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際傳遞與黨部再起：浙江平陽鄉紳與國民黨“黨治”的推行（1926—1928）_風聞

【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19年第4期。****圖片****來源：百度圖片。****】 

【內容提要】長期以來，在革命史的敍述脈絡內，我們對基層中共黨組織發展史的梳理和論述較為清晰，而對國民黨基層黨部建立過程的研究基本付之闕如。本文從地方鄉紳“代際傳遞”的視角來考察1927年前後國民黨縣黨部再起和“黨治”推行的複雜性。從浙江省平陽縣黨部再起的個案中我們不難發現，許多鄉紳早在清末民初就親身組織、加入或通過代際傳遞不同程度地捲入了政黨政治之中，並以團練、“政黨”、學堂和議會等不同標籤與縣署進行分權。北伐軍興後，鄉紳權勢雖受到較大沖擊，然黨國政治權力的碎片化使鄉紳依然有機會共享對地方社會的管理權，只不過當事者由官紳兩方變成了黨、政、紳三足鼎立罷了。在這個過程中，黨部依賴紳權發展黨權，鄉紳藉助黨權分割地方利益，對於縣政府來説，如何處理與黨部及鄉紳的關係，確是一大難題。

　　一、前言

　　傳統帝制時代，中國社會的控制體系可分為“公”與“私”兩大系統。一般來説，“公”代表着國家政權利用各級政權體系，依靠軍隊、法律和經濟等力量對社會進行控制，“私”則是國家依靠鄉紳通過宗法與經濟等手段來實現對基層社會的實際統治。可以説，秦漢以降，傳統中國的社會治理就是在這一“公”與“私”互相沖突與互相利用的過程中往復和顛沛的。然而，清末以來，政黨政治開始影響乃至左右近代中國的走向，“公”和“私”兩大系統再次發生衝突與交融。民國初年，各政黨開始在基層建立黨部，北伐興起後，政黨政治對基層社會的影響尤巨。國共兩黨先後派黨員回原籍建立基層黨部，北伐、工農革命和國民黨“黨治”的興起對地方社會和鄉紳的生活心理造成了巨大沖擊。那麼，“政黨下鄉”後基層社會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地方鄉紳又是如何因應這一新型政治呢？

　　學術界關於清末民初地方士紳與社會治理的關係已有充分研究。早期的西方研究者多關注19世紀士紳類型、人數、分佈和收入等，從而考察鄉紳與地方社會的關係。20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逐漸認識到其實並無鐵板一塊的“士紳”階層存在，並集中探討下層士紳應對政治鼎革的地域差異性。如冉玫鑠（Mary Backus Rankin）和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在二人主編的《中國地方士紳與社會控制模式》中彙集眾多學者對各地地方士紳的個案研究，展現了不同區域地方社會控制模式的差異性。在相對發達的核心區域，如江浙一帶，教育、科舉和經濟對地方社會的控制模式有較大影響；而在邊緣區域，受政治或軍事因素影響而形成的“強人政治”對地方社會型塑特徵明顯。這些研究為我們揭示了政治鼎革時期地方社會變遷的複雜性，但多未關注政黨政治、鄉紳和地方社會的交互影響。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政黨政治與地方社會變遷這一問題，長期以來，在革命史的敍述脈絡內，我們對基層中共黨組織發展史的梳理和論述較為清晰，而對國民黨基層黨部建立過程的研究基本付之闕如。這一研究進路導致我們對1927年前後國民黨基層組織缺乏足夠了解，難以看清“政黨下鄉”與鄉村社會變化的關係。

　　不過，仍有一些研究關注到了地方鄉紳通過各種橋樑介入國民黨的基層“黨治”。如沈潔通過考察民初奉化社會發現， 20世紀20年代新式知識分子往往通過延續地方自治傳統，主動實現與新的黨組織接續和“黨化”。如果將視線延伸至19世紀50年代，我們更會發現，“舊鄉紳”在應對政治鼎革時所展現出來的“代際傳遞”尤為值得重視。舊鄉紳從晚清到民初積累了深厚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在1926年北伐和國民黨基層黨部的發展過程中，他們往往通過代際傳遞參與到國民黨“黨治”之中。與新式知識分子主動“黨化”不同的是，舊鄉紳未必會對“黨治”產生美妙印象，甚至多有“不滿感”和“剝奪感”，但他們早已參與或被捲入黨治體制。本文考察的浙江省平陽縣國民黨“黨治”即是如此。在1927年“清黨”和改組的過程中，以劉紹寬、陳錫琛、王理孚、姜嘯樵和黃光等人為首的鄉紳依靠過往積累的權力資本在縣政實施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其親誼門生也或主動或被動地成為縣黨部的核心成員，成為影響平陽縣“黨治”推行的重要力量。本文擬從“代際傳遞”的視角來考察1927年前後平陽鄉紳在縣黨部再起中的作用和“黨治”推行的複雜性。

　　**二、團練、學堂和政黨：**地方鄉紳權力資本的形成

　　平陽縣位於浙江省南部，隸屬於温州，東面瀕海，南鄰福建福鼎，西靠文成、泰順，北接瑞安。平陽於西晉太康四年（283年）建縣，稱始陽，後改名橫陽。五代後梁乾化四年（914年）改橫陽為平陽，縣名一直沿用至今。縣內最大水系為橫陽江，又名始陽江、鰲江和錢倉江。縣境東北萬全平原和東部鰲江中下游平原，為飛雲江和橫陽江沖積平原，地勢平坦，土層深厚肥沃，“六山一水三分田”。全縣共分七區一鎮，分別為城區、萬全、小南、江南、南港、北港、蒲門區和金鄉鎮，其中金鄉衞所古時多歸入江南。縣境西高東低，西部羣山聳峙，綴以澗谷、丘陵、盆地和平原。其居民除城區多營商外，餘皆業農，如萬全、小南二區，地多平原，灌溉便利，經濟富足，“尤其江南一區及金鎮數十里，一望平疇，故產米獨最”，江南、金鄉所產之米，每年“大約不下百萬金”。南港、北港和蒲門三區多山，灌溉多藉山水，“故農人之種田者，僅晚稻一季”，經濟相對欠發達。平陽縣人口均系歷代避亂和海禁由閩省遷入，且多聚族而居，古有“八姓一家”之説，其中陳、林、黃、李、吳、楊、王、鄭、張和蔡為最大的10個姓。到民國九年（1920年），平陽在冊人口計67萬餘人。明清以來，地方鄉紳往往通過向宗族捐贈土地、開辦學校、建義倉等方式，獲得對宗族和地方社會的控制權。至清末民初，地方鄉紳應對時局變幻的形式更趨多樣化，以劉紹寬為首的平陽鄉紳的權力資本就是這樣形成的。

　　**（一）團練、科舉和學堂：**地方鄉紳與清末平陽社會

　　團練是清末平陽鄉紳社會資本形成的重要媒介。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後，在宗族和宗教的激盪下，温州於1859年在平陽錢倉發動了“金錢會”起義。金錢會會眾“對神結盟”，結為兄弟，對抗上層士紳的剝削和壓迫。錢倉和江南僅一水之隔，江南張家堡鄉紳楊配籛因不滿“郡邑官庇賊，賊且不可制宜”， 急以“團練自守”。楊家“世以貲雄於鄉”，故楊配籛聯合從弟楊配芝、子楊鏡澄，戚友宜山人陳際中、金鄉人夏成瑚以減租相號召，辦理團練，“率諸富民益出私財、儲火藥、治兵器、築土城，沿江數十里”。在宗族和團練的組織下，江南“數十萬人先入會者皆出會為團”，平陽各地“被殺及破家者無慮數千人”，獨江南一鄉未嘗見一兵。鄉紳們在辦理團練的過程中贏取了聲望，並“折節務儒業”，被授以功名，如楊配芝賞加五品銜訓導，楊鏡澄“遇缺即選”，並賞廩生，陳際中賞增生，後又由廩貢生議敍為訓導。

