原則，等等。這一切，又都顯示出它的“反現代”性質。

更關鍵的是，“革命中國”不是一個靜態的敍事，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蔡翔認為，這個過程的動態性體現在“革命中國”對“革命之後”的深刻關切：“革命”在這裏首先指的是一種具體的歷史實踐，在中國，我們無妨暫時界定它為一種大規模的武裝反抗以及奪取國家權力的政治實踐，相對於這一“革命”而言，1949年之後的中國，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説，開始進入了“革命之後”的歷史階段。這一“革命之後”的社會主義，一方面在生產平等主義的革命理念，也在生產社會的重新分層；一方面在生產政治社會的設想，另一方面也在生產生活世界的慾望；一方面在生產集體觀念，另一方面也在生產個人；一方面強調羣眾參與，另一方面也在生產科層化的管理制度……所有這些被生產出來的矛盾，才可能構成這一時期中國社會主義的複雜景觀。這些相互矛盾的因素被並置在“革命之後”的社會主義時期，從而也形成了這一時期的激烈的矛盾衝突。[41]

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的矛盾並不完全來自傳統遺留或外部的威脅因素，而是應該深入這一社會的結構內部或者它們的生產裝置，只有這樣，才能尋找這些矛盾的產生原因。而當矛盾無法解決的時候，就會形成一定程度的社會性危機。因此，社會主義不僅在生產自己的支持者，也在生產自己的反對者，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不僅沒有結束革命，相反，它很可能意味着另一個革命時代的開始。反體制的力量，有可能來自革命理唸的支持，因此，對現行的體制的批評恰恰是為了回應或拒絕革命理唸的失落；也有可能來自另一種――比如現代化――理念的支持，而如何理解“現代”（實際上也是被社會主義的裝置生產出來的）尤其是技術意義上的現代化，在社會主義中的重要位置以及它對個人和國家的詢喚作用，不僅對理解中國前30年的社會主義時期，也對理解後40年的改革時代，有着重要的意義。

《革命/敍述：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蔡翔 著

蔡翔的《革命/敍述》擺脱了以文學體制為主導的模式，深入到文學文本的肌理中，揭示了其中隱含的複雜維度，顯示出對“當代文學”的整體把握從根本上突破了“一體化”論述。正如張均敏鋭地意識到：“近年1950—1970年代文學研究出現了兩種新傾向：（1）以‘社會學視野’重新打通1950—1970年代；（2）重估‘人民文藝’。兩種傾向的源頭，皆可追溯到蔡翔出版於2010年的《革命/敍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一書……與此前研究有意迴避1950—1970年代文學的階級正義不同，蔡翔提出了‘革命中國’問題域，並將其間文學指認為‘弱者的反抗’。藉此，他在國家與地方的博弈、動員結構、勞動和性等社會學視野中重新解讀了‘革命中國’及其文學實踐。應該説，迄今為止，蔡翔是所有研究者中最不憚於表達自己真實看法的一位學者。當然，就蔡翔自己而言，他是力圖‘強調中國革命的正當性，同時也會正視它生產出來的無理性’，但無論是從情感記憶出發還是就理論立場而言，忘卻‘革命的正當性’及其所牽連的歷史語境與社會問題，已經成為啓蒙知識界‘潛在的約定’。因此，《革命/敍述》一書面世以來飽受非議，……但它的重印和外譯同時也表明了蔡翔的前瞻與深刻。”[42]我們願意相信，這本著作之於重返“人民文藝”的“範式”意義將會隨着時間的推移愈益顯著。

