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愛潑斯坦（二）_風聞

（接上）

就是這天夜裏，愛潑斯坦把他進入監獄前的離奇故事告訴了我，因為“傑弗裏•愛潑斯坦”已經像玻璃一樣被“Me Too”的鐵拳砸得粉碎，那出漫長的秘密狂想劇也演完了。我想他這時什麼都可以毫無保留地承認，但他只想談十年前的事。

早在2008年，也就是我畢業那一年，愛潑斯坦就遭遇到了類似現在的情形。虧得他有一個朋友，也就是當時的聯邦檢察官Alexander Acosta（特朗普上台後就授命為勞工部長，前幾日因為這個事辭的職）動了手腳，趁那些女孩子不知情的情況下，搞了一個秘密的認罪協議，這份協議免去了愛森斯坦可判終身監禁的聯邦指控。最終他很幸運，只需領刑13個月，而且每週有六天時間可以依照工作釋放方案在他的辦公室裏工作。

到了這個份上，愛潑斯坦也許應該鄙視自己的，因為他確實用強迫的手段佔有了她們，我不是説他利用了他那真實的百萬家財。但是他有意給她們造成一種安全感，讓她相信他的出身跟她們的需求不相上下——相信他完全能夠給予她們有尊嚴的生活。實際上，他並沒有這種想法——只要他全無人情味地一聲令下，那些女孩隨時都可以開放她們身體的任意一個部位。但是她們並沒有鄙視自己，事情的結果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起初很可能打算及時行樂，然後一走了之——但是現在他發現他已經把自己陷進了一身泥淖。他知道今日的局勢不同尋常，但是他並沒認識到那些女孩子對他的否定究竟有多少不同尋常。一直忍受着愛森斯坦頻繁的大呼小叫，以及他的手下們的各種哄騙，突然不見了，給他留下的只有一張張訴狀。他覺得這些訴狀並不要緊，畢竟史派西和韋恩斯坦只是失去了工作，而他還有的是錢和“好兄弟”……如此而已。

十一年之後，他再次被她們告到法院上時，顯得心慌意亂，連工作也沒有了。更多的有力的證據送到了法官面前。就算是新的檢察官，看了訴狀也頭疼不已。愛森斯坦深切地體會到再好的朋友也敵不過正義，再好的貓膩也敵不過證據，從前他安然高踞於窮苦人激烈的人權鬥爭之上，現今他是時候要掉下來接受那一系列應得的炮火。

到了第二天，這時長島上已是黎明，我進入愛潑斯坦的寬大舒適的特殊牢房，走過去把整個牢房所有窗子的也都打開，讓屋子裏充滿漸漸發白、漸漸金黃的光線。一棵樹的影子突然橫投在露水上，同時幽靈般的鳥兒在藍色的樹葉中開始歌唱。空氣中有一種慢慢的愉快的動靜，還説不上是風，預示着涼爽宜人的天氣。“我相信我的朋友一定會幫我保釋出去的，”愛潑斯坦從一扇窗前轉過身來，用挑戰的神氣看着我，“你一定得記住，老兄，我的夢會重新站立起來。她們及其背後的可惡的民主黨人，所講那些話的方式把我嚇唬住了——她們把我説成是一個邪惡的魔鬼，瘋狂的暴徒……就差沒指責我是共濟會了。”説到這裏，他悶悶不樂地坐了下來。“當然她們也感謝我一陣子，在她們從貧困和野蠻中走出來的時候——就在那時無人不感謝我，你明白嗎？還有我的那些朋友，無論站在哪邊，可不會乖乖聽科特茲（民主黨某議員）之類的瘋子的話…….”