　　楊配籛死後，楊氏、陳氏家族的紳權因其子嗣得以迅速擴張，尤其是劉紹寬和陳錫琛進一步提高了兩大家族在平陽社會的影響力。劉紹寬，字次饒，號厚莊，1867年出生於江南白沙裏劉店。祖父和父親皆為縣學廩生，曾祖母、祖母和伯母皆娶於張家堡楊家。劉紹寬二歲喪母，少時隨伯母住張家堡村，從母舅楊鏡澄學文，從楊鏡澄高足項雨農學經史，十七歲縣試第一，後又從平陽縣學訓導吳承志治考據。二十歲開始教讀生涯。二十二歲從瑞安金晦治顏李實用之學，曾師從孫詒讓，並向黃紹箕等人多所請益。劉紹寬博覽羣書，淹通世務，深受維新變法思想的影響。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補廩生，二十三年（1897年）考選拔貢。自選拔歸家後，即開始“多涉鄉里俗事”。

　　陳錫琛，號筱垞，又號少垞，1861年出生於江南宜山，家中富有貲財，父陳際中樂善好施，獨資建造江南義冢，並與楊配籛謀設濟嬰局於平邑城南，救活女嬰無數。陳錫琛幼承庭訓，1873年隨侍其父桐廬縣學教諭任內，受到嚴格訓導和薰陶。光緒五年（1880年），陳錫琛以縣考秀才第一名入泮。後又從瑞安舉人許祝卣學文，1890年陳錫琛與劉紹寬、陳子蕃同從學於吳承志。1894年和1895年，陳錫琛和劉紹寬皆參加平陽縣院試，皆取為一等，1897年7月二人又一同赴杭州參加鄉試，落第。陳父歿後，陳錫琛承父遺願，出資接辦濟嬰局。1900年升歲貢生。1910年當選為浙江省諮議局候補議員。陳錫琛、劉紹寬籍源江南，憑藉着家資、學緣和自身奮勉，在代際影響上實現了成功的接續。

　　義和團運動更使江南鄉紳的社會資本急遽提升。1900年5月，鄭家墩“神拳”領袖金宗財散發雙龍飄布，準備在拳民勢力較盛的江南地區起事。面對來勢洶洶的拳民，地方官府主張以撫為主，而楊鏡澄和劉紹寬認為撫乃“辦土匪最下策”，“貽害地方”，因此聯絡各方紳富辦理團練，眾推楊鏡澄為總董，劉紹寬、陳錫琛和夏仲甫（夏成瑚子）等為副董，各都設都董，配合總董書捐，辦理經費由富户每市畝出谷五方，用於置備器械。不難看出，江南鄉紳在團練中發揮了核心領導作用，也正因為此，平陽縣令謝焯鎣對團練“頗有詆譭”，“卸過邀功”，認為江南鄉紳“非於道府預通聲氣”，但江南鄉紳在平陽的社會資本已然形成。

　　太平天國運動以後，江浙地區普遍推行興辦教育政策，這就給鄉紳積累文化資本和參與地方事務提供了更多機會。1886年，劉紹寬開始課館授徒，他最早的兩個門生是表弟楊慕儔和比劉年遜九歲的王理孚，次年，又新增內侄陳仲芸。至1896年，劉紹寬共授徒十餘人。同年，劉紹寬參加院試，獲選拔貢，學生陳仲芸、白玉振考中秀才。1897年12月，由於歷年所授生徒取中秀才較多，劉紹寬於次年在縣城設帳授徒。陳錫琛亦於光緒年間開始設館授徒，培養了一批人才，平陽清末民初影響較大的湯國琛、陳毅甫和温怡等皆出自其門下。在劉紹寬、陳錫琛二人的眾多生徒之中，王理孚、陳仲芸和温怡後來影響最大，而王理孚則因與劉紹寬年齡相仿，更成為劉、陳權力網絡的核心成員。王理孚，字志澄，又作志澂，祖籍小南鰲江，1876年生於江南陳營裏，父王壽齡系武生員，入贅江南，故王理孚少時長於江南，1884年從學楊鏡澄，1886年從學劉紹寬，“先後五十年不易他師”，成為劉最得意的門生。1894年，王理孚開課授徒，專課劉紹寬之弟劉紹瑀。1896年，王理孚舉家從江南遷回鰲江，他的迴歸促使江南鄉紳的權力網絡逐步擴大。1897年，王理孚接辦鰲江書院，聘劉紹寬為山長，後國民黨平陽縣黨部的創始人範任等人正是在此時成為二人門生的。

　　在聯合江南鄉紳的基礎上，劉紹寬等人開始涉足縣城。晚清平陽縣城鄉紳大致分為兩派，一派是以黃光和姜嘯樵等為代表的開明士紳，他們對革命光復多持同情或支持態度，另一派則是以宋恕之弟宋仲銘為首的保守士紳。同崇顏李實用之學的務實態度使劉紹寬等人與縣城開明士紳意氣相投，從而促使其權力網絡最終形成。1895年，劉紹寬結識黃光。黃光系平陽縣城人，1872年生，譜名益謙，字梅生，1895年考取縣試第九，得中秀才。1898年正月，劉紹寬在縣城授徒，並與縣城城東鄉紳姜嘯樵訂交。是年春，劉、姜二人同往瑞安謁見孫詒讓。5月，劉紹寬與黃光同赴朝考，不中，8月一同回到平陽。11月，温州府院試開考，姜嘯樵經解正取，王理孚史論次取，陳仲芸、夏國佐經解備取。1899年，姜嘯樵考選拔貢。

　　劉紹寬等人的權力資本藉由新政興辦學堂進一步擴張。早在1899年10月，孫詒讓和陳介石等即有意舉辦化學學堂，擬由劉紹寬等人董其事，不成，改辦鳳山書院。義和團運動以後，朝野上下謀求新政，這就為開辦學堂提供了條件。1902年，清廷詔令各直省府州、縣書院改併為學堂，平陽知縣胡為和與劉紹寬商辦（二人為同年拔貢），劉建議借陳錫琛之縣嬰局為校址。是年5月，平陽縣學堂開堂，吳承志擔任監督，陳錫琛擔任堂長，劉紹寬擔任教習，主持教務。

　　1904年，劉紹寬攜陳子蕃赴日考察教育，歸國後寫就《東瀛觀學記》。劉紹寬後曾言，“餘此後從事教育，皆基於此行”，温州府學堂亦肇基於此。1905年，温州府籌設“温處學務分處”，是年9月，代理温處道程恩培主持學務會議，平陽縣參加會議的有劉紹寬、陳子蕃、王理孚、陳仲芸、項雨農、姜嘯樵、黃光和宋仲銘等13人，公推孫詒讓為學務處總理，孫推劉紹寬為“兩郡教育總會”副總理。10月，温處學務分處開辦，劉紹寬任編檢，王理孚任文牘。1906年，温州府學堂成立，孫詒讓任監督，劉紹寬任副監督。在劉紹寬、陳錫琛和王理孚的推動下，平陽縣各鄉掀起辦學熱潮。到1910年，平陽縣共創辦小學43所，有學生2032人，居温州各縣之首。孫詒讓曾致函陳錫琛稱：“貴邑學堂規模大備，足見兩兄心精力果，嘉惠士林，欽佩無量。”兩兄即指劉紹寬和陳錫琛。二人聲望由此走出平陽，成為名聞浙南的鄉紳。

　　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劉紹寬等鄉紳之間結成了重要的姻親或師承關係。如前所述，劉紹寬、陳錫琛和陳子蕃等皆師承孫詒讓和吳承志，王理孚系劉紹寬高足，而劉紹寬的另一門生陳仲芸又系其內侄。劉紹寬於1897年將長女許於王理孚同宗王志雲之子王敬孚。1899年，黃光延請姜嘯樵在家中試辦黃氏家塾，“採用新式教材和新的教學方法，吸收親朋戚友前來學習”。1904年，黃光出資創設務本學堂和毓秀女校，聘劉紹寬之師項雨農為國文教師。1924年，因“嘯樵得末疾，初時甚危”，危難之時，劉紹寬同意將其六女蕙生適姜氏長子姜存松，以為沖喜。這進一步維繫和穩固了劉紹寬等人的權力網絡。