六、重返“人民文藝”：尋找更具活力的文學史研究範式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中，“人民文藝”與“人的文學”相互纏繞、彼此涵納、前後轉換、時有衝突……構成了一幅波瀾壯闊、曲折蜿蜒的文學圖景。越來越多的研究已經意識到要超越“人民文藝”與“人的文學”的二元對立，力圖進一步尋找兩者的歷史聯繫和現實契合，但在討論“人民文藝”與“人的文學”關係的過程中，有可能把“人的文學”看作是一個歷史性建構的範疇，卻沒有同時將“人民文藝”客觀化與相對化，仍將其作為固定不變的文學史範疇，沒有進一步設想如何在變動的形勢下通過辯證否定達到更高層次的綜合：一方面，1980年代形成的以“人的文學”為核心的文學話語構造正日益顯現其片面性，文學的標準從“政治”轉向“審美”，“純文學”的觀念與體制漸漸取得了支配地位，轉向“內在”、關注“形式”的文學雖然在藝術探索的層面上有所進步，卻逐漸失去了回應急劇變動的現實的能力。歷史地看，這一針對逐漸僵化的文學與政治關係的轉折，具有時代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也造就了1980年代以來文學的繁榮與發展。但是，這一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文學話語構造，就文學史研究層面而言，假如一味冷落乃至貶低“人民文藝”的文學傳統，就不能描繪出一幅完整的20世紀中國文學的圖景；就文學創作而言，假如只是停留甚至沉溺於“純文學”的審美規劃，就難以貢獻出無愧於這個時代的偉大作品；另一方面，1990年代已經開始的“突破”，大多還停留在希望既有的文學話語能夠吸納和容忍“人民文藝”的存在，而非重新構想以“人民文藝”為主體的文學話語。即使具有了重新構想“人民文藝”的意識，卻又容易陷入與“人的文學”二元對立的格局中，譬如新世紀以來日漸強勢的“底層文學”及其話語，就未能有效擺脱這一思維定勢。

因此，在新形勢下重提“人民文藝”與20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經驗，並非要重構“人的文學”與“人民文藝”的二元對立，也不是簡單地為“延安文藝”直至“共和國前三十年文學”爭取文學史地位，更關鍵在於，是否能夠在“現代中國”與“革命中國”相互交織的大歷史背景下，重新回到文學的“人民性”高度，在“人民文藝”與“人的文學”相互纏繞、彼此涵納、前後轉換、時有衝突的複雜關聯中，描繪出一幅完整全面的20世紀中國文學圖景：既突破“人的文學”的“純文學”想象，也打開“人民文藝”的藝術空間；既拓展“人民文藝”的“人民”內涵，也避免“人的文學”的“人”的抽象化……從而召喚出“人民文藝”與“人的文學”在更高層次上的辯證統一，“五四文學”與“延安文藝”在歷史敍述上的前後貫通，共和國文學“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在轉折意義上的重新統合。具體到文學史研究，“人民文藝”如何回溯性地建立與“五四”新文學和左翼文學之間的歷史性聯繫？怎樣前瞻性地面對1980年代以後文學觀念的轉折以及1990年代以後“市場經濟”和“大眾文化”興起的挑戰？這都需要重新回到“20世紀中國文學”鮮活具體的歷史現場和歷史經驗，再次尋找新的、更具有解釋力和想象力的文學史範式。

在這“大變動的時期”，“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43]重返“人民文藝”的路途上，我們任重而道遠！

註釋：

[1]  語出1957年2月1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的講話，參見洪子誠：《材料與註釋：毛澤東在頤年堂的講話》，載《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2期。

[2]  袁可嘉：《“人的文學”與“人民的文學”——從分析比較尋修正，求和諧》，載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1947年7月6日，後收入袁可嘉：《論新詩現代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關於該文從原刊到收入《論新詩現代化》一書中所做的刪改以及相關問題，可參看邱雪松：《呈現與建構：關於袁可嘉<論新詩現代化>的思考》，載《文藝爭鳴》2017年9期。

[3]  雖然在為1988年出版的《論新詩現代化》所寫的序言中，袁可嘉點明瞭他的觀點的“時代性”：那個時期解放戰爭正在勝利進行。在國統區文藝界，文學是階級鬥爭工具、文學必須為現實政治服務的觀點相當流行。這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自有它的歷史意義和作用。但這種觀點也確實導致了一些流弊。在許多文章中 指陳這些弊端，就詩與政治、詩與生活、詩與現實、詩與民主、詩與主題、詩與意義等問題作了論述，所言雖多有偏頰, 似還有一定的歷史資料價值。當時的根本立場是超階級的“人的文學”的立場，對“人民的文學”的理論和創造都缺乏全面的理解。不認識“人民的文學”的根本意義和重大成就，也不瞭解它的內部尚有正確與錯誤之分，在指陳流弊時，不少地方失之偏激，大有把污水和孩子一起潑掉的盲目情緒。但他的這些文章在差不多四十年後重新發表並結集出版，正如邱雪松的研究所顯示的，確實呼應了1980年代重新召喚“人的文學”與“五四新文學傳統”的趨勢，並得到許多研究者由衷的認同。

