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不古，除了大拆大建它們並不是無路可走_風聞

古城不古，除了大拆大建它們並不是無路可走第一財經

孫行之

《消失的古城》中寫道，中國古建築遭受最嚴重破壞並不是在戰爭時期，也不是在“文革”時期，而恰恰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拆大建時期

成都的碼頭，約1905年這幾年再到成都，王笛發現了幾個很好的古建改造範本。比如藝術家王亥改造的崇德里，儘可能保留原建築的一磚一瓦，只是將腐壞的木頭去掉，嵌入新的木頭，以恢復功能。修好後的建築，保留了全部的修復痕跡，讓觀看者對文物原本的狀態一目瞭然。這種修復理念也逐漸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規模更大的耿家巷改造項目，就是基於這樣的理念開展修復的。“這至少讓我們知道，對舊建築、老城區，除了大拆大建，並不是無路可走。”

雖然上世紀80年代去美國留學，之後又在澳門工作，但王笛對故鄉的情感溢於言表。在接受電話採訪時，他一邊誇讚剛吃的那頓成都火鍋美味，一邊連用三個“非常多”來形容成都周邊風景名勝的數量。

和尚街（王晶攝於1997年）王笛家就在大慈寺對面的一條街上。大慈寺是一座始建於魏晉時期的寺廟，規模宏大，高僧輩出，有“震旦第一叢林”之稱。大慈寺後面大片的街巷，雖然破舊，但很有老城味道，早已與大慈寺融為一體。1997年，王笛返回成都為博士論文《街頭文化》蒐集資料時，那裏的街巷還是他最常去考察的地方。然而，進入21世紀，大慈寺後面的老街就開始被陸續拆除，然後在原址上修了一大片仿古建築。現在，那裏又成了成都的商業中心太古裏，而“本該佔據中心位置的幽深禪院不得不被熙熙攘攘的太古裏擠在角落，形成了非常不和諧的‘共存’狀態”。

“中國古建築遭受最嚴重破壞並不是在戰爭時期，也不是在‘文革’時期，而恰恰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拆大建時期。”王笛在新書《消失的古城》中寫道。書裏所記錄的城市公共空間，都永遠回不來了。王笛説，這個書名本身就帶着沉重的味道，是他對古城大拆大建的批評。

2006年，《街頭文化》中文版出版，引起了很大反響。有一位記者在與當時的市規劃局相關負責人對話時曾引用王笛書中的話“古都成都已成為遙遠的夢”。那位負責人的回應是“歷史選擇講經濟學分析”，並反問記者“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在歷史進程中再造一個‘古都’呢？”王笛説，從這番對話中，人們可以看到當時人的思路：自信滿滿，認為可以“再造古都”，卻不分古都真假。“古城一旦被拆，再修就不是原汁原味了。不要以為我們可以再造，這是不可能的。”

好在，如今情況似乎正在好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其中的問題，也有越來越多兼顧保存與利用、發展的嘗試。

抱着同情和理解的態度去研究底層生活

現在回憶起來，王笛覺得，十八九歲時在農村和工廠的經歷對他以後的歷史學研究，其實有不小的影響。

1975年，因為哥哥到雲南支邊，19歲的王笛得以返回家鄉，進了成都鐵路局基建分局下轄的一個磚瓦廠。在那裏，他乾的是非常繁重的體力活，每天只工作半天，拿的是46斤定量的糧票，比一般人多出足足20斤。當時，這個“小青工”並沒有想到要去觀察工友們，但那個大工棚裏迴盪着的語言，那些只屬於底層體力勞動者的粗口，他到現在也還記得。

成都城門外，魚簍放在水裏可以保持魚的新鮮從《茶館》《走進中國城市內部》《街頭文化》到《袍哥》，這位澳門大學傑出教授的研究和寫作始終秉持着底層視角。在這些學術著作中，他寫平民的生活，寫街頭的風俗，寫四川的茶館，寫江湖上的袍哥與政治的勾連。而《消失的古城》，則是王笛將自己的學術研究通俗化的一次嘗試。在這本書裏，他用通俗的語言描繪了清末民初成都街頭的乞丐、妓女、苦力、小販、工匠、挑水夫、算命先生；還有城市裏的各種活動，廟會、慶典、街頭政治、改良、革命……

青年時代務農、務工的生活雖然短暫，但那段集體生活對他的世界觀產生了很大影響，至少，是給了他換位思考的能力，和一份尊重體諒的情感。“我不喜歡有些人地位很高，愛顯示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我始終都是一種平民意識，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被尊重。”在王笛看來，同樣是做研究，有沒有真正接觸過底層，還是很不一樣的。“從未接觸過底層的研究者，有時很難從一般人的角度去想問題，研究下層人物，還總是抱着高高在上的心態。我至少是抱着同情和理解的態度去看他們的。”

超越精英話語找到民眾的聲音

在磚瓦廠工作一年多後，因為繪畫的才能，王笛被抽調到鐵路局工會，擺脱了令他頭皮發麻的重體力勞動。再後來，他考上了四川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幾年後，遠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留學，並在那裏取得了歷史學博士學位。

赴美求學的經歷，徹底改變了他的史學研究方向。上世紀90年代的美國，正逢新文化史、微觀史和新馬克思主義蔚為大觀，西方史學界的研究風氣從精英研究轉向對民眾的書寫，也與他過去在中國受到的史學訓練完全不同。