　　劉紹寬等鄉紳預聞地方事務，還表現在其參與地方公款公產，包括學產、書院公產、文成款和捐税款的管理。元代以來，朝廷開始設立學產，以供“學校之經用”，使“師弟子有廩膳”，“士之貧者有養”，明代以後，學校“祭祀及師生廩膳皆給於官，而學田以贍貧寒之士”。至清末，學產由學官和鄉紳共同負責。1902年開辦學堂後，書院公產撥為學堂經費，成為鄉紳辦學的重要經費來源。

　　文成款是地方鄉紳參與地方事務和興辦教育的另一個重要經費來源。文成款亦稱賓興款，緣起於清嘉慶四年（1799年）平陽縣令周鎬“以賓興之歲寒士無力赴省應試”，倡議募集多金存典生息，給助資斧。至道光五年（1825年）文成款得錢一萬六千餘緡。金錢會起義後，楊配籛等鄉紳因辦團練而提文成款以濟軍需。1894年至1900年間，劉紹寬、陳錫琛、陳子蕃、姜嘯樵和黃光等人先後參與“文成會”的管理，他們不但擔任文成款的募集工作，還負有集議款項分配之責。同時，劉紹寬、楊慕份（劉紹寬表弟）、夏仲甫和陳彬等人分別組建江南、萬全、小南區和金鄉鎮“文成會”，俗稱“小文成”。一般來説，文成款的來源包括紳董自捐和紳董向各鄉紳勸捐。文成款除資助貧寒學子赴考外，還用於資助辦學、內地遊學和留洋。此外，1906年6月5日，全國掀起鐵路國有運動，浙人發起籌款自築滬杭鐵路，平陽縣在王理孚和姜嘯樵等人的推動下變賣文成田產以附股。

　　各種捐税收入是地方鄉紳辦理教育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以江南、小南一帶為例，劉紹寬與同鄉鮑竹君1904年籌辦劉店白沙小學的經費來自鄉里豆麥牙郎捐和谷捐（每市畝一斤），為之不敷，則由劉、鮑等人賠墊，1906年通過整頓守垟谷和園租增加經費，1908年又向南鹽場徵收厘金四百元，“由白沙小學包徵包繳”。王小木1906年興辦四隅蒙學則靠徵收屠户肉捐作為常費。小南一帶因據鰲江之利商業相對發達，鰲江公學的辦學經費則由劉紹寬和王理孚向當地紳富範志泉、金劍波和李旭初（後二人為王理孚親家）等籌墊，另又由紳富籌“棉花、茶葉、魚鹹抽分”，“商鋪樂捐”和“竹嶼替船費”，共得一千三四百元。

　　正因為紳權上升，辛亥革命發生後，政權鼎革，但縣政管理權仍舊掌握在以劉紹寬為首的鄉紳手中。浙江光復後，平陽一片混亂。1911年11月17日，平陽縣召開掛旗換印大會，參加大會的有城區的姜嘯樵、黃光等，江南的吳拱宸（陳錫琛門生）和夏克庵（夏仲甫侄子），小南的項雨農和王惺園（劉紹寬門生）等，南港的黃守謙，北港的周幼康（劉紹寬同窗）、陳子蕃、周仲遠，萬全的尤心蘭（劉紹寬摯友）及馬翊中（黃光外甥、劉紹寬門生）等人。保守派鄉紳宋仲銘有意執掌平陽大權，但遭到江南鄉紳羣起反對，險激成江南、小南兩地“劃江（鰲江）而治”。11月20日，陳錫琛和王理孚由温州趕回平陽，率團練進駐縣城，秩序得以穩定。11月30日，平陽縣成立軍政支部，併成立各科辦事處，其中王理孚任參事，劉紹寬任民政科長，黃光任財政科長（後由陳錫琛兼任），姜嘯樵則任教育科長。民國改元后，平陽鄉紳的權力網絡在政黨政治的刺激下得以進一步擴張。

　　**（二）政黨、議會和教育：**民初平陽鄉紳權力網絡的延續

　　1911年11月5日，杭州光復。11月7日，浙江軍政府成立，湯壽潛任都督，同時設立浙江省參事會，革命大權掌握在革命黨人手裏。1912年5月，章太炎組建共和黨。8月，宋教仁等聯合眾多小黨派成立中國國民黨，參與國會選舉。同月，國民黨浙江支部建立，褚輔成任支部長。

　　時局突變既促使劉紹寬等鄉紳合力組建軍政支部，同時組黨又讓我們看到其競爭的一面。1912年7月，劉紹寬草擬《共和黨分部章程》，並於是月28日在護法寺召開會議，籌劃成立共和黨分部。8月7日，劉紹寬親赴鰲江晤見王理孚，“接洽共和黨事”。8月22日，共和黨平陽分部召開成立大會，黨員共有200人，到會70餘人，大會選舉王理孚為分部長。23日，公推各部負責人，以夏克庵為文牘，林椿庭為庶務，俞蔚文為會計，姜嘯樵為幹事，鄭梓懷為書記。同年9月，陳錫琛建立國民黨平陽縣分部，記名黨員共有790人。眾推陳錫琛任分部長，副部長由陳振洛（陳子蕃兄）和王仲屏擔任，評議員由尤心蘭、王惺園、項雨農、陳毅甫和陳履玉等16人擔任，交際員由張翽、毛春林和王遒等22人擔任，文牘由尤心蘭兼任，候補評議員由黃光等15人擔任，另在金鄉設立分事務所，由夏國佐任所長。

　　1912年冬，國會選舉。共和黨平陽分部推舉王理孚為國會議員候選人，而國民黨分部則推黃實為候選人。兩黨之間相互角力，甚至大打出手，聞悉國民黨多以重複投票作弊，王理孚等人“思以計破之”，“遇有重複投票者，當場弋獲，宣告作弊無效”，不料王理孚被國民黨員羣毆，“致起訴訟”。平陽的國會議員終由黃實當選。

　　組黨經歷一方面顯示了以劉紹寬、陳錫琛為代表的兩黨競爭，另一方面又為我們呈現了二人對地方社會控制權的共享和合作。細查共和黨、國民黨分部黨員名單我們會發現，兩黨黨部基本上是由江南和金鄉的鄉紳控制，不脱劉紹寬和陳錫琛權力網絡之彀。其中的核心成員不少人是辛亥革命後平陽秩序的維持者，如陳履玉和尤心蘭。另外，分析這些黨員的身份可以發現，他們之間許多或有師承關係，或有親誼關係，大多與陳錫琛、劉紹寬有着密切的關聯。頗為值得注意的是，王理孚還是國民黨和共和黨的跨黨黨員。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很好地為我們揭示了鄉紳在危機秩序下不斷變換標籤應對時局變化的積極進取之心。而這種既競爭又合作的狀態，似也成為民初政黨競逐和地方政治權力鬥爭的常態。正因為此，王理孚被毆案亦以劉紹寬和陳錫琛二人出面調解而結案。

　　由此，劉紹寬和陳錫琛成功實現了危機秩序下地方管理權的接續。除軍政支部和組黨外，民國改元后，劉紹寬等人還進一步掌控了縣議會、參事會和教育會。1912年，國會設立，分設參議院和眾議院，劉紹寬門生殷鑄夫和王仲屏分別於1912年和1917年當選眾議院議員，殷鑄夫1916年擔任財政部次長。省議會規定每14萬人口得選議員1名，1912年，平陽湯國琛、黃守謙、周錫經和陳子蕃等4人當選省議會議員；1918年，姜嘯樵、陳公翰和黃天澤當選，其中姜嘯樵當選省議會副議長；1921年，王理孚和曹維翰當選，其中王理孚為常駐議員。

