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交惡，美國方面密切關注蘇聯人訪問台灣_風聞

文：沙青青

美國密切關注路易斯訪台

    “10月底，蘇聯記者維克多•路易斯曾在台灣訪問並逗留四日。路易斯其人為斯大林之女所寫回憶錄的穿線人，系在東京取得‘中華民國’簽證。除了台北以外，並訪問了金邊。路易斯離台時，擬順道進入香港，但為港府拒絕，理由是香港不歡迎蘇俄記者。”

    上述這則題為“蘇聯遣人訪台灣”（Soviet Visit to Taiwan）的報道出自1968年11月4日的《華盛頓郵報》。作為美國最重要的新聞媒體，此則報道引起了極大的關注。之前負責直接接觸路易斯的“行政院”新聞局局長魏景蒙對此非常在意，甚至特意剪下後貼在自己的日記裏。

    在維克多•路易斯悄然離開後，台灣方面一直在考慮與蘇聯的秘密接觸究竟可能會導致哪些後果，尤其擔心美國的反應。因此才會特別在意美國各界，尤其是輿論界對此事的看法。其實，當時也有不少人猜測《華盛頓郵報》的消息是美國國務院授意發佈的，但國務院對此拒絕評論。在路易斯離台僅數日，美國駐台官員便找到“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葉梅生試探路易斯訪台的經過。魏景蒙得知後，只交待回答稱：“這人從日本來，我們是以他的《倫敦晚報》記者身份給他簽證，到最後一刻才發現他是蘇聯人。”

台灣“冷”處理，美國“熱”報道

    在魏景蒙看來，國民黨方面不必太過在意美國的態度。他曾向蔣經國指出，美國與中國大陸一直在秘密聯絡溝通，“即使尼克松選舉獲勝，他也會加倍努力去和北平談，不會幫助我們回老家，如果打仗了，也不會提供我們援助。所以，我們為什麼不與蘇聯談打倒共同敵人的事！”

    蔣經國則意味深長地説了一句：“這個行動會有很大的後果。”同時，他也指示有關此事的電報打得愈少俞好，以防泄密。

    實際上，自路易斯入台後，蔣經國便做了極為周到的安排，以一種外鬆內緊的方式進行管控與監視。根據新聞局聯絡室副主任羅啓的回憶，路易斯入關時護照特意不蓋章，避免留下記錄。台灣警務處與安全局的人員包下路易斯所住酒店8間房，安排住進8男8女偽裝成旅客進行監視。蔣經國在部署這一系列工作時再三交代：不可走漏風聲。

    1968年11月7日，蔣介石親自召見魏景蒙，希望進一步瞭解維克多•路易斯訪台期間的詳情。既然此前蔣氏父子全盤指揮此事，有關政治層面的種種皆已有深入認知，因此反倒是希望多知曉路易斯為人及家庭等生活方面的細節。召見行將結束時，魏景蒙補充了一個蔣經國忘記向“老頭子”報告的細節：路易斯曾提出雙方潛伏在中國大陸的情報人員互相合作，“我們在華南掩護他們的人員，他們在華北掩護我方人員”。事後，蔣介石在日記中直白地寫道：“乃證明其為俄共之國際情報員無疑。”

    儘管台灣方面小心翼翼地處理此事，但《華盛頓郵報》對此事的興趣有增無減。1968年11月17日，該報駐香港記者斯坦利•卡勞（Stanley Karnow）發表了題為Russians Angle to ‘Contain’ Red China的報道，以推測口吻暗示台灣當局與蘇聯正在秘密接觸，並認為這是蘇聯調整其亞洲戰略以圍堵中國大陸政權的戰略之一。當時台灣方面駐美“大使”周書楷讀到此文後頗為緊張，急忙電告島內。魏景蒙得知後，便通過有關渠道邀請斯坦利•卡勞來台，打算親自向其“澄清”此事。

《華盛頓郵報》記者訪問台灣

    這位斯坦利•卡勞當年可算是《華盛頓郵報》駐東亞的“明星記者”，也曾是普利策獎得主。自20世紀50年代起，便常駐東南亞各國，並頻繁在香港、台灣及日本穿梭。1959年，他開始報道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隨後他寫的新聞幾乎涵蓋了整個越南戰爭的進程。對於1949後新中國的發展及兩岸關係，卡勞同樣情有獨鍾，早在70年代初就寫過一部專著《毛和中國：從革命到革命》（Mao and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11月30日上午10點，身為“亞洲通”、“中國通”的斯坦利•卡勞風塵僕僕地趕到了新聞局辦公室。魏景蒙向他解釋：允許路易斯入境，是因為“此人可能來台要求政治庇護……如有意要求庇護，本國歡迎。總統寬大為懷，故有甚多匪黨來歸”。此外，他耐心向這位美國記者傳達“蔣總統”所謂“不是敵人就是友人”的重要指示：台灣是自由之地，有言論自由，有探訪自由。在談及路易斯與蔣經國的會面時，魏則稱蔣經國只當他是英國記者，因此主要詢問了英國對中國大陸的態度。

    但來自《華盛頓郵報》的“大記者”顯然不會對這種説辭輕易買賬，卡勞告訴魏景蒙：他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的一家旅館裏見過路易斯，所以知道他來過台北。路易斯對自己是19年來第一位訪問台灣的俄國人十分自豪。路易斯希望卡勞不要以此來寫新聞。因此卡勞認為，路易斯來台是莫斯科方面在探路，並推斷這是俄國在亞洲加強聯絡工作的重要一環，目的在於對北京施壓。