忽然間他説出了一句很奇怪的話。“無論如何，”他説，“這只是我自己的事，與我的朋友無關。”

你怎麼理解這句話呢，除非猜測在他對這件事的看法中有一種無法估量的強烈恐懼？假使他的朋友更努力地去運作的話，他也許可以離開這裏，重新回去做他的夢的——而現在他卻無望離開這裏了。牢房裏很熱——他現在一文不剩了。這天下午，監獄的上司安排我去外面打掃一下衞生，讓我的同事暫時接替我的工作，因此一下午我都沒有去看護他。

又過了一天，我去監獄上班看護他，陪他走到外面陽台上去時已經九點鐘了。但是，充斥着温室氣體的空氣中仍無一點秋意。我的同事看見我們，就朝我們走來。

“你的脖子是怎麼回事？愛潑斯坦先生。都昏迷了好半天了！”我的同事渾身不住地顫抖。“還沒保釋出去嗎？”

我也轉頭看了看，發現愛潑斯坦原本光亮的脖頸上，多了一條勒痕。

“沒事，不要緊。”愛潑斯坦回答。他含有歉意地轉身對着我，“你知道嗎，老兄，我不想再被他們這樣搞下去了！”

“他們憑什麼這樣搞你？”我帶着一臉震驚，快速地站起身來。我的同事似乎反常地害怕，背過身來，一步一步地離開了陽台，沒有正眼瞧着我們。

“那是我自己弄的，不能責怪任何人。”

“知道了。”我似乎預感到了什麼，沒有再問。我也沒有精神於一點像樣的工作，可是不僅如此——我反而有些捨不得離開他。一直呆到中午，到了開飯的時間了，我才勉強離開。

“有什麼事我們接着聊聊吧。”我最後説。“一定，老兄。““我想我的朋友一定會幫我的。”他神色不安地看着我，彷彿他希望我證實地的話。“我猜想我會的。”“那麼，再見吧。”

現在我要倒回去講一下幾天之後，監獄裏發生的情況。

到了那一天，一個普通的星期五晚上，我在辦公室裏加班加點，勉強抄了一會那些不計其數的數據，後來就在我的轉椅裏打了瞌睡了。突然，有一個人把我吵醒，我吃了一驚，腦門上汗珠直冒。是我的上司。他時常在凌晨十二點這個鐘點過來，為我安排任務。通常他的聲音總是如同虎狼一般，如雷貫耳，但是今天上午他的聲音卻顯得像貓叫一樣細膩柔軟。

“看看我手裏的東西吧。”他取出一根一頭拴成圓圈的繩索，“你要不要帶愛森斯坦先生去見一個人？”

“誰？”

“你忘了，他有兩個總統鐵哥們？”他的語氣異常禮貌得體，但是他的做法卻使我渾身冒出雞皮疙瘩，因為他搖晃着繩子，説起了愛潑斯坦的總統朋友——比爾.克林頓和唐納德.特朗普。近來，這兩個人看起來是如此的水火不容。然而今天，面對他們僅有的摯友，居然同時默許了這樣的行為——這忽然讓我想起那個人，只在中小學的歷史教科書中出現過的那個人。

接着他下面一句話更叫我忐忑不安：“前幾天，你的同事曾經帶着它去找愛森斯坦見了一面。就用了這麼點力量，還不如德克薩斯州的兩名白人騎警呢！難道愛森斯坦是個黑人女同性戀穆斯林嗎，這麼害怕政治正確不成？”

我們陷入了片刻的沉默。然後，上司開口了：“不管怎樣吧……你不要怕，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不怕後果嗎？”

“我都説了，這是上邊的命令。他的兩個總統朋友，早都和政府的人打好招呼了。”

“真的？”我越想越發毛，臉上淌着冷汗，彷彿那個歷史課本的人，默默地走到了我的身後。

“接下來不用你擔心。你只要按我們説的去做就行。”

“好吧……”我帶着厚厚的膠皮手套（為了避免留下指紋），腳上帶着鞋套，拿着繩索，緩緩進入了我工作了近兩週的地方。

那個屋子裏的男人見了我，一句話也沒有説。

“我只想帶你介紹一個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克林頓和特朗普都是我的朋友。”他情不自禁地笑了起來，“這世道變了！一個和我斷絕10年關係，一個15年……便是20、30年也不夠啊！我早就不該認識他們才對，一個面也不用見！你説説，”他把頭和上半身朝我探了探，“不可能是奧巴馬總統吧？”

“奧巴馬卸任2年了，先生。”