　　同時，民初人口總數20萬以下的縣須設議會，額定議員20名，每加人口2萬，得增設議員1名，至多以60名為限。平陽共選出項雨農、陳毅甫等28人，由項雨農擔任議長。復由議員選出十分之二為參議員，組成參事會，會長以縣知事出任，王理孚和陳錫琛先後擔任會長。1914年，縣議會和參事會隨着國會解散而取消。1921年3月，國會重立，按當時的《縣自治法》，平陽縣國民議會議員額為28名，其中城區、萬全各4名，江南6名，小南3名，北港2名，議長為劉紹寬，副議長為湯執中（陳錫琛門生、湯國琛之子），議員有黃光、蘇達夫和張翽等人，每年開會2次。參議會由國民議會選出3人，縣知事委任3人，會長由知事兼任，參事陳錫琛代掌實權。縣教育會則首設於1906年，1912年教育部公佈規程，仍遵續辦，設有會長、副會長、評議員兼調查員諸職，除1912年黃光曾短暫擔任會長外，劉紹寬長期擔任會長直至1927年，副會長先後由項雨農、王鼎銘和遊越珊擔任，主要負責興辦學堂和管理地方公款。

　　尤有進者，劉紹寬和陳錫琛等人的權力網絡在代際傳遞中進一步擴大，主要是通過興辦學堂、經營慈善和修纂縣誌實現的。首先，興辦學堂使學緣不斷得以賡續。以鰲江公學為例，1897年，王理孚攜陳仲芸創立鰲江書院。此後，陳仲芸在鰲江書院的基礎上建立橫陽江北鄉學堂，招有黃瑾生、範任等三十餘人。該學堂先後改名為鰲江小成學院、鰲江公學、鰲江初等小學，校長則先後由劉紹寬、陳仲芸、王惺園、陳楚青和王理孚充任。1913年，陳仲芸受邀辦理貧民習藝所，出任首任所長。鰲江初等小學的校長則先後由白性夫、範任（二人皆劉紹寬門生）及黃瑾生（陳仲芸門生）、温怡（陳錫琛門生）充任。

　　修纂縣誌使得劉紹寬、陳錫琛和王理孚的名望在民國初年達到頂峯。縣誌作為地方文化資本的重要象徵之一，具有極高的地位。1915年4月，姜嘯樵、黃光、陳錫琛、王鼎銘、項雨農、楊慕份、宋仲銘、黃守謙和尤心蘭等30人發起修纂縣誌，經開會投票推舉修志局主任，王理孚因其財力雄厚、“備資以濟”，以24票高票當選。會議聘符璋為總纂，劉紹寬為副纂，鮑竹君、周錫光（劉紹寬同窗摯友、周錫經之兄）、夏克庵擔任纂修。也正是在縣誌修纂的過程中，黃光、王理孚、姜嘯樵、尤心蘭、陳錫琛以及縣知事郭曾甄舉辦招會，幫助劉紹寬當選縣議會議長。到1924年，縣誌始成，劉紹寬等人的影響力也到達頂峯。

　　總之，在秩序危機時期，劉紹寬和陳錫琛以政黨應對時局的變幻，成功實現了傳統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接續。同時，藉由議會和新式教育等媒介，平陽鄉紳實現了權力網絡的代際傳遞。範任、陳仲芸和温怡等人逐漸成長為新一代鄉紳，在國民革命蔚然興起的年代裏，成為黨部再起的重要人物和影響縣政時局的重要砝碼。

　　**三、代際傳遞：**地方鄉紳與國民黨平陽縣黨部的再起

　　1919年，中華革命黨改名中國國民黨，到1924年1月，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國共兩黨以“黨內合作”的形式實現了第一次合作，也宣告了國民黨改組完成。1926年7月，國民政府宣佈北伐，為配合軍事行動的進展，國共兩黨先後派員回到原籍，建立黨部。不過，相比於中共黨組織的秘密性，地方鄉紳對國民黨縣黨部的觀感更直接，而黨部所提倡的社會革命理唸對平陽鄉紳從晚清以來建立的權力網絡形成了巨大沖擊，同時也給鄉紳權力資本的代際傳遞提供了重要機遇。

　　（一）北伐軍、範任與國民黨平陽縣黨部的建立

　　對於地方鄉紳來説，秩序和穩定是維持地方社會的重要原則，任何“糜爛地方”的行動都將遭到鄉紳的羣起抵制和團練鎮壓，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官府存在截然不同的區別，前述金錢會和義和團運動已清楚地呈現平陽鄉紳對地方話語權的維護。然而，當他們面對比此前更復雜的20世紀20年代“黨軍”（指北洋軍閥部隊）兵燹時，他們大多隻能疲於應付。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平陽因為地處閩浙邊界，首當其衝。浙軍失敗，閩軍湧入平陽，大肆洗劫。面對重兵壓境，戰事一觸即發，平陽鄉紳團練之議再起，黃光以議員身份聯合議長劉紹寬籌組團練200名，同時，陳錫琛與張翽、阮伯陶、遊越珊、王鼎銘和蘇達夫等四處募捐，以犒勞軍需。此番軍事接待，黃光和張翽出力尤多。

　　1926年12月，孫傳芳部福建督軍周蔭人在北伐軍的進攻下向浙江潰敗，消息傳來，温州震動。平陽知事傅墨正於14日至15日連續召集城區鄉紳商議，決定“各鄉辦團，並設招待所”，“如閩兵來，即為歡迎”，會議推劉紹寬和陳錫琛為招待員主任，黃光、張翽和姜嘯樵負責具體接待，“籌備柴米諸件”。招待費“公署擔負一半，紳士擔負一半”。此次兵災持續了半個月，平陽共被索去兩萬餘元。

　　兩次兵災再次證明以劉紹寬和陳錫琛為首的鄉紳權力網絡的巨大能量，而國民黨平陽縣黨部就是在兩次兵災之間正式建立的。浙江的國民黨黨組織早在1923年即設有籌備處，並於1924年2月在杭州設立國民黨浙江臨時執行委員會。1926年3月，國民黨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杭州召開，浙江省黨部正式成立。至是年5月，全省75縣中已有31縣建有國民黨黨組織。平陽縣黨部則是由縣城新式知識分子林驊和餘超英於1924年冬建立，不過當時僅有其名。1926年10月，國民黨中央派永嘉人蕭錚為特派員，整理浙江黨務。後來，省黨部遷往温州。蕭錚之姑丈為温州光復後首任督軍徐定超之子，擁有地緣優勢，為配合北伐軍攻浙，在蕭錚的推動下，温州黨部得以成立，平陽縣黨部亦開始籌劃。同時，張植（蒲門馬站人）從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回來，跨黨中共黨員施味辛（北港山門人）亦由福建回到平陽，均奉命幫助國民黨組建平陽縣黨組織。同年11月，國民黨平陽臨時縣黨部建立。12月，中共杭州獨立支部又派遊俠（遊越珊之子）和章尚友（鰲江人）等回到家鄉，協助張植開展工作。遊俠與蕭錚原系温州十中的同學，因此被推薦參與籌建國民黨平陽縣黨部的工作。

　　從平陽縣黨部的發展歷程來看，蕭錚和施味辛等人更多是依賴劉紹寬等人的權力網絡來建立和發展組織的。從地緣上説，江南、小南和金鄉等地皆系瀕海小平原，語言大體相通，內部河網縱橫，交流甚廣。相反，三地與南港、北港有橫陽支江隔斷，蒲門雖也瀕海，但以山地為主，與江南等平原地區有丘陵山地為屏障，故交流來往較少。事實上，從劉紹寬等鄉紳的交遊來看，他們與南港、北港和蒲門等地鄉紳亦往來甚疏。有意思的是，蕭錚和跨黨中共黨員建立國民黨組織網絡亦是從江南、小南一帶開始，範任則成為施味辛和張植最早找到的同盟對象。那麼，範任何許人也？