“如何超越精英話語的霸權去找到民眾的聲音”，是當時史學界持續討論的方法論問題，也令王笛念茲在茲。《消失的古城》記錄了很多權貴和地方精英對窮人、苦力的壓制，但弱者的抵抗也隨處可見。比如，成都街頭的轎伕會通過在街頭炫技來緩解疲勞，尋找“存在感”，雖然他們經常是被街邊流氓騷擾、欺負和侮辱的對象。還有乞丐，被地方精英認為是好逸惡勞又骯髒，算得上最弱勢的一羣人。但當他們成羣結隊舉着紅布壽幅闖入川軍師長的壽宴時，這些平時凶神惡煞的軍人也無可奈何地給出酒菜和銅錢。

坐在轎子裏的路德維希·魏斯（德國駐成都領事弗裏茨·魏斯的夫人），在去領事館的路上（1912~1913）在王笛對晚清民國成都街頭社會的描繪中，讀者很容易感受到他對弱勢羣體無奈之處的體察。“我認為很多問題是制度引發的，當民眾和當權者出現矛盾的時候，我會去看權力發生了什麼問題，而不是去指責下層。”

王笛説，研究普通人遠比研究精英要難。因為話語是被精英壟斷的，而底層民眾是靜默的大多數，沒有多少檔案可供後來者研究。他只能到晚清一些畫報、報紙中去尋覓蹤跡。即便如此，也要警惕這些資料的撰寫者對底層民眾的偏見，避免受到他們的影響。而小人物們的心理狀況，只能靠推測。

在談到老成都“紅燈區”改造時，王笛注意到，民國政府允許妓院存在，但禁止妓女出入戲院和茶館，如果被警察抓住，就會當眾受辱或被拘禁。一些社會精英認為妓女有傷風化，不讓她們穿學生裝，禁止她們和客人同乘轎子。即便如此，依然有妓女敢無視這些規定，到公開場合挑戰社會習俗，根本不管路人側目。成都當地報紙還記錄過一個細節，一名妓女在路上談笑風生，得意洋洋，後面跟着一個畢恭畢敬的富家子。在王笛看來，妓女承受的社會壓力是很大的，但壓力並沒有使這些人收斂和躲藏，反而讓她們生出了“就要做給別人看”的心理，也算是一種權利的伸張。但畢竟並沒有報紙會去採訪一名妓女，讓她説出心裏話。所以王笛説，這隻能是一種解讀，永遠無法弄清她們確切的想法。

成都的警察（那愛德攝於1911 年）第一財經：川菜和四川火鍋流行到全國各地，甚至可能是在國外知名度最高的菜系之一。有一種觀點認為，人們逐漸變得“重口味”與雅文化失落有關。最近出版的《中國辣椒史》還提出了一個觀點：辣椒在西南飲食中的流行，其實與當地社會貧困缺鹽有關。你怎麼看？

王笛：對飲食這個問題我沒有系統做過研究，只能就我自己的觀察來説。我覺得這個看法有合理之處，也有偏頗。川西平原過去不窮，是中國內地最富裕的地區。四川本身也不缺鹽，自貢產鹽，還把鹽賣到外省。

四川人吃辣，可能因為成都平原比較潮濕，辣椒、花椒等有祛濕的作用。而且四川不靠海，河魚和海魚不同，需要加更重的調料才能做得好吃。這可能都是原因。

辣椒也是明代以後才進入四川的，更早的時候，四川人用花椒、生薑等調味。四川菜餚也是不斷創新的，大家以為成都火鍋到處都有，但這種吃法其實是改革開放以後才在成都出現的，我小時候根本看不到。重慶倒是一直有九宮格火鍋，是苦力、船伕、棒棒軍吃的。改革開放以後，重慶火鍋傳入了成都，經過改造，再流行到全國各地。

第一財經：你最近出版的《袍哥》和《消失的古城》，都寫了四川底層民眾的生活，從書裏看，川人的世界嘈雜、粗糲、幽默又熱氣騰騰。清末四川和江浙的民風比較，有什麼明顯不同？

王笛：我沒有系統比較過。就我掌握的材料來看，成都地處內陸，相對封閉。19世紀末，西方對上海等地已經有了很大影響，外國人到成都，卻驚訝地發現西方對成都影響很小。成都人的生活方式相對更閉塞保守。當時上海已經有了大工廠、咖啡廳，但成都還是以小商業、手工業、茶館和老街為主，沒有大工廠，也沒有形成現代意義的工人階級。所以兩地整體氛圍的差別還是明顯的。

巴金小説《家》裏的覺慧，就憎恨成都的保守，要拼死脱離家庭，逃到上海。可見上海對當時的青年來説，是帶着光明、現代的氣質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第一財經：和美國的佛羅里達州一樣，中國的成都吸引了很多本國老年人前去定居。成都為什麼會成為熱門養老之地？

王笛：佛羅里達受歡迎我知道，主要是地理氣候條件好，有陽光沙灘，非常温暖，但成都並不温暖，相反，昆明、海南、珠海都要比成都氣候好得多。那麼老年人為什麼選擇成都？一個原因可能是，相比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的房價還是便宜得多，物價也不高。另外，成都的飲食也是一個吸引力，那裏蔬菜多，品種豐富。

最重要的還是成都比較有包容性，相對不排外，不論你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都很容易在那裏生活下去。

王笛最近出版的兩本書《袍哥》和《消失的古城》，都寫了四川底層民眾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