“我知道！見他沒什麼用，除非像QAnon所説的那樣，你是他派來的。”從他的眼神裏我才發現，他早已經發現我手中揹着的繩索了。

“他連反對華爾街的勇氣都沒有，還能動得了你嗎。”我懶懶地吐了一句。“那小布什呢？”

“他爹都去陪麥凱恩了！被共和黨當成落水狗的貨色，我見他幹什麼。”他的笑容漸漸變得陰冷起來。“你是想讓我去見一位‘偉大的美國總統’吧？”

我陷入了沉默，呆呆地凝視着手中的繩子。

“我知道，那些該死的CIA、FBI，以及其他的政府部門，”他用手不停地拍着自己的膝蓋，“不可能允許我身後的結果有任何的偏差。把繩子交給我吧！都怪那些該死的女人，”講到這裏，他停止了自己的拍打，“翅膀硬了，學會自己飛了，反過來啃我的骨頭了。我就和這個可憐的國家一樣，曾經不可一世，到頭來，一文不值！”

他這些話伶仃聽起來仍然古怪不已，什麼“國家”，什麼“Me Too”，看起來都和我的生活十分遙遠。直到我想起了特朗普的競選口號，忽然明白了什麼。

“來吧，決定我的命運吧。就像你身邊的那位美國總統那樣。”

“你看見他了？”我還是本能地疑惑了一陣，直到自己突然想起，那個本就不在人世的總統彷彿一直站在我的身後，無聲無息地等待着這一刻。

“我知道，我這輩子，根本不需要認識第三位總統。除非——”

聽到他這句平靜而悲哀的話，我情不自禁地閉上眼睛，放鬆了全身。

“他和我一樣，帶着永遠的謎團離去。”

我站在那裏，怔住了一下，渾身開始發涼。“約翰.肯尼迪？！……”

“沒關係。這裏沒有別人，你又不是奧斯瓦爾德那樣的白痴，無需擔心這些。”聽到這些話，我才放心大膽地走到他的身旁，當然不是為了讓他享受我最後一次的口交，也不是為他做最後一次按摩。這一次，他強迫不了任何人。

“你覺得，你懲罰我，是在讓美國更加偉大嗎？（You think,Dou you punish me to make the America great again?）”

“是的，我在做。(Yes,I do.)”

“請把‘我’換成‘我們’！(Change ‘I’ into ‘we’， Please.)”

“是的，我們能。（Yes，We can.）”

就這樣，我閉上眼睛，把繩索繫到上司告訴的位置，然後再套到那個熟悉的脖子上。這次，我忘記了他的一切身份，只是單純地用出自己該用的力氣。隨後，過了一段時間，閉着眼睛走到牢房的門口，才睜開眼睛，頭也不回地走出房門，在走廊邁開前所未有地沉重的步伐。

我有一個想法：愛潑斯坦本人並不相信會有朋友來幫他的，而且他也許已經無所謂了。如果是這樣的話，他一定會覺得他已經失去了那個舊日的温暖的世界，為了回到自己曾有的夢，準備了太久而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他一定透過可怕的鐵窗仰視過一片陌生的天空而感到毛骨悚然，問時發覺一盞LED霓虹燈是多麼醜惡的東西，陽光照在年久失修的摩天大廈上又是多麼殘酷。這是一個新的世界，物質的然而並不真實，在這裏可憐的幽魂。呼吸着空氣般的輕夢，餘飄西蕩……就像那個灰濛濛的、佔怪的人形穿過雜亂的樹木悄悄地朝他走來。

第二天，新的獄警——他是我上司調任過來的一個新人——進入房間，情不自禁地大叫了起來。書後他可只能説他當時並沒有十分重視。我從辦公室走出來，等我急急忙忙走到房間前門的台階，才第一次使屋的人感到是出事了，但是我認為他們當時肯定已經知道了。我們幾個獄警，包括我的上司和他身邊的女秘書，以及幾個幫着打掃衞生的囚犯，幾乎一言不發地急匆匆奔到牢房邊。房間空空蕩蕩，牀鋪和桌子上的物品仍和往常一樣整整齊齊，只有那一個近乎衰朽的中老年人的影子，吊着繩索，孤零零地掛在那裏。我們抬起愛潑斯坦朝着屋子裏走出以後，抬頭看了看走廊裏的攝像頭一樣，這場死刑就結束了。