　　範任，字介生，鰲江人，1890年出生在一個富商家庭。範任少學於劉紹寬、王惺園、陳仲芸和陳楚卿，後考入浙江私立法政專科學堂。1912年加入國民黨，成為國民黨平陽分部的第48位登記黨員。1915年，範任畢業回裏，擔任鰲江初等小學教師。是年，教育會選舉，範任因得劉紹寬提攜就任介紹委員，引起城區鄉紳不滿，藉詞攻擊其“幼稚”，“不合格”。同年，因校長白性夫辭職，範任得到劉紹寬和鮑竹君的強力支持，“遂推繼為校長”。範任就任校長後，“提倡學生服務”，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温州師範學校師生來參觀，歸而仿行之”。範任思想開放，不拘一格，為解決學校“校舍迫狹”和“教室不敷設備”的難題，他先後拓楊府廟和太陰後宮之地建造教室，並將所有偶像“悉移前殿神座”，闢地鑿池，美化校園。縣知事黃夏鈞評定鰲江小學成績為全縣之冠。1917年，範任步入法律界，歷經幾年經營後成為永嘉、平陽一帶的著名律師。1922年，範任代表永嘉律師公會與法學家阮性存、大律師王開疆等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全國司法會議。是年，範任甚至成為《申報》廣告版的明星。1925年8月，王理孚廣源商行的貨輪在瑞安被河輪撞沉涉訟，範任代理訴訟，並與劉紹寬周旋其間。同年9月，範任當選為平陽縣議會議員。11月，範任經省黨部代表蔣本菁介紹加入國民黨，恰逢此時縣城黨幹林驊和餘超英先後離開平陽赴廣州黃埔軍校學習，範任又被推舉接續常務委員。因此，師出名門，績冠温州，以及常務委員的身份使他很快融入了鄉紳的權力網絡，特別受到青年黨員的青睞。

　　同時，範任的家庭影響力及其耶穌教自立會的背景又成為發展國民黨黨部的另一重要優勢。範任的父親範志泉以經營漁行為生，其所開辦的興泰漁行為鰲江最大的四家漁行之一。1906年，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在上海成立。1907年，自立會傳到温州，設立温州內地會，立即引起黃時中、範志泉、陳楚卿和林溥泉的響應。1910年10月13日，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平陽分會成立，範志泉被任命為平陽宣教師，後晉為牧師。1912年8月，自立會平陽分會的領導人全部加入國民黨平陽分部。在政黨文化的浸淫下，自立會響應孫中山號召，開展禁鴉片、戒賭博、剪髮、放纏足等活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好評。到1913年，經範志泉等人的努力，全縣共設分會60所，設總會於鰲江，擁有信徒2000餘人。1922年範志泉隨林溥泉赴上海蔘加全國基督教大會，被英國博士季斐理聘為廣學會會員，“終身其職”，因此改名“志篤”。此後興泰漁行的生意全交由範任經營。1924年，範任也加入了耶穌教自立會。

　　種種機緣之下，張植等人希望範任能夠幫助共同建立國民黨黨組織；而對範任來説，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緣。十數年前父輩經營自立會和加入國民黨的經歷和經驗使得他對重新建立國民黨黨部充滿期待。因此，經範任介紹，施味辛、遊俠、張植和章尚友等人分赴平陽各地區秘密宣傳三民主義，發展黨員，組建區分部。臨時縣黨部成立以後，常務委員由範任擔任，組織部長為遊俠，宣傳部長為施味辛，農人部長為鄭士雄，工人部長為章尚友，商人部長為張潮，青年部長為黃鐘漢，監察委員為鄧越，職員共13人，中共黨員實際控制了臨時縣黨部。在中共平陽支部的領導下，國民黨成立了縣農會及各行業工會。

　　**（二）“內多壞人”：**臨時縣黨部和“清黨”

　　到1927年4月，臨時縣黨部發展區黨部9個，區分部達39個，黨員人數434人。目前關於臨時縣黨部黨員的信息，筆者沒有看到詳細的個人資料，但 “清黨”後改組的臨時執行委員會於1927年8月重新登記的196人名單為我們認識1927年5月前後組織的發展提供了回溯考察的機會。這196人中有178人是1927年4月前入黨的。從地域上看，黨員人數最多的是北港，其次是江南、鰲江、城區、金鄉、南港，最少的是蒲門（見表1）；從黨員職業上看，教員最多，達118人，商人和學生居其次，分別有39人和20人，農民和工人最少，分別為4人和3人；僅就教員黨員而言，佔黨員總數的60.2％；從年齡上看，政界黨員的年齡最大，商人、醫生和教員黨員的年齡依次遞減，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國民黨黨部在基層發展的結構性特徵，教員最多，各區分佈均勻（見表1、表2）。

　　這些教員黨員不少是在劉紹寬等人建立的學堂中成長起來的，一方面這是代際傳遞的結果，另一方面其新式教育的背景也為後來的代際衝突埋下了伏筆。從介紹入黨的情況來看，發展黨員工作最積極的是範任、張植、施味辛和遊馥四人，而範任介紹入黨的黨員尤多，達122人，其中作為第一介紹人介紹黨員107人，作為第二介紹人介紹黨員15人，多集中在江南、北港、鰲江、金鄉和南港（見表3），張植和施味辛則對蒲門、江南和北港的黨員發展貢獻最大。

　　就在範任等人秘密組黨之際，北伐軍過境使得臨時縣黨部合法化，並開始公開活動。這對地方鄉紳來説，本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雙贏的開始。1927年1月24日，新任知事泰順人周元善召集在城士紳商議招待事宜時，黃光等人給予了範任的縣黨部最大支持，他表示，“現既設有縣黨部，且範君介生極幹練，無須再設招待處，致嫌駢枝”。然而，關於軍事接待，知事深諳地情，“黨部雖勝任，而銀錢一節，非老輩信用，亦難籌集”。眾推陳錫琛、劉紹寬、王理孚和姜嘯樵等人負責接待。2月3日，縣議會和參事會開會，決定成立歡迎聯合會，劉紹寬被推舉為總主任，籌款劃策由王理孚、陳錫琛和姜嘯樵負責，買辦由阮伯陶負責，同時，沿襲過往向紳富籌措經費辦理團練的老辦法，推舉劉紹寬趕赴温州向道尹借槍自衞。

　　不過，在規模迅速發展之後，黨部行事很快超出了範任等鄉紳的掌控，青年黨員與舊鄉紳之間的代際衝突繼起。2月6日，北伐軍何應欽部前方籌備處處長展國樞先期到縣，臨時縣黨部即乘機佔領象徵鄉紳權力資本的議會和同善社，劉紹寬無奈感嘆，“縣議會從此消失，其會場為黨部機關矣”。2月11日，曹萬順軍到達温州，遊俠就以組織部長的身份向國民黨永嘉縣黨部請示，要求撤換縣知事，經永嘉縣黨部同意，任命永嘉人包徹為平陽縣知事。包徹到任後，隨即呈請曹萬順軍後方留守處處長昝右禾來平陽維持秩序。2月18日，蒲門人張植率領農會會員在江南鹽場舉行暴動，砸毀鹽堆，“到江南各處演説”，宣傳廢除包括鹽税在內的苛捐雜税。由此，江南各鹽場先後加入農會。由中共黨員控制的國民黨縣黨部以強勢姿態對平陽既有權力網絡提出了挑戰。

　　由於黨部勢力強大，縣知事權力式微，鄉紳開始觀望。3月，縣黨部聯合昝右禾採取平糶政策，規定城區限定谷價，禁止食米外運，結果引起騷動。鄉紳的生活受到了極大的影響。除鹽商損失巨大外，許多鄉紳家中什物被毀，劉紹寬欲遣人回鄉運谷，被“村村留難”，以致其不得不向黃光糶食。縣知事有意請劉紹寬出面維持局面，被劉拒絕，黃光亦表示“不預聞地方事”。劉紹寬在日記中説：“範介生立國民黨部，內多壞人，事事掣肘，且黨人多右土匪，無理取鬧，亂世小人道長，無可如何也！”與此前“日盼援師贛與閩”不同的是，鄉紳們又紛紛表達了對“黨治”的不滿：

　　黨治宣傳不憚勞，郢書燕説幾朋曹。鹽綱議罷倉廒毀，民食圖豐里巷騷。總是索途紛適埴，未能制棉學操刀。古來輔世資名德，升木何如竟教猱？

　　尤有甚者，鄉紳的權力網絡受到了實際挑戰。繼議會消失後，縣黨部又“催取議會簿據”，飭令移交。4月2日，鄉紳賴以影響地方的教育會亦被撤銷，權力移交給縣黨部新成立的教職員聯合會，由鮑希初任會長，温博任副會長。

　　縣黨部的激烈“黨治”在4月8日達到高潮。縣城士紳、律師吳醒玉因看不慣青年黨員目無尊長而起衝突，張植動員“農民協會聚眾擁至其家，挾以入公署，脅縣長監禁之”。隨後，黨部揭“醒玉八大罪狀，榜之通衢”，是日，“其農民來者，萬全、小南、江南，約千餘人，江南為最多”。4月9日和11日，寧波和杭州先後出現國民黨排斥和清洗中共黨員的“清黨”反革命事件。4月14日，吳醒玉派人通融，請省防軍為其取保，然遭到黨部和縣署的拒絕。15日，國民黨中央命蕭錚等人會同中央政治會議浙江分會（主席為張靜江）改組浙江省黨部，成立新的浙江省執行委員會，蕭錚、鄭異和邵元衝被任命為常務委員，蕭錚兼任組織部長，負責“清黨”事宜。同日，温州亦開始“清黨”，中共黨員陳仲雷、戴樹棠和蘇中常被逮捕。

　　就此，平陽局勢大變。4月17日，平陽城鄉各地開始“清黨”，負責臨時縣黨部的範任和中共黨員遊俠、張植出逃。吳醒玉乘勢出獄，到處抓捕中共黨員，原縣長周元善回縣接篆。平陽縣黨部面臨重新改組。

　　**（三）兵災下的秩序迴歸：**鄉紳與平陽縣非常執行委員會

　　正當吳醒玉乘勢“清黨”之時，丁振華起事再度使得平陽陷入兵災之禍。4月20日，國民革命軍曹萬順部營長丁振華在閩東拉起200多人的隊伍脱離部隊，於是日凌晨抵達平陽縣城，幷包圍省防軍和縣署，令駐地40餘人全部繳械，並將入獄的中共黨員金恂如和趙石泉等如數釋放。覆巢之下，縣長周元善無奈只得再度依靠原權力網絡中的鄉紳。4月21日，縣長被脅迫召集在城鄉紳進行募款。

　　同日，中共平陽黨組織欲以暴動反抗國民黨的“清黨”暴行。金恂如、趙石泉和張植響應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收編土匪武裝的號召，率領江南農民協會數千人準備渡過鰲江，收編丁振華部，舉行暴動。在此情形下，陳錫琛和鮑希初“知事不妙，往尋張植、陳味臘，語以利害”，陳味臘等人“亦來鰲江探聽，知非正式軍隊，遂與趙等力勸農民解散，不與勾結”，且鰲江水警派兵發哨，將渡船多吊集一處，導致農民無法過江。在這裏，我們從反面再次看到舊有權力網絡對包括中共地方革命精英在內的新式知識分子的影響。

　　丁振華起事，歷時兩個月之久。在此期間，丁以剷除寧温台防守司令王俊之反動分子為名，自封“團長”，並任命吳醒玉之子吳鴻基為縣長。後來浙江省防軍參謀長、温州戒嚴司令甘清池率軍抵達平陽，追剿丁振華至泰順，將其包圍收編。

　　而正是在這段時間，臨時縣黨部重新被在城青年黨員改組。1927年4月18日，隨着臨時縣黨部負責人的外逃，由黃埔軍校第三期學成畢業的林驊和黃斌奉浙江省黨部執行委員會之命接收了平陽縣黨部，黃光之子黃弢（劉紹寬門生）則成為他們拉攏的對象。4月底，臨時縣黨部改稱“平陽縣非常執行委員會”，林驊任常務委員兼組織委員，黃弢任宣傳委員，餘超英任工人委員，楊傑任農人委員，婦女委員則由劉紹寬的侄媳婦陳雲樵擔任。非常執行委員會並未有較多實際的組織活動，至是年7月，共有3個區黨部和10個區分部，皆尚處於籌備階段，登記黨員只有93人，相比此前的434人，大大減少。且從黨員構成看，大多或系在外地入黨回平陽的黨員，或系由林驊、餘超英等人介紹入黨的黨員。這些黨員入黨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即與範任、張植和遊馥等人少有聯繫。

　　不過，從現有史料看來，雖然非常執行委員會急於擺脱與範任等人之間的“匪化”關係，但從其發展歷程看，林驊等人還是希望儘早迴歸平靜和秩序，故而選擇尊重既有的鄉紳權力網絡。從劉紹寬和黃光的日記看，黨部有活動都會邀請他們參加。與臨時縣黨部觀望和拒絕參加不同的是，劉、黃等人雖有微詞，但皆會參與，如5月2日縣黨部請劉紹寬和黃光出席省防軍抵禦丁振華死難三員兵士追悼會，5月14日邀請黃光參加軍民聯歡大會並作祝詞。

　　這一時期最引人注目的是黨部與黃光之間的複雜關係。非常執行委員會成立時不僅將黃光直接列入黨員名單，還通過其子黃弢盛情邀請黃光擔任候補常務委員，黃光於是就職。而到丁振華稱亂後，黃光因“有名在新黨部”而在中共暴動的“報復名單”之列，且地方權力網絡重要成員的身份，更使其一舉一動關乎性命。因此，幾經思慮並與姜嘯樵商議之後，黃光還是辭去了新黨部候補常委之職。

　　縣黨部諸位先生鈞鑒：前承大會舉光為候補常務委員。革命工作何等尊嚴，自應力策駑駘，勉為其難。矧此次根本改造，有正確的組織，必有完善的結果。與參末議，實夷我心。唯光孱弱之軀，年來多病，養痾家園，寡過未能。一旦率爾應召，運我舊斤，竊恐傷手貽譏，有辜羣望。其當時不即辭職者，以地方秩序關係，不得不暫為維持。茲已綱舉目張，有條不紊，以光之手段軟弱，不如從東諸侯作壁上觀之為愈也。光之去留，無關輕重，惟貴部接收伊始，應有具體規畫，以資工作。內部事宜，如釐訂辦事細則，添聘人才顧問及助理，組隊宣傳，説明從前反動份子之錯誤。此等工作，實為當務之急。時局糾紛，環境惡劣，茫茫後顧，來日大難，請君其勉之！此上。

　　黃光的信函反映了他欲司其職而又不能的無奈。從這裏我們可以再次看出國民黨“黨治”與地方權力網絡的重要關聯。是故，1930年平陽縣黨部對非常委員會的評價是，“當時縣黨部全為腐敗投機份子佔據，日以勾結土劣敲索平民為能，無事工作可言”，雖有言過其實之處，但“無事工作可言”和“勾結土劣”大致概括了這一時期黨部工作的概況。

　　平陽縣黨部的再起，既包括青年黨員與範任之間互為奧援，也包括鄉紳對臨時縣黨部的旁觀和不滿，以及非常執行委員會對既往權力網絡秩序的迴歸。這一回歸也基本奠定了後來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對各縣黨部改組的基調，同時成為我們認識國民黨在1927年至1928年“黨治”的重要基礎。

​　　**四、權力資本接續中的黨紳共謀：**平陽縣黨部的改組和黃守謙案

　　1927年6月，在蕭錚等人激進“清黨”後，國民黨中央下令改組浙江省黨部，政策漸趨柔和。6月23日，張靜江、蔡元培和邵元衝等9人奉命組織浙江省黨部改組委員會，併成立由沈定一、姜紹謨和張靜江等9人為首的浙江省黨部“清黨”委員會，所屬各縣由省派“清黨”改組委員1人，舉辦黨員登記。7月20日，省黨部派平陽籍黨員陳天鴻、徐箴和葉翀三人回到家鄉，進行“清黨”和改組。

　　**（一）融入與共存：**平陽縣的“清黨”和改組

　　1927年7月27日，陳天鴻、徐箴和葉翀回到平陽，下車伊始，陳天鴻經劉紹寬的女婿李公儀引薦登門拜望劉紹寬。陳天鴻為金鄉人，其兄長陳榮貴是金鄉著名紳商，1919年與同鄉夏克庵（劉紹寬摯友）共同出資創辦同春醬園。金鄉靠海，居民喜愛食海鮮，而海鮮需要醬、醋等調料去腥，因此同春醬園生意火旺。是年，憑藉與夏仲甫、夏克庵叔侄和劉紹寬的關係，陳榮貴開始擔任平陽教育會評議員。到1922年，同春醬園成為浙南、閩北地區實力最雄厚的釀造企業，後來陳榮貴逐步買斷了其他幾個股東的股份，成為當地釀造業最大的企業家，他也成為地方權力網絡的重要成員。1927年3月，陳榮貴由範任介紹入黨。因此，陳天鴻回鄉後首先吸納陳榮貴進入改組委員會。徐箴則系江南錢庫人，家境富裕，為當地紳富。其父徐介眉“少負文名，後習刀筆”，1898年至1900年與王理孚等人從學於劉紹寬。1901年考中温州府生員，旋補廩生，後在半浦設帳授徒，民國初年出資創辦鶴浦初級小學，自任校長。1921年，徐箴投考明治大學附屬中學即系劉紹寬致函請符璋介紹的。

　　1927年7月29日，平陽縣“清黨”委員會和改組委員會開始籌備。徐箴任改組指導委員兼“清黨”委員，葉翀和陳天鴻任“清黨”委員，開始選定宣傳部和組織部等部門的負責人並確定“清黨”改組的原則。不過，突如其來的“清黨”和“改組”讓成立不久的非常執行委員會措手不及。而對於改組委員會籌委會來説，為了開展工作，他們又須儘量吸收非常執行委員會時期的黨員進入改組委員會，如任命楊傑為宣傳部講演科科長兼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曾詠春為宣傳部指導科科長，巫如梅任婦女委員會委員。

　　宣傳部和組織部等系要害部門，陳天鴻和徐箴等人從7月29日開始物色人選，從其最終物色的人選來看，改組委員會核心成員與劉紹寬等原有鄉紳權力網絡關係密切。8月1日，改組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出席委員包括葉翀、徐箴、温怡、蘇融和、李森和陳榮貴。除原有葉翀、徐箴和陳榮貴外，温怡系陳錫琛的門生，蘇融和則是劉紹寬得意門生蘇達夫的弟弟，李森亦系劉紹寬弟子，吸收此數人進入黨部核心更有利於改組委員會開展工作。會議決定常務委員由徐箴兼任，組織部長由葉翀兼任，組織部秘書由素孚鄉望的詹選之擔任；宣傳部長則由蘇融和擔任，秘書處政治秘書由陳榮貴出任，黨務秘書由李森擔任。“清黨”委員會方面，由葉翀擔任秘書處主任，陳榮貴兼任情報處主任，徐箴兼任審查處主任。

　　大革命時期農民、工人和商民等運動委員會在基層社會產生過巨大沖擊，故國民黨對這些部門的改組尤為慎重。會議決議由温怡擔任工人運動委員會委員長，陳仲芸擔任商民運動委員會委員長，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長由徐箴兼任，而青年運動委員會委員長由蘇融和兼任。

　　針對“清黨”和改組的細則，縣黨部實行新規，與前黨部劃清界限：一是前黨部徵求之黨員全部取消，須經“清黨”委員審查甄別後方可登記；二是“清黨”期間一律以改組為主，不辦理新入黨登記；三是拒絕前黨部對平陽縣中山圖書館館長的任命，代之以劉紹寬門生陶鑄民；四是改組縣黨部從重新組建區分部做起，規定全縣分設城區、萬全、小南、江南、金鄉、南港、北港和蒲門等八個區黨部，分別派員到各區改組，其中城區派蘇融和，萬全派黃大良，小南派陳仲芸，江南派李修，金鄉派陳榮貴，南港派温怡；五是在改組區分部、組建區黨部的基礎上，縣黨部於1927年9月26日召開了第一次全縣黨員代表大會。

　　在經費方面，改組委員會力求實現經費來源制度化。黨部每月定期向縣政府請領各鄉自治委員經費，共計160元，充黨部經費，每區10元，餘80元作為農民協會經費；自1927年10月1日起，縣黨部議定將鰲江南北埠船捐歸工會使用，貨捐歸商會使用。同時，為了增加經費來源，黨部組建商民協會，並圈定鰲江、江南和城區紳商，如陳超宗、繆一平、張翽、王文川（王理孚次子）、陳倬甫和陳榮貴等11人為商民協會委員。在徐箴等人的籌謀下，至是年10月底，黨部每月經費增至792.5元，總經費達3000餘元。

　　同時，縣黨部還充分吸收劉紹寬等人進入地方事務的管理核心。1927年8月5日，徐箴和蘇融和就改組平陽縣黨部事宜登門拜訪劉紹寬。8月底，浙江省開始在各縣建立公款公產委員會，管理公款公產，黨部參與其中。8月30日，浙江省政府同意由劉紹寬、陳錫琛、陳仲芸、俞蔚文和李公儀等7人組成平陽縣公款公產委員會。9月26日，該委員會選舉常務委員，黨部除陳仲芸作為委員參加外，另派陳榮貴和黃大良出席，負責監察，葉翀和陳榮貴負責審查軍事用款等，最終劉紹寬被選為常務委員。

　　到1927年10月，平陽縣黨部改組正式完成，陳天鴻調任泰順，葉翀赴省黨部工作。改組後平陽共有7個區黨部，25個區分部，黨員196人，由陳榮貴擔任常務委員，温怡擔任工人運動委員會委員長，陳仲芸則逐漸退出黨部核心管理層，與陳錫琛被選舉為常務委員，專門負責公款公產委員會的事宜。至此，平陽縣黨部漸入正軌。

　　與其他地區的黨部一樣，在“清黨”後的一段時間內，基層黨部仍然在地方從事激進的社會改革工作，如打倒土豪劣紳，破除封建迷信，提倡“二五減租”等。平陽亦是如此，南港則成為包含代際矛盾在內的各種矛盾的匯聚地，而“剷除大土劣黃守謙”便成為其“成績之尤著者”。

　　**（二）“甚可憐也”：**紳權和“黨治”暗合的黃守謙案

　　黃守謙，字慎甫，或信甫、申甫，1879年生於南港靈溪街。1899年10月參加縣試，列前十名，故而有資格參加次年3月舉行的院試，不中。科舉廢后，黃守謙棄文從武，於1906年2月赴杭州投考浙江陸軍小學。不料該年陸軍小學停招，故轉而投考浙江弁目學堂，後轉入浙江武備學堂。1912年加入共和黨，1913年當選為第一屆浙江省議會議員。省議會解散後，黃守謙又於1918年任省立第十中學教師，1921年任南港自治委員，1925年加入平陽縣議會。可以説，黃守謙是南港當地較有影響力的鄉紳。

　　然而，從劉紹寬、陳錫琛、黃光和姜嘯樵的交遊網絡看來，黃守謙與他們交往甚淺，即便是1913年黃守謙代表共和黨當選省議員一事，劉紹寬在日記中亦隻字未提。箇中緣由，既與代際差序及其長住杭、温有關，還可能與南港、江南和小南之間自古以來的水利矛盾休慼相關。