    魏景蒙聞罷卻依舊滿不在乎地表示：路易斯只是一個普通記者，並不怎麼危險。

    卡勞當面反駁道：“那只是外表！路易斯絕對是個危險人物！”

    會面臨近結束時，卡勞提出希望見到蔣經國，親自採訪。魏不置可否，匆匆敷衍過去。

    與魏景蒙會面後，斯坦利•卡勞又在1968年12月3日的《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台灣與蘇聯關係最新動態的報道。在這篇名為“蘇俄試探與台灣提升關係”（Russians Test Taiwan On Improved Relations）的報道中，他披露了莫斯科打算以非正式的方式邀請台灣記者訪問蘇聯的消息。

秘密接觸為何外界很快知曉

    於是，莫斯科與台灣方面彼此接近的消息幾乎在第一時間被外界知曉。雖然細節並不清楚，但雙方重新接觸之事已難以否認。事後分析，這或許是兩方面的原因所致。

    首先，美國對台灣方面的異動非常在意。路易斯來台後，美國便很快通過英國領事館的渠道瞭解到此事（路易斯的正式身份是“英國記者”）。自知難以瞞天過海的台灣當局，也並未否認。在土耳其使館的酒會上，將此事告訴了美國人，但只説與《倫敦晚報》的俄裔記者進行過“有趣的談話”，只是一次普通的外國記者來訪。然而，美國的新聞媒體卻開始連篇累牘地報道，不由得讓人懷疑是美國官方刻意透露了消息，藉此試探台灣方面的反應。

    另一方面的緣由則更弔詭，即莫斯科方面有意向外界散佈此消息。路易斯在西方已被公認為有深厚蘇聯背景的“政治記者”而非普通的新聞工作者，因此他的動向肯定會引起各界注意且極易被察知。蘇聯若果真希望與台灣建立秘密溝通的渠道，則應選擇身份更隱秘者。路易斯訪台後，他本人毫不隱諱，甚至大方地跟《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斯坦利•卡勞談及此事，以至於台灣方面疲於應付美國的各類報道。在斯坦利•卡勞看來，由於中蘇關係交惡，莫斯科希望通過拉攏東亞其他國家及台灣地區，在外交上圍堵中國，路易斯訪台便是一種“宣傳戰”。

    對於上述種種跡象，國民黨高層及蔣介石本人頗為疑惑與躊躇。始終心念“反攻大陸”的蔣介石雖然對蘇聯的真實意圖捉摸不定，但也難以抗拒這個“良機”，所以“對蘇之接洽繼續不斷”。正如他在日記中所寫的，“謀之於人，成之在天而已。”  

魏景蒙再會路易斯

    實際上，正當魏景蒙費心對付美國記者時，新聞局聯絡室副主任羅啓在蔣經國指揮下，遠赴意大利羅馬又一次秘密會見了路易斯。為避嫌疑，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蔣經國皆認為不應再冒險邀請路易斯來台。起初，路易斯建議雙方在拉美繼續聯繫。不過，台灣方面覺得拉美並非其“外交”重點，因此提議在歐洲繼續接觸。

扮演台灣方面“信使”角色的羅啓

    1968年11月某日，羅啓與路易斯相約後赴羅馬見面。此次見面，路易斯行蹤神秘。首先讓羅啓與蘇聯駐意大利使館聯絡。説明來意後，使館人員告訴羅啓：附近有一輛轎車，認準車牌後直接上車。羅啓忐忑地上車後，這位略通英文的司機一路將車開出羅馬市區。在繞了很多圈後，車停在一座郊區別墅前。司機下車，換了一位坐在駕駛座上，定睛一瞧，就是路易斯。羅啓與他便在車裏進行了第一次在歐洲的會談。羅啓多年以後回憶這段經歷，坦言有點當“007”的感覺。

珍寶島事件導致台灣、蘇聯關係升温

    1969年後，雙方斷斷續續進行着類似接觸，並開始涉及實質合作。隨着中蘇衝突的加劇，蔣介石對與蘇聯合作可能性愈加看好，甚至要求抽調部分優秀空軍軍官學習俄語。

    時至1969年3月2日，撬動整個冷戰格局的“珍寶島事件”突然爆發。

    中蘇的邊防部隊在主權爭議地區珍寶島爆發了激烈的武裝衝突。積聚多年恩怨鬥爭終於從對罵、棍棒武鬥升級到了槍炮互射的“熱戰”。霎時，社會主義陣營中最大的兩個國家間戰雲密佈，全面戰爭的威脅籠罩在漫長的中蘇邊境。

    在中蘇如火如荼地進行炮擊時，《華盛頓郵報》“恰巧”發表了一篇維克多•路易斯關於“台灣之行”的專訪。在這篇專訪中，路易斯興致勃勃地講述了他四個月前訪問台灣的詳細經過，甚至披露了他與蔣經國見面並訪問了高雄。此外，路易斯還在美聯社記者的訪談中提到了他的台灣之行，認為台灣“是一個親切愉快的地方，而非一個大軍營”。

    台灣方面自然會在第一時間獲悉上述消息。蔣介石猜測，這是莫斯科領導層借路易斯之口“暗送秋波”，“或為蘇俄對我企圖繼續聯絡協商乎”？

    “珍寶島事件”確實成為蘇聯與台灣關係改善的重大契機。晚年蔣介石似乎看到了“重回大陸”的最後希望，蘇聯則將台灣視為“施壓北京”的重要棋子。於是乎，雙方各取所需且互有所圖。在中蘇熱戰的陰影下，各方在羅馬、維也納、華盛頓、河內等地，即將展開新一輪外交與情報的博弈。