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勇：“撿拾”妻子的日常_風聞

作者|  林葉

來源| 公眾號“穀雨實驗室”

當我們翻看《朱鳳娟》時，只不過是將我們同樣也會做卻總是被我們忽視的一些事情“撿拾”而已——自己的經驗、記憶與情感通過這些“朱鳳娟”被重新激活。

一位身穿黑色大衣的女孩，站在肉鋪前。她一手拎着塑料袋，一手握着尖刀，似笑非笑地直視鏡頭，目光中有一絲俏皮也有一絲冷峻。

同樣是這個女孩，雙手支在方向盤上，目光中帶着點好奇又隱含着些許挑釁。

這兩張照片是戴建勇的攝影集《朱鳳娟》的封面與封底，這個女孩就是他的妻子——朱鳳娟。這本攝影集從戴建勇拍攝的海量照片中選擇編輯而成，從中可以看到自2009年結婚以來不同狀態下的朱鳳娟。用他自己的話説：“我就是要用這些照片做成一本書來讚美她。”

不論是在哭還是在笑，是孕中還是懷抱着孩子，攝影集中的朱鳳娟都異常真實。有時甚至還會讓人產生一種錯覺——並不是我們在看朱鳳娟，而是不同時空狀態下的她在凝視我們，逼着我們把視線折返回自己的生活當中，重新審視自己的記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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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戴建勇出生在江西婺源一個知青家庭，他的父母是上海人。長大以後，戴建勇被送回到了上海。表面上看，他是重回故里，但早早離開幼時成長的土地，來到與自己關係並不親密的地方，獨自處理遇到的種種問題，這樣的生活經歷，讓他對時間的流逝、記憶的淡化感到恐懼。

攝影在一定程度上幫他平復了這種恐懼，讓他抓住記憶的痕跡，將他從現實中隔離出來，作為他者觀察、整理自己與現實的關係，併為接下來的生活提供參考和指引。

事實上，戴建勇並非攝影科班出身。設計專業畢業的他開始拍照，已經是2005、2006年的事了。他覺得自己的攝影意識來得太晚，越發執着於攝影，甚至到了痴狂的地步。

當然，攝影也非常好地回應了他的這份“痴狂”，每一張照片都是他重新回到過去的通道。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張外婆的照片，他曾長期拍攝記錄自己的外婆，外婆去世前的最後一次見面，戴建勇習慣性地按下快門，大半年過去，當他將那一卷膠片沖洗出來，照片中的外婆正對着自己揮手再見。

儘管影像中的時間痕跡僅僅只是過往現實的一個切面，卻能激活人的記憶，將曾經遺忘了的事情重新調取出來。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朱鳳娟身上。

從2008年第一次認識戴建勇開始，朱鳳娟就知道戴建勇喜歡拍照，“不止愛拍我 ，也愛拍別人”。兩個人相處時間長了之後，她也對戴建勇的拍攝行為習以為常。

這本攝影集中，我們會看到很多朱鳳娟哭泣的照片。“哭的時候拍我，我是知道的。當時有拒絕，但是他想拍的時候應該不考慮我拒不拒絕”。這往往會讓朱鳳娟更加生氣，“就比如我在國內順產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那時候我痛得都快瘋了，他卻架着不同的機位，用不同的相機拍我，我真想把牀扔過去砸他”。

然而，時間總能幫助人們理解並接受很多原先比較牴觸的事情。好幾年之後，有一次戴建勇整理硬盤，朱鳳娟“看到了一部分舊時的紀錄，我覺得正是他的執着，才留下了這些影像。我才意識到這些照片的珍貴，也很感謝他留下了這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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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拍攝自己的外婆，還是拍攝朱鳳娟，再到他現在正拍攝的“十萬個看手機的人”“烏魯木齊”等，戴建勇的所有拍攝行為都不是建立在先在的對意義的設定上，而是從自身感受出發。

這種以對抗時間、挽留記憶為目的，近乎生理性的、樸素的拍攝行為，讓他的攝影具備了某種讓人難以直視的純粹性。

在自然狀態下進行抓拍是戴建勇一以貫之的拍攝手法，他認為，“人在很多時候都是放空的狀態，只不過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這種放空的狀態恰恰是人最不設防、最本真的狀態。通過這樣的拍攝，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人最真實的一面。

戴建勇的影像之所以能一直保持這樣的純粹性，還源自於他另外一個意識，那就是對“美”的警惕。用他自己的話説：“人們不大會去思考美的東西，去反思美的東西”。誠然如是，人們在追求美的過程中，總是在追隨某些既定的、僵化的美的意識，這種形式主義的美毋寧説就是一種虛偽。

即便是拍攝自己的妻子，他也抱持同樣的態度。“朱鳳娟長得好不好看，對我來講沒那麼重要，並不是説如果她不好看我就不拍了。我的動機不是要記錄好看的東西”。

另一方面，朱鳳娟對攝影的態度同樣讓她在影像中保持着自己最真實的那一面。她面對鏡頭時的狀態全然基於自己當下的感覺感受，絲毫不會取悦任何人。

不管怎麼樣，只有拍攝者的自覺與剋制和被拍攝者的坦率與自然相結合，才能夠讓照相機沒有淪為矯飾現實的哈哈鏡，讓攝影最大限度地貼近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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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伯格在《觀看的方式》一書中指出——

“長久以來，生為女人就等於在某個指定於限制的範圍內，接受男人的照管。在這樣狹小的空間與男性的監督之下，女性必須心靈手巧地生活着，於是培養出她們的社會風度。代價是把自己一分為二。女性必須時時刻刻關注自己。她幾乎是每分每秒都與眼中的自我形象綁在一起。

……

她必須審視自己所扮演的每一個角色還有自己的一舉一動，因為她在別人眼中的形象——説到底就是她在男人眼中的形象——是決定她這一生是否成功（一般人所認為的成功）的最大關鍵。別人眼中的她，取代了她對自己的感覺。”

約翰·伯格認為“女人內在的審視者是男性：被審視者是女性。她把自己轉變成對象——尤其是視覺的對象：一種景觀”。

仔細觀察就不難發現，類似這種“物化”式的視線依然穩固地存在於我們周圍的影像之中。只要看看我們身邊的那些廣告、畫冊，以及充斥於社交網絡平台上的自拍照、“美顏照片”等，這種極力要將女性物化或者女性自我物化的影像隨處可見。這樣的影像，充其量只是一種精神上的安慰劑。

而要破除這樣的幻覺，則需要一種“平凡無奇”的圖像。攝影集《朱鳳娟》裏的“朱鳳娟”，只屬於朱鳳娟本人，是交織在她與戴建勇這個關係之中的日常片段。

“朱鳳娟”也是我們自身。當我們翻看《朱鳳娟》時，只不過是將我們同樣也會做卻總是被我們忽視的一些事情“撿拾”而已——自己的經驗、記憶與情感通過這些“朱鳳娟”被重新激活。

《朱鳳娟》提供給我們的並非是讓我們自欺欺人的精神安慰劑，而是一面照見自己內心深處的鏡子，這些影像從每一個細節上提醒每一個人——我需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我應該如何認識自己以及身邊的人。

*戴建勇，影像藝術從業者，曾入圍三影堂攝影獎和集美·阿爾勒發現獎，作品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上海攝影藝術中心、熊本市現代美術館參展，被BBC、紐約時報等媒體報道。

穀雨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