其餘的時間，那一晚以及第二天，只記得一批又一批的警察、攝影師和新聞記者在愛潑斯坦家的前門口，以及我們工作過的大都會懲教中心來來往往。外面的大門口有一根繩子攔住，旁邊站着一名警察，不讓看熱鬧的人進來。那天下午，有一個神態自信的人，也許是一名偵探，低頭檢視愛森斯坦的屍體時用了“畏罪自殺”兩個字，而他的語氣偶然的權威就為第二天早上所有報紙的報道定了調子。那些報道大多數都是一場噩夢——離奇古怪，捕風捉影，煞有介事，而且不真實。等到特朗普在推特里轉發了某個“克林頓式死亡”的陰謀論之後，，我以為整個故事不久就會被添油加醋在“Fake News”上登出來了——不料特朗普本可以信口開河的，卻什麼都不説，並且表現出驚人的魄力——他那金閃閃的眉毛底下的兩隻堅定的眼睛筆直地看着記者，又發誓説他15年沒見過愛潑斯坦，説他對性侵犯尤其是強姦未成年人深惡痛絕，説他本人從來沒有什麼不端的行為。他説得自己都信以為真了，彷彿連提出這樣的疑問都是他受不了的，於是愛潑斯坦就被歸結為一個“害怕審判畏罪自殺”的人，以便這個案子可以保持最簡單的情節。案子也就這樣了結了。

但是事情的這個方面似乎整個都不像媒體渲染的那麼重要。我發現自己並不站在任何人一邊的，也包括愛潑斯坦，而且只有我一人。從檢察官帶人給我做筆錄，到我做完筆錄走出來，閲覽手機版推特和WhatsApp的任何一個信息，成堆的問題都提到我這裏來。起初我感到又驚訝又迷惑，後來一小時又一小時過去，我的嘴裏、手裏還是吐出上司之前交代我的那些話，才漸漸明白我在負責，因為除我以外沒有仟何人沒有興趣——我的意思是説，那種每個人身後多少都有權利發泄出來的強烈的個人興趣。

​之後，我按上司的建議“請假”了幾天，可以回到祖父母的老家看一看了。

火車離開了“大蘋果”，在稍有涼爽的黑夜裏奔馳，這時四周突然出現一股使人神清氣爽的空氣。我們吃過晚飯穿過通廊往回走時，一路深深地呼吸着這些香甜的空氣，在奇異的一個小時中難以言喻地意識到自己與這片鄉土之間的血肉相連的關係，然後我們就要重新不留痕跡地融化在其中了。　　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麥田，不是草原，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涼村鎮，而是我青年時代那些激動人心的還鄉的火車，是鐵鏽帶里長滿荒草但沒有槍聲的廠房，是小鎮裏充滿田園氣息的慢生活。我是其中的一部分，由於那些闖蕩大城市的經歷我為人不免有點矜持，由於從小在“紅脖子”社區里長大，態度上也不免有點自滿。在我們那個城市裏，人家的住宅仍舊世世代代稱為某姓的公館。我現在才明白這個故事到頭來是一整個美國的故事——愛潑斯坦、克林頓、特朗普、監獄裏的所有預警看守和囚犯，包括我，我們都是傳統的美國人，也許我們具有什麼共同的缺陷使我們無形中不能適應美國當今的局面。

當我坐在那裏緬懷那個古老的、逝去的世界時，我也想到了愛潑斯坦第一次來到曼哈頓的大世界，與無數大客户談笑風生時所感到的驚奇。他經歷了漫長的道路才來到這片金色的光芒上，他的夢一定就像是近在眼前，他幾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個夢已經丟在他背後了，丟在這個城市那邊那一片無垠的混飩之中不知什麼地方了，那裏“再次偉大”的合眾國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愛潑斯坦信奉這些光芒，這個一年年在我們眼前漸漸遠去的極樂的未來。它從前逃脱了我們的追求，不過那沒關係——明天我們跑得更快一點，把胳臂伸得更遠一點……總有一天……於是“我們能”奮力向前劃，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進入過去。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