　　平陽地勢西高東低，西部北港為南雁蕩山主脈，南港有南雁蕩分支玉蒼山，羣山之水支流眾多，尤以南港源出泰順，納羣山之水，匯而為靈溪、藻溪，水至下游不足以蓄之，“非得江南之尾閭，直無水利可言”。宋元之際，南港、北港和江南三地合築凰浦埭截斷眾流，使南港之水分兩條流入江南，一條西出靈溪，由流石入江，一條東出藻溪，亦匯流石入江，並在下游別建六陡門、十湫以宣泄之，於是兩鄉各享其利而無患。其後十湫淤塞，宣泄不靈，江南鄉民乃增高西江土塘以防南港之水，於是凰浦埭廢，“隔江士紳以利害不同與之爭”。尤其埭頭、嶼兜等地適夾在東、西兩流水之中，水泛溢時決堤而入，兩地皆成澤國。嶼兜人橫築一塘，以捍決入之水，而埭頭在嶼兜上流，水決入時，為嶼兜橫塘所捍，不能下流入江，而埭頭稻田被淹，又掘橫塘以泄之。為此兩地經年械鬥不息。

　　南港與小南之間也有水利矛盾。鰲江至靈溪水程約40裏，須過滬山陡門，陡門上為靈溪，下為鰲江，各約20裏，客船航行至此，須“待潮水漲至溪水平”，方可“放閘通過”。然而，下游鰲江民眾皆以“泄水有妨農業”而請官府禁之，因此，“船至此者，皆須負以過壩，舟人憚於纖船，船往來行者，彼此將客貨換船而行，以上、下道里均，船價同也。其來往船多少不相抵，無船可換者，乃始撁而過壩，行旅頗為不便”。

　　1919年3月，縣議會為求根本解決，劉紹寬與陳毅甫、陳瑞五、王理孚、阮伯陶等人商議，黃守謙未聞其事。直到1921年，劉紹寬等人才開始與黃守謙真正產生交集。劉紹寬召集黃守謙、陳瑞五和陳毅甫商定，由黃守謙和陳毅甫分別擔任正副董。江南、小南和南港三地鄉紳多次參與其間。最終議決造新陡門以徹底解決疏江，而嶼兜則造壩三十八丈，以減輕嶼兜和埭頭兩地損失。而從此次議商水利到黨部“剷除”黃守謙，二人在日記中再無交遊和晤面。在水利傳統結構矛盾和新舊代際衝突下，黃守謙便成為眾矢之的。

　　第六區黨部設在平陽第六小學，校長陳毅甫對區黨部的組織發展庇護甚多。1927年8月21日，平陽縣“清黨”委員會收到第六區“清黨”改組委員、教員許世芳、葉申和蕭驥的舉報，言黃守謙任南港自治委員數載，“擾民榨財”，尤其自縣區黨部成立以來，“以事事不得包辦，其仇視黨員，破壞黨部，無所不用其極”，舉報呈信中還告發黃守謙在丁振華陷城時，“竟逞其狡猾卑鄙之手段，賄賂財物，假藉南港公民代表名義貢獻錦幛，書以‘前途勝利’四字，而毫無忌憚”。許世芳等還附以鄉民向前知事告發黃守謙之“十大罪狀”，包括吸食鴉片、藉威浮徵、包辦選舉、吞食供應款、恃勢害良、疏江吞款、賄保村警、助劫分肥和包庇煙賭等。黃守謙之罪過，可謂“惡貫滿盈，罄竹難書”，第六區黨部甚至稱：“慶父不去，魯難未已，此惡不除，吾南港民眾永無解放之日矣！”

　　接到舉報後，徐箴和葉翀對此事迅速作出積極回應，一方面函請縣政府和駐守平陽的省防軍捉拿，一方面電呈省“清黨”委員會請示辦法。然而，不等省“清黨”委員會的回覆，徐箴和葉翀即帶同駐平陽的省防軍警於9月2日馳抵黃守謙家，將其“當場拿獲，送縣暫押”。9月4日，黃守謙向省政府控告平陽縣改組委員會“明目張膽”，“混亂是非”，“橫加誣衊”，對黨部所加之“十大罪狀”一一予以辯駁，並要求切實指證，“按名傳訊”。

　　9月8日，省政府接到黃守謙的控詞後，即要求省改組委員會“切實查明具覆”。9月15日，縣改組委員會要求第六區分部具覆，9月18日，第六區黨部常務委員林祐更是據南港旅杭黨員黃鐘漢的證詞以十四條罪狀呈覆，條條皆附證人和證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祐首要突出了黃守謙“反對黨軍”“構陷黨員”“搗亂黨部”和“勾結丁匪”的“惡行”：

　　反對黨軍  本年二月間十七軍入浙，平陽為進境孔道，各界民眾經黨員多方宣傳，載道歡迎，該劣紳竟敢造謠污衊，嗾使無賴（張炳昭）撕毀各種標語及歡迎旗，經該地區黨部呈報十七軍曹軍長及第一師政治部並報告周前知事案。

　　構害黨員  當十七軍未入浙時，平陽全縣尚受惡勢力統治之下，宣佈戒嚴，活動宣傳之黨員範任、遊俠先後被其告密，亡至福鼎，其餘諸黨員因此而流離失所者，時有所聞。

　　搗亂黨部  該劣紳以境內各級黨部成立，事事不得包辦，反乘清黨時機，逞意報復，勾通偽黨部接收員章騰於四月十九日糾集惡黨三十餘人，因區黨部附設在第六小學，竟敢公然闖入校內，聲稱要捕在校諸黨員而置之死地，甚至搗毀桌椅，搶奪黨部文件及黨員行李，黨員梁超尹、許世芳、蕭漢傑、陳熾、林祐五人已先知其陰毒之謀，事前遁至古鰲頭鰲江公學，蒙該校長温怡收容款洽。該劣紳復遣其子同惡徒趕到，要行逮捕，許世芳等再逃至藍田小學校長曾月溪家，可質，其他諸黨員當時均外避，始免於難，曾由第六小學校呈報周前縣長有案。

　　勾結丁匪  丁匪陷縣城時，該劣紳逞其狡猾卑鄙之手段，賄賂財物，假藉南港公民代表名義，貢獻錦幛，書以“前途勝利”四字。及抵林溪，勒去大洋三千元，該劣紳不惜潛與勾結，故得有利潤。

　　頗耐人尋味的是，黃守謙兩次呈訴，皆對黨部指控其“藉威浮徵”“包攬訴訟”等經濟罪狀予以一一辯駁，惟獨對黨部重點指控的“反對黨軍”“構害黨員”“搗亂黨部”和“勾結丁匪”等罪行緘口不言。故而實情如何，我們無從知曉。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陽先後經歷的三次兵災中，地方士紳，尤其是劉紹寬、陳錫琛、黃光、王理孚和姜嘯樵等作為頭面人物皆參與和周旋其間。劉紹寬和王理孚亦曾遭人呈控，然而結果卻有天壤之別。1927年8月3日，聽聞有人在省政府控告劉紹寬和王理孚“勾匪”，省政府飭令省、縣兩級黨部查復，然而此事並未在平陽縣城激起任何漣漪。是日，劉紹寬之女婿李公儀和門生鄭梓懷即告知劉紹寬“訴者為陳阿忠”，是夜，門生亦即黨部核心人員陳仲芸來，“亦言黨部查案事”。1928年3月，控案再起，有人向省政府控告縣長陳哲（陳介石三子）、劉紹寬、姜嘯樵和王理孚。然而，同月28日，永嘉縣公安局長馬振中、平陽縣公安局長倪錫侯和警察所長陳哲人登門查案，此案亦不了了之。

　　相比之下，黃守謙不在劉紹寬等人織就的權力網絡之內，就成為黨部剷除土豪劣紳和“黨治”的重要對象。1927年9月15日，黃守謙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