[4]  袁可嘉：《詩的戲劇化——三論新詩現代化》，載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1948年4月25日，後改題為《新詩戲劇化》，收入袁可嘉的《論新詩現代化》。值得注意的是，收入《論新詩現代化》中的這篇文章，刪去了將“朗誦詩”和“秧歌舞”也視之為“新詩現代化”的一種路向的這段論述。

[5]  邱雪松：《呈現與建構：關於袁可嘉<論新詩現代化>的思考》，載《文藝爭鳴》2017年9期。

[6]  毛澤東在1939年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肯定並總結了對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分析，並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7]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頁85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8]  周揚：《對舊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看法》，載《中國文化》創刊號（1940年2月15日）。

[9]  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在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上關於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載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學宣傳處編：《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頁69-78，北京，新華書店，1950。

[10]  程光煒：《文學想象與文學國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1949-1976）》頁13，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

[11]  張均：《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頁15，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12]  近年來不少研究者對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以及相關批評進行了重新討論，比較新的成果有李屹的《從北平到北京：<我們夫婦之間>中的城市接管史與反思》，載《文藝爭鳴》2017年4期。

[13]  關於“東西總布衚衕之爭”的討論，參見蘇春生：《從通俗化研究會到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兼及東西總布衚衕之爭》，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2期，張霖：《兩條衚衕的是是非非——關於五十年代初文學與政治的多重博弈》，載《文學評論》2009年2期。

[14]  丁玲：《談談普及工作》，載《文藝報》1950年2卷6期。

[15]  丁玲：《跨到新的時代來——談知識分子舊趣味與工農兵文藝》，載《文藝報》1950年2卷11期。

[16]  洪子誠：《關於50至70年代的中國文學》，載《文學評論》1996年2期。

[17]  唐小兵主編：《再解讀——大眾文化與意識形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收入這本文集中的許多文章曾發表於1990年代初的《今天》和《二十一世紀》等雜誌上。2007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再解讀》的增訂版，以下所引《再解讀》的文字，皆據增訂版。

[18]  唐小兵：《我們怎樣想象歷史》，載《再解讀——大眾文化與意識形態》（增訂版）頁3-6，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19]  唐小兵：《我們怎樣想象歷史》，載《再解讀——大眾文化與意識形態》（增訂版）頁9。

[20]  參見《再解讀》所附《語言•方法•問題》一文，這是圍繞該書“代導言”《我們怎樣想象歷史》的討論，參加者有李陀、黃子平、孟悦、劉禾、鄒羽、張旭東和唐小兵，載《再解讀》（增訂版）頁253-269。

[21]  洪子誠：《“當代文學”的概念》，《文學評論》1998 年第6 期。

[22]  洪子誠：《關於50—70 年代的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96 年第2期.

[23]  參見賀桂梅：《“當代文學”的構造及其合法性依據》，《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4期。

[24]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頁3—4，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

[25]  參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相關論述。

[26]  李楊、洪子誠：《當代文學史寫作及相關問題的通信》，《文學評論》2002年3期。

[27]  王本朝：《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

[28]  張均：《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29]  參見洪子誠：《材料與註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30]  洪子誠、季亞婭：《文學史寫作：方法 立場 前景》，《新文學評論》2012年3期。

[31]  參見董之林：（《追憶燃情歲月——五十年代小説藝術類型論》，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熱風時節：當代中國“十七年”小説史論（1949-1966）》，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大事小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32]  參見藍愛國：《解構十七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33]  參見餘岱宗；《被規訓的激情——論1950、1960年代的紅色小説》，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

[34]  參見柏定國《中國當代文藝思想史論（1956-197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35]  參見姚丹：《“革命中國”的通俗表徵與主體建構——<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錢振文：《<紅巖>是怎樣煉成的——國家文學的生產和消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36]  參見張煉紅：《歷煉精魂：新中國戲曲改造考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高音：《舞台上的新中國：中國當代劇場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3年。

[37]  錢理羣：《矛盾與困惑中的寫作》，《文藝理論研究》1999 年3 期。

[38]  參見賀桂梅：《重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當代作家評論》2008 年4 期。

[39]  參見蔡翔：《革命/ 敍述：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

[40]  參見唐小兵編：《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

[41]  參見蔡翔：《革命/ 敍述》一書“導論”部分的相關論述。

[42]  張均：《我所接觸的1950—1970 年代文學研究》，《當代作家評論》2018 年5 期。

